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苏联1932～1933年饥荒的死亡人数

有关苏联1932～1933年饥荒中的死亡人数，在苏联时期以及当代俄罗斯学界都是一个难以确定的数字，苏联时期档案文献的封闭以及国家的限制政策让这个问题的研究成为禁区。苏联解体后，很多档案文献得以公布，但公布的档案文献并不完全，而是有选择和有限制的。另外，饥荒发生当时的一些统计资料本身并不完整，历经几十年，又经历联盟国家解体的大动荡，一些资料的遗失和破损也给材料的收集带来困难。苏联解体后，在原苏联各个加盟共和国都有与苏联历史相关的资料，现如今，无论哪个原加盟共和国的研究者想把这些材料完全收集到一起都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最后，虽然研究者都声明自己采用了人口统计学的档案资料，但是在人口统计过程中，对于因饥饿而死亡或者因其他疾病而死亡的人口怎样区分，是否将那些因饥荒而刚出生尚未来得及进入户籍登记簿内的婴儿，以及因饥荒导致人们不生孩子而带来的人口损失也计算在内，对这些因素引起的死亡率增加又该怎样统计，等等，研究者在这些问题上意见也不一致。因此，对苏联1932～1933年饥荒中遇难者人数的争议甚多，学者们提出的死难人数的上下差距也比较大，这种争议可能还要持续一段。不过，我们还是能够根据一些研究者的研究资料以及俄罗斯及乌克兰政府公布的数据推断出这个数字的大体范围。

一 五花八门的数字

苏联1932～1933年饥荒饿死者人数一直是一个模糊的数字。这里主要涉及苏联总的饿死者人数有多少，其中乌克兰的饿死者有多少，以及对于因饥饿或者疾病而死亡的居民如何区分的问题。关于苏联饥荒总的饿死者人数，最早在西方曾提出有1000万人之说：“西方经济学家对1929～1933年间丧失生命和自由的农民总人数的估计不尽相同。仅被放逐一项据说达500万户之多。根据若干年以后斯大林本人同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的谈话，在这个时期受到牵连的农民有1000万人之多。”在俄罗斯也曾有600万人、750万人、1000万人、1600万人的不同说法，还有学者提出有200万～300万人，或者以450万人为上限的说法，甚至还有死亡64万人之说。死亡人数上下差距之大，可以看出这个数字在统计上的巨大分歧。不过，随着相关档案材料的公布，近年来出版的俄国历史教科书中列举的数字要客观一些，如莫斯科大学历史系2007年出版的《俄国史》教材指出，饥荒中死亡人数有300万～500万，另一本历史教材中提出，饥荒死亡人数超过300万，同时注明也有死亡500万～800万人的说法。

作为苏联最重要的产粮区，乌克兰在这场饥荒中受害最深，其死亡人数特别引人关注。西方研究者罗伯特·康奎斯特在其著作中提出，饥荒中乌克兰的死亡人数“保守估计”约有500万人。在当代乌克兰的教科书、广播、电视以及信息网站等媒体中，乌克兰人在饥荒中的死亡人数有时达到700万、1000万，甚至1500万。乌克兰前总统维克多·尤先科（Виктор Ющенко）在公开讲话中甚至宣布，饥荒时期乌克兰失去了1/4的居民。这些都是笼统说法，近些年，随着统计资料的公布，一些学者提出了比较具体的数字。如有乌克兰专家认为仅1932年12月1日至1933年4月15日期间在乌克兰就死亡2420100人，俄罗斯学者亚历山大·舒宾对这个数字有不同认识，他认为当时苏联总的饿死者人数有200万～300万，乌克兰的死亡人数应在100万～200万之间。另一位俄罗斯研究者马尔丘可夫提出，苏联总的死亡人数是700万～1000万，在1932～1933年两年中乌克兰加盟共和国直接死亡人数是290万～350万。最近一个有法律依据的数字来自于乌克兰国家安全局的调查。2010年1月13日，乌克兰基辅上诉法院审理了由乌克兰国家安全局以“造成1932～1933年在乌克兰的大饥荒——种族灭绝事实”为根据提出指控并进行侦查的刑事案件。基辅上诉法院以判决书的形式批准了乌克兰国家安全局的侦查结论。结论中指出，根据乌克兰国家研究院“普杜希”人口与社会学研究所进行的庭审前的调查，从人口学角度做出了科学的技术鉴定，认为，1932～1933年在乌克兰进行的“种族灭绝”活动，造成3941000乌克兰人毙命。最新数字是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科兹洛夫提出的，他认为，苏联1932～1933年饥荒中的总死亡人数不少于700万，其中乌克兰人有300万～350万。这个数字基本上与俄罗斯官方公布的数字是一致的。一般来说，后几个数字在学界得到了更多的认可。

