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走出去”的历史方位

中国改革开放获益于东亚生产网络，而中国对外投资的增长也与此相关。在国际经济领域，1985年的“广场协议”推动的日元升值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转折点。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外投资流入的增速大于出口。日元汇率升值，促使日本的对外投资快速转向东亚地区，东亚地区的经济体则利用日本跨国生产转移，加速国内产业升级和出口导向战略的实施，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起飞加速。日本企业的出口由于汇率升值暂时下降，它通过东南亚市场再转口到美国去，亚太经济的一体化趋势得以加强。中国经济融入地区生产网络之后，借助于这些贸易投资通道迅速增长，中国公司也通过加工贸易获得了国际市场的经验和能力，这些是中国投资飞速增长的根本性地区环境和国际制度体系。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亚洲经济体对外投资的兴起有直接关系。如图1-4所示，在所有发展中世界对外投资中，东亚占据了重要地位。冷战结束前后，美洲的对外投资下降，非洲的对外投资占比也下降，唯一增多的就是亚洲。在促进亚洲对外投资增长过程中，日本的贡献排在第一位，其次是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地区和中国香港这“四小龙”。根据图1-4的曲线变化，投资下降的阶段是地区和全球经济萧条阶段，比如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对东亚对外投资打击甚大。2001年后美国陷入网络经济泡沫，由于亚洲的最终消费市场在美国，其经济走势被美国经济拖累。亚洲对外投资与贸易关系紧密，深受发达国家影响，与世界经济周期十分相关。

从图1-4可以看出，中国对外投资地位的地区格局变化出现在全球金融危机前后。20世纪90年代前期的增长不可持续，原因在于当时亚洲的对外投资刚刚起步，生产网络格局变化不够明显，日本的主导地位依然不可撼动。但随着中国经济最终跃居世界第二、亚洲第一，亚洲内部的投资格局也在发生变化。对外投资的流量固然重要，但存量更反映出历史性地位。流量代表某一年份的变化，有时会受到某些大项目实施的波动影响，而存量代表中国企业在东道国经营的时间长短，存量越多，意味着中国企业和这个国家的关系越深，因为企业的持续投资会产生众多的外溢效应，比如培育了对该企业经营的良好社会环境。

在某种程度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近年来新兴经济体对外直接投资的活跃遥相呼应。过去三十年来，新兴经济体的对外投资存量增长了近24倍，而发达国家增长了34倍。2009年新兴经济体的FDI流出量达到了408.46亿美元，比1980年的6.7亿美元增长了61倍。2009年，发达国家的流出量达到了8206亿美元，1980年则为484亿美元。

从对外直接投资的存量规模分类，以10亿美元为一个等级衡量的话，新兴经济体的对外直接投资可以分为四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前后，从1980年开始，累计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超过10亿美元的经济体包括巴西、中国台湾、阿根廷、南非、墨西哥。第二阶段是80年代到90年代，从80年代中期开始突破10亿美元的经济体有新加坡、土耳其、中国、韩国。第三阶段是90年代之后，突破10亿美元的经济体有马来西亚、俄罗斯、智利、泰国、菲律宾、印度。第四阶段是进入21世纪之后，秘鲁于2003年超过10亿美元。如果以超过100亿美元来衡量的话，20世纪80年代有巴西、中国台湾以及南非，进入90年代后有新加坡、中国、阿根廷和韩国。也就是说中国在对外直接投资领域起步早，但并不引人注目。中国真正在对外投资领域开始确立自己的地位是近十年，主要得益于中国政府的“走出去”战略。

从整个发展中国家群体来看，中国的对外投资占比呈现两个阶段性变化（见图1-5）。第一阶段是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这个阶段的主要特色是发展中国家的对外投资不断增长，中国的增速适中。真正进入全球化爆发的90年代，中国对外投资的占比反而有所下降。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中国对外投资呈增长趋势，但发展中国家整体的对外投资增长比中国更快，所以这个阶段中国经济崛起并不十分明显。第二阶段是90年代下半期和进入21世纪后，中国经济在全球金融危机后表现出色，全球背景下的中国崛起成为世界主流话题，而不是以往聚焦于中国从一个封闭社会走向开放带给世界的政治意义。

