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社会工作在农村反贫困中的介入：以万载为例

5.1 问题的提出

农村贫困问题一直以来都是世界性的重大议题。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大规模的扶贫开发工作的推进，中国的反贫困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根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1978年，我国的农村贫困人口规模为2.5亿人（根据测算，当时的贫困标准为100元/年·人），贫困发生率，也即贫困人口占比，高达30.7%。但改革开放后，贫困人口数量迅速下降，根据1986年国务院制定的206元的贫困标准，1985年的贫困人口已降至1.25亿人。自1986年起，国家启动扶贫开发计划。至1992年，贫困人口已降至8000万人。1994年，国务院又进一步制定和实施《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力争用7年左右的时间，基本解决全国农村8000万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该计划实施效果也较为显著，至2000年，根据1986年贫困标准的不变价，2000年的现价标准为625元，当年的农村贫困人口为3209万人，贫困发生率降低至3.4%，贫困人口比例大幅下降（如表5-1所示）。

2000年之后，国家连续两次提高了贫困线标准。2010年，贫困线标准进一步提高至人均年纯收入2300元，该标准接近或略高于世界银行1.9美元的贫困线标准。农村贫困标准的大幅提高，使贫困人口的规模急剧扩大，2010年的农村贫困人口达到1.6567亿人，贫困发生率提高到17.2%。近几年来，为加快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党中央进一步加大了扶贫攻坚的力度，并提出了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至2016年底，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贫困人口已降至4335万人。但从总量上看，农村贫困人口的规模仍然很大，特别是在中西部的集中连片困难地区，还存在大面积的极端贫困人口。中国的减贫工作依然艰巨繁重。

不过，从以往的扶贫经验看，农村反贫困行动更多依赖的是政府主导下的经济政策行动，社会工作者等专业社会力量参与不足，且当前的扶贫暴露出越来越多的问题。追求规模化、区域化的产业扶贫的边际效应越来越弱，绩效越来越差，并且暴露出诸多深刻的问题，如专业户、大户等精英俘获，资源投入有增长、无发展，呈现内卷化、不接地气、一刀切的缺点，贫困户实际受益率低，且越来越形式化、表面化，越来越不适应新时期的精准扶贫、脱贫攻坚、深度扶贫的要求。

而从国际上看，反贫困或者说贫困救助一直以来是社会工作关注的重要主题和服务内容。美国学者威廉·法利等人在《社会工作概论》一书中指出，广义社会工作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572年英国建立的旨在援助贫困者的“贫困观察员”制度以及随后颁布的《伊丽莎白济贫法》（1601），这是一项由政府主导的帮助穷人的系统计划。美国社会工作的发展也始于对穷人的帮助。1877年，美国第一个慈善组织协会在纽约布法罗成立，能力卓著的社会工作者逐渐成为协会的骨干力量，开始为那些有志于通过个别化的服务来帮助穷人的私人机构提供援助和专业支持，这可视为专业意义上的社会工作的开端。

近二十年来，以发展型社会政策和资产社会政策理念为代表的积极的扶贫政策理念正在推动全球反贫困领域的革新。在这种积极的反贫困理念中，倡导能力建设、资产建设和个别化服务的社会工作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当前，我国亟待建立与不断提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综合国力相适应的社会福利体系，包括农村反贫困体系。对此，中央在顶层设计层面也做出了回应。2016年11月，国务院出台的《“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明确提出，要进一步发挥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和志愿者扶贫作用，制定支持专业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力量参与脱贫攻坚的专项政策。而如何总结本土化的探索与实践经验，促进社会工作者服务于农村反贫困工作，探讨社会工作在反农村贫困中的应用，无疑正当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