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饥荒的发生情况

在当代俄罗斯研究者整理的各种档案文献中，有关苏联1932～1933年饥荒的历史资料多数都是从1930年或者更早时间开始的。这是因为，饥荒作为一种涉及几百万甚至上千万农村人口以及城市居民的社会现象，不是突然而至的，在不同地区有不同的出现时间以及不同的社会影响程度。如果用时间坐标来表示的话，1932～1933年饥荒的发生不是一个连续的过程，而是一个呈波浪状的发展过程，大约从1930年延续到1934年，它的最高点在1932年秋冬时节至1933年春夏之交，因此，考察这个过程也不可能只从1932年开始。根据苏联内务部的档案记载，还在1930年，在苏联北部和东部的一些地方就有饥荒现象发生，不过，这种饥荒准确地说应该称之为饥饿现象，或借用苏共文件中的用语，称之为“食品供应困难”，并且，这种饥饿情况主要存在于一些特殊身份的居民——“特殊移民”中，也就是被政府称之为富农，被强制迁移到人烟稀少的地区居住的那些居民中。自20世纪30年代初在那些“特殊移民”中发生的饥饿现象，后来一直持续，甚至在卫国战争结束后，还在一些地方存在过。不过，最初在一般苏联居民中这并不具有普遍性，因为这主要出现在被强制迁移的富农中。当然，从那时起，在一些农业地区，尤其是苏联北部和东部那些不适合人居住的地区，饥荒现象就已经时断时续地发生过。

苏联农业居民中的大规模饥荒是发生在1932年秋冬时节，那时在大部分产粮区都发生了饥荒。1933年春季情况有所加重，到1933年夏季，因夏粮的收获而得以缓解。但1933年秋冬时节，饥荒再度大规模发生，并且情况比之前要严重得多，这个波浪状的顶点，也就是饥荒最严重的时候正是在1933年冬季，粮食已经收获完毕的时节。所以，笼统地说，这场从1930年前后就开始出现的饥荒应该被称为20世纪30年代初苏联农业地区的饥荒，但是其大规模发生以及最严重的时期是在1932～1933年，因此，苏联解体后至今在乌克兰、俄罗斯等国家，人们的纪念活动多以1932年为开端，以1933年为“标志年”，并称之为苏联1932～1933年饥荒。乌克兰农村的饥荒主要也发生在这个时期，因此，乌克兰人经常说的“大饥荒”基本就是指1932～1933年在乌克兰发生的饥荒。

一 苏联20世纪30年代初饥荒发生的具体时段

在时间段上，苏联1932～1933年饥荒应属于20世纪30年代初饥荒的一部分。而20世纪30年代初在苏联农村中所发生的饥荒大体可以分为两个过程：第一个过程是在实行全盘集体化前后，为惩罚富农而将富农强制迁移，在那些被强制迁移并被没收了家庭财产的富农中出现了饥荒现象，准确地说，应称为发生在特殊人群（特殊移民）中的饥饿现象。这种情况从1930年就存在，个别地方比这个时间更早一些；第二个过程是因强制集体化以及国家过高的粮食征购定额在苏联农村中造成的大规模饥荒，其涉及人群已经不限于所谓的“富农”，而是几乎涵盖所有农村居民，这种情况主要出现在1932～1933年之间，因此，后来人们将当时的饥荒通常称之为“苏联1932～1933年饥荒”。