在俄罗斯方面，比较权威的有关苏联1932～1933年饥荒死亡人数的统计数据，应该是在由俄罗斯科学院研究者达尼洛夫主持编写的《苏联农村的悲剧：集体化与四处出击》之第3卷中，在2001年出版的这本书的附言中，对有关苏联1932～1933年饥荒的死亡人数的各种说法做了汇总，并且还引用表格和数据加以详细分析。这篇附言的作者史蒂文·惠特克罗夫特（Stephen G. Wheatccoft）举出一些苏联以及当代俄国统计学家或者历史研究者的数字作为自己的观点的基础。根据他的介绍，由于苏联时期对一些经济学家和统计数据研究者的迫害，导致有关20世纪30年代初饥荒的统计数字十分难以查找。在“大清洗”的年代，担任国民人口统计部门领导职务的米·维·库尔曼（M. B. Курман）及其同事伊·亚·克拉瓦里（И. А. Краваль）曾被逮捕，后者被枪决，前者被送到劳改营。在劳改营里，库尔曼在撰写自己的回忆录过程中记下了自己所做的统计数据。惠特克罗夫特将库尔曼和其他一些研究者的相关数据做了比较。库尔曼在1937年所做的统计认为30年代初因饥荒而死亡的人数为350万，其中经户籍人口登记的死亡者为250万，没有登记的有100万；而居住在北美的研究者弗兰克·罗里美尔（Ф. Лоример）在1946年根据非公开数据，将当时人的寿命与正常年代对比，得出的死亡人数是480万；别库诺娃（Бекунова）和罗德诺伊（Родной）在1964年通过秘密档案材料在比较了正常年代的死亡率后，得出1932～1933年的死亡人数为470万；马克苏多夫（Максудов）在1975～1991年间查阅大量资料，借鉴西方人口学研究方法，认为20世纪30年代初的饥荒导致乌克兰的非正常死亡人数为440万，哈萨克和中亚为130万，北高加索为110万，俄罗斯联邦其他地方有300万，即共980万。马克苏多夫还把早期从事“大饥荒”研究的西方研究者詹姆斯·美斯和康奎斯特的研究结果列了出来。詹姆斯·美斯认为，苏联1932～1933年饥荒饿死者超过1000万，其中乌克兰的死亡人数为500万～700万；康奎斯特比他保守些，认为1932～1933年在苏联因饥荒而死的人数为700万，其中在乌克兰死亡500万人，在北高加索死亡100万人，在其他地区死亡100万人。另一位研究者察普林（Цаплин）在1989年得出的饥荒死亡人数是450万；另三位研究者安德烈也夫（Е. М. Андреев）、达尔斯基（А. Е. Дарский）和 哈 尔 科 娃（Т. А. Харькова）在1990年将因饥荒而未能出生的人口也统计进去，认为仅1933年死亡人口就超过700万。

在上述统计数据的基础上，史蒂文·惠特克罗夫特列出了一个表格，作为他的研究成果的根据。根据他的计算，1931～1933年苏联因饥荒而死亡的人数为600万～700万，乌克兰的死亡人数为300万～350万。不过，应该注意的是，他所计算的时间段是1931～1933年，在时段上，并不是具体的1932～1933年，因此，这个数字只能作为各种研究成果中的一个参照（见表1－1）。

2005年，莫斯科大陆出版社出版了亚·尼·雅科夫列夫的回忆录“Сумерки”，不久前被译成中文出版，名为《雾霭——俄罗斯百年忧思录》。雅科夫列夫之所以为自己的回忆录起了一个十分沉重的名称，起因于他对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对苏联共产党几十年“统治”的批判性认识，正如他所描述的：“黑压压的雾霭笼罩在俄罗斯的上空，达数十年之久。”他把20世纪20～30年代的农业集体化与饥荒视为苏联前期几轮大清洗的一部分，对饥荒的死亡人数也做出估算：“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推行集体化过程中，500余万农民及其家属受到清洗。死于当局所策划的饥荒的人大致也是这个数字。”雅科夫列夫提出的这个数字并没有注明出处和计算方法，其可靠性还需认真审视。不过，作为一个从骨子里憎恶社会主义制度、亲西方的前苏共中央领导人之一，他所提出的这个数字应该可以作为一个反证的参照数字。也就是说，在雅科夫列夫看来，苏联20世纪30年代初的饥荒死亡人数大致在500余万。在时间段上，他认为这次大规模饥荒开始于1931年初。最初的遭难者是“所谓破坏粮食收购和其他经济政治运动的人”——主要是富农。由此不难看出，他所提到的500余万人的数字至少应包括从1931～1933年这个时间段，比本书所指的时间段还要稍长一点，如果只研究1932～1933年饥荒的话，其数字应该比500余万人更少些。

直到目前，中国学界涉及这个数字的研究成果还不多，并且，即使有所涉及，也多是一些对于苏联1932～1933年饥荒情况的介绍性文章，没有比较具体准确的数字。当然，也有学者提到“在20世纪30年代初的饥荒中，乌克兰人死亡近300万”。由于其文中没有具体指出是1932～1933年饥荒，故按该文作者之意，1932～1933年饥荒在乌克兰的死亡人数应该小于或最多等于这个数字。另有文章引用俄罗斯政府于2008年公布的最新数字，饥荒死亡人数为700万。这个数字应该是俄罗斯政府以官方形式公布的准确人数，但支持这一说法的根据并不清楚。

