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世界民族学科的形成与发展

世界民族研究，以生活在世界上的各个民族作为研究对象，是一个广阔的学术领域，也是一门综合性的具有广泛应用价值的社会科学。当今世界，凡是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国家，都在开展世界民族研究，广泛利用这一学科的基本知识和研究成果为其各个方面的实际需要服务。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又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对于这门学科的需要也是多方面的：无论是为了促进国内的民族工作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四化建设，还是为了加强同第三世界各国以及全世界各族人民的团结合作、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都需要重视对于世界民族情况及民族问题的了解和研究。

一 世界民族知识在历史上的积累

世界民族研究，如同任何其他学科一样，曾经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资料积累过程。在漫长的原始公社时代，人们生活在比较狭小的社会群体里，由于生产力低下，知识贫乏，人们对周围环境的了解，也被局限于一个相当狭窄的区域。然而，即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各个部落之间也不是完全隔绝的。毗邻各族常有友好交往，互结婚姻，互相馈赠，或进行物物交换，偶尔也会发生争执、冲突；甚至发生掠夺和战争。当时，由于条件的限制，人们对近邻民族了解得多一些、具体一些，而对距离稍远一点的民族，只能听到一些间接的传闻。这些传闻往往还带有浓厚的神话色彩。关于周围民族的知识和传闻，几乎在每一个民族的人民中间都可以听到，但由于是口耳相传，没有用文字记载下来，所以还不能作为科学研究的基础。

现在可以被用作科学研究的民族资料，大多包含在古代的史地文献和旅行札记之中，无论是在东方或西方、中国或外国，都可以上溯数千年。这说明自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以来，历代学者对于周围民族的情况就给予了极大的关注，留下了宝贵的资料。

中国历史上有关民族资料的积累

我国是一个拥有几千年文明历史和灿烂文化的东方古国。早自殷契卜辞和周金铭文，便有关于近邻民族的零星记载：在《尚书》、《山海经》等先秦古籍中，也可以见到关于周边民族的片断资料。不过，当时人们的地理概念和时空观念还是相当狭隘的，对四周民族了解的广度和深度也是十分有限的。只是后来，随着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人们才逐步扩大与外界交往的范围。从而，关于周围民族的知识，也由近及远、由传说到实证、由粗略到翔实地逐步得到积累和扩充。

在中国古籍中，以西汉司马迁的《史记》最为著名，这是我国第一部通史，记载了自黄帝至汉武帝时期共约三千年的历史，除政治、经济、军事以外，还包括国内各民族以及邻国各民族的文化和生活情况。尤其是他以《外国列传》、《西南夷列传》的形式系统地记录了各族人民的生活情况，开创了为各国、各民族作传的先例。此后官方修史，代代相沿，使民族资料在二十四史中占有重要地位。此外，在历代地方志、族谱、碑铭、文集和游记中，也包含关于各民族社会结构、政治状况、风土人情和宗教信仰的生动记载。

我国的对外交通有海陆两条路线。据《史记》记载，陆路交通是从张骞通西域开始的，张骞是西汉时期的外交家和探险家，公元前2世纪后半叶曾两次奉命出使西域，亲历大宛、乌孙、月氏、大夏等中亚各国，并与这些国家建立了友好关系，经常有使节往来。从此我国便从内陆打开了通往西方的道路。中国丝绸和其他货物开始从这条道路源源运往西方，因而这条路被称为“丝绸之路”。“丝绸之路”东起我国的西安，途经陕西、甘肃、新疆，而后越过帕米尔高原，再经中亚和西亚各国，直达地中海东岸。历史上一直是连接世界上几个古老文明中心的桥梁，是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和人民友好往来的通道。这条道路的开通，使我国人民的眼界日益开阔，对西方民族也增加了间接的了解。

此后，许多佛教高僧的远游、政治活动家的考察和外贸商贾的往还，都对丰富世界民族的知识作出了贡献。我国历史上出国远游的高僧，最著名的有法显、玄奘和义净。

法显是东晋人，于399年从长安出发，经过河西走廊、新疆，渡流沙，越葱岭，到达印度。在印度留学10余年，遍游各地佛教圣地；后来从海路回国，沿途历经斯里兰卡、印度尼西亚等地。于412年回国，后著《佛国记》一书，扼要记述了他所亲历约30国的山川、社会和民族风情。这是我国现存史料中有关海陆交通的最早详细记录，也是中国与南亚、东南亚各国友好交往的史料。