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苏联开始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随后开展了农业集体化运动。农业集体化之初，因允许农民自愿加入，加入集体合作社的农民数量不多，对农民的生产和生活影响并不是十分大，不过，随着农业全盘集体化运动的展开，在1929年冬季开始到处推行强制集体化，并开始强制迁移那些反对集体化的富农，正是在被迁移的富农中最先出现了饥荒现象。那些被强制迁移的富农被称为“特殊移民”，当他们被赶出家园时，所带的粮食以及生活用品很少，迁移途中又常被没收或者丢失，在迁移到达地——往往是在乌拉尔地区或西伯利亚、哈萨克自治共和国的一些人迹罕至的地方建起的移民村，住房条件很差，食品很少，日用品极其匮乏，他们在那里生活一段时间后，所带食品吃光，而国家配发的食品数量极少，加上对当地气候不适应，使得这些“特殊移民”中出现了斑疹、伤寒、猩红热等流行病，儿童大量死亡，成年人也因饥饿或疾病而死去。早在1930年春，根据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报告，在巴什基尔和哈萨克自治共和国就出现了一定规模的饥荒现象。这年夏天，在伏尔加河中游、乌克兰、乌拉尔、西伯利亚、北高加索和土库曼共和国的一些地区，甚至在莫斯科郊区也出现了粮食供应紧张的情况。不过，这些现象都是个别地区性的，不具有普遍性，另外，随着夏秋时节新粮食的收获，情况很快就得到缓解。在一般理解中，这种情况应更准确地被称为“饥饿”。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曾介绍他在1930年初，前往莫斯科近郊萨马拉的一个斯大林集体农庄送购买农具经费时看到的情景：“我们在那个集体农庄里只住了几天，在那里看到的情况使我们大吃一惊。农民们正在饿死。”“这个集体农庄的职工大多是从楚瓦什族居民中调来的，……当我们向他们说明这笔钱是专作购置农具用的时候，他们告诉我们说，他们对农具不感兴趣——他们需要的是面包。他们真的乞求我们给他们食物。……我被安置在一个老寡妇的草屋里。老寡妇穷得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供应我们，我们同她一起分享我们准备带着路上吃的一些食物。”不难看出，这主要是因口粮不足而引起的饥饿现象。1931年，苏联农业出现一定程度的粮食减产，农村劳动生产率也有很大下降，这年冬季，各地出现“饥饿”现象的规模有所扩大。1932年初，在乌拉尔和西西伯利亚开始出现较大规模的饥荒，不久，在乌克兰的几十个区也出现了饥荒现象。

从早期原因看，1929年年底开始的强制集体化和四处出击，1930年春在一些村庄已经引起不满。在此情况下，政府加剧了对农村居民的控制和对宗教的压制活动。根据乌克兰国家政治管理局的数据，各地农民的起义与骚动的次数在1928～1930年有很大增加，多数农民的不满纯粹出于经济原因，即对粮食征购政策、财产充公不满，当然，如果把农民的这种不满意上升到政治高度，那么就成为反共产主义、反对苏维埃政权了，还有可能具有了争取“民族解放”的意义。不过，在当时出现的主要还是一般的农民骚动。在顿河流域和库班河地区，农民反抗比较早，那里的集体化政策比在乌克兰按计划完成的集体化更早实行。农业生产开始下降，农民“怠工”（这是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报告中使用的词，斯大林将此称为“同苏维埃政府无声的较量”），而政府对农民的处罚更加剧了农民的不满。在此情况下，政府的粮食收购困难早在粮食收成比较好的1927年就已经露出苗头。政府规定的粮食储备定额逐年提高，而劳动生产率和粮食产量明显降低。当政府过度征集粮食后，1932年年初在乌拉尔和西西伯利亚就开始出现饥荒现象。而在粮食产量降低的情况下，政府公布的粮食储备定额在所有产粮区都提高了，在主要产粮区乌克兰以外的其他地方也有很大提高。如1932～1933年同1929～1930年相比，莫斯科州的粮食储备定额增加45.3%，在伏尔加河中游地区增加46.1%，在北高加索地区增加56.3%，在尼日戈罗德边疆区提高122.6%，在乌克兰提高36.7%。1932年春饥荒开始出现在乌克兰的44个区，夏天时由于新粮的收获，饥荒情况得到缓解，有的地方完全消除了。不过，苏联政府的粮食征购计划并没有因一度出现的饥荒而有所改变。1932年乌克兰加盟共和国预先制订的计划是要交出大约四亿普特粮食。在实际执行中，尽管这个计划标准一再降低，可到1933年2月前几乎把农民手中的粮食全收光了，也仅完成了2.61亿普特。然而政府继续用最强烈的手段“收缴完”粮食，即搜出被藏起来的粮食，对不主动交出粮食（或其他农产品）者处以罚金以及镇压集体农庄主席等惩罚手段，迫使地方政权继续完成计划。作为这种手段的结果，这年秋天饥荒再度发生，并一直持续到1933年年底。

