4.5 媒介依附论

回到加拿大后，斯麦兹作为一个充满爱国热忱而又积极实践的知识分子，在不断反思加拿大的传播工业及受众商品观念的基础上，进而思考整个传播行业资本、传播者、内容、受众在国际范围内的流通。作为一个关心现实的具有责任感的学者，他更多地以一个冷静的旁观者身份看待美国传播工业在全球的扩张，尤其关注加拿大传播工业对美国的依附。在《依附之路》（Dependency Road: Communications, Capitalism, Consciousness, and Canada）中，他考察了垄断资本主义核心地带——美国与加拿大文化工业的关系，分析了加拿大依附美国的原因、机制、过程和特征，指出加拿大的军事工业复合体是美国军事工业复合体的子集（Smythe, 1981: preface）。他这样描述加拿大人：看看他们开的车，看的电影，听的通俗音乐，他们就是加州人，他们只是一个生活在遥远的地方，有着短暂历史传统的美国公民。当他们的需要与美国的意愿对立时，加拿大人很少强调自己的需要，加拿大随着英帝国的消失，获得了表面的自治，实际上，加拿大从对英国的依附转移到了对美国的依附。在资本主义核心地带，在国家的边界上加拿大并没有分离出美国。斯麦兹认为加拿大是美国经济的一部分，反映了不发达的附属国家的一些基本特质。加拿大是世界上最具依附性的国家和世界上最富有的不发达国家。意识工业的发展也是如此，加拿大的文化工业也是围绕着美国跨国公司（TNC,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而建立，是美国文化的附庸（subordination）（Smythe, 1981: 3）。

斯麦兹批判加拿大政府持续地忽视这些问题。他认为正是加拿大的经济和文化政策，而不是地理因素，导致了加拿大总是单向“信息自由流通”的接受者。加拿大联邦政府和统治阶级总是乐于适应首先是英国、接着是美国的资本和商业组织的需要去发展其本土的文化工业。加拿大政府的文化政策一直都是接受美国工业的统治地位。尽管方式不同，但加拿大报刊、书籍和电影工业都是美国市场的附庸，是美国传播工业的海外分支。加拿大的电子传播基础设施几乎都是由美国公司所有和控制的。电视出现后，加拿大也没有采取不同于美国的编码和解码的技术标准。加拿大媒介企业选择了美国模式，受众调查、合并和融合及受众商品的生产都与美国如出一辙。美国谴责其他国家的电影配额制度和歧视政策，以保证本国的电影能在他国的电影院上映，而加拿大却没有。加拿大附属于美国的帝国主义生活方式，加拿大的媒介政策只是美国商业媒介模式的逻辑延伸而已（Smythe, 1981: 168）。而加拿大联邦政府通过各种委员会和政策加深这样的依附，这也让斯麦兹痛心疾首。

斯麦兹的方法论是批判的历史唯物主义。他一开始就关注加拿大联邦政府和统治阶级如何利用传播工业去创造必要的共识和意识形态，去使这种依附合理化，维护英国和美国资本家的利益。他指出这种依附背后的原因是加拿大经济对美国垄断资本主义的依附，而美国使用其技术和意识形态的霸权力量，通过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加深了其他国家对它的依附。斯麦兹希望打破依附状态下的单向信息流通，通过斗争，在加拿大统治范围内建立代议政府，使加拿大成为一个正式的自治国家（Smythe, 1981:188）。斯麦兹也多次参与了美国和加拿大广播业的政策制定，他为加拿大皇家广播委员会提供了研究报告和政策建议，身体力行，体现了一位独立学者的爱国情怀。

《依附之路》出版后并没有引起太多注意，被加拿大学者和业界忽视了十多年。学界讨论时往往提到受众商品论，而完全无视媒介依附理论。但是在1994年《北美自由贸易协议》生效后该书重新受到关注，作为一本反潮流著作它引发了人们对北美传播业一体化的反思，书中的一些论断和解释都在不断应验，让人不得不赞叹斯麦兹的先见之明和独到眼光。在中国，以商品化、产业化、集团化、资本化和全球化为核心的传播文化产业理论、政策和实践层出不穷，斯麦兹的媒介依附理论是否可以用来解释中国传媒业的一些问题并预测其发展进程和趋势也值得我们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