玄奘为唐朝人，627年从长安出发西行，路途约经4年始抵印度，至摩揭陀求学。而后取道葱岭，于645年回国。前后历时18年，跋涉5万里，亲历110国，并得知传闻者28国。有关这些国家的社会风貌、地形、物产和民族情况，均详细记入《大唐西域记》12卷之中。所涉及的地区异常广阔，从我国新疆一直到达地中海东岸，南至印度半岛和斯里兰卡，北及中亚南部和阿富汗北部，东抵中南半岛和印度尼西亚，为这一广大地区留下了极其珍贵的历史文献资料。

义净亦为唐朝人士，671年由海路前往印度求法。从广州搭乘伊朗商船出发，经爪哇、苏门答腊、马来半岛，到达印度。时经25载，游历30余国，于695年经海路回到洛阳。在他归国途中写成《南海寄归内法传》4卷和《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2卷，是研究南亚各国历史、民族、宗教和中西交通往来的重要资料。

中国佛教高僧的这些活动，大大拓宽了中国人民的视野，增进了对东西方各族人民生活与文化的了解。同时，还有一些政界人士和旅行家，也对扩充世界民族知识作出了贡献。其中影响较大者，主要有朱应、康泰、杜环、汪大渊与郑和。

朱应和康泰是三国时期的吴国人，226年奉命出使林邑、扶南，并亲身游历南洋群岛，探寻通往罗马帝国的航路，总共亲历和传闻100多个国家的社会状况和风土人情。回国后，朱应写了《扶南异物志》，康泰写了《吴时外国传》。两书虽已散失，但其内容已有不少被转录于其后的古籍之中。

杜环为唐朝官员，751年随高仙芝西征，在怛罗斯与阿拉伯军队交战，战败被俘，在巴格达居住10年，至762年乘中国商船回到广州，后著《经行记》一书。书中记述了他在阿拉伯世界所见所闻的社会、民族和宗教风情，以及中国画匠、纺织工和造纸工在那里工作的情况。

汪大渊是元朝的航海家，他鉴于我国史书中有关海外诸国风土人情的记载较少，决心亲自出海考察。约在1330年随商船远游南洋群岛和印度洋地区，历时5载；1337年，又由泉州二次浮海远游，往返3年。回国后，于1349年著《岛夷志略》，扼要记述了他所亲历220余国和地区的地理、物产、社会状况和民族风貌。

郑和为明朝云南人，10岁进宫做太监。1405～1433年，先后7次率领大型船队远航西洋，泛海10余万里，历经亚非30余国。关于这些国家的社会和民族情况，则由他的随从作了详细记述，其中有马欢的《瀛涯胜览》、费信的《星槎胜览》、巩珍的《西洋番国志》。这些著作大大丰富了我国人民的世界地理和民族知识。

总之，在中国古籍中，除官方所修正史以外，还有大量史地专著，记述着有关国内外民族的社会和生活状况，上面所列举的只是很小一部分。此外，比较著名的还有《禹贡》、《水经注》、《吴越春秋》、《越绝书》、《华阳国志》、《蛮书》、《桂海虞衡志》、《蒙古秘史》、《突厥语词典》、《满洲源流考》；关于国外民族的记述还有宋代赵汝适的《诸蕃志》和周去非的《岭外代答》，元代陈大震的《大德南海志》和周达观的《真腊风土记》，明代张燮的《东西洋考》和严从简的《殊域周咨录》，清代傅恒等的《皇清职贡图》和王大海的《海岛逸志》，以及其他等等。不过，所有这些著述，所涉及的地域，大都局限于亚洲以及东非部分地区。在近代以前，囿于狭隘的地理概念和时空观念，我国人民尚未形成全球性的地理知识和民族知识。