上述内容是对饥荒发生过程比较详细的分期，在一些研究者的统计数据中可以看到，农业居民的饥饿现象从1930年开始就在一些地方出现，而苏联农村居民大规模死亡，人口死亡率急剧上升是在1933年上半年，在乌克兰农村是集中在1933年4月、5月、6月、7月几个月，而在北高加索农村时段更长些，集中在1933年2～8月，在伏尔加河下游地区则集中在这一年的2～9月。因此，饥荒的发生以及持续时间在苏联农村各地不完全一样。不过，总体说，在苏联大范围的严重饥荒应该发生在1932年11月即秋冬季节到1933年夏秋。正因此，当代一些纪念活动多以每年11月开始。而对于这场饥荒的说法，有的称为“20世纪30年代初苏联的饥荒”，有的称为“苏联1932～1933年饥荒”，不同说法在时间上的涵盖范围也不尽相同，不过，人们通常所说的多是指发生在1932～1933年的苏联饥荒事件。

二 苏联1932～1933年饥荒发生时的情况与饥荒的波及范围

关于20世纪30年代初饥荒发生时的情形，在不同地区和不同时段的情况不尽相同。如在饥荒发生的较早时期，也就是1931年初春时节到1932年春季，饥荒主要发生在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地区以及哈萨克自治共和国的一些地方，主要是在那些被流放的“特殊移民”即富农中间出现饥饿现象，其数量不是很多，饥荒所指的情况主要是口粮不足，人们必须把粮食和树叶、树皮等其他东西掺杂在一起来果腹，这时的饥荒不是在大部分人群中出现的，并且具有一定季节性：在冬季和早春，即粮食青黄不接的时节发生，而到春夏之际情况基本有所缓解。但到1932年冬～1933年春时，饥荒则呈现出广布性，在很多产粮地区都出现了饥饿现象，人们把所有的东西都吃了，最严重的甚至出现人吃人的情形，整个村庄的人都因饥饿或因饥饿带来的病症而死亡这样极其严重的情况也出现了。

1．乌克兰的饥荒情况

还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乌克兰就开始公布有关1932～1933年饥荒的图片、书信等各种证据。苏联解体后，随着俄罗斯、乌克兰的国家档案馆以及一些地方档案馆有关1932～1933年饥荒情况档案材料的公布，还有俄罗斯、乌克兰一些研究者在各地对饥荒亲历者或者其家人的访谈调查，饥荒发生的情形被越来越全面且真实地揭示出来。

苏联著名文学家肖洛霍夫的小说《被开垦的处女地》（又译作《新垦地》），以20世纪30年代初顿河流域的乌克兰农村生活为主要题材。出于政治和宣传的需要，他在这部上下卷的小说中并没有提到“饥荒”字样，相反，在小说中人们在集体农庄吃的“大锅饭”都是有面包有汤的，看起来似乎没有哪位庄员吃不饱，也没有哪位个体户挨饿。即便是那些被赶出村庄或者被流放到很远地方的富农好像生活也都能过得去。但这些并不是真实的情况。如赫鲁晓夫所评价的：“……肖洛霍夫写这本小说时，斯大林还活着，因此他除了按照斯大林式的解释来描写集体化外别无选择。”不过，这位作家并没有完全掩盖实情，在给斯大林的信中，肖洛霍夫对顿河流域农村中的饥荒情况和在实行集体化中的过火行为都做了介绍，他的介绍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当时饥荒情况的真实画面。他曾这样转述顿河流域乌克兰村镇在1933年春季的饥荒情形：

