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 社会学思想传统和北美新闻传播研究

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受到了各种思想传统的影响。源于社会学的传播研究，更是受到社会学的影响，尤其是在方法论上。作为传播研究一大分支的传播政治经济学也不例外。韦伯（Max Weber）对理性化的理解和经济社会学有助于传播政治经济学者理解西方现代社会的工业化和官僚化特征。韦伯很早就认识到了新闻界在20世纪的代理角色，他认为在现代民主国家，所谓的公共意见大多数是被政治领袖和新闻界管制的，新闻界被政治势力引诱着去说服大众接受社会秩序。韦伯视新闻自由的概念为一个魅力（chrismatic）领导的工具，这也被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用来分析媒介在社会发展中的角色，将媒介看作一个权力运行的工具和政治经济权力的代理。

北美的新闻学研究也是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直接思想来源。20世纪初新闻巨头普利策提出这样的观念：将报纸转变为非营利的机构，由大学来运行。李普曼（Walter Lippmann）的舆论学研究、刻板印象和制造共识（manufacture of consent）的论述都被传播政治经济学者用来分析美国传播工业的意识形态功能。媒介的宣传功能被赫尔曼和乔姆斯基所继承，并衍生出一个著名的概念：宣传模式。杜威等教育家对传播在社会中功能的论述，也影响了传播政治经济学。杜威（Dewey, 1916）强调通过传播协调解决社会冲突，将传播视为一个互惠和合作的平等过程，主张通过渐进的教育促进社会民主，调整现有社会关系，这也影响了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对自由平等传播的期待。杜威等人建议报纸应该是一个非营利和非商业性的事业，启发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呼吁建立非营利和非商业性媒介。杜威和米德（George Mead）等实用主义者提出互助论（mutualism），希望通过学术研究，促进社会的协调，加强现代工业社会的民主参与，这鼓舞了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者提出各种媒介改革建议，积极参与媒介改革运动。

传播政治经济学者也批判地继承了经验传播研究。传播研究起源于二战的宣传研究，以传播学四大先驱为代表的社会学者关于宣传效果的研究，当时就具有一定的批判色彩，但是很快批判的研究路径不受商业媒体、大学管理者和主要的基金组织尤其是洛克菲勒基金会（Rockefeller Foundation）的欢迎，传播研究先驱们逐渐从批判宣传威胁自治转向帮助精英根据他们自己的利益利用宣传管理人民。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开启批判性传播研究的拉扎斯菲尔德（Paul Lazarsfeld）后来变成了主流研究的一个标志性人物。许多批判传播研究则由许多领域外的学者来完成，如米尔斯（C. Wright Mills）。批判的宣传研究虽被主流学者所抛弃，但被传播政治经济学者所继承，他们不断挑战经验研究的前提，攻击传统的概念框架。传播政治经济学者批判主流传播学者消除和软化对社会系统的批判，他们从政治经济学的视野，批判地认识大众传播的结构和功能。传播政治经济学者认为主流传播学者坚持现状是合理的，从来不进行解释，更多是考察商业媒介系统（或者资本主义经济）的价值和贡献（McChesney, 2007: 40-41）。对传播政治经济学者来说，这种非批判的假设是对思想责任的彻底逃避，非批判预设都包含一个信仰：美国政治经济与集团媒介系统的公平和基本正当。在传播政治经济学者看来，主流的学者与社会的精英合谋，为虎作伥，主流的研究总是提供一个脆弱的分析和蹩脚的建议，即使是最严肃的研究和最显著的证据，解决办法通常被化约为：呼吁更多的教育，祈求掌权者自己改变行为方式，忽视社会问题的根本原因。传播政治经济学者认为主流学者所标榜的现实主义和价值中立在仔细的审视下总是不确定的，主流的研究总是使自己适应现有权力的需要。而传播政治经济学者拒绝承认现状是自然的与合理的，并努力去实现变革。在批判的传播政治经济学视野内，一致同意媒介研究的目标是改变我们对大众媒介角色的理解，而不是迎合商业利益和资助来源的需要。