西方历史上有关民族资料的积累

古代希腊罗马的文明是在古代东方文明的基础上形成的。有关民族知识的积累，也应从古代埃及和西亚谈起。早在公元前两三千年，古代埃及的文献中，就有关于远游异国的记载；当时的绘画艺术，也描绘了埃及人、利比亚人、闪米特人和努比亚黑人的体型和服饰，以及他们的武器和住宅。巴比伦、亚述、赫梯、乌拉尔图和波斯等古代帝王的铭文，则记述了被他们征服的或有经常交往的许多民族的基本情况。古代以色列人继承了古代东方各民族的地理概念和民族知识，并将其凝聚于《圣经》之中。《创世记》所列的民族，对于从米地亚和埃兰到塔尔席施，由里海北岸直到埃及南部的民族情况，提供了一个概略的说明。当时，他们尚不知蒙古人种和尼格罗人种的存在，而将他们所熟知的数百个民族笼统地分为三类，即所谓的雅弗人、闪米特人和含米特人。

在古希腊罗马的史籍中，以公元前5世纪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所著《历史》最为著名，一向被认为是西方最早的一部历史著作。希罗多德曾游历过希腊本土、小亚细亚、黑海北岸、高加索、腓尼基、叙利亚、埃及、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岛，也就是说，他曾到过当时希腊人所知道的整个世界，并在书中详细记述了这些地区的民族风情和社会状况。

与希罗多德同时代的古希腊医生希波克拉底，也曾在希腊本土、小亚细亚、黑海北岸做过广泛游历，行医授徒。他在其医学论著中，对不同民族人们生理上的差别，以及他们在生活上受地形、气候影响所形成的特点，曾经做过尝试性的解释。此外，同时代的其他学者，如修昔底德、色诺芬、埃福罗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也都重视气候对于人们生活方式的影响。

从亚历山大大帝东征起，古希腊人的空间知识开始拓宽，达到过去只在传闻中获知的印度和中亚等地。关于这次远征，已由其部将托勒密·索特根据亲身经历、军政文书和亚历山大“起居注”作了记述，写成专著；至公元2世纪，在此基础上，又由希腊学者阿里安再补充其他资料写成《亚历山大远征记》一书，给我们留下了有关这些地区的宝贵资料。

到了罗马帝国时代，帝国除了所控制的地中海周围地区以外，还逐步向西北方向推进，由恺撒率军占领高卢，进攻不列颠和日耳曼尼亚。此后他还写了《高卢战记》一书，对古代高卢人和部分日耳曼部落的生活和文化作了详细记述。公元1～2世纪，在古罗马著作中，比较有名而包含较多民族资料的史地专著，有塔西陀的《日耳曼尼亚志》，书中详细记述了古代日耳曼人的生活方式和风土民情；有斯特拉波的《地理学》（17卷），该书对欧、亚、非广大地区的地理特征和民族风情作了比较系统的记载，书中提到从不列颠到印度、从波罗的海到北非广大地域上的800多个民族；此外，还有波桑尼的《希腊风土记》、梅拉的《世界概述》、老普林尼的《博物志》和托勒密的《地理学指南》，从中都可找到当时所能了解到的民族资料，以及有关远方民族的传闻。

7世纪阿拉伯帝国崛起后，地理知识和民族知识的扩展，大多是由阿拉伯人完成的。穆罕默德曾经教导伊斯兰朝觐者：“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在为数众多的阿拉伯旅行家中，我们仅举三位最著名者，即苏莱曼、马苏第和伊本·拔图塔。

苏莱曼为阿拉伯商人，曾经游历印度和中国。851年，无名氏记述其东游见闻，写成《苏莱曼游记》一书，这是欧洲和西亚关于远东的第一部重要著作。书中详细记述了自阿曼到中国沿途所经过的海洋和岛屿，以及当时阿拉伯商人聚居地广州的民俗和宗教，其中特别提到中国人喝茶的习惯。

马苏第曾于10世纪游历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伊朗、亚美尼亚、里海沿岸、印度河谷、斯里兰卡和中国。在他所写的众多著作中，尤以《黄金草原和珠矶宝藏》一书最为著名。其中多处谈到中国，盛赞中国人的手工技艺，认为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