有的家庭从12月开始就没有粮食吃，只吃乌菱、死动物。这样的家庭是大多数。现在顿河右岸又有了黄鼠，很多人彻底地“活了过来”，吃煮的和炒的黄鼠，再也不到牲畜埋葬场去拖死动物了，就在不久前还不仅吃新死的动物，而且连因患鼻疽病被开枪打死的马匹都吃，吃狗、吃猫，甚至吃炼油之后没有任何营养的动物死肉……现在从事农田劳动、完成工作定额的集体农庄人员，每天领400克粮食，他家里不工作的人（儿童、老人）什么也领不到。能找到几个铁石心肠的人，当一家人都浮肿的时候，他肯一个人独自吃掉这可怜的400克粮食呢？这位先进工作者一定会把一半粮食留给孩子们，他自己忍饥挨饿……他一天比一天更虚弱，再也不能完成定额，那时他就只能领200克粮食，最后由于极度虚弱和经受各种痛苦，他会像一头备受折磨的牛一样，倒在耕地上。他不仅不能再工作，也不再能行走了。从田里把这样半死不活的人运到家里，饥饿的家人又能拿什么来挽救他呢？

苏联杰出作家瓦·谢·格罗斯曼在小说《一切都在流动》中，对乌克兰南部的饥荒也有描述：“人们从秋天起就开始抢购土豆，由于没有面包，土豆卖得很快。圣诞节前人们开始宰杀牲畜。这种肉骨头多，肉少。鸡当然也杀了。这点肉很快就吃光了，而牛奶一点也没有，全村找不到一个鸡蛋。主要问题是没有面包……”“当雪开始融化时，村子陷入极度饥荒。孩子们哭声不断，睡不着觉：夜里都闹着要吃面包。人们面带土色，双眼浑浊、无神……饥饿使人们走起路来摇摇晃晃。能走的人已经逐渐减少，躺倒的人越来越多。”“村里人开始大批死亡。先是儿童、老人，然后是中年人。起初还有人掩埋，后来便不再掩埋了。死人就这样躺在街道上、院子里，而最后死去的人就躺在房子里。这里变得寂静无声，全村人都死光了。”

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从档案材料以及口述历史等渠道得到的有关乌克兰饥荒情况的介绍越来越多。乌克兰学者库里奇茨基教授在其著作中，对1932～1933年乌克兰加盟共和国农村地区的饥荒情况有十分详尽的介绍，还列出了很多图片来证实当时的情形。哈佛大学1986年出版的《1932～1933年在苏联乌克兰的饥荒》书中，一组图片反映了当时在基辅被饿得皮包骨头的孩子以及因饥饿而死的人的情形，还有饥饿中的人们在“外宾商店”门前排着长队等候购买面包的情形。

一位名叫A．费内尔伯格（А. Винербергер）的澳大利亚工程师1933年在乌克兰的哈尔科夫也拍摄了一系列照片，这些照片反映了当时饥荒中的哈尔科夫居民的情况。这里有居民在“外汇商店”门外排着长队等候购买面包的情形（在当时，这需要用黄金、外汇或者黄金制品以及珠宝类可以作为“硬通货”的物品才能换得）。有饥饿的农民无力地躺在地上等死的情形，还有的人已经因饥饿而“倒毙”在路边。

从上述几个例子不难看出，在有关苏联1932～1933年饥荒情况的研究成果中，乌克兰加盟共和国农村中的饥荒是十分严重的。的确，在1932～1933年几乎遍及苏联农村的饥荒中，乌克兰确实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灾区。乌克兰国土资源丰富，多为平原，其黑土地面积广大，土质肥沃，可耕地面积达3300万公顷以上，并拥有比较丰沛的水资源。广阔的黑土地、丰富的水资源以及适宜的气候为乌克兰农牧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自然条件。自17世纪后期“并入”沙皇俄国后，乌克兰就成了俄国的“粮仓”。苏联时代，乌克兰生产的小麦、大麦、玉米、甜菜等农副产品供应苏联全国，在乌克兰农业人口居多数。而就在这样一个资源富足、自然条件十分优越的地方，却发生了上百万农民因没有粮食而面临饥饿甚至死亡的情况。饥荒的规模与死亡人数竟然居当时各加盟共和国“之首”，饥荒时期，农民以野菜、树皮充饥，并出现人吃人甚至父母吃掉亲生子女的现象。农民在肥沃的土地上辛勤劳作却食不果腹甚至大量饿死，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这都是难以理解和解释的事情，就此意义说，尽管当代西方及乌克兰政论家和研究者对于“大饥荒”的政策性原因及人为因素有很大程度的夸大，但是乌克兰作为苏联的粮食及农副产品生产基地，出现大范围的饥荒，其原因与教训的确值得人们深思。

