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篇 打通国际交流的学术尖兵
今天，我能参加这个庆祝会，感到十分高兴和荣幸。这次会议是由中国都市人类学会联合中国世界民族学会召开的。这说明阮西湖同志在这两个学术领域所做出的成绩和贡献，业已得到大家的承认和赞许。
我和西湖同志，自50年代起就在一起共事，而且基本上都是在一个小单位里工作。所以，对他近50年来的工作情况还是比较了解的。大体说来，他的工作可以分为两个阶段：50～60年代，他无论做翻译、当编辑、搞研究，都是勤勤恳恳，刻苦钻研、工作做得都很出色。但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些工作却难以表现出多大的创造性。然而，自70年代末，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他则如鱼得水，充分展示出他的才华和智慧。在这期间，他所做出的成绩和贡献，确实令人刮目相看。我对他一直是很佩服、很尊重的。
我想，他之所以能在世界民族研究和都市人类学这两个学术领域做出开拓性的业绩，是与他在德识才学上的个人修养分不开的。在几十年的共事中，尤其是近来的20多年中，我确实感到：西湖同志属于开拓性的人才，人才难得！他勤于思考，勇于创新；有胆识，有魄力，敢想敢干；而且，善于谋划，善于抓住机遇，善于打通关系，善于联络，善于调动各方面的力量；尤其是他为了学术事业，很少计较个人得失。自70年代以来，我一直在他领导下工作，合作愉快，他能虚心听取意见，放手让大家充分发挥各人的潜力和主动精神。这是很难得的！
学术研究，贵在创新，贵在开拓。然而，开拓创新，不是随心所欲可以做到的。而是要审时度势，抓住机遇。如果条件不成熟，是很难办成的。就拿对国外民族的研究来说，周恩来总理早在50年代便已提出来了。国家民委也注意到了。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还不可能正式开展这项研究，只可能为此做些准备。当时，在各个学科创办“译丛”之风的影响下，国家民委也于1954年创办了一个《民族问题译丛》，主要是译载苏东各国的有关文章和资料。译丛编辑部起初设在民委参事室，1955年迁到了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西湖同志和我，那时还在民院专家办公室，给苏联专家讲课做翻译；后来，专家走了，我们便一起被安排到了译丛编译室。到1961年，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成立了一个“世界民族志研究组”，我们又一起被调去，正式开始从事研究工作。然而，好景不长，不知出于什么缘故，这个研究组不到三年便被撤销了，我们便被转到了民族理论室国外组。十年动乱结束后，全国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大环境变了！正是在这个大好形势下，西湖同志抓住了这个难得的机遇，在原先只有4个人的国外组的基础上，逐步扩大队伍，提出规划，终于把世界民族研究正式开展了起来，实现了周总理的遗愿。也正是从这时开始，西湖同志充分展现出他的开拓创新精神和组织领导才能。
开拓创新，需要机遇。然而，机遇来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抓得住的。“机遇只偏爱头脑有准备的人”，西湖同志正是这样的人！他对世界民族研究和都市人类学这两个领域的主要贡献，就在于他抓住了机遇，就在于他头脑里事先有了准备。
关于世界民族研究，早在60年代，他头脑里便有了这根弦。当70年代末机遇一来，他便开始谋划。一般来说，世界民族研究被正式纳入国家科研规划，是从1979年5月在昆明召开的“全国民族研究规划会议”开始的。会上不仅确定了世界民族研究的方针，而且还成立了“中国世界民族学会”。其实，在此之前，是做了充分准备的。远的不说，就拿1977年夏在颐和园召开的民族研究座谈会上，经领导同意，西湖同志便专门邀请了中国科学院亚非所、拉美所、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单位从事国外研究的人员与会，座谈时单独成立了一个小组。经过讨论，民族研究所领导更坚定了开展世界民族研究的决心和信心。会上大家还建议尽快把《民族译丛》办起来。而创办译丛，也是西湖同志具体操作的。1979年学会成立后，西湖同志马上筹划于1980年召开第一届全国世界民族研究学术讨论会。当时，西湖同志还只是国外组的一个小组长。由一个小组来召开全国性的学术大会，真有点像“小庙的和尚主持大道场”，实在说不过去。直到1980年夏学术讨论会即将召开的前夕，国外组才被升格为世界民族研究室。而室主任却不是西湖同志，因为他当时还不是教授（但实际主持具体工作的还是他）。至于1984年和1986年，分别以民族研究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名义，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共同召开的两次关于种族问题的国际会议，可以说，也是由于西湖同志及时抓住了机遇！因为自开展世界民族研究以来，西湖同志就一直在考虑对外交流的问题。