伊本·拔图塔于1325年由摩洛哥故乡丹吉尔出发，前往麦加朝觐。之后，由此漫游叙利亚、波斯、美索不达米亚，渡里海到克里米亚，经北高加索前往中亚细亚，翻越兴都库什山，于1338年到达印度。得到印度苏丹穆罕默德的信任，受命为德里大法官。1342年，他曾作为印度特使被派往中国。最后于1349年回到故乡。1352年又穿过撒哈拉大沙漠南行，前往西非的马里帝国做了最后一次旅行。自1325年至1353年，前后28年，总共行程12万公里。他的旅行见闻，已于1353年由他口述，经记录整理成《伊本·拔图塔游记》一书，对于研究他所到过的地区、所提到的民族，都具有持久的史料价值。

在中古晚期，对沟通东西方文化作出贡献的，还有一批意大利旅行家，其中尤以马可·波罗最负盛名。马可·波罗出生于威尼斯，1271年随父、叔前往中国，深得忽必烈宠信，先后在元朝为官17年。除在京城大都（今北京）任职外，还经常奉命巡游外省，并曾出使缅甸和南洋。最后，于1292年奉命护送公主阔阔真前往伊儿汗国完婚，完成任务后，于1295年返回威尼斯。1298年，他在威尼斯与热那亚的战争中被俘，后在狱中口述东方见闻，由同狱人鲁思梯谦笔录成书，是为《马可·波罗游记》。书中盛赞中国及东方之昌明和富庶，使西方人大开眼界，对此后新航路的开辟曾经产生巨大影响。此外，曾经作过东方旅行的意大利人还有约翰内斯、奥德里希和佩戈洛蒂。约翰内斯在1294～1305年曾经漫游波斯、印度和中国；奥德里希于1316～1330年，途经亚美尼亚和波斯，由波斯湾出海，路过尼科巴群岛、苏门答腊和爪哇，最后抵达广州，走陆路过南京到北京；佩戈洛蒂也为旅行印度和中国写过一本旅行指南。

不过，总的说来，直到地理大发现和新航路开辟以前，西方人的地理知识和民族知识，仍然局限在欧亚大陆和非洲部分地区，对于地球四分之三以上的土地及其居民尚不了解。可是时隔不久，自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1498年达·伽马绕过非洲南端开辟通往印度的新航线以后，特别是1519～1522年麦哲伦船队环绕地球一周以后，人们的眼界大为开阔，全球观念开始形成。接着掀起了一系列风起云涌的考察：不但发现了新的土地，同时也发现了新的人民。自此便揭开一个世界性地理知识和民族知识迅猛激增的时期。随着这些知识的扩展和积累，西方人开始认识过去从未想象过的具有不同肤色和面貌的各族人民，开始得知过去闻所未闻的民族语言和形形色色的民族文化。所有这些体质上、语言上、文化上的种种不同和悬殊差异，究竟从何而来？原因何在？对于整个人类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应当作何理解？这些问题必然会在一些学者和哲人头脑中引起思考和探究。

二 世界民族学科在西方兴起

世界近代史是西欧崛起的时代，首先是西班牙和葡萄牙，尔后是荷兰、英国和法国相继成为海上强国。新大陆的发现、新航线的开通，为他们进行海外贸易和殖民掠夺提供了无限的机会和广阔的场所。所有这一切，大大刺激了西欧城市手工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加速了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经过17～18世纪英法资产阶级革命，以及此后的工业革命和科技革命，西欧各国便进入了资本主义蓬勃发展的时期。

