缝隙是如何产生的

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存在一个广阔的边缘地带。对于国家权力而言，这意味着专断权力的行使受到限制，从而不得不借助一系列行政技术来实现对社会的治理。对于社会而言，这是个最具活力、最具风险的领域，社会的自我治理在此显得困难重重，同样不得不借助于国家权力。

在传统时代，国家权力有限，无法深入边缘地带，因此发展出一套半正式的行政技术。这个地带的绝大多数行政人员并非正式官员，而是国家权力的代理人。代理人的成分极为复杂，既有属于官僚体系的胥吏，也有属于社会自治体系的士绅豪强。长期以来，胥吏与士绅豪强各司其职，相互配合、互相制衡，自上而下的权力与自下而上的自治形成的双轨政治在这个边缘地带交汇。

在政治清明、社会稳定的帝国时代，双轨政治是一个官民两便的行政体制。对于国家而言，通过半正式的行政体系实现了接触社会的目标。相对于正式行政体系而言，这是一个极为简约高效的制度设置。对于社会而言，通过代理人实现了与国家权力的对接，既可借助国家权力避免社会的丛林法则，又可防止国家专断权力横征暴敛，保护了社会。

帝国的崩溃往往起源于边缘地带社会治理的混乱。比如，胥吏未能受到有效约束，贪污腐败，激起民愤；士绅蜕化，社会权力为豪强把持，地方治理黑社会化。半正式行政体系的崩溃，使得国家与社会之间无法有效贯通，直接导致国家能力的削弱、社会治理的混乱，间接导致改朝换代。

在近代以来的国家建设中，国家权力具有强烈的改造半正式行政体系的冲动，主要表现为将半正式的行政机构和人员正式化，如压缩代理人的治理空间、建立基层政权。其结果是，帝制时代的双轨政治被拆解，正式行政的政治单轨成型。不过，单一行政体系的建成并不代表边缘地带的消失，也并不意味着这一地带固有的治理困境的消除。事实上，很少有一个国家能够将其行政体系延伸到社会的最基层，也很少有一个国家的权力能够渗入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因此国家治理仍需借重于代理人体制。

国家与社会的边缘地带的治理，本质上属于熟人社会的治理。熟人社会是一个同质的社会，共同体内部信息高度互通。在这个意义上，国家介入其中反而增加了治理单元的复杂性。充分依赖代理人进行治理，实际上是在尊重共同体的完整性。半正式行政体系也是熟人社会中非常高效的治理方式，因为代理人可以准确掌握信息，还可充分利用熟人社会的规则开展治理活动。在熟人社会中，有专断能力的国家权力只要保持消极姿态，基本上可以实现简约治理。在传统时代，半正式行政的危机主要来自国家权力从无为政治的形态转变为积极行政。这破坏了熟人社会的治理形态，让代理人游离于熟人社会之外，国家治理的缝隙来源于代理人无法有效勾连国家与社会。

很多人认为这个时代的冲突泛滥也根源于国家权力过于积极。然而，这并不全是事实。客观上来说，在基本上实现了政治单轨的今天，国家权力并不算积极。冲突过多根源于熟人社会的解体，它使得半正式的行政体系无法发挥作用。在陌生人社会中，代理人无法有效掌握治理信息，人情、面子等广为应用的熟人社会规则也难以运用于正式行政中，这使得半正式行政成本大为提高。代理人无法有效完成行政任务，就有可能引入私人暴力等非正式的行政技术，这会激化基层治理矛盾。这一逻辑在城市治理中体现得更为明显。改革开放后，单位制逐渐瓦解，大量流动人口涌入城市，城市治理面临严峻挑战。绝大多数地方的城市治理仍然延续了半正式行政体系的构架，但在实际的行政实践中，却逐渐放弃了熟人社会的治理技术。比如，“临时工”已非来自本地的熟人，而是在社会招聘或劳务派遣的劳务人员——城市里的陌生人。

在某种意义上，今日之中国已经告别了乡土气息，连社会冲突也带着城市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