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走向社会主义革命

一 列宁的《四月提纲》和布尔什维克党的策略

1917年4月3日，列宁结束流亡生活，回到俄国。4月4日，列宁在塔夫利达宫召开的布尔什维克会议上发表了著名的《四月提纲》。同一天，列宁还在参加全俄苏维埃会议的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联席会议上做了报告。

列宁在《四月提纲》及一些补充、解释和发展提纲的著作[如《论策略书》《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无产阶级政党的行动纲领草案）》等]中回答了俄国革命中提出的各种问题，阐述了布尔什维克对一些迫切问题的看法，如关于从民主革命阶段向社会主义革命阶段过渡问题，关于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对待战争和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态度问题，关于苏维埃共和国问题，关于在苏维埃中争取多数的途径问题，关于在城市和农村实行迫切的经济改革问题，关于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任务等问题。《四月提纲》是列宁根据俄国工人运动和世界工人运动以往的经验，在发展社会主义革命理论方面向前迈出的新的一步。提纲中论证了社会主义革命在俄国取得胜利的方针。

列宁说：“俄国当前形势的特点是从革命的第一阶段向革命的第二阶段过渡，第一阶段由于无产阶级的觉悟和组织程度不够，政权落到了资产阶级手中，第二阶段则应当使政权转到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手中。”这一简短的结论不仅明确地说明了俄国当时局势的基本内容，而且明确地指出了能够实行这一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过渡的社会力量。

列宁在《四月提纲》中提出的关于从革命的第一阶段过渡到第二阶段的问题，同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关于社会主义有可能首先在单独一个国家获得胜利的结论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是这个结论的进一步发展和具体化。列宁坚信俄国具备能使无产阶级和农民联合起来突破世界帝国主义阵线链条的一切条件。在俄国，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农民同地主之间的矛盾、被奴役各民族同帝国主义压迫者之间的矛盾，要比其他国家表现得更尖锐。战争空前地加剧了这些矛盾。此外，俄国无产阶级具有自己的先锋队组织——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的政党。在多年阶级搏斗的烈火中，在两次俄国革命的街垒战中，锻炼出了一支伟大的革命力量——工农联盟。

在列宁争取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计划中，工兵农代表苏维埃作为革命政权的现成形式，占有重要的位置。早在1905年工人代表苏维埃出现时，列宁就认为它不是简单的罢工斗争的机关，而是起义的机关，是新政权即无产阶级和农民革命民主专政的萌芽。

1905～1907年革命失败后，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年代，列宁对未来无产阶级政权的性质和形式问题进行了研究。1916～1917年，他认真地研究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有关著作，还摘录了卡尔·考茨基、安东尼·潘涅库克、爱德华·伯恩施坦的著作，并做了批注。列宁把收集到的资料汇集成一个笔记本，取名为《马克思主义论国家》，俗称“蓝皮笔记”。这些资料反映了列宁对巴黎公社和俄国苏维埃的作用和意义的观点。二月革命前夕，列宁在撰文论述1905年群众创建的苏维埃时，把苏维埃看作巴黎公社社员创举的继续。那时他就已经得出结论，苏维埃同公社一样，其使命也是用自己来代替被无产阶级打碎的旧的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关。“这一切大致可以简单明了地表述如下：用工人代表的苏维埃和他们的受托人代替旧的（‘现成的’）国家机器和议会。问题的实质就在这里！! ”列宁根据世界和俄国工人运动的历史经验，确信苏维埃共和国是俄国无产阶级国家最适宜的形式。4月4日，他说，成立工兵苏维埃就等于“向社会主义迈出的一步”。列宁在《四月提纲》中宣布：“不要议会制共和国（从工人代表苏维埃回到议会制共和国是倒退了一步），而要从下到上遍及全国的工人、雇农和农民代表苏维埃的共和国。”

关于临时政府，列宁提出了“不给临时政府任何支持”的口号，但列宁并没有号召人们去立即推翻临时政府。当时如果发出这样的号召，也不会得到广大劳动者阶层的支持，因为大多数人对临时政府还抱有一种不自觉的轻信态度。

列宁根据国内阶级力量的实际分布情况，提出政权转归苏维埃的唯一可行的道路是革命和平发展的道路。众所周知，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认为在一些个别国家中，“工人能够用和平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列宁认为，革命的和平发展是合乎愿望的事，尽管这在历史上是极其少见的。二月革命后俄国出现了革命和平发展的机会。

这主要是因为，在当时阶级力量对比的情况下，临时政府不能采取暴力行动。尽管人民中相当一些阶层还信任这个政府，但是临时政府的地位是很不稳固的，因为苏维埃在劳动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信，陆军和海军都站在苏维埃一边。列宁指出：“武器掌握在人民手中，没有外力强制人民——这就是问题的实质。这就开辟并保障了整个革命和平向前发展的道路。”

在革命和平发展的条件下，政权有可能在布尔什维克还没有在苏维埃中争得多数之前就转归苏维埃。在这种情况下，各政党的斗争将在苏维埃内部进行。群众则会根据自己的实际经验较快地做出选择。在这样的条件下实现“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会以和平方式取消资产阶级的政权，使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取得胜利，就会废除旧的政权机构而代之以新的真正民主的苏维埃机构。

布尔什维克党认为，通过实行符合劳动人民需要和愿望的政策，将可靠地获得他们的同情和信任；人民将利用民主的选举制和召回代表的权利把真正维护他们利益和执行他们意志的人选进苏维埃。无产阶级政党通过这种途径就能在苏维埃中争得多数，改变苏维埃的政策，把苏维埃变成无产阶级专政的机关。在苏维埃单独掌权的情况下，布尔什维克会不断加强自己在苏维埃中的影响。一旦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中占据领导地位，就能在苏维埃的基地上建立起新的政府，开始实现自己的纲领。这是通向社会主义的一条最无痛苦的道路。

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中争得领导权就能保证顺利地向社会主义改造过渡，就能完成二月革命所没有解决的那些民主主义任务，如摆脱帝国主义战争、争得公正的民主的和平、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改善无产阶级的物质状况、废除地主土地占有制，把俄国各族人民从民族压迫下解放出来。

“四月危机”期间，彼得堡委员会的巴格达季耶夫等人提出了推翻临时政府的“左倾”冒险主义口号。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根据列宁的提议谴责了这个冒险主义口号。中央委员会在4月22日的决议中指出：“只有在工兵代表苏维埃赞成我们的政策并且愿意掌握政权的时候，我们才会主张使政权转归无产者和半无产者。”“打倒临时政府！”的口号充其量不过是一句空话，搞得不好，还会促使无产阶级过早地发动，给反革命提供镇压无产阶级的机会。布尔什维克中央曾召开三次会议讨论党在“四月危机”时期的策略，在列宁起草的各项决议中极其明确地阐明了这一策略。当时必须利用临时政府给盟国的照会来揭露政府反人民的帝国主义实质，把群众自发的愤慨情绪和群众运动引导到为使全部政权转归苏维埃而进行自觉的有组织的斗争道路上去。这一策略得到了首都工人的热烈拥护。4月21日，彼得格勒的无产阶级举行了游行示威，他们高呼着布尔什维克的口号：“没有割地没有赔款的和约！”“公布秘密条约！”“全部政权归苏维埃！”首都无产阶级的行动在全国各地引起了强烈反响。

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领袖们害怕同资产阶级的联盟破裂，害怕政权转到苏维埃手中。与此同时，“四月危机”也使资产阶级看到，靠由资本家和地主的代表组成的政府来推行反革命的对内政策和帝国主义的对外政策是不可能的。于是，由资产阶级政党和妥协政党的代表人物组成联合政府的设想产生了。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领导人，紧接着彼得格勒苏维埃执委会和全体会议先后接受了关于成立联合内阁的建议。

4月24日，在彼得格勒召开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四月代表会议）。这是布尔什维克党第一次公开的代表会议。会议的任务是讨论列宁关于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的方针，并使这一方针成为全党的方针。列宁在会议开幕词中指出，向资本主义旧世界发起冲击的伟大任务已经光荣地落到了俄国无产阶级身上。他说：“只有从这个角度来看问题，我们才能确定自己的任务。”

代表会议对一系列极其重要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并做出了决定。这些问题是：目前形势（战争和临时政府）、对工兵代表苏维埃的态度、修改党纲、国际的现状和党的任务、社会民主党国际组织的联合、土地问题、民族问题、立宪会议、各地区的报告、选举中央委员会。研究得最详细的是关于目前形势问题。它包括一些极重要的现实问题：对俄国政治形势的估计，对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态度和对两个政权并存局面的态度，等等。正是在这些问题上出现了不同观点，代表们听取了列宁的报告，加米涅夫做了补充报告。