社会学家米尔斯对传播政治经济学有重大影响。战后米尔斯对美国文化的重商主义的喧嚣和去政治化走向、权力精英的保守趋势，以及美国社会受危机困扰的分析，都影响到了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对美国传播和文化工业的认识。在《权力精英》（The Power Elite）中他考察了美国权力和阶级结构，提出了对美国政治文化最有洞见和先见之明的批评（Mills, 1956）。他指出了战后美国的悖论：一方面，美国是一个充满着技术、荣誉和重商主义喧嚣的国家，美国社会是一个传统被打破和融化的社会，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个保守的和受危机困扰的社会；另一方面，却是一个高度去政治化的社会，大多数重要的政治决定是被少数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作出的，公共关系被用作去安抚所谓的“群氓”（rabble），商业媒体系统在维持社会秩序上扮演重要角色。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继承了米尔斯的概念，认为美国商业化媒介实际上导致了非民主化、去政治化和两极化（McChesney, 1999: 185）。米尔斯还关注二战后社会中知识分子的责任，并拥护在客观观察中的公共政治参与，这也引起了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对知识分子责任和公共政治参与的重视。

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也在批判自由主义思潮过程中不断发展。自由主义传统信奉自由市场的神话（mythology），认为对人类来说，最理智、公平和民主的规范机制就是自由市场规范机制。市场是公正、平等的，市场作为规范机制不需要任何讨论。自由竞争不断促使经济主体以最可能低的价格生产出最高质量的产品，奖励工作最勤奋和最有效率的人。但是，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者看到的真相却是市场的成功都是基于消除竞争。一个公司面临的竞争越少，面临的风险就越小，赢利就越有可能。20世纪美国市场一直处于垄断的状态，少数公司彻底地垄断了市场的输出，建立主要的壁垒，防止他人进入。传播政治经济学者指出，新自由主义认为解除管制能使政府扮演一个更小的角色是误导人的，实际上，政府的角色依然重要。政府的政策是工具性的，决定了谁是赢家、谁是输家。正是在对新自由主义教条的批判过程中，传播政治经济学发展出了独特的国家观和媒介市场理论。

传播政治经济学者继承了第一修正案理论，同时又有所批评。米克约翰（Alexander Meiklejohn）关于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言论自由和民主自治关系的研究，引发了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对美国商业传播体制下言论自由和自治的担忧与呼吁。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一直被主流学者认为是美国甚至是世界人民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的理论依据和法律保障。但是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将其视为维护集团媒介权力和富有者限制美国民主发展的工具。他们将第一修正案研究称为神学（theology），是阶级对民主的特权（McChesney, 1999: 257）。正是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授权媒体进行私人控制和高度商业化。第一修正案关闭了任何被告知（informed）的公众讨论渠道。对于媒介所有者来说，第一修正案是“他们的”第一修正案。美国式的自由媒介理论也是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对象。他们从社会阶级结构的角度对新闻自由教条进行了批判，认为新闻自由来自社会的阶级和权力结构。在施拉姆（Wilbur Schramm）等人出版了《报刊的四种理论》后，斯麦兹尖锐地指出四种理论是冷战学术的产物，歪曲了传播史，将理论浪漫化了。而所谓自由主义理论，从来就不是一个明显的准则，而仅仅是促进资产阶级利益的口号，自由主义新闻理论忽视了这种理论的实际——它是被有意识地建构的，存在自我服务的理性，被政治家和商人用来美化他们的言行。施拉姆讨论的新闻自由是为某些人（商人）准备的，他的书写不涉及历史现实，而是玩弄历史（Smythe, Guback, 1993: 91）。

哈钦斯委员会提出的社会责任理论也是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重要的思想来源，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对公共责任的强调与社会责任理论一脉相承。但是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者是在批判社会责任理论的基础上发展他们的媒介责任观的。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者认为社会责任理论是大企业公共关系项目的一部分。哈钦斯委员会对新闻界的期待是不现实的，它忽视了新闻界是一个工具而不是一个独立行动者的事实，给了新闻界和公众不能承受的负担（Altschull, 1984: 189）。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者指出，社会责任是多方关于新闻媒体与其他机构关系的争议产生的教义。持社会责任论者的努力是为了管理新闻界。

值得注意的是，传播政治经济学从来没有反对经验研究方法，只是将自己远离经验主义或者将思想行为化约为对行为考察的简单陈述，取而代之的是对理论和实践的辩证关系的分析。正是在对北美经验研究不断批判继承、突破创新基础上，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开辟了一条不同于传统传播经验研究的政治经济学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