从图1-5可以发现，中国外资地位的提高得益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2004年中国对外投资起飞之后，在发展中国家的占比并没有相应提高，比重维持在4%左右。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比重开始上升，从2007年的5%左右上升至2013年的13%。

当然，我们仍然要保持清醒。如图1-6所示，在国际投资格局中，长期以来都是发达国家占主导地位，冷战结束后其占比略有下降，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下降速度较快。近年来发达国家FDI占全球比重跌破80%，但基本格局仍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比为4∶1。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比重大，很大一部分原因源于产业链的分工和相互投资，如汽车、电子产业的产业内贸易引发的投资，以及电信、IT行业的并购等。发展中国家现在的一些投资方式，如股权、并购等，基本都是从发达国家那里学来的。在对外直接投资领域，发展中国家追赶发达国家的难度要大于国际贸易领域，尤其是需要花费较长时间培育一批有竞争力的跨国公司。

如图1-7所示，中国、美国和日本的直接投资存量差距甚大。中国大致相当于美国1984年、1985年的水平，相当于日本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水平，与美国相差25~30年，与日本相差20年，这样的差距无法在短期内解决。尽管美国的占比不断下降，但其地位仍然相对较高。美国的相关数据波动较大，这是由于其依然是全球霸主，利益遍布全球，全球政治经济波动会影响到美国的对外投资，是否出手消除这些矛盾以及消除矛盾的效率，直接决定了美国对外投资各种数据的波动情况。而中国的对外投资主要分布在中国香港，受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影响不大，数据波动较小。对外投资曲线波动幅度越小，意味着经济体的对外影响力越小，对外投资曲线波动越大，说明该国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更紧密。

在对外直接投资领域，按照人均收入水平衡量一国的对外投资发展路径具有很大影响力。1981年，英国跨国公司理论家约翰·邓宁（John Dunning）认为一国的对外投资额与该国人均收入呈正相关关系，而净投资额则表现出S形曲线。如图1-8所示（1996年的修正模型和1981年模型），横轴是每个阶段的人均国民收入（GNI），纵轴是净投资额，曲线代表资本流进流出的净额，也就是吸引进来和投出去的差额。第一阶段是负数——吸收外商投资，第二阶段仍是负数，到了第三阶段，出现转折点，吸收的外商投资越来越少。目前，中国正处在第三阶段和第四阶段之间，对外投资额和吸收外资额开始齐平。下一个阶段，按照图示分析，对外投资额将会迎来一个井喷式增长。

从图1-9可以看出，早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已经处于对外投资额较高的阶段，日本处在第三阶段到第四阶段之间。鉴于中国2014年对外投资额已经超过吸收外资额，在实践意义上对我们具有较大参考价值的是20世纪70年代的德国和日本。瑞典也是传统投资大国，新加坡、巴西、印度当时还处于第一、第二阶段，亚洲“四小龙”刚刚起飞，还没有进入邓宁的分析视野中。新加坡是一个例外，同时也比较典型，现在新加坡已是东盟最重要的对外投资国。比如，除了美国和日本外资之外，菲律宾吸收外资最多的来源国就是新加坡。20世纪70年代新加坡经济开始起飞，人民行动党当时做出很重要的决定就是吸引外资，国际资本大量流入造船、化工行业。

2010年，中国人均GDP超过4000美元，已跻身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按照安格斯·麦迪逊（Angus Maddison）提供的数据，2010年中国人均GDP为8000国际元，相当于美国的26%，处于韩国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日本60年代初的水平。按照IMF的购买力平价数据，2014年中国人均GDP将达到7600美元，美国为55000美元；2019年中国人均GDP将达到11070美元，美国为67348美元，中国数据将是美国的16.5%。有经济学家预测，中国将在2030年成为高收入国家，根据邓宁理论的预测，收入水平的提高将会推进对外投资向更高的发展阶段演进，中国对外投资水平还将继续扩大。