在如何估计时代的性质，即俄国目前究竟是处于继续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阶段，还是进入了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的时期，在这个问题上，加米涅夫的观点同列宁的观点发生了冲突。加米涅夫在补充报告中说：“在我看来，列宁同志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结束了，这是错误的。我认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没有结束，我们的分歧就在这里。”他指出：“说资产阶级民主的一切潜力已经用尽，还为时过早。”巴格达季耶夫也支持加米涅夫关于资产阶级革命没有完成的论点。他说：“我也认为我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没有结束，所以加米涅夫的决议案对我来说是可以接受的。”

在对待临时政府的态度上，列宁和加米涅夫的观点也发生冲突。列宁号召不给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以任何支持，要集中精力为建立单一的苏维埃政权而斗争。加米涅夫则相反，他主张实行由苏维埃对临时政府施加压力并对它进行监督的政策。列宁主张彻底揭露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联盟在苏维埃中实行的妥协政策，而加米涅夫则主张对这个联盟采取调和态度，以便“利用这个联盟，支持这个联盟，在不破坏这个联盟的基础上制定我们的策略”。

在这场争论中还有一些人采取了动摇的立场。例如，弗·巴·米柳亭和安·谢·布勃诺夫就是这样，他们要求除由彼得格勒苏维埃从上面对临时政府实行监督外，还要通过劳动者举行广泛的游行示威从下面对临时政府实行监督。彼·格·斯米多维克对“全部政权归苏维埃！”这个《四月提纲》的中心口号表示怀疑。他认为，既然“无产阶级组织的影响在扩大，工会运动在发展，工人代表苏维埃的影响和作用在减弱，政权就不会转到苏维埃手中，但是可以建立一些完全不同的机构”。

由于对当前形势的性质有不同的估计，加米涅夫主张二月革命后党应当为最低纲领而斗争，他抱怨说，列宁只醉心于俄国革命的前景，却使积极的实践家们处于“没有最低纲领”的状态。巴格达季耶夫在发言中把这一思想表达得更为完整，他建议把群众的注意力集中在最低纲领上，因为用他的话说，只有德国爆发革命，我们党才能实行最高纲领即实行推翻资产阶级政府，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纲领。

这样，在关于俄国当前处于什么样的革命阶段以及应当为什么样的纲领而奋斗的争论中，又产生了另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俄国工人阶级是否能够在实现社会主义革命方面发挥革命首创精神呢？在这个问题上，加米涅夫同意孟什维克的观点，认为俄国还没有成熟到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程度，因此，只有西方那些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国家才能首先实现社会主义革命。阿·伊·李可夫支持这一观点。他说，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实现最低纲领即实现资产阶级民主改革问题。至于社会主义革命纲领，那只有在西方给予推动之后才能着手去实现，因为“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首创精神并不属于我们。我们没有力量，没有实现这一点的客观条件”。

列宁指出，这种论断是错误的，同活生生的、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是背道而驰的，他说：“李可夫同志说，社会主义应当从其他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产生。这是不对的。不能说谁来开始和谁来结束。这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拙劣的模仿。

马克思说过，法国开始，德国人完成。可是现在俄国无产阶级的成就比谁都大。”

李可夫认为，在俄国这样一个小资产阶级最多的欧洲国家中，人民群众不会同情社会主义革命。列宁反驳道，李可夫同加米涅夫一样，他不考虑占农民大多数的农村贫民能够并且一定会跟工人阶级一起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此外，中农也一定会跟着工人阶级走，因为只有走这条道路，他们才能实现世世代代渴望得到土地的夙愿。列宁说，党如果提出口号说：不要沙皇，而要无产阶级专政，“那就会跃过小资产阶级。但我们说的是要通过工兵代表苏维埃帮助革命”。

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可能在俄国取得胜利的思想，在《关于目前形势》的决议中得到了反映。决议指出，“在向人民解释必须立即采取若干实际上已经成熟的向社会主义迈进的步骤方面”，必须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

代表会议在《关于对临时政府的态度》的决议中指出，必须进行长期的工作来启发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团结城乡无产者，因为只有这样做才能使政权转到苏维埃手中。鉴于“四月危机”的教训，代表会议指出，立宪民主党组织反革命分子，企图杀害工人，这种事件的重演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必须抛弃信任临时政府的政策，组织和武装无产阶级，巩固无产阶级同军队的联系，这是保证政权和平地过渡到苏维埃的最重要条件。而《关于联合内阁》的决议说：“无产阶级政党声明：凡参加进行帝国主义战争内阁的人，不管他们的愿望多么善良，都是资本家的帝国主义政策的同谋者。”

四月代表会议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提出了没收地主土地、将其转交给农民委员会支配以及将全国一切土地收归国有的要求。代表会议把实行根本的土地改革同解决政权问题联系在一起。

四月代表会议除通过一系列决议外，还讨论了关于修改党纲的问题。列宁提出的关于党纲理论部分和政治部分的修改草案在代表会议专门选出的小组中进行了讨论。列宁提议将关于帝国主义即资本主义的最高和最后阶段的说明加进党纲中分析资本主义的理论部分，并对最低纲领政治和经济部分中某些过时的原理进行修改。其中包括用建立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共和国来代替建立议会制共和国，用苏维埃来代替议会制代议机关。根据列宁的提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党纲》的决议，决议确定了修改党纲必须遵循的方针。代表会议委托中央委员会起草新党纲草案，并将草案提交党代表大会批准。

总而言之，代表会议的全部工作都贯穿着列宁的思想。会议使党得到了巩固，使党的组织工作走上了正轨。会上还选出了中央委员会。在党处于地下状态的年代，从1912年布拉格代表会议以来，中央委员会没有进行过改选，而是通过自行增补的办法补充的。许多中央委员不断遭到逮捕。此次会上以秘密投票方式选出了新的中央委员会，他们是弗·伊·列宁、格·叶·季诺维也夫、列·波·加米涅夫、弗·巴·米柳亭、维·巴·诺根、雅·米·斯维尔德洛夫、伊·帖·斯米尔加、约·维·斯大林、格·弗·费多罗夫。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动用了全部宣传工具来宣传四月代表会议的各项决议。到处都在讨论列宁制定的为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的纲领。

布尔什维克党在工人、农民和士兵中进行广泛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各地方委员会十分注意补充和团结党的队伍，党的队伍迅速发展和扩大。在四月代表会议以后的三个月内，党组织的发展情况从以下数字中可以看得出来：

彼得格勒组织：从1.6万人发展到3.6万人；

莫斯科组织：从7000人发展到1.5万人；

中部工业区组织：从2.3万人发展到5万人；

乌拉尔组织：从1.6万人发展到2.5万人；

顿涅茨-克里沃罗格矿区组织：从1万人发展到1.6万人。

在这段时间里，工人、士兵、水兵、贫农和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纷纷加入布尔什维克党。有许多人起初曾站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方面，后来开始转向布尔什维克一边。

由于布尔什维克队伍的发展和壮大，布尔什维克在各级苏维埃中的代表人数也在增加。例如，3月初，彼得格勒苏维埃布尔什维克党团只有40人左右，到7月初已增加至400人，布尔什维克党团在工人部中占有将近一半席位，在士兵部中占有将近1/4的席位。苏维埃的布尔什维克化过程一直在向前发展。与此同时，如前所述，布尔什维克在武装工人、组织工人近卫军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按照布尔什维克的计划，工人近卫军按工厂组织起来，组织严密、纪律严格。总而言之，在革命和平发展的形势下，布尔什维克做好了夺取政权的各种准备。

二 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对革命前途的认识及其策略

“四月危机”期间，彼得格勒无产阶级高呼“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上走上了街头，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则依据他们对革命前途的认识参加了联合内阁，心甘情愿地送给资产阶级一块社会主义的招牌。孟什维克认为，俄国不具备实行社会主义的条件，因此必须由资产阶级掌握政权、管理国家，社会民主党人只能对资产阶级政府施加压力。孟什维克参加联合内阁的目的正是如此。

联合政府向人民许诺加快签订和约，建立对食品生产和分配的监督，对资产阶级的超额军事利润征税，加快召开立宪会议，等等。但是所有这些不过是漂亮的空话而已。生活表明，孟什维克不可能真正影响临时政府，而他们参加政府，却严重损坏了自己在人们心中的威望。