这时，在经过文艺复兴运动和启蒙运动以后的西欧，科学已冲破宗教和自然哲学的束缚，得到空前发展，逐渐分化为许多独立的学科，形成近代科学体系。19世纪可以说是科学发展的黄金时代，它已成功地扩展到需要探索的一切领域。不过，社会科学或人文科学仍然局限在欧洲本身。当时，对于18世纪后期在西欧兴起的民族主义思潮，以及由这一思潮推动而在西欧产生的民族问题和民族运动，各国资产阶级为争夺民族市场和建立民族国家所进行的角逐与斗争，已由刚刚形成的各门近代学科做了充分研究。例如，关于西欧各民族自身的起源和发展、文化和生活、社会和经济，以及各民族的历史和现状、民族关系和民族政策、民族主义思潮和民族问题理论，则是分别由历史学、民俗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学科来进行研究的。例如，这时涌现的著作有格劳秀斯的《哥特人、汪达尔人和伦巴德人的历史》（1637）、埃斯皮亚德的《民族精神》（1752）、伏尔泰的《风俗道德与民族精神》（1756）、格雷塞的《法兰西爱国主义的历史》（1760）、比歇兹的《法兰西民族形成史》（1859）、富耶的《论民族原则》（1882）、莱奥的《德意志民族的形成和发展》（1854）、费希特的《告德意志民族书》（1805）、马志尼的《意大利的使命》、勒南的《什么是民族？》（1882）、阿克顿的《论民族》（1862）、菲尔坎德的《自然民族和文化民族》（1896），以及其他等等。

至于欧洲人在“地理大发现”以后所接触到的非欧洲民族，这些近代学科则感到十分陌生，难以用它们既定的理论和方法进行研究；同时，也由于欧洲人的种族偏见和民族优越感，他们坚持欧洲中心主义，对非欧洲民族怀有歧视心理，认为非欧洲民族比他们低劣、落后，不能和他们同日而语，也不能用同样的学科去进行研究。于是，到19世纪中叶，在西方便形成一门专以美洲、非洲、大洋洲和东南亚落后民族作为研究对象的独立学科——“民族学”或“人类学”。

当时，在西方人头脑中有一种偏见，认为历史是从人类有文字记载时才开始的，所有无文字民族都没有进入“历史”范畴，都是处于自然状态的民族，其社会和文化全都处在愚昧落后、停滞不前的阶段，没有值得研究的“历史”。黑格尔早在他的《历史哲学》一书中就曾断言：非洲不是一个历史的大陆，它既没有显示出变化，也没有显示出发展。直到1923年，英国学者A. P．牛顿在伦敦皇家非洲学会作报告时还说，在欧洲人到来以前，非洲没有历史；只能根据残留的遗物、语言和原始习惯了解非洲，而这不关历史学家的事，而是属于人类学家或民族学家的任务。从这些议论中可以看出，西方人将民族学或人类学确定为一门独立学科，其中也包含着一定的种族歧视和民族偏见。在他们心目中，所谓的“民族学”，实际上乃是“蛮族学”。不过，这门学科的形成与发展为世界民族研究开辟了一个广阔的天地，填补了一个很大的空白，为形成全球性的世界民族观念和知识体系奠定了基础。

“民族学”这门学科之所以在西欧形成，是由特定的时代背景和社会需要决定的。自从“地理大发现”以来，西欧许多国家便开始了对新发现土地的殖民掠夺和领土扩张。在这一过程中，有许多商人、殖民者、传教士、航海家和旅行家对于他们所见所闻的异域风情和异族生活都做了详细报道，从而使得有关世界民族的知识得到迅速积累和扩展，一时间成为西欧社会的热门话题；而且，这些充满异国情调、反映人类早期社会生活的实证资料，在史学界和哲学界也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和广泛的兴趣。许多启蒙运动的思想家，如伏尔泰、卢梭、狄德罗和孟德斯鸠等，在论述自己的哲学观点和社会历史思想时，也都特别重视对这些非欧民族资料的引用。

同时，由于民族资料的大量积累，从科学发展本身的内在逻辑来说，也要求有人出来对它进行整理和阐释。当时，正是进化论思想逐渐渗入天文学、地质学、物理学和化学的时候，科学思想已在中世纪形成的僵化自然观上打开了一个又一个缺口；尤其是经过拉马克、华莱士和达尔文的努力，彻底证明了动植物在物种上的进化，从而使进化论思想也在生物学中取得了巨大胜利。这样一种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居于统治地位的科学思想，也不可避免地会渗透到关于人类及其文化的科学中来，并为整理和阐释已经大量积累起来的世界民族资料提供了一个现成的理论框架。所以，最早形成的民族学，是一种以进化论思想为理论基础的学科，一般称之为“进化学派”的民族学。进化派学者对不同民族的文化现象进行了广泛的比较研究，终于证明了人类文化的统一性，认为人类文化是一个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不断进步发展的过程；现在各民族文化之间的差异，主要是因为处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今日文化发达的民族，过去也曾经度过了文化落后或比较落后的时期。不过，他们是用人类心理的一致来解释人类文化一致性的，认为文化进步的动力来源于人类心理的逐步完善。只有摩尔根克服了这一弱点，而将物质生产的发展作为文化发展的基础。