当时，凡是有国外学者来访，他都尽可能安排与他们座谈，请他们作报告。西湖同志第一次有机会出国是在1981年去加拿大。他一去便与加拿大学者建立了联系，先后7次访加，还写了一本《加拿大民族志》；后来，他去澳大利亚，回来又写了一本《澳大利亚民族志》。这两本书的出版，使他在国外有了一定的知名度。所以，在1983年，当他得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准备于近期召开“种族问题国际会议”的计划时，他便径直写信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系。这封信是以世界民族研究室的名义写的，于1983年2月28日寄出。说实话，当时我们心里是没有底的。然而，联系竟然成功了！回信是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权与和平处”处长奥卡拉汉夫人写的，时间是1983年6月28日。期间，整整隔了4个月，这可能是他们经过了慎重考虑才决定的。回信中写道：“谢谢你2月28日来信。教科文组织的确非常高兴和世界民族研究室合作。……我非常高兴在北京和你以及你的同事见面。也许这项研究计划将使我们有机会在一起工作。”（见附录一）自接到这封信后，学会在西湖同志的主持下，为国际会议做好了充分准备。会议开得很成功。奥卡拉汉夫人原计划是与世界室合作的，到了开会的时候，领导感到世界室的规格太低，所以，1984年的国际会议是以民族研究所的名义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合作召开的（见附录二）。到了1986年，又升格为以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名义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合作。而这一合作的源头，则是从西湖同志写的那封信开始的。自从开过这两次国际会议之后，我国学者与国际学术界联系交流的局面进一步打开了，西湖同志的知名度也有了增进。这便为我国学者与国际人类学民族学联合会取得联系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国际人类学民族学联合会，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下属机构。于1934年在伦敦举行了第一届国际人类学民族学大会。当时规定是每4年召开一次；自1968年在东京召开第八届大会以后，则改为每5年召开一次（见附录三），而在两次大会之间，还召开若干“中期会议”。无论是大会还是中期会议，规模都很大，都有几十个国家几千名学者参加，被誉为“人类学民族学界的奥林匹克大会”。2000年在北京召开的中期会议，正好是在奥林匹克饭店举行的。这也是一种巧合，它对我国以及国际学术界都具有深远的影响。我国正在申办2008年第16届大会，第16届国际人类学民族学大会能够与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大会同年在北京召开，那更是锦上添花，意义深远。
关于参加国际人类学民族学大会的想法，阮西湖同志早在1980年10月便提了出来。当时，他在中国世界民族学会第三次常务理事扩大会议上谈到“五年规划”时，其中第三项便是：“向上级领导机关建议，派代表参加1983年在加拿大举行的第11届国际人类学民族学大会。”民族所领导接受了这一建议，届时派出了以秋浦为团长的代表团与会。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次。此后，中国学者又先后出席了第12、第13、第14届大会，而且一次比一次人多。第15届大会，将于2003年在佛罗伦萨举行。我国学者肯定会有更多人与会。
我国学者先后参加了四次国际人类学民族学大会。然而，真正与国际人类学民族学联合会建立正式关系的，则是在1992年中国都市人类学会成立之后，以中国都市人类学会的名义于1992年年底正式加入了国际人类学民族学联合会，成为联合会的团体会员，享有国家代表团的资格；不久，并当选为联合会的常务理事国。这标志着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界已经与国际接轨。1993年，中国都市人类学会首次派团出席了在墨西哥举行的第13届国际人类学民族学大会。会议期间，除了与各国学者进行广泛交流之外，还取得两项荣誉：一是费孝通先生被联合会推选为“终身会员”（当时国际上获此殊荣的只有三人）；二是阮西湖教授当选为联合会的执行委员，为5个执委之一（执委期满后，他被聘为顾问）。许多国外学者在那次会议上发出感叹：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开始走出来了。
墨西哥会议之后，中国都市人类学会便开始策划在北京召开一次大规模的国际会议。大家知道，人类学诞生于西方，国际人类学民族学大会总共召开了14届，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在发达国家召开的，只有两届是在第三世界召开：第10届在印度，第13届在墨西哥。1997年，中国都市人类学会开始着手申办一次“中期会议”。这次申办，于1998年在威廉斯堡召开的第14届大会上终于得到通过，获得主办权。2000年的中期会议成功地在北京召开，进一步扩大了影响，为我国申办2008年的第16届大会打下了基础。可以说，这次中期会议，为我国与国际学术界的交往开辟了更加广阔的天地。