1917年5月9日从国外归来的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领袖尤·马尔托夫对此看得非常清楚。他像在1905年一样，认为无产阶级应该把政权让给资产阶级，但应该对资产阶级施加压力并进行监督。马尔托夫认为，只有当工人经过长期的政治斗争壮大起来，成为一种不仅能够“偶然地夺取政权，而且能够巩固政权”的力量时，才会自然地，而不是人为地出现一种形势，使社会民主党人变成执政党。由此得出结论：不应该进行任何过早的实验，不应该搞任何暴动，应该有计划地在群众中进行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为普遍的民主和平而斗争。

但是，马尔托夫等人没能使孟什维克的基本群众跟着自己走。1917年5月7～11日在彼得格勒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全俄孟什维克统一组织代表会议上，策列铁里-唐恩派取得了优势。这时孟什维克队伍中已有近10万人，同布尔什维克相当。走出地下状态后，孟什维克和其他革命派一样，迅速通过吸收工人、职员、知识分子和部分士兵、军官来扩大自己的队伍。但是孟什维克队伍根本没有实现统一。普列汉诺夫的“统一派”在代表会议上因不满意孟什维主义的“半列宁主义”的和平主义立场而公开同官方的孟什维主义分道扬镳，而马尔托夫领导的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抵制了组织委员会的选举，并拒绝派自己的代表参加孟什维克中央机关报《工人报》编辑部。

尽管在代表会议上国际主义派提出批评，会议代表还是以51票赞成、12票反对、8票弃权支持孟什维克参加临时政府。他们再一次宣布在各民族享有自决权的基础上为争取没有割地和赔款的普遍民主和平而斗争。但是代表会议决议中还有一条：在国际无产阶级没有结束战争以前，革命民主派应该全力以赴地加强军队的战斗力，以便全面地保卫国家不受外来威胁。

孟什维克固执地维护临时政府越来越不受欢迎的政策。在1917年6月全俄工人和士兵代表苏维埃第一次表大会上，在俄国军队应协约国请求在西部战线发动6月进攻受挫以及在7月政治危机时期，孟什维克都没有放弃支持政府182对列宁及其同事采取的镇压行动。只有以马尔托夫为首的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没有这样做，马尔托夫谴责对布尔什维克的迫害。

1917年7月政治危机以建立克伦斯基新内阁而告结束。孟什维克入阁的有A. M．尼基京（邮电部部长）和马·伊·斯柯别列夫（劳动部部长）。在1917年8月莫斯科举行的国务会议上，孟什维克支持政府的路线再次表现出来。普列汉诺夫在会上号召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为了民族和解相互做出让步，苏维埃执委会主席齐赫泽在代表“统一民主派”发表的宣言中郑重地保证无产阶级不谋求政权并准备全力以赴地组织国家的防卫工作。当时多数孟什维克领导人赞成同资产阶级政党组建联合政府。

1917年8月19～25日，在彼得格勒举行了期待已久的孟什维克统一代表大会，这是孟什维克作为“统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单独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他们终于明白无法同布尔什维克一道工作。这时孟什维克队伍共约20万人。孟什维克的力量主要分布在高加索——4.5万人，莫斯科和中部工业区——3万人，顿巴斯——2.85万人，北部地区——1.57万人，敖德萨及其周边地区——1.05万人，基辅地区和伏尔加河流域分别有1万人。

孟什维克代表大会代表的社会组成情况是：工人占27%，知识分子占46%，其他为职员等。同1907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相比，孟什维克中工人的数量减少了，而知识分子的比重大大增加了，因此1917年9月策列铁里承认，大多数无产阶级民众并没有跟孟什维克走。

在八月代表大会上，代表146个党组织的222名有表决权的代表立刻分成4个派别：以波特列索夫为首的极端护国派；以策列铁里和唐恩为首的革命护国派；以马尔托夫为首的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以一些拥护彼得格勒《新生活报》的人（尼·尼·苏汉诺夫等人）组成的左翼国际主义派。代表大会上孟什维克力量没有实现联合：彼得格勒区联派和拥有近千人的拉林派很快转向布尔什维克；“新生活派”在秋天开始着手建立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的独立政党，而以马尔托夫为首的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在八月代表大会上得到35%的选票，从1917年9月起，他们开始在彼得格勒出版自己的报纸《火星报》，提出如果党的路线背离阶级斗争和国际主义原则，他们有权批评党的正式路线。右翼的孟什维克护国派于9月开始在彼得格勒出版《工人思想》杂志，183他们同普列汉诺夫派保持联系。普列汉诺夫派在5月底举行的会议上决定今后称自己为全俄社会民主党统一组织。

在统一代表大会上，策列铁里-唐恩的路线取得了胜利。大会批准孟什维克参加联合临时政府，批准了他们“保卫祖国”和开展“争取普遍和平的国际斗争”的方针。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派）中央的有16名护国派分子（伊·格·策列铁里、尼·谢·齐赫泽、弗·伊·唐恩、米·伊·李伯尔、康·米·叶尔莫拉耶夫、安·伊·伊苏夫、列·米·欣丘克等）和8名国际主义派（尤·奥·马尔托夫、亚·萨·马尔丁诺夫、谢·尤·谢姆柯夫斯基、拉·阿·阿布拉莫维奇、尼·亚·罗日柯夫等）。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当选党的主席。

后来发生的科尔尼洛夫叛乱进一步加剧了孟什维克中的分歧。叛乱使孟什维主义的所有派别，从普列汉诺夫到马尔托夫都吓破了胆，使他们看到俄国年轻的民主政权多么脆弱。1917年8月，孟什维克队伍中一片混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派）中央竟然在8月31日提出反对立宪民主党人继续参加政府。至于左翼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马尔托夫清楚地反映了他们的情绪，他声称，不将国家机器交给民主派，俄国不可能赢得和平，不可能战胜经济崩溃和反革命。因此他宣布一个口号：“全部政权归民主派！”

孟什维克中央拒绝了布尔什维克关于合作的建议。9月8日，孟什维克中央已经承认愿意吸收“有资格的分子”即立宪民主党人参加政府。结果，孟什维克库·安·格沃兹杰夫、П. Н．马良托维奇和A. M．尼基京同立宪民主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一起参加了第三届临时政府。

马尔托夫1917年9月在民主会议上发言时，要求同地方自治机关、军队组织、工厂委员会、工会、合作社、土地委员会等机构密切联系起来解决将权力交苏维埃的问题。但是，不论是大多数孟什维克，还是列宁和托洛茨基都没有支持这个立场。马尔托夫在一封私人信件中抱怨道：“群众不愿意支持我们，宁愿从护国派转向布尔什维克。”

广大群众越来越同情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苏维埃在迅速布尔什维克化，临时政府已经丧失最后一点威信，在这种情况下，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还企图防止发生内战。比如，10月24日，即彼得格勒武装起义开始的当天，马尔托夫要求克伦斯基立刻开始媾和谈判，将土地交给土地委员会并保证不停止军队的民主化过程。俄罗斯共和国临时议会（预备议会）会议多数参加者和苏维埃执委会也同意马尔托夫的意见。但是克伦斯基不愿意听马尔托夫这个建议，不想掌握10月25日即将开幕的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主动权。如此，问题只能靠步枪、机枪和装甲车来解决了。

1917年决定俄国事态发展和影响各政党立场的主要因素之一是仍在进行的战争。社会革命党人很清楚，如果革命不能结束战争，那么战争就会扼杀革命。因此他们提出了“让全世界实现民主和平”的口号。社会革命党理论家认为，革命的俄国是肩负结束战争使命的“第三种力量”的前哨和支柱。这决定了社会革命党的主要活动方针：在对外政策中，同交战国帝国主义斗争，恢复革命国际；在对内政策方面，保卫和努力巩固革命的成果。社会革命党第三次代表大会（1917年5月25日至6月4日）通过的《关于对战争的态度》的决议，号召各交战国人民迫使本国政府放弃掠夺性要求，开始和解的事业；同时声明，俄国民主派过去和现在都没有任何掠夺性要求。代表大会提出的最近任务是：促进尽快恢复革命国际和召开社会党国际代表大会，恢复劳动者的国际团结，制定和解的条件和实现这些条件的措施；要求临时政府重新考虑和废除沙皇政府和盟国签订的秘密条约。与此同时，决定指出，只有所有交战国全体劳动人民联合起来才能实现这些任务；决议坚决反对单独媾和和休战。只要战争还在继续，必须保持“与盟国战线的战略统一”，使军队做好充分的战斗准备，把军队变成“能够为实现俄国革命和俄国对外政策任务而积极战斗”的力量。因此决议指出，不允许在军队中进行不服从革命政府的“蛊惑性宣传”。