19世纪中叶，西方民族学的产生，除了以上所说的思想理论基础以外，还有其特定的社会政治根源，这就是根源于欧洲列强进行海外贸易、领土扩张和殖民统治的需要。近代殖民主义活动是从1500年前后开始的，但至19世纪以后，则进入一个迅猛推进和激烈争夺的时期：殖民国家在19世纪的前75年中，平均每年扩张领土21万平方公里；而在1875～1914年间，平均每年扩张领土竟达62万平方公里。这时的殖民国家，除了原来的西、葡、荷、英、法、俄以外，又新增加了美国、比利时、德国、意大利和日本。这11个殖民主义国家以及它们所占有殖民地领土的总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已经达到全球陆地总面积的85%。几个主要强国几乎完全控制了整个世界的政治和经济。正是根据这一总的国际形势，欧美各国迫切要求对殖民地民族的社会情况、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传统文化进行系统的了解和研究，以便为它们进行领土争夺和殖民统治提供情报和依据；而且，有关新大陆的民族知识，也是当时陆续向海外迁居的数千万欧洲移民颇感兴趣而急需了解的。所有这一切都说明为什么在西方会形成这样一门独特的学科——民族学，而民族学所研究的对象为什么仅限于美洲、非洲、大洋洲和东南亚的落后民族。不过，从世界民族研究来说，对这些民族的考察和研究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应当重视这方面研究的发展和资料的积累。

长期以来，民族知识均包含在史地著作之中。直到19世纪中叶，民族学才从地理学和历史学中分立出来。那时先后在西欧和美国建立了一系列“民族学学会”，出版了“民族学刊物”，编写出了专门的“民族学调查提纲”，并在人文科学分类中占有了一席之地。这是民族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出现的标志。过去，有关各民族的具体材料，完全是由旅行家、殖民者、传教士和商人等非专业人员提供的；但从这时起，便开始涌现出专门从事民族学调查和研究的专业人员。尽管第一代民族学专家都是从其他学科转移过来的，但在转业以后便专心致志地从事民族学研究，并为这一新兴学科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撰写出了许多颇有价值的专业学术著作。不久，在欧美各国又建立了专门的民族学研究机构和民族学博物馆；并组织了专门的民族学考察队和调查组，由专业人员按照预定计划进行综合考察或专题调查；同时，在一些高等学校里建立了专门的民族学系或开设这一方面的专业课程，开始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的民族学专门人才。

在这里，当我们谈论西方民族学时，有一点必须加以说明，即民族学与人类学的关系。两者的关系，从一开始界限就不分明：既可相互包容，也可相互取代。例如，1839年，西方第一个民族学学术团体“巴黎民族学学会”成立时，是将人类学研究包括在内的；但1859年即一分为二，分为“民族学学会”和“人类学学会”。在英国，于1843年建立了“伦敦民族学学会”, 1863年建立了“人类学学会”，但至1871年，又将两个学会合并，成立了“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皇家人类学研究所”。在德国，于1869年建立“人类学、民族学和史前史学会”，并出版会刊《民族学杂志》。不过，一般说来，在欧洲大陆各国是将民族学与人类学区分开来的，人类学仅指“体质人类学”；而在英国和美国，则是将民族学包含在人类学之内：英国称之为“社会人类学”，美国称之为“文化人类学”。“社会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在研究课题和内容上，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最近并有互相靠拢的趋势，故而合称“社会文化人类学”或“文化社会人类学”。