回想起来，我国与国际人类学民族学联合会的正式关系，应该说是从中国都市人类学会于1992年底加入联合会才开始建立起来的。而1992年建立中国都市人类学会的源头，则又应当上溯到1989年底。当时，由国际都市人类学会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合作，在北京举行了第一届国际都市人类学会议。这次会议，是美国学者索撒尔教授于1988年直接与阮西湖联系的。如果说以前两次“种族问题国际会议”是西湖同志主动出击的话，那么，这次则是美国学者主动找上了门。这既说明西湖同志有了一定的知名度，更说明中国在国际上有了不可忽视的影响。这次会议是中美两国学者联合发起的，由阮西湖和索撒尔共同主持。会议开得很成功。正是由于西湖同志为这次会议出了力，他于1990年在里斯本召开的国际都市人类学委员会的工作会议上当选为该会执行理事会的理事。更重要的是，通过1989年底第一届国际都市人类学在北京的召开，大大推进了我国学者对都市人类学的认同和研究，并为1992年中国都市人类学会的建立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基础。
至于阮西湖同志在学术研究上提出的创见和取得的成就，因时间关系，在这里我就不说了。只是通过以上几件事，说明他是怎样抓住机遇进行开拓创新的。而他开拓创新的业绩，主要就是体现在他为开辟世界民族研究和都市人类学这两块学术园地作出了贡献。两个学会为召开庆祝会发出的“邀请函”对他作出的评价，我感到是恰如其分的。确确实实，他是这两个学科的开拓者，而且，更是打通国际交流的学术尖兵。
附录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权与和平处”给阮西湖同志的信
中国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世界民族研究室主任
阮西湖副研究员
亲爱的阮西湖教授：
谢谢你2月28日来信。教科文组织的确非常高兴和世界民族研究室合作。
你大概知道，教科文中期计划第12项就是关于反对种族隔离。确实在1984～1985年将对南非种族隔离的历史演变和理论进行大量研究，此外，还将研究教育隔离、文化隔离和通讯隔离等方面的问题。
我们对南非做了某些研究，有关方面的著作我正准备给你寄去。
我非常高兴在北京和你以及你的同事见面。也许这项研究计划将使我们有机会在一起工作。
人权与和平处处长
奥卡拉汉（签字）
1983年6月28日
附录二：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所长照那斯图在“种族问题国际会议”上的开幕词
女士们，先生们！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联合举办的“种族问题国际学术讨论会”今天在北京召开了。我谨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和在座的中国学者，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权与和平处处长奥卡拉汉夫人以及来自世界各国的专家学者们表示热烈欢迎，特别是欢迎来自反对种族主义最前线的纳米比亚代表。
中国古人有一句话，叫作“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今天，有这么多的外国朋友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与我们一起来讨论种族隔离和种族主义的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原因，这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情。我们民族研究所作为一个研究民族和民族问题的科研机构，很自然地就要关心和研究种族问题。今天能与大家一起来讨论这个问题，我们感到十分荣幸，这也是我们与各国学者交流学术观点的一个好机会！
联合国以及教科文组织，三十多年来，为了消除一切形式的种族主义，曾经进行了大量的工作，通过了许多决议，制定了许多宣言和国际公约；为了探求取缔种族隔离的办法，先后召开了一系列国际会议和专题讨论会。例如，1966年在巴西利亚、1967年在赞比亚的基特韦、1973年在奥斯陆、1975年在巴黎、1976年在哈瓦那、1977年在拉各斯、1981年在雅典、1983年在日内瓦都开过这样的会议，所有这些都标志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了维护世界和平与人类尊严，为力求根除种族主义罪恶而做出的努力！今天，我们在这里聚会，便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倡议举办的一系列国际会议之一。这次会议在中国举行，具有特殊的意义。