土地问题是社会革命党社会主义主张的主要特点，纲领中关于土地问题的提法使他们赢得了人民的欢迎。社会革命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指出，党仍然坚持自己的要求：消灭土地私有制，把土地变成全民财富，取消赎金，由劳动者平均使用土地。代表大会还指出，立宪会议应该通过包括这些原则的土地法，立宪会议通过有关法律之前，必须将全部土地转交土地委员会管辖；土地委员会应该关心使农业生产保持在应有水平上，发展土地共耕制，尽可能平均地和正确地在各农户中分配土地；对牲畜和农具进行登记以便更好地加以利用；按民主原则改造土地委员会，等等。农业部部长、社会革命党人切尔诺夫和马斯洛夫于1917年6月29日和10月19日两次向临时政府提出关于将土地交土地委员会管辖的法案，但是该法案没有被接受。

社会革命党人不仅在土地问题上，而且在其他一些社会经济问题上也与临时政府的政策有分歧。第三次代表大会明确提出，政府应实行对生产进行调节、对贸易（对内贸易和对外贸易）和财政进行监督的政策。他们主张实行粮食固定价格，并在此之前实行工业品固定价格，他们还主张由政府调节原料分配，监督信贷、外贸、股票和证券发行、成本和价格结构，等等。但是这些主张受到“资本家部长们”的敌视。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1917年社会革命党领导人害怕掌权。在第十次党务会议（1917年8月）上，左翼领袖玛·亚·斯皮里多诺娃建议在国内建立社会革命党一党政权（当时是最大和最有影响的政党），但是这个建议未得到支持，这同该党关于革命和社会主义的理论有关。该党理论认为，革命的目的不是夺取政权，而是通过民主途径逐渐将资产阶级排挤出政权。

社会革命党人崇尚立宪会议，认为通过立宪会议能够解决政权问题。在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1917年6月3日召开）上有一段插曲。当时孟什维克首领策列铁里试图使大会相信，俄国目前还没有一个政党会说：把全部政权交给我们，请你们走开，我们来占据你们的位置。策列铁里在沉静的大厅里大声喊道：“在俄国没有这样的党！”列宁即席给予坚决驳斥：“有这样的党！”随后列宁走上大会的讲台接着说道：“他说，俄国没有一个政党会表示决心要掌握全部政权。我回答说：‘有的！任何一个政党都不会放弃这样做，我们的党也不放弃这样做，它每一分钟都准备掌握全部政权。'”而切尔诺夫则声明：“再过4个月，最多5个月就要召开立宪会议了，怎么能讲夺取全部政权呢？”

在1917年的关键时刻，切尔诺夫作为社会革命党的政治领袖，表现得软弱无力，这对社会革命党产生很大影响。

三 立宪民主党人与反动将军叛乱

1917年“四月危机”之后，又发生了“六月危机”。俄国军队在前线6月攻势的失利，激怒了彼得格勒的工人和陆海军士兵。同时前线的失败成了反动势力在国内发动进攻的借口，资产阶级认为结束两个政权并存局面的有利时机来到了。

1917年7月3日（16日），由第一机枪团带头，自发的游行示威从维堡区开始，并有发展成为反对临时政府的武装起义的趋势。鉴于当时俄国革命的时机尚未成熟，布尔什维克党不赞成搞武装行动。7月3日（16日）下午4时，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决定劝阻群众，但是示威已经开始，已不可能制止。在这种情况下，7月3日夜晚，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又同彼得格勒委员会和军事组织一起决定参加游行示威，以便把它引导到和平的有组织的方向上去。当时正在内沃拉村休息的列宁闻讯后于7月4日（17日）晨赶回彼得格勒。7月4日这天参加游行示威的共有50多万人。列宁在克舍辛斯卡娅公馆的阳台上向游行的水兵发表了演说，要求群众沉着、坚定和警惕。示威群众派代表要求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夺取政权，遭到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领袖们的拒绝。军事当局派军队镇压和平的游行示威，示威群众在市内好几个地方同武装的反革命分子发生冲突，死56人，伤650人。在人民意志表达以后，布尔什维克党于7月5日发表了停止游行示威的号召书。莫斯科、下诺夫哥罗德等城市也发生了反政府的游行示威。临时政府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积极支持下，随即对革命人民进行镇压。7月5～6日（18～19日）,《真理报》编辑部和印刷厂以及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办公处所被捣毁。7月6日（19日），临时政府下令逮捕列宁，工人被解除武装。革命的彼得格勒卫戍部队被调出首都，派往前线。“七月事变”后，政权完全转入反革命的临时政府手里，苏维埃成了它的附属品，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结束，革命和平发展时期告终，许多布尔什维克著名活动家被关进监狱。7月7日，《言语报》满意地指出：“布尔什维主义已经死亡，而且是突然死亡。”

1917年夏，立宪民主党人在团结反革命力量方面起了很大作用，其同社会主义者的联合执政是迫不得已的步骤，是对自己反革命意图的一种掩护。8月11～12日，即克伦斯基在莫斯科召开国务会议前夕，立宪民主党召开中央扩大会议，在莫斯科的所有立宪民主党人都参加了会议。米留可夫在发言时说：在革命已经开始的现阶段，临时政府是注定要失败的，只有军人独裁才能拯救俄国。米留可夫认为，在这个独裁的第一阶段可以由克伦斯基和俄军最高总司令科尔尼洛夫将军共同掌握政权，在科尔尼洛夫组织的军事压力的影响下，克伦斯基将做出让步并解散苏维埃。20多名中央委员中只有4人反对军人独裁，其他人都认为军人独裁是唯一的出路。在8月20日召开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这个意见被全体委员接受。

科尔尼洛夫加紧策划发动叛乱。立宪民党领袖米留可夫同科尔尼洛夫频繁地秘密接触。米留可夫后来回忆说：“科尔尼洛夫没有告诉我他要采取行动的任何细节，但是希望立宪民主党能够支持他，哪怕以立宪民主党部长们在关键时刻辞职的形式来支持他。”在科尔尼洛夫发动叛乱的当天，立宪民主党人要制造内阁危机，使科尔尼洛夫有可能在不推翻政府的情况下根据阴谋者们的意愿组建政府，以此使国家接受新的合法政权，新政权的继任人是克伦斯基。

1917年8月25日（9月7日），科尔尼洛夫发动叛乱，调动第三骑兵军扑向彼得格勒。彼得格勒市内的反革命组织也准备起事。尽管事态的发展出乎意料，克伦斯基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于8月26日宣布科尔尼洛夫“背叛”，但立宪民主党部长们仍然准时履行诺言，集体辞职。

科尔尼洛夫一面使部队向彼得格勒附近集结，一面给陆军部萨文柯夫拍电报说：“骑兵军将于8月28日傍晚在彼得格勒近郊集中。我请求于8月29日宣布彼得格勒实行戒严。”在实行戒严的同时，科尔尼洛夫要求把所有军政大权都移交给他。

在彼得格勒周围形成了一个包围圈。反革命军队要从南面、西面和北面三路进攻首都。叛乱得到了卡列金将军的支持，他在顿河流域发动了哥萨克。立宪民主党的部长们退出政府后，克伦斯基接受了临时政府的特命全权，他解除了科尔尼洛夫最高司令官的职务，并宣布彼得格勒实行戒严。然而，他除了下达严厉命令外，再也无能为力了。北方战线的弗·别·斯坦凯维奇后来回忆说，科尔尼洛夫发动进攻时，“众叛亲离的克伦斯基独自孤零零地坐在彼得格勒的冬宫里”。

在这种危急关头，布尔什维克为发动劳动者投入平息科尔尼洛夫叛乱的斗争，为把一切革命力量聚集在自己的周围，进行了大量工作。布尔什维克认为，克伦斯基和科尔尼洛夫之间的斗争是吞噬人民成果的两种方法之间的斗争，科尔尼洛夫则是最凶恶的敌人。布尔什维克根据当时的情况，没有号召推翻同科尔尼洛夫发生冲突的克伦斯基政府，而是集中主要力量去平息科尔尼洛夫叛乱。列宁当时解释道：“我们跟克伦斯基的军队一样，要同而且正在同科尔尼洛夫作战，但是我们不支持克伦斯基，而要揭露他的软弱性。这是差别。这个差别相当微妙，但是非常重要，决不能把它忘记。”