2．俄罗斯各产粮区的饥荒情况

不过，苏联1932～1933年饥荒不仅仅发生在乌克兰，在当时苏联的其他农业区也发生了程度不等的饥荒，虽然没有图片来证实，但是通过其他档案文献资料，也可以反映当时的情形。苏联解体前，在一些文学作品或回忆录中就已经能够看到饥荒的“影子”。例如，1983年的《共青团真理报》上就登出了一位老战士的回忆文章，那是没有直接明了地说出的对20世纪30年代初饥荒的切身体会：

深秋，下着阴冷的蒙蒙细雨。我和母亲早晨到玉米地里去。那里有许多同村的人，都是和我一样的9岁、10岁的孩子。我们捡落下的每个上只有三四颗谷粒的玉米棒子。晚上，我们把玉米整整齐齐地（为了不撒落）码放在炉子上，烘干它们。然后在一台小手磨上磨碎。用磨出来的粉烤成玉米饼子。如果在冬天，男孩子或者女孩子举着玉米饼子到大街上去，我们就把这些人叫作富人。

准确地说，当时这种还可以用玉米饼子来果腹的情况应该叫作粮食供应不足，或者饥饿现象。2006年12月24日，俄罗斯《消息报》登载了一组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档案馆有关20世纪30年代初苏联饥荒死难者的文献。这篇稿件题名为“我们那里饥饿的人们甚至吃死马肉”，主要是从饥荒地区发出或者往饥荒地区发送的信件，这些信件的内容真实地反映了俄罗斯北高加索边疆区一些地方十分严峻的饥荒情况。在开头“作者的话”中，作者叶莲娜·洛丽娅说明了公布这些文献的意图：

11月25日是乌克兰确定的纪念“大饥荒”死难者的日子。离这个发生灾难的日子越近，乌克兰最高拉达（即最高苏维埃——笔者注）中的一些党派感觉到的压力就越大，因为人们更急切地要求承认1932～1933年饥荒是对乌克兰人民的“种族灭绝”。实际上，饥荒波及的地区，还包括伏尔加河流域、乌拉尔、斯塔夫罗波尔、远东、北高加索共和国、哈萨克共和国。乌克兰的政治家们极力回避这些情况。《消息报》上登载了一些从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内务部档案馆中找到的文献，这些文献反映的饥荒情况，实际上是遍布苏联全境的。其中的一些文献不能不令人震惊，但这还不是全部文献。在文献中读者可以知道，当时的人们因饥饿而全身浮肿，孩子被吃掉了，而政府对此态度冷漠甚至残酷无情。

因20世纪30年代初的饥荒而有多少人毙命，到现在谁也说不出准确数字。人们的说法是各种各样的，在各种表述中，全国死亡人数从400万到750万。苏联农村发生的这场饥荒，是过去一个世纪中最具灾难性的事件。在当代历史教科书中有关这个问题几乎不曾提及，连历史学家也是直到不久前才有可能仅根据公布出来的饥荒见证者提供的资料来研究这个问题，而档案资料却拿不到。在部分文献得以公开之后，饥荒的规模开始清晰了。从紧急事务委员会工作人员那里得到一些文献，有的是从发生饥荒的村镇寄出的信件，有的是被截获的军事情报，有的是党的决议，这些都可以见证苏联农村死难者的历史。