我们中国是第三世界的一个成员，过去也曾遭受西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歧视和压迫，深有切肤之痛，至今仍记忆犹新。所以我们同情一切遭受种族歧视和压迫的人民，坚决支持联合国为消除种族主义罪恶所采取的一切措施和行动。1981年和1983年，我国政府先后决定加入《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和《禁止并惩治种族隔离罪行国际公约》，并批准了《防止并惩治灭绝种族罪行公约》。1983年在联合国召开的第二次反对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的世界大会上，宣布了第二个“反对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十年行动计划”，我国代表当即表示支持和响应，并呼吁“各国政府，各国际组织和机构承担义务，普遍严格地执行联合国有关反对种族主义、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的一切决议和决定”。我们民族研究所和我国其他学术机构，一定要配合这第二个“十年行动计划”，大力开展关于种族问题的理论研究，为在国际范围内消除一切形式的种族主义作出自己的努力和贡献！
目前，在世界上仍然存在着各种不同形式的种族歧视和种族压迫。特别是在南非，种族主义表现得尤其突出。南非当局不顾联合国大会和安全理事会对它提出的多次呼吁、建议和谴责，断然拒绝取消种族隔离政策，公开将“种族隔离”制度，奉为基本国策，并且将这种罪恶的制度推行到它所非法占领的纳米比亚。这是根本违反联合国宗旨和原则的，是向主持正义的世界人民的挑战，是对人类尊严的凌辱，是对人类基本权利和自由的侵犯和践踏。所以，我们要坚决支持联合国对南非当局所采取的各种制裁措施，并且，要从理论上和事实上不断揭露其“种族隔离制”的反动实质。
“种族隔离”是起源于南非荷兰语的一个单词，意思是“分离”。南非当局美其名曰“分别发展”。实际上是只让白人发展，不让黑人发展！南非当局1911年以来所颁布的350多项种族主义法令，都是为了卡黑人的脖子，限制黑人的发展。例如，1951年颁布的《集团住区法》, 1952年以来几经修订的《通行证法》, 1953年公布的《班图教育法》, 1962年公布的《反破坏法》等等，哪一项不是为了限制黑人的自由！哪一项不是为了剥夺黑人的权利！哪一项不是为了扼杀黑人的发展！
尤其是南非当局自鸣得意的那个所谓“班图自治法”，更是一个欺世盗名的大骗局。
南非这块约有12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原来本是布须曼人、霍屯督人和班图人等非洲黑人的家园。自1652年起，先后被荷兰殖民者和英国殖民者所侵占，他们成了这块土地的统治者。今天，代表少数白人统治阶级利益的南非当局，竟然要将约占南非人口73%的2200万黑人，驱赶到只占全国总面积12.7%的土地上，去建立什么“班图斯坦”，或叫什么“黑人家园”。“让黑人到那里去自由发展”，这不是非常荒唐可笑的吗？非洲黑人本来的家园是南非全部122万平方公里的领土，现在叫白人占去了87%以上，而且占的都是好地；剩下那么一点点不毛之地，却让那么多的人口挤在一起，叫他们以什么为生呢？连吃饭都成问题，哪里还谈得上什么“发展”哩！
事实上，现在有许许多多的黑人只得生活在自己的黑人“家园”之外，而在所谓“白人南非”里替少数白人剥削者干活，但他们已经不是南非的公民了，已被剥夺了一切公民所应得到的权利和保障。他们现在在自己国家里失掉了自己的国籍，终于成了自己国家里的“外国人”，这岂不是咄咄怪事！这是南非少数白人政权为了对非洲黑人进行最大限度的残酷剥削和压榨所采取的极端措施和欺骗手法。所以，尽管南非当局已先后宣布特兰斯凯（1976）、博普塔茨瓦纳（1977）、文达（1979）、西斯凯（1981）等四个“黑人国家”的“独立”，但是，在世界上没有得到任何国家的承认。南非当局的倒行逆施是不得人心的，也是骗不了人的。而且，南非当局这种划分“白人南非”和“黑人家园”的做法，也是一种背信弃义、忘恩负义的行为。试问今日南非经济的高度发展和工农业成就是怎么得来的？主要原因是南非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金刚石、黄金、铀、煤、铁以及廉价的黑人劳动力。这些资源的合法主人是当地黑人，而开采这些资源的也是当地黑人。在南非建设的各个领域里，四分之三的劳动力是黑人和有色人。例如，在白人区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中82%是黑人；在矿业中，90%的劳动力是黑人；在建筑业中，73%是黑人；在制造业中，53%是黑人。可以说，黑人为开拓和建设南非立下了汗马功劳，而今天少数白人种族主义者却要把这一切成果攫为己有，而把2200多万黑人赶到10个难以维持生存的“黑人家园”，这是很不公道的，是当今世界上极其罕见的一种最露骨、最狂妄的掠夺行为！
今天，我们在这里聚会，不单单是为了反对和谴责南非当局的种族主义政策和这种可耻行为，主要是通过南非极端种族主义的典型事例，进一步深入细致地探讨和分析种族主义的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原因，就各国学者在这一方面的研究成果和心得充分地交换意见。