布尔什维克一方面发动群众去粉碎科尔尼洛夫叛乱，另一方面还加强了鼓动工作以实现如下革命要求：逮捕叛乱的组织者米留可夫和罗将柯，武装工人，把土地交给农民，建立工人对生产和分配的监督，实行军队民主化，释放布尔什维克，停止对革命者的一切迫害，恢复革命所争得的自由。

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包括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中的代表，慑于军人独裁的前景，要求布尔什维克与自己采取共同行动。他们企图把布尔什维克拉进这样的联盟，一旦加入这个联盟，布尔什维克也就不能在革命中执行自己的路线了。然而布尔什维克看出了这种联盟的企图，虽然不拒绝同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进行合理的妥协。布尔什维克认为，这些妥协派同叛乱分子发生冲突，并不是要把革命从反革命中拯救出来，而是要把垮台的克伦斯基政权从科尔尼洛夫叛乱中拯救出来。因此，布尔什维克在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采取共同行动来粉碎阴谋时，实行了独立的具有原则性的、组织革命力量的政策。

布尔什维克的政策和路线得到广大群众的支持，促使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反对阴谋家方面采取了比较积极的行动。布尔什维克在粉碎科尔尼洛夫叛乱的斗争中，善于领导工人、士兵、农民，包括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的“下层”，从而促进了劳动者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

布尔什维克巧妙地执行自己的策略，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集中于动员群众和准备力量，以便进行决定性的打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发出了《告彼得格勒全体劳动者、全体工人和士兵书》。在其中解释说，科尔尼洛夫将军企图借那些愚昧无知、受他欺骗的人之手来镇压革命，临时政府对付不了将军们和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势力。中央委员会号召：“士兵和工人们！在二月事变血泊中团结起来的人们结成兄弟的联盟，向科尔尼洛夫分子表明，不是科尔尼洛夫分子压倒革命，而是革命将把资产阶级的一切反革命企图彻底粉碎，并从地球上扫除干净。”

彼得格勒的工人和士兵首先起来反对反革命叛乱。在各无产者聚集区，大家都动员起来了：到处都成立了工人义勇队、赤卫队，这是由各区苏维埃、工厂委员会、工会组织起来的。工人们踊跃参加赤卫队，在同科尔尼洛夫斗争的第一天，就有数千名彼得格勒工人报名参加了赤卫队。普梯洛夫工厂的工人在3天内就收集了100多门火炮。工人们制造大炮、机枪、手榴弹，吸收了700多名军事教员来训练赤卫队员。各个党组织、工人委员会、工会都在从事实战工作。在彼得格勒城郊，工人们挖掘战壕，设置障碍。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军事组织在彼得格勒卫戍部队的士兵和赤卫队员中做了大量工作，这些部队的士兵们表示：他们将整装待发，只要一声令下，就荷枪实弹地去保卫革命。科尔尼洛夫部队所经过地区的党组织均领导革命群众奋起反抗叛乱者。

工人阶级的义勇队和革命士兵组成的团队去迎击科尔尼洛夫部队。铁路工人们纷纷拆除科尔尼洛夫的军用列车所要经过的线路上的钢轨；报务员们不转发叛乱者的电报和命令。数百名鼓动员潜入科尔尼洛夫部队向那些受骗的士兵解释事实的真相，告诉他们这不是去同德国人打仗，这不是为了消除无政府状态，因为首都一切都很平静，这是去镇压同他们一样的士兵，“制服”那些要求自由、和平和面包的工人。布尔什维克鼓动员们的号召，在科尔尼洛夫部队士兵的心中引起了热烈的反响。到8月30日，即发动叛乱的第四天，科尔尼洛夫军队中已没有一支部队同意进攻革命的彼得格勒了。资产阶级企图用武力扼杀革命的尝试破产了，革命者几乎一枪未发就把科尔尼洛夫的军队阻挡住了。反革命叛乱遭到了彻底失败。

在平息科尔尼洛夫叛乱的过程中，工人和士兵的阶级意识发生了重大转变，无产阶级运动和支持它的劳动者表现出巨大的力量和觉悟。在反革命阵营中根本没有这种情况，资产阶级和军阀把希望寄托在欺骗、掩盖自己真正的目的、下达严厉的命令、凭借资本的实力和国际帝国主义的支持上，由于没有广泛的社会基础，资产阶级发动的国内战争“彻底破产……一开始就烟消云散，没有展开任何‘战斗’就破灭了”。

四 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准备

鉴于革命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突然转折，斗争双方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激烈的变化，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在8月31日通过了《关于政权》的决议。中央委员会向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出呼吁，要求它脱离科尔尼洛夫叛乱的积极组织者和所有大资产阶级的代表立宪民主党人的政权。中央委员会的决议于8月31日在彼得格勒苏维埃全体会议上以压倒的多数票通过，9月5日莫斯科苏维埃也通过了这一决议。

9月1日，列宁写了《论妥协》一文。他分析了新的政治形势的特点，论证了同把持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实行妥协的可能性。这一政治行动的实质在于，布尔什维克支持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在苏维埃的基础上成立没有资产阶级参加的政府。这个政府应当保证把各地的政权也转到苏维埃手中。布尔什维克并不希望加入这个政府，也不立即提出政权转到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手中，即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要求，但却坚持在争取实现自己纲领的斗争中保留进行鼓动自由的权利。列宁着重指出，这种妥协能够保证革命获得和平向前发展的极好机会。他说：“现在，只是在现在，也许只有在几天或一两个星期的时间内，这样的政府可以完全和平地成立并得到巩固。”为了利用这种少有的并且极其宝贵的革命和平发展的可能性，为了最顺利地达到无产阶级专政的胜利这一主要目的，布尔什维克可以而且应该实行这种妥协。列宁写道：“真正革命的政党的职责不是宣布不可能绝对不妥协，而是要通过各种妥协（如果妥协不可避免）始终忠于自己的原则、自己的阶级、自己的革命任务，忠于准备革命和教育人民群众走向革命胜利的事业。”如果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采纳了布尔什维克的建议，那就排除了国内战争的可能性，因为在当时，对得到绝大多数人民和革命军队支持的苏维埃政权的任何抵抗都是不可能的。

但是，又是由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中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领导人的过失，政权和平转归苏维埃的最后机会也错过了。这些领导人宁愿同资产阶级合作，也不同布尔什维克妥协。早在8月31日，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就拒绝了布尔什维克提出的《关于政权》的决议。同时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占多数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又急忙支持成立由克伦斯基等5人组成的所谓督政府（即5人委员会）。这样，妥协主义者就“又滚到卑鄙无耻地勾结立宪民主党人的泥坑里去了”，而立宪民主党人又在准备新的科尔尼洛夫叛乱。列宁发表在9月6日《工人之路报》上的《论妥协》一文，遭到了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首领们的猛烈攻击。

实际上，布尔什维克从向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建议实行妥协的时候起就恢复了一度取消的“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妥协中断以后，这个口号成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举行武装起义的口号，因为实现它的其他道路已经没有了。革命形势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日益临近的社会大搏斗把一系列理论问题提到首要地位，如俄国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前提和条件；革命民主变革同向社会主义迈进的相互关系；无产阶级对一般国家特别是资产阶级国家的态度；苏维埃的历史作用等。与此相联系的还有制止帝国主义战争和消灭经济破坏的迫切任务。

在1917年秋，不仅布尔什维克活跃起来，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也在积极活动。他们仍然说俄国“还没有成熟”到可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程度。他们称布尔什维克的政策是“冒险主义的”“不能实现的”，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方针注定要破产。

这一时期第二国际的思想家也很活跃，考茨基等人宣扬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否定社会主义革命的不可避免性和无产阶级专政。他们认为资产阶级国家愈来愈由“统治的国家”变为“管理的国家”，因此无产阶级没有任何必要用革命暴力来推翻它。

俄国无产阶级准备夺取政权的现实，要求在理论上解决与此有关的一系列问题。列宁在决战前夕写了60多篇文章和书信，其中有《大难临头出路何在？》《国家与革命》《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论修改党纲》等著作。他在这些著作中，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全面论证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规律性及其在俄国爆发的必然性，集中揭示革命的首要任务。在此前写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论欧洲联邦口号》等著作中，列宁就已经指出，资本主义发展的整个进程正在准备着社会主义，在帝国主义时代，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已经成熟到可以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了；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为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在几个甚至单独一个国家内获得胜利创造了条件。列宁这一时期的著作分析了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特点，指出国内已经具备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客观前提。