到目前为止，关于饥荒的原因在历史学家中还没有一致看法。一些人主张主要原因还是粮食歉收；另一些人（占多数）认为，最主要的过错在于政府的粮食储备运动，它的结果加剧了粮食歉收……多种原因导致了灾难性的结局。

星期五我们还将公布一些文献，这是联邦安全部给《消息报》提供的档案。文献覆盖的饥荒地区有伏尔加河流域、北高加索边疆区、乌拉尔……

也就是说，这些档案文献的公布，主要目的是说明当时不仅在乌克兰，而且在俄罗斯的伏尔加河流域、北高加索边疆区、乌拉尔以及其他地

方，也发生了大规模饥荒。饥荒的严重程度并不亚于在乌克兰：饥饿中的人们把各种可吃的植物都采集来吃了，连死马肉都吃，甚至从饿死的人身上割肉，出现了用人肉做的香肠……

“全都是碎渣子，别拿棍子戳它”

北高加索边疆区土壤肥沃，只要播下种子，就能长出东西。1930～1933年，边疆区赶上集体化四处出击。当时，富裕农民被“专门迁移”到国家的北部和东部，集体农庄承担着明明知道完不成的粮食储备计划和余粮收集任务，而在道路上则站着阻止人们离开村庄的哨兵。

正是在那个时候，在民众中间出现了令人苦涩的谚语和俏皮话：“1933年，都在吃滨藜，手和脚肿胀，死在道路上。”“有传说，小麦被运到国外，而集体农庄的人正在吃茨冈小孩和滨藜。”“我不怕严寒，我也不怕冷，只怕集体农庄，进去就要饿死。”“装水的小水桶，装着碎粮渣子，全都是碎渣子，别拿棍子戳它。”

在城市里，特别是在莫斯科或列宁格勒，很少有人能猜想得到农村饥荒的程度。现在在联邦安全部档案馆能找到的极其少见的文献，都是饥饿的农民写给自己在军队中服役的兄弟、丈夫和儿子等人的信件，信件都没有到达目的地。这些信件是被军队的书信检查部门截获的，为的是不要让有关饥荒的消息传遍全国。以下是其中的一部分。

一封从诺沃－捷列维扬卡镇发出的信，寄往沙赫特市，收信人是红军战士尤尔琴科，写信的是他的双亲：

……我们这里许多人都快饿死了，一昼夜能撂倒五个，没有谁能活下来。人们都在挨饿，都挖不动坑了，地冻得非常硬，死人都放在棚子里或花园里。人们的样子很可怕，脸色吓人，眼睛无光。临死前人都是肿胀的，开始变黄，被人抬到屋里躺下就死了。年轻的姑娘们为了要一小块西葫芦或者黄瓜而乞讨。不知道我们将会是什么样子，等着我们的也是被饿死的命运……

一封寄往斯塔夫罗波尔的信，收信人是Г. Г．图米林柯，写信的是他的父母：

……很多人都快要死了，每个农家院子里都有两三个死了的人在那摆着，谁都想不起埋他们，大家都要被饿死了，没有粮食，就连红甜菜和南瓜都没有了，所有的东西都吃光了，人们往后都不知道怎么活……

一封从诺沃－亚历山大城寄出的信，收信人是红军战士别尔秋克，写信的是他的妻子：

……集体农庄不给我发粮食，我现在没东西吃。这不刚刚去了趟车站，自己去弄了点麦糠，用这东西烤了饼子，不过这饼子很苦，像药片。我把饼子给托尼吃，她却哭着把饼子扔到地板上说：“你给我，妈妈，你给我面包！”我的心在颤抖，她最好还是死掉吧，省得活受罪，我也最好能死掉，比这样活着好……