关于“种族”的优劣划分，本来是人为的；而将这些人为的划分用来为剥削压迫制度做辩护，则是十分荒谬的。然而，自古罗马时代起，一切剥削阶级和异族统治者，都乐于采纳这种荒谬的种族理论，因为这是他们奴役其他民族最得力的精神武器。近代种族主义理论，则是法国人戈宾诺所创始的，他于1853～1855年在巴黎出版了四卷本的巨著《论人类种族的不平等》，公开鼓吹“整个人类的历史，就是优等种族不断战胜劣等种族的历史”，鼓吹白种人优秀，其他种族低劣，白种人应该统治和奴役其他种族。正如1976年联合国“防止歧视及保护少数民族委员会”的专题报告所指出的，至今这种“荒谬的种族主义观念仍然是偏见和歧视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各国正直的科学家们已从生物学、人类学、遗传学、生理学和心理学的角度充分证明了全体人类在这些方面的一致性，从而揭露了种族主义理论的荒谬性和毫无科学根据。事实上，各种族各民族的人民，只有发展上的先进后进之别，而绝无优劣、高低、贵贱之分；他们都具有多方面的聪明才智，都具有各自的优点和特点；他们都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都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和世界文化宝库作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今后，美好的未来世界，还需要各种族各民族的人民一同来创造，一同来建设。所以，我们主张：世界各国人民，不分种族和民族，应当一律平等，应当享受一切基本人权，应当获得自由发展的充分机会！现在某些地方，尤其是南非，现存社会的种族不平等现象，都是由生产资料私有制和剥削压迫制度所造成的，是不合理的，是妨碍人类进步和社会发展的，尤其种族歧视和压迫所引起的种族冲突，更是威胁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危险因素。
所以，为了维护世界和平，伸张正义，我们必须彻底清除一切种族不平等观念和种族主义行为。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我们这次会议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我们每个与会者都肩负着重大的历史使命和道义责任，我们一定要充分利用这次聚会的宝贵时机，就南非种族主义所赖以存在的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原因，进行深入的讨论，充分交换意见，以探索消除种族主义的途径。
各种族各民族人民，由于历史上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在经济文化水平上出现了先进后进的差别。尤其是非洲各族人民，自近代以来，备遭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掠夺和奴役，在经济文化发展上落后一步，这是可以理解的，这绝不能作为少数白人种族主义者继续剥削和压迫他们的根据。作为被压迫的南非黑人，应当不断加强自身的团结，并广泛团结一切主持正义的白人兄弟，进一步深入开展反对种族隔离的斗争！作为关心反对种族主义斗争的各国正直学者，应当不断揭露南非种族理论的反科学性，揭示其赖以存在的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阐明政治、经济、文化各种因素的影响，以动员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主持公道、伸张正义的人们，同声谴责、共同制止南非少数种族主义者的倒行逆施。我们坚信，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终将被摧毁，一个不分种族的平等社会一定会在南非诞生！
最后，我要感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我们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信任，共同组织召开了这次会议，给了我们一个与各国学者交换学术观点的机会。我预祝会议成功，并相信，在奥卡拉汉夫人的关心下，在各国学者的共同努力下，这次会议一定会取得圆满成功！
谢谢！
附录三：国际人类学民族学大会简况
定期举行这一学术会议，是1933年在瑞士巴塞尔民族学家会议上决定的。当时成立了“国际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联合会”（后来隶属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由联合会负责，每4年召开一次国际学术大会。第一届大会，于1934年举行。第二、第三届之间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相隔了10年。1968年以后，改为每5年召开一次大会，两届大会之间可举行若干中期会议，现将历届大会举行的时间和地点列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