孟什维克认为，俄国只能进行资产阶级革命，而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列宁则认为，国家的落后对于过渡到社会主义虽然是强大的阻力，但绝不是不可克服的障碍，因为一个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经济前提是否成熟不仅取决于生产力的水平，而且取决于生产力发展的性质，取决于是否具有对生产进行193社会调节的机构。俄国拥有银行、辛迪加、国家资本主义垄断组织这种调节生产的机构。

俄国在1917年时，虽然整个经济发展水平还不高，农业及其他许多经济部门还非常落后，但它却是一个垄断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国家。冶金、煤炭、石油等主要工业部门已经在大垄断组织中联合起来，并且“社会化”了。按照列宁的说法，俄国银行是现代经济生活的中心，是整个资本主义国民经济体系的神经中枢。战争空前加速了垄断资本主义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转变，而国家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最充分的物质准备，是社会主义的前阶，是历史阶梯上的一级，在这一级和叫作社会主义的那一级之间，没有任何中间级。”

由于帝国主义战争、地主和资产阶级的野蛮掠夺造成的经济破坏，到1917年秋达到极其严重的程度，大规模的物质生产面临完全崩溃的威胁。工业总产量锐减。1917年工业产量比上年度减少36.4%, 生铁产量由1913年的420万吨降到1917年的290万吨，钢产量的缩减幅度大致也是这样。1917年10月，俄国南部65个高炉只有33个投入生产，平均负荷量为65%, 102个平炉，只有55个投入生产。原料和燃料保证部门的生产也在衰落。到1917年年底，顿巴斯这个主要煤矿区的采煤量低于战前1913年的水平，而全俄的采煤量降到1911年的水平。轻工业生产也在下降，日用品奇缺。破坏最严重的部门是运输部门，到1917年10月，最重要的铁路干线都呈半瘫痪状态。临时政府滥发纸币，造成通货膨胀和物价飞涨。战争使农业遭到严重破坏，播种面积和粮食总产量缩减，牲畜头数减少，饥荒笼罩全国。甚至连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也公开承认：“一切都遭到破坏，一切都每况愈下：供应减少，生产下降，无论花多少钱买都不到一点东西……经济生活显然到了崩溃的边缘……”劳动人民尤其是工人阶级陷于严重的贫困和苦难之中，他们不得不在死亡线上挣扎。

为此，列宁在《大难临头，出路何在？》一书中提出了拯救国家、避免经济破产的完整的革命纲领。

同经济衰退做斗争，就其客观内容来说，是一般民主主义的斗争，它坚决要求采取对付资本家的革命措施，这些措施将为过渡到更高的生产方式创造条件。必须用革命的手段“来扫除一切旧的东西，在经济上革新俄国，改造俄国”。列宁提出了一整套经济措施。这实际上是一个详尽的、通过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措施对国家经济进行革命改造的纲领。

列宁提出的主要措施是由国家实行监督、计算、调节生产和分配。为了保证监督的有效性，要求做到：（1）银行国有化；（2）辛迪加国有化；（3）取消保护特权和资本利润的商业秘密；（4）强迫实行辛迪加化，即强迫工业家、商人和一般企业主合并为各种联合组织。当时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也是为了这个目的。所有这些，在资产阶级制度下，虽不意味着改变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的实质，却能同经济破坏和饥荒进行有效的斗争。用革命手段实行上面的措施，就会使它们的意义发生重要变化。这些措施是走向社会主义的步骤。列宁在强调指出它们的这个特征时写道：“不走向社会主义，就不能从垄断组织……向前进。”他接着写道：“社会主义现在已经在现代资本主义的一切窗口中出现，在这个最新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前进一步的每项重大措施中，社会主义已经直接地、实际地显现出来了。”列宁的重要理论结论是，在消灭所有特权、实现最完全的民主制的真正革命民主国家，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将不可避免地走向社会主义。

列宁认为，银行国有化和资本主义垄断组织国有化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必要措施中的新式基本措施，因为把垄断资本的这些支柱国有化，就会给垄断资本的统治以最严重的打击。

为此，必须把国家政权转归苏维埃，这是恢复和革新国家经济的杠杆，是使劳动群众的生活得到实际改善的保证。列宁特别强调指出，临时政府不能实现这些措施。他严厉批评了临时政府执行的经济政策，并揭露了这种政策的阶级根源。“无论是资产阶级的政府，或者是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和立宪民主党人的联合政府，都什么事也没有做，只是玩弄了一套官僚主义的改良把戏，连一个革命民主的步骤也不敢采取。”临时政府害怕发挥工人的独立自主精神，害怕触动私有制的“神圣性”，害怕触动一小撮资本家和地主的暴利，甚至害怕大难临头。

那么摆脱大难临头的出路何在呢？结论：只有通过夺取政权并巩固可以消灭资本主义的革命政权，才能找到这种出路。

这样一来，革命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重心必然要从经济领域转到政治领域。正因为如此，列宁在论证俄国必须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才能摆脱绝境时，特别强调社会主义革命的政治前提已经具备。革命使俄国能在选择自己的政治制度方面赶上和超过先进国家，使人民得到战时少有的革命民主自由，激发人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这就是在其他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都没有的走向社会主义的强大推动力。列宁在提到这种形势时写道：“在用革命手段争得了共和制和民主制的20世纪的俄国，不走向社会主义，不采取走向社会主义的步骤……就不能前进。”俄国劳动群众面临着抉择：或者灭亡，或者把自己的命运托付给革命阶级及其政党，以便迅速而彻底地过渡到新的生产方式。这是《大难临头，出路何在！》的最重要思想之一。

这一时期，列宁还系统地研究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撰写了《国家与革命》这部著名的著作，为无产阶级建立新型国家政权做了充分的理论准备。

列宁继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后再次证明，国家只是阶级社会所特有的现象，随着阶级的消灭，在形成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过程中将会发生逐渐走向“国家消亡”的过程，即原来意义上的国家变为社会自治机关。他在《国家与革命》一书的准备材料中说，国家发展的辩证规律是“从专制制度到资产阶级民主；从资产阶级民主到无产阶级民主；从无产阶级民主到没有任何民主”。

在列宁的理论分析中，占中心地位的是无产阶级对待资产阶级国家的态度问题。他仔细研究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有关著作，着重指出了对无产阶级及马克思主义政党极其重要的结论：无产阶级只有在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打碎和摧毁资产阶级创造的压迫机器——资产阶级国家，才能彻底推翻资产阶级。首先必须消灭主要的暴力工具——军队、官僚机构、警察、监狱、法庭。

但是，无产阶级破坏资产阶级国家政权，绝不是一般地拒绝国家政权，像无政府主义者那样。无产阶级应当建立新的即社会主义类型的国家。这种国家的使命就是保证建立不受资本支配、没有人剥削人现象的社会。

在革命后的一定时间内，只要社会上还存在敌对阶级，存在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国家就必须表现为只是一个阶级即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形式。这个思想源于马克思，他在19世纪中叶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列宁在评价这个发现的长远意义时写道：“马克思从社会主义和政治斗争的全部历史中得出结论：国家一定会消失；国家消失的过渡形式（从国家到非国家的过渡），将是‘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专政同以往某一时期当权的剥削阶级专政的根本区别在于，资产阶级及其他有产阶级的专政，总是对人民的专政，无产阶级专政则是捍卫革命人民利益的政权。

列宁在描述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使命时揭示了它的实质：无产阶级建立的国家“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而是“半国家”。因为对它来说主要的不是暴力，而是创立新的、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和劳动组织。列宁在研究国家发展过程时，一方面指出无产阶级国家的消亡过程是长期的，另一方面强调指出这种消亡是必然的；一方面要消灭剥削阶级，给劳动阶级以最广泛的民主，另一方面要大大发展生产力。这些为使国家机关逐步丧失政治性质的职能并使它们变成具有管理经济职能的机关准备必要的前提。与此同时，列宁强调指出了苏维埃作为无产阶级政权形式的最重要意义。

此外，布尔什维克党还进行了认真的组织准备。在革命发展过程中布尔什维克党空前迅速地发展起来。到1917年秋，它已经成为在全国最有影响力的政党。从走出地下状态到4月，党的队伍扩大了3倍多，到第六次代表大会时扩大了9倍，而到十月革命前夕已扩大了14倍。到十月革命时约有35万名党员。先进工人在党员中仍占多数（约占60%）。可以说，布尔什维克党为革命做好了充分准备。一场革命暴风雨即将来临。