根据近年来较新的数据材料，有文章提出苏联1932～1933年饥荒造成的总死亡人数是400万～750万。综合上述各种数据材料与观点，可以看出，就眼下各方研究者的说法以及所得的全部统计资料来看，这场饥荒的死难者人数目前还很难有一个能够说服各方接受的、比较具体的数字。笔者基本赞同最后一种说法，即饥荒的死亡人数大体在400万～700万之间。当然，随着新的档案材料的不断发掘，原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以及国际上其他国家研究者的努力，对于苏联1932～1933年饥荒史实的研究将会不断深入，学者们还会提出更具体的数字，或者用新材料来证实已有的统计结果，使这项研究更有成效。因此，这个数字还不能作为最终数字。

二 研究方法：怎样计算饥荒的死难者

对于苏联1932～1933年饥荒中饿死者的人数的统计，可以说从饥荒发生后在西方就开始了计算。不过，直到如今，各方研究者在统计方法上还存在很大分歧。如前述，从饥荒的受灾范围以及时间段上，对于这次饥荒的表述就不完全一致：“苏联1932～1933年饥荒”，指1932～1933年苏联农业地区的大规模饥荒；“20世纪30年代初苏联的饥荒”，在时间段上要更长一些，起自1930年或者1931年，终止于1933年或1934年；“大饥荒”或者“乌克兰大饥荒”，主要指20世纪30年代初在乌克兰农业地区发生的大规模饥荒。由于研究视角的不同，研究者在计算饥荒遇难者人数时就可能出现范围上的差异。

另外，在统计饥荒死难者人数时，哪些人应该被列在统计范围内，哪些人不应当被视为饥荒死难者，在学者中间也有争议。有学者指出，饥荒年代死亡的人，不一定都是因饥荒而死。尽管从表面上看，在饥荒年代确实有不少人因粮食不足而饿死，有因吃不到蔬菜，身体缺乏营养，造成身体机能衰退而死，但也有因伤寒、痢疾、疟疾等疾病而死的。在户籍管理部门的登记中，这些死亡统统被写成“不明原因”的死亡，因此，其中到底有多少人直接死于饥荒，并不好区分。确实，在很多档案材料以及后来的回忆录中，在强制迁移富农以及对那些抵制集体化政策的农民进行惩罚而将其全家流放到边远的北部或东部地区时，在旅途中因气候恶劣、饮水条件不好、食品质量差、衣物不足而导致人们生病，加之拥挤的交通工具以及到达目的地后居住地人口过密，又加剧了诸如斑疹、伤寒甚至白喉类疾病的流行与传染，这些情况均有记录和描述。另外，被强制迁移的人们还有不愿意居住在指定地区的，他们从一个地方逃往另外一些地方，同时也将疾病带到新的地方。这种情况不仅在苏联20世纪30年代初的饥荒中存在，在对世界上其他一些发生大规模饥荒的地方的研究和统计中，这基本上也是一种普遍现象。因此，有现代研究者根据大量经验性研究得出结论：“即使在饥荒时，绝大部分死去的人也都是因各种疾病而死的，而非直接被饿死。”还有学者认为，人口学的统计中，把消失的人都算作死亡人口，并不是很准确的，因为“‘消失的’居民，不仅仅是死亡的，还有从灾荒地区离开的，以及未能出生的，因为在困难时期一些夫妇决定推迟生育孩子。”因此，“不是各种各样死亡人数的提高都可统计成因饥饿而死。死亡率提高很明显的一部分是由于疾病，这确实与不良的营养状况有关，但不能直接按饿死来统计”。不同研究者基本上是按照自己对于统计学的理解来计算的，这也导致对于饥荒死亡者的数字出现了五花八门的说法。

总体来说，对于饥荒死亡人数的计算，在计算方法上就反映出俄罗斯学者和乌克兰学者以及西方学者之间存在的不同看法。出于政治考量，乌克兰上层社会和一些乌克兰研究者极力强调乌克兰遭灾范围之大，死亡人数之多，以证明那一场饥荒就是针对乌克兰人而来。就乌克兰与苏联其他加盟共和国的死亡人数比较来看，实际情况也确是乌克兰死亡人数最多。对此，俄罗斯研究者认为，苏联1932～1933年饥荒中，乌克兰受灾最严重是事实，不过，饥荒不仅仅是乌克兰一个民族的灾难，俄罗斯、哈萨克也遭受了比较大的损失，因为饥荒的发生只是在产粮区与非产粮区以及在城市工人与农村居民之间有区别，却“没有民族界限，也没有政治学说之分”。乌克兰历来是苏联主要产粮区，农业人口多，损失相对也就大一些，但“乌克兰共和国遭灾特别重并不是因为那里生活着乌克兰人，而只是因为，那里是苏联的主要产粮地区”。因此，把乌克兰因饥荒而死的人数规模夸大，在很大程度上是带有一定意识形态以及乌克兰民族主义色彩的说法，从科学依据上看并不完全具有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