195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经邀请美、英、法、瑞典、波兰、埃及、印度和墨西哥等8国代表在巴黎开会，决定对各国社会科学的课程设置和教学方法进行调查。1954年写出调查报告，其中关于“人类学”的报告，是由法国民族学家列维——施特劳斯执笔起草的。这一报告指出：在今日的世界几乎一致同意以“人类学”为最佳之定名，包括：体质人类学——从事由动物进化为人类的研究及以解剖学和生理学上的特征区别人类种族的研究；民族志——从事由田野工作的考察而加以描述的研究；民族学——根据第一手的民族志资料做综合的研究。而且，报告书还认为：“民族志”为研究的第一步；“民族学”为研究的第二步；而“文化人类学”和“社会人类学”则是根据民族志资料和民族学结论再作进一步的综合研究，是为研究的第三步。至于“民俗学”的研究，无论是在目的上还是在方法上，都是与人类学密切相关的。我们从以上报告书的内容可以看出：民族学在西方已处于从属地位。但实际上，至今仍有不少国家依然将民族学视为独立学科。因而，这一学科的最大国际学术组织的名称为“国际人类学和民族学联合会”；最主要的国际学术会议的名称为“国际人类学和民族学大会”。总之，在一切国际活动中，民族学都是与人类学联系在一起的，可以说，二者结下了不解之缘。所以，我们在从事世界民族研究时，一定要注意西方人类学的发展趋向和研究成果，并从人类学家的实际考察活动中吸收有关世界各民族体质与文化方面的实证资料。

三 西方民族学科于近代传入我国

我国自近代以来，在民族研究方面，也开始受到西方政治思潮和学术思想的影响。随着帝国主义侵略的日益深入，中国正面临着被瓜分豆剖的危险，许多爱国志士都试图从西方思想武库中寻找救国的真理，其中之一便是民族主义。当时的维新派和革命派，从康有为到孙中山，都大力提倡民族主义，试图用民族精神唤醒全国人民并使之团结成为一个坚强的整体，以抵抗列强的欺凌，挽救国家的危亡。于是，在这一民族主义思潮指引下，我国逐步兴起了近代民族研究各学科。一方面，由章太炎、梁启超、蒋智由、顾颉刚等学者带头开展关于民族理论以及国内各民族社会、历史、语言方面的研究；尤其是蔡元培，还组织了对国内少数民族的实地考察；同时，为了对国外的民族情况有所了解，许多有识之士采取不同形式陆续进行了报道和介绍。

早在1839年，林则徐受命为钦差大臣，前往广州查禁鸦片。他出于了解西方的需要，曾组织人力从外文书刊中翻译大量资料，汇编成《四洲志》一书，内含30多个国家的历史地理和风土民情；尔后，他又嘱托魏源以此书为基础大量补充资料，编撰为100卷本的《海国图志》。在此前后问世的，还有徐继畲的《瀛环志略》、李炳南的《海外番夷录》、王树枬的《欧洲族类源流略》等。所有这些著述，都包含关于世界民族情况的丰富内容。此后，在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时期，同样涌现出了不少这样的著述，如《各国种类考》、《人种志》、《万国新地志》、《美风欧云录》、《世界之大问题》和《近世欧洲大事记》等；在各种报刊上，也经常刊载揭露帝国主义侵略和被压迫民族反抗的文章。

在20世纪前半期，除了各种史地政治书籍兼含世界民族内容外，一些专门论述世界民族和种族问题的著作亦得出版，其中有黄新民的《世界人种问题》（1927）、吴泽霖的《现代种族》（1932）、林惠祥的《世界人种志》（1933）、卫惠林的《世界现代人种分类的研究》和《论世界文化与民族关系之前途》、黄嘉德译的《现代民族主义演进史》（1936）、葛绥成译的《人种地理学》（1937）、董希白译的《种族与历史》（1940）、刘白奎的《马来人及其文化》（1944）和李学曾的《亚洲种族地理》（1947）；等等。这一时期有关世界民族知识的介绍，比之以往已前进了一大步。

然而，在解放以前，我国关于世界民族情况及民族问题的研究，完全处于自发状态，只有个别学者在进行此类工作，而且是分散的、零星的，只做一般的叙述和介绍，缺乏系统的理论分析和探讨。总之，当时的世界民族知识尚附属于历史学、地理学、政治学或人类学，而无专门的机构进行系统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