一封从克雷洛夫镇寄往顿河畔罗斯托夫炮兵团，给一个名叫扎波罗热人的信，写信的是他的姐妹：

我们镇子里现在是那么可怕，甚至写信的时候都害怕，怕的是被抢劫、被当面威胁。饥饿的人们在街上走，当他们走到院子里时，你赶不走他们，你不可能立马给他们吃的东西，而如果不给吃的东西，那就要遭殃了。家里现在就有这么一些饿得浮肿生病的人，看着简直太可怕了。我们这里的人们已经饿得连死马肉都吃，这里有个克拉姆瓦利指挥部，那里的马一死，人们立刻就跑去弄死马肉吃。

一封从顿河畔罗斯托夫发出，寄往斯塔罗明镇的信，收信人是Л. И.柯斯坚克，写信的是他的女儿：

……我们，大概很快要被饿得肿起来。我们这里有那样的传言，说人们已经在吃人。18号的一大早我去买面包，看见人们往尼古拉耶夫胡同跑，原来在那里发现了被烧过的手和脚。警犬跑了过去，赶走了人们，当然，我不知道结果怎样。只是，昨天在市场上人们从一个妇女那里买了香肠，香肠是用人肉灌的，这是我亲眼看见的，香肠颜色很新鲜，是黄色的，味道我不知道……

一封从阿尔马维尔寄往顿河畔罗斯托夫第九炮兵团的信，收信人是Н. И．卡尔宾科，写信的是他的朋友：

……在阿尔马维尔抓到了13个人，他们割下人们身上的肉，再卖出去。公开的说法说这是一些富农，当审问他们，是什么原因促使他们这样做时，他们回答：“为了在人们中间制造对苏维埃政权不满的情绪，还为了证明国家确实出现了饥荒。”你明白了吗？这是真有的事。

除往来信件外，在当时地方管理委员会的报告中，也有关于饥荒情况的汇报。

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全权代办处秘密警察局就下伏尔加边疆区有关边区粮食困难的特别报告，根据1933年3月20日的数据

1933年3月28日

粮食困难继续发生在新的地区和集体农庄：3月10日……清查了33个区里的110个集体农庄，生活严重困难的家庭有822户。

……大多数人家的食物都是各种各样的替代食品（把面粉和谷物的糠秕、滨藜、南瓜以及马铃薯皮、黍壳、捣碎的“蒲草”类植物掺到一起，有的人家吃的食物是一些没有掺入面粉的替代食品，营养补充唯有靠白菜，南瓜和别的蔬菜），人们甚至吃死了的动物的肉，还有个别人吃人的情况。

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全权代办处下伏尔加边疆区代表

全权代办处秘密警察局 雅库波夫斯基

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秘密警察局有关中伏尔加边疆区和乌拉尔州粮食困难的专门通告

1933年4月3日

乌拉尔州托洛茨基区。在以斯大林命名的米哈伊洛夫村苏维埃集体农庄里，因疫病而死并被浇上石灰水的牲畜尸体，被少数民族和俄罗斯族的集体农庄庄员们从埋葬场偷回去，以作为食品。

在粮食困难地方的集体农庄庄员中，反对情绪急剧上涨：“我一夏天干活干到累得不行，剥掉一层皮，赤裸着身体，光着脚，难道就是为了现在没有粮吃，饿得浮肿吗？要知道我家里有七口这样的人，所有人都坐着，叫唤着：‘给我面包！’可这些东西上哪儿能弄到呢？我就去躺在拖拉机下面，我改变不了这样苦难的日子。”

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秘密警察局局长 莫尔恰诺夫，国家政治保卫局秘密警察局副局长 柳什科夫

一位饥荒亲历者的回忆也再现了当时那惨痛的一幕。

萨拉托夫州勒吉谢沃镇居民柯·瓦·菲利波娃的回忆

我的一生中最可怕的是什么时候？就是饥荒的时候。人们倒下去了，饿得摇摇晃晃地就倒了。有一次我和父亲在集市上买了肉冻，他一回到家就要吃，却发现那是用人肉做的，因为在里面找出了人的指甲。我的祖母几乎在整个饥荒期间都躺着不动，每天都在期待着这一切快过去。有一次有人给了点粮食，我们加工后送给她一小块甜面包说：“给，奶奶，现在起来吧。”她接过这一小块面包，送到嘴边，又放了下来。最开始我们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掉过头一看，奶奶已经死了。在她的面颊上还能看见刚流出的眼泪，也就是说，她一直就在等着一小块面包。