五 十月革命的爆发及其历史意义

到1917年秋，革命发展的主要政治结果是，劳动者对临时联合政府和执政党——立宪民主党、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的政策感到失望。革命群众根据自己的自由选择自觉地站到了布尔什维克方面。列宁在评述这个过程的意义时指出：“我们……根据群众选举苏维埃的经验切实地知道：9月和10月初绝大多数工人和士兵已经转到我们方面来了。我们……看出：即使在农民中，联合也破产了，就是说，我们的事业已经赢得了胜利。”与此同时，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也不得不承认苏维埃布尔什维克化的事实。9月底，社会革命党的《人民事业报》确认：“多数大城市的工兵代表苏维埃已转到布尔什维克手里。”《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社论也指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争取到了“多数工兵代表苏维埃”。

劳动者转到布尔什维克一边，这就使政府和参加政府的政党失去了广泛的社会基础。孟什维克不仅内部发生分裂，而且实际上已失去了在工人中的影响力。9月24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指出：“孟什维克在工人阶级队伍中几乎已完全消失。”社会革命党这个所谓的农民党“口头上宣传没收地主土地，事实上却拒绝实行，因而在土地问题上遭到了破产”。社会革命党组织的普通党员纷纷同党决裂并加入布尔什维克党。社会革命党依靠它的左翼，基本上还能影响一部分农民和士兵。例如，在改选苏维埃和士兵委员会时，一般来说，左派社会革命党是仅次于布尔什维克的第二大党。

执政党的危机、联合政府的危机是“上层”即各政党统治集团出现尖锐危机的绝对标志。他们显然不能再按旧方式，即在立宪民主党—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联合的基础上管理国家了。他们表现出自己完全没有能力解决国家面临的最迫切任务。

资产阶级继续执行战争政策，但是迫于日益临近的革命的威胁，资产阶级内部也在加紧讨论单独媾和的办法。资产阶级准备放弃彼得格勒，从而给革命以致命的打击。

国家和国内形势的各种事实雄辩地表明，革命正处于一个伟大的转折时期，全国性的危机已经成熟并且具有空前的威力。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考虑到革命的飞速发展以及统治阶级及其政党在政治上的孤立，勇敢而满怀信心地率领劳动群众去战胜资本政权。

列宁当时在芬兰，处于地下状态，他于9月12～14日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彼得格勒委员会、莫斯科委员会写了《布尔什维必须夺取政权》和《马克思主义和起义》两封著名的信（后一封信是写给中央委员会的），列宁在这两封信中提出了保证武装起义胜利的条件。

列宁说：“起义要获得胜利，就不应当依靠密谋，也不是靠一个党，而是靠先进的阶级。此其一。起义应当依靠人民的革命高潮。此其二。起义应当依靠革命发展进程中的转折点、即人民先进队伍中的积极性表现得最高，敌人队伍中以及软弱的、三心二意的、不坚定的革命朋友队伍的中的动摇表现得最厉害的时机。此其三。”这三条结论包含了几代人的斗争经验和世界工人运动的经验，特别是第一次和第二次俄国革命期间无产阶级的斗争教训。列宁在其十月革命前的著作中把马克思主义的起义学说发展到了新的阶段。工人阶级、农民和民族解放运动斗争的性质和形式、士兵群众的政治情绪、苏维埃的布尔什维克化，这一切构成了革命发展新阶段的特征。列宁详尽地分析了这些情况后，得出几条基本的结论：

 

现在阶级的大多数，即能够带动群众的革命先锋队、人民先锋队的大多数已经跟我们走了。

现在人民的大多数已经跟我们走了……

现在我们的党所处的地位也对我们有利……

现在我们已经有了胜利的保证……

 

这样，在起义已经完全成熟的情况下，起义的成功就取决于它的组织方面和军事技术方面。首先要武装起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即它的赤卫队，并对他们进行军事训练。党把赤卫队看作夺取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主要突击力量。

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卫戍部队的革命战士、首都附近的西方战线和北方战线革命战士，以及波罗的海舰队的水兵，都参加了战斗编队。布尔什维克把革命几个月来所准备的突击力量全部动员起来，组成强大的突击兵团，以便在决定性的地方、在决定性的时刻首先取得胜利。

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这两个全国主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取得起义的胜利，对于革命的命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两个城市集中了俄国将近1/3的经过阶级斗争锻炼的工厂工人；集中了在中央委员会直接领导下进行工作的最大的党组织；这里驻扎有最大的卫戍部队，它们与革命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结成了紧密的联盟。

与此同时，彼得格勒和莫斯科也是反革命的政治中心，这里有临时政府、各资产阶级政党的中央委员会以及军事司令部、各种军官学校、许多资产阶级—地主的组织。列宁就是根据这些情况选定主要打击方向的。

选择开始起义的时机，是对革命中的群众斗争实行战略和策略领导的最复杂的问题之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六次代表大会（1917年7月）制定了不经号召就拿起武器直接行动的起义方针。9月中旬，起义问题已经作为党迫切的实际任务提出来了。至于起义的具体的日期，即开始的日子和时刻，正如列宁指出的那样，它“只能由那些接近工人和士兵、接近群众的人共同来决定”。

10月初，列宁从芬兰秘密回到彼得格勒。这一时期，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多次召开会议，讨论武装起义问题。列宁第一次参加了10月10日的会议。他明确地指出：“权力转移问题在政治上条件已经完全成熟了……应该谈到技术方面的问题。关键就在这里。”

十月革命前的日子里，布尔什维克党及其中央委员会集中致力于起义的军事和组织方面的工作。所采取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步骤就是成立彼得格勒苏维埃军事革命委员会。

10月12日，彼得格勒苏维埃执委会在内部会议上通过了军事革命委员会的章程。10月16日，苏维埃全体会议批准成立军事革命委员会及其章程。10月20日，军事革命委员会举行了第一次全体会议。

军事革命委员会的活动是在以列宁为首的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参加军事革命委员会日常实际工作的，除布尔什维克外，还有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巴·叶·拉季米尔和格·恩·苏哈里科夫。

俄国资本主义的命运已经注定了，但是临时政府还试图扭转事变的进程。它向全世界大肆宣扬所谓“布尔什维克的阴谋”，企图动员一切力量来粉碎革命。就在资产阶级政府彻底崩溃的前夕，它的首脑克伦斯基还夸口说，他已做完让布尔什维克暴动失败的祈祷。他说：“我的力量绰绰有余。他们一定会被彻底镇压下去。”陆军部部长维尔霍夫斯对形势的估计与此不同，他承认他手中没有足够的军队去同布尔什维克斗争。

克伦斯基的好战狂热得到协约国使节们的支持。美、英、法各国军事使团团长10月21日在美国红十字会召开的会议上，一致呼吁克伦斯基“向布尔什维克开枪”。

根据克伦斯基的命令，司令部加紧从前线向彼得格勒调集部队。到10月24日，已经动员近2000名士官生守备冬宫。最高指挥部大本营（在莫吉廖夫）和北方战线司令部（在普斯科夫）接到了要求把军队不断从前线向首都调动的严厉命令，首都实际上已处于戒严状态。反革命准备将革命扼杀在恐怖之中。

但是，任何事情都已无法阻挡群众坚定的革命步伐了。

10月24日，临时政府公开出来反对革命。清晨，士官生袭击了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工人之路报》的印刷厂。临时政府继续调集部队，发布把军事革命委员会成员交付法庭审判的命令，已做好进攻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军事革命委员会所在地——斯莫尔尼宫的准备。

10月24日早晨，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举行会议。列宁当时还处于地下状态。中央委员会决定，所有中央委员会没有中央的特殊决定不得离开斯莫尔尼宫。委托军事革命委员会立即把士官生赶出印刷厂，并保证对印刷厂的警卫。利托夫团和工兵营迅速而准确地执行了革命司令部的命令。拿起武器夺取政权的斗争开始了。

10月24日，彼得格勒委员会通过决议：立即推翻临时政府，并把中央和地方的政权转交工兵代表苏维埃。

根据列宁的起义计划，赤卫队员、士兵和水兵必须保卫工厂、桥梁和涅瓦河渡口，保卫斯莫尔尼宫，封锁反革命的策源地；必须占领铁路车站、电话局和电报局，对它们建立切实的监督，保卫通往城市的要道，以便阻止政府调来的军事部队进入首都，并切断政府与前线的联系；必须派精锐部队占领政府机关——冬宫、彼得格勒军区司令部等。起义迅猛发展。“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的无线电台曾被用来转播军事革命委员会致保卫通往城市各个要道的卫戍部队的呼吁书。呼吁书指出：你们的行动“要坚决谨慎，在需要的地方毫不留情”。