历史经验表明，人均GDP达到4000美元时，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发展的分水岭。跨过这一门槛之后，国家如果还能继续维持增长，通常会进入一个较长的经济高速增长通道。例如，20世纪60、70年代，东亚的日本、韩国等相继实现人均GDP4000美元的突破。他们通过调整产业结构，发展重工业，实施出口替代战略，并积极鼓励大企业“走出去”，成功实现了产业结构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资本密集型转变，经济普遍保持了10年以上的高速增长，并很快实现了人均GDP由4000美元到10000美元的突破。

在进入分水岭阶段后，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逐渐由主要依靠投资驱动转向主要依靠创新驱动。由于人均消费迅速扩大，服务业获得大发展，“消费主导—服务业推动”的组合逐渐演进为经济增长的主导驱动力。在消费增长、创新驱动的格局下，中国社会面貌也将发生极大变化。在这个阶段，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的形态，社会结构，法制体系，国家治理以及意识形态都会发生重大而深刻的变革。国内政治经济形态的重大变革，必然促使中国对外经济关系也发生重大变化。

从直接投资理论与产业升级研究成果来看，进行境外直接投资的国家，其产业结构将随着投资增多而逐渐优化。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的产业结构演进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当然，这种效应的大小取决于投资的规模、动机、投资目的地以及企业的学习能力等。

总体上讲，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提高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和质量，应与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发展要求相一致，即依靠对外直接投资推动产业结构从低级向高级发展，不断扩大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推动知识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大力发展新兴产业，特别是战略性新兴产业，促进国内产业由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转型。

从日本的经验看，20世纪70年代中期，日本首要投资对象是亚洲，然后是北美、拉美。现在中国对外投资的地区分布也呈现这种特点，投资最多的是亚洲，然后是拉美。假设中国下一个10年的演变规律接近日本的话，那我们会发现中国的投资会在周边国家逐渐增多，但会逐步朝着发达地区转移，特别是对北美和欧洲的投资也会增多。目前中美双边投资协定正在谈判之中，一旦达成，中国对其投资还将继续扩容。

日本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对亚洲投资额占比下降，这似乎说明中国对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投资将在未来一段时间达到一个高潮。20世纪70年代，日本的汽车公司逐步开始在北美设立工厂。80年代开始，日本企业开始大举推进对美国的公共外交，不仅向美国议员游说，也在大学、智库设立研究项目，推进社会责任体系建设，积极谋划占领美国、欧洲等全球发达市场。

20世纪70年代，日本制造业对外投资占据主导地位，到了80年代随着日本经济的成熟，非制造业领域开始快速上涨。从制造业细分行业看，70年代的时候，日本对外投资最大的是纺织业，其次是化工业，再次是金属和电子工业。到80年代的时候，对外投资已经比较成熟。但现在日本的电子工业已经衰弱，因为日本对外投资导致中国台湾地区、马来西亚和中国大陆的电子工业崛起，日本的电子工业已经不再占据主导地位，但日本的汽车产业仍然占据东亚的上游位置。整个20世纪，日本对外投资中的纺织业和木材业等制造业占比不断下降。中国未来可能会经历同样的过程，即制造业投资占比较大，然后服务业逐渐超过制造业，最终聚焦服务业。就行业特点而言，服务业遇到的矛盾相对较少，而制造业面临矛盾最多，比如裁员，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制造业还会遭遇很多法律问题，如公会制度的挑战。

当前中国置身的国际环境与20世纪80年代日本所面临的国际环境不同，中国周边国家正在经历政治转型，经济发展也在加速。中国需要积极借鉴发达国家，特别是日本、韩国的对外投资经验，重视运用国际体系变革的机会塑造新的国际投资环境，重视对外投资给国内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带来的机遇，深入评估外部投资环境的变迁，积极谋求推动中国跨国公司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