除了档案文献外，在后来的文学作品中，对1932～1933年饥荒的情况也有很多描述，被当代历史学家引用。如俄罗斯历史学家罗伊·麦德维杰夫在其历史著作《让历史来审判——论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中，就引用了文学作品中的下述记载：

在彼得拉科夫斯克村，家畜因缺乏饲料而减少，人吃的是用荨麻做的面包、用亚麻籽做的小饼、用欧白芷煮的粥。不止一个彼得拉科夫斯克村是这样。全国都遇到了一个饥荒年——1933年。在地区中心城市沃赫罗夫，在车站旁的小公园里，常有奄奄一息的被从乌克兰赶出来、被剥夺了财产的富农。早上在那里见到死人是常有的事，总会驶来一辆马车，医院的马倌阿布拉姆把尸体一个个搬上

车。并非所有的人都奄奄一息，许多人拖着由于没有血色而发青的浮肿的双腿在尘土飞扬、凹凸不平的路上徘徊，像狗一样用乞怜的目光注视着每一个路过的人。在沃赫罗夫没有人施舍。居民们自己要想得到凭卡供应的面包，头一天晚上就得去商店排队。1933年……

1933年春天，这场饥荒达到了顶峰。“1933”成了人们关于饥荒的黑暗记忆的一个沉重的年份。正如康德拉申教授所描述的那样：“1933年人们都吃滨藜，手脚肿胀，死在路上。”在奔萨州的村庄里，后来的人们是这样回忆那场灾难的：在玩罗托游戏下筹码时，人们把33这个数字叫作“饥荒年”。而在一些村镇中，人们为饥荒的死难者建造了一个个纪念碑，或者在埋葬饥荒死难者的地方安放东正教的十字架，上面写着“这里安放着1933年的死难者”。而在乌克兰以及苏联其他经历饥荒的地方，这样的描述以及纪念活动更是普遍。

由于苏联政府采取了向饥荒地方拨发救济粮、停止大规模粮食出口、降低粮食收购指标等措施，加之新谷物的收获，在1933年夏秋之际，饥荒情况开始改变。不过，正如饥荒的发生在不同农业地区有不同的时间一样，饥荒的停止也是一个逐渐的过程，从1933年夏秋到1934年，在有的地方还有后续性的饥荒，并延续了一段时间。当然，大规模饿死人的情况到1933年夏秋基本上没有了。

由于最初提出1932～1933年饥荒问题的是乌克兰人，因此，西方学界对这个问题的早期研究也主要围绕在乌克兰的饥荒，尤其是在乌克兰农村发生的饥荒，这种情况实际上限制了对这个问题的宏观研究视野。正如一位西方经济学家总结的那样：“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饥荒的规模还没有搞清楚，只是从在美国和加拿大的一些乌克兰流亡者那里获取了一些材料。而当文献开始公布后，人们马上就会清楚，饥荒不仅发生在乌克兰，还发生在国家（苏联）许多别的地区。”越来越多的材料证明，确实是这样，苏联1932～1933年饥荒不仅发生在乌克兰共和国，也发生在俄罗斯的广大地区，包括北高加索和哈萨克共和国。具体地说，饥荒发生在苏联的重要产粮区：乌克兰加盟共和国，伏尔加河中下游地区，北高加索，中央黑土区，乌拉尔，西伯利亚的部分地区以及哈萨克。在乌克兰主要包括基辅、哈尔科夫、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敖德萨、顿涅茨克等州；在俄罗斯的饥荒地区有沃罗涅日州、库尔斯克州、斯维贝德洛夫斯克州、车里亚宾斯克州、鄂木斯克州等。苏联全部饥荒地区覆盖大约5000万人口，几乎遍及当时苏联的主要产粮区，受灾者主要是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