10月24日黄昏，中央还没有同意列宁走出地下状态。列宁焦急万分，晚上他给中央委员会写了一封信，他写道：“我力劝同志们相信，现在正是千钧一发的关头，目前提上日程的问题决不是会议或代表大会（即使是苏维埃代表大会）所能解决的，而只有各族人民，只有群众只有武装起来的群众的斗争才能解决……无论如何必须在今天晚上，今天夜里逮捕政府成员，解除士官生的武装（如果他们抵抗，就击败他们），如此等等。不能等待了！！等待会丧失一切！! ”

列宁继续写道：“政府摇摇欲坠。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彻底击溃它！拖延发动等于自取灭亡。”

天已很晚的时候，列宁在中央委员会联络员的陪同下，到达起义的指挥部——斯莫尔尼宫。

列宁的到来加速了时局和事态的发展。10月24日夜间，斯莫尔尼宫频频收到胜利的消息：占领了中央电话局、市邮政总局、波罗的海车站和尼古拉车站、彼得格勒市行政长官公署……

列宁的起义计划迅速地、有步骤地、完全没有流血地实现了。这一点甚至连彼得格勒军区司令也不得不承认，他在10月25日的报告中说：“没有紊乱，而是有步骤地占领了机关、车站，进行了逮捕。任何命令也没有执行。士官生没有反抗就交出岗哨投降了。”

临时政府在街垒的掩护和士官生的保护下，还躲在冬宫里面，但是它的末日就要到了。它已经没有实权了。10月25日早晨，克伦斯基离开了冬宫，他乘坐挂着美国国旗的汽车跑往北方战线去了。

10月25日成了伟大十月革命胜利的纪念日。

当天发表了列宁写的《告俄国公民书》：

 

临时政府已被推翻。国家政权业已转到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的机关，即领导彼得格勒无产阶级和卫戍部队的军事革命委员会手中。

立即提出缔结民主的和约，废除地主土地所有制，实行工人监督生产，成立苏维埃政府，人民为之奋斗的这一切事业都已有了保证。

工人、士兵、农民的革命万岁！

 

10月25日晚10时40分，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在斯莫尔尼宫大礼堂开幕。代表大会代表劳动人民宣布革命胜利了，宣布全国政权转归苏维埃，宣布成立第一届苏维埃政府，并通过了列宁的《和平法令》和《土地法令》。

彼得格勒起义的枪声迅速席卷全国。

震撼世界并影响整个20世纪的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了！

十月革命的胜利为俄国摆脱战争、探索替代资本主义的社会发展道路创造了条件。

但是，在此书撰写过程中，十月革命的故乡又发生一次剧变，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崩溃，苏联解体了，东欧国家也纷纷放弃了社会主义道路。在这种情况下，仍应该对十月革命有一个客观的评价和认识。我们在客观地评价十月革命时，应该注意到以下几个重要方面。首先，列宁当时并没有想在俄国立刻实施社会主义。他在评价工人对生产和分配实行监督、对银行和辛迪加实行国有化、取消商业秘密、没收地主土地和全部土地国有化等措施时指出，这些措施还不是实行社会主义，但它们是走向社会主义的步骤。但是在“战时共产主义”实践过程中，布尔什维克党和列宁的确表示出某种急躁冒进的情绪和乌托邦思想。其次，列宁把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同世界社会主义革命联系一起。他认为：“资本是一种国际力量，要想彻底战胜它，就需要国际范围内的工人共同行动起来。”他告诫俄国无产阶级不应当忘记，“俄国无产阶级的运动和革命仅仅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一部分”“只有同许多国家结成联盟，战胜国际资本，才能把革命进行到底”。最后，无产阶级革命并非像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预料的那样，首先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取得胜利，而是在相对落后的俄国首先获得胜利。列宁指出：“我们所以走在前面，不是因为我们比其他国家的工人能干，不是因为俄国的无产阶级比别国的工人阶级高明，而仅仅是因为我国曾是世界上最落后的国家之一……我们的落后使我们走在了前面”。由此决定了俄国走向社会主义的不同道路。列宁曾指出：“既然建立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虽然谁也说不出这个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是什么样的，因为这在各个西欧国家都是不同的），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社会主义革命起始条件的不同，决定了向社会主义过渡和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不同。俄国发生十月革命时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及历史条件对俄国后来的社会主义建设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这说明，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不得不解决史无前例的在落后的俄国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这个任务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著作中找不到现成答案，只能在实践中去寻找。列宁生前进行了“战时共产主义”和新经济政策两种实践，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苏东剧变后，国际上有一种观点，认为十月革命违背了历史发展规律，如果不发生十月革命，俄国会走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展道路，似乎十月革命之前资本主义有一个“光明的过去”，十月革命之后资本主义也会有一个“灿烂的未来”。这种观点是违反历史唯物主义的。

十月革命前俄国的情况本书已经做了较为详细的介绍。十月革命前西方资本主义也是如此，不仅不是“光明的”，而且是“黑暗的”。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资本主义是靠残酷剥削和压迫无产阶级获得最大限度的剩余价值。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导致资本主义发生周期性经济危机。一方面是千百万人的贫困，另一方面是无止境的剥削欲望。到了帝国主义阶段，垄断组织形成，出现了金融寡头，资本超出国界，向国外扩张，列强争夺国外市场，并逐渐形成了瓜分世界的国际垄断同盟。为了重新瓜分世界，帝国主义列强之间和帝国主义同殖民地国家之间经常发生冲突并导致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动用了所有先进技术发明的武器，用来反对人类本身，夺走了无数人的生命。总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暴露出其反动性和腐朽性，它给人民带来无穷的灾难，遭到所有被剥削、被压迫人民和民族的反对。十月革命之后世界上又出现了瓜分世界的《凡尔赛和约》、1929～1933年的世界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这都是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正因为如此，才发生了世界范围内的共产主义运动，试图推翻并改变这个不平等的世界，推翻反动腐朽的资本主义制度。十月革命乃是推翻这种制度的成功革命，是建立替代资本主义的新社会的伟大尝试。人民摆脱了被剥削、被压迫的处境，成了国家主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曾是全世界劳动人民向往的国家。

十月革命改变了世界，苏联建立初期的经济发展速度充分显示了新制度较之资本主义的优越性。1929～1933年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期间，两种制度的差别表现得尤为明显。正因为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又有一批国家摆脱资本主义走上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世界上出现了两个阵营。

应当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资本主义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微电子技术为核心的新技术革命的兴起，大大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物质产品的增加，改变了现存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产品结构以及居民的消费结构，同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作用和影响，迫使生产组织、管理体制、工作方式、社会生活方式以及个人的思想观念发生一系列相应变化。与此同时，资产阶级看到，如果不缓和劳资关系，无产阶级革命最终会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于是不得不向无产阶级做出某些让步，在工人劳动报酬和社会福利方面采取一些措施，用以缓解劳资矛盾、避免发生无产阶级革命。但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垄断组织通过输出资本，剥削第三世界国家，使自己在国内受到的“损失”得到补偿，将劳资矛盾转移到国外，变成民族间、国家间和地区间的矛盾。在经济管理方面，资本主义各国也不同程度地吸收了计划原则，以解决生产的无政府状况及其带来的后果。但是资本追求剩余价值的本性并没有改变，而且还变本加厉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向第三世界各国输出资本，利用发展中国家廉价的劳动力和资源发了横财。但是它们的自私自利破坏了世界环境，导致全球性生态危机。

二战后社会主义各国的经济在经历了恢复时期的迅速发展后，开始放慢速度，扩大了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差距。这主要是因为：（1）在所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经济管理体制中决策权过于集中，计划过死，忽视市场作用；（2）在政治体制上缺乏民主，限制了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性的发挥；（3）执政党内不同程度地存在腐败问题，脱离了人民；（4）在第三次科技革命浪潮中落伍，影响了生产力的发展和劳动生产力的提高；（5）在东欧等国家不顾具体国情照搬或强行推行苏联模式。正是这些因素最终导致了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

对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发展中遇到的这些问题以及出现的这些变化，我们应该客观地、实事求是地进行分析。但是，无论如何，20世纪初的十月革命对世界历史发展所起的作用是不能被忽视和低估的。十月革命仍然是20世纪最伟大的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