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二月革命后多党合作的尝试

一 二月革命爆发与君主制被推翻

沙皇政府企图通过发动战争，不仅满足俄国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欲望，而且还能“平定”后方，破坏日益高涨的革命，保存沙皇制度。然而这些打算全都落空了。俄国军队一再遭到失败，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战争使一切社会经济矛盾尖锐到了极点，同时彻底暴露了沙皇制度的腐朽性。在所有交战国中，俄国所受到的经济震荡最大。

到1916年年底，国家经济已经濒临崩溃边缘。彼得格勒有39家企业因缺乏燃料而停产，有11家企业因停止供电而停产，铁路连运输军粮的任务都无法完成。城市的粮食供应急剧减少。1917年1月底，彼得格勒只剩下10天的面粉储备，肉类则完全无货。粮店门前从大清早就排起了长队。工人家庭忍受着饥饿的折磨，国民经济瘫痪状态日益严重，军事上的失利接连不断，这一切彻底动摇了腐朽的政权。沙皇政府面对这些问题手足无措，竭力进行挣扎，妄图挽救局势。

统治集团惊慌失措，内阁不断更迭。战争期间总共更换了4个大臣会议主席、6个内务大臣、4个陆军大臣、3个外交大臣。

俄国资产阶级已经不满意这样一个摇摇欲坠的政权，沙皇政府在他们心目中已经失去任何信用。但是大资产阶级又害怕同君主制度决裂，资产阶级的政治领袖们同尼古拉二世进行了长时间的讨价还价。他们用革命和经济崩溃吓唬145沙皇，就军事上连接不断的失败提出警告，企图用这种办法迫使沙皇同意改组政府，建立“信任内阁”。但是这场交易以资产阶级的失败而告终。“君主政府和农奴主-地主的鲜明立场是：宁愿和德国君主政府勾结也‘不把’俄国‘交给’自由派资产阶级。”沙皇政府一方面继续高喊要把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同时又设法同德国单独媾和。自由派资产阶级被单独媾和的传闻弄得惶惶不安，同时又担心爆发革命，于是终于下决心采取行动。他们同军界开始策划宫廷政变，希望通过更换沙皇而保存和巩固君主制度。

与此同时，一些大公们慑于日益逼近的革命的压力，多次劝说沙皇尼古拉二世进行一些局部改革。但是软弱无能的沙皇当时受皇后和宠臣拉斯普廷的左右，不愿意做出任何让步。于是这些大公们策划谋杀拉斯普廷，并于1916年12月16日实施了谋杀计划。

但是这一切已经不能挽救沙皇制度了。人民已经行动起来，不满情绪已经忍无可忍。据克伦斯基自己回忆：“1916年全国共发生了243起政治罢工，而1917年1～2月就发生了1140起。”沙皇政府完全陷于孤立，危机笼罩了全国。一方面，“上层”已不能照旧统治下去，它失掉了一切可以开发的后备力量和支柱；另一方面“下层”也不愿照旧生活下去，继续容忍战争的灾难和沙皇政府的罪行。1917年年初形成了直接的革命形势。

无产阶级站在了反对专制制度斗争的最前列。无产阶级不仅要求得到面包，而且为自由、为革命而进行斗争。无产阶级运动同士兵自发的反战行动汇合起来，前线士兵不愿再为别人的利益卖命。士兵疲惫不堪，战事接连失败，给养经常不足，军官惨无人道，这一切使士兵群众的愤懑达到极点。军纪完全涣散，部队处于瓦解状态。农村中的革命也活跃起来。城市广大小资产阶级群众的不满情绪也很强烈，革命危机无论在后方还是在前方都迅速发展起来。

走在俄国工人阶级队伍最前列的是彼得格勒的无产阶级。1月，彼得格勒有17万工人罢工纪念1905年的“1月9日事件”。布尔什维克正确地估计了当时的形势，号召群众走上街头，走向涅瓦大街，进行公开斗争。2月14日以后，彼得堡委员会印发一份传单，号召“工人阶级和身着军服的农民携起手来，向整个沙皇集团展开斗争，永远结束俄国所遭到的耻辱”。传单说：“进行公开斗争的时刻到了！”2月23日（公历3月8日）是国际妇女节。布尔什维克利用这个日子举行各种群众集会，反对战争，抗议物价高涨和女工的困难境地。这一天成了革命的第一天。开完群众大会之后，许许多多男女工人扔下工作，走上街头，罢工自发地发展为游行示威。妇女们表现得很积极，她们奔走于各个工厂，呼吁工人们参加罢工。

2月24日，群众性的罢工和游行示威达到更大的规模。这一天参加罢工的有20多万人，占彼得格勒无产阶级的一半以上。工人们从一清早就在各个工厂中集合，举行群众大会，然后加入到游行示威队伍中去。维堡区的数万名工人聚集在利齐尧桥附近，许多人冲到涅瓦大街。纳尔瓦关卡的工人也冲到这里。到中午时，示威者的洪流已经挤满了兹纳缅斯卡亚广场。骑警队企图阻止示威队伍，但是没能得逞。直到当天夜晚，涅瓦大街上还在不停地举行各种集会，人们打出了“打倒沙皇政府！”“打倒战争！”的旗帜。警察对示威群众束手无策。调来增援的士兵和哥萨克对行动消极，许多士兵还对示威者表现出同情。在兹纳缅斯卡亚广场上，工人们驱散了骑警，当时在场的哥萨克对此保持了善意的中立。

2月25日是转折关头。彼得格勒已有80%的工人参加罢工，一些警察所被捣毁，工厂内成立了战斗队。连续3天军队都没有开枪，人们的胆子开始大起来。士兵也意识到长官的无能，他们已经明白，现在即使命令开枪也未必有人执行。这一天的工人运动发展成为政治总罢工。

2月26日，政治总罢工开始转变成武装起义。整个彼得格勒变成了一座兵营。到处是巡逻队、岗哨、骑警队，通往市中心的道路被封锁得水泄不通。然而，到中午的时候，蜂拥而来的人群还是挤满了涅瓦大街。这一次工人遭到了枪击。士兵们多半是朝天放枪，可是警察部队却无情地向示威群众猛烈开枪。彼得格勒无产阶级表现出罕见的大无畏气概和坚强不屈的精神。示威者英勇地进行自卫，用石块、木棍和铁块同警察进行斗争。与此同时，布尔什维克和妇女们积极在士兵中进行说服和开导工作。士兵们开始觉悟起来。巴甫洛夫团的一些士兵甚至走出军营，向骑警开火，公开站到革命方面来。

2月27日，由于布尔什维克多年的工作和鼓动宣传，士兵纷纷起义。工人和士兵甚至攻下军火总库，从这里缴获了约4万支步枪和3万支手枪。士兵们积极地帮助工人武装起来。士兵的起义反映了农民对压迫者多年的仇恨，俄国农民多年来因饥饿、贫穷、无地和战争所带来的无穷灾难而郁积在心中的一切愤懑，此刻就像暴风雨一样突然爆发出来。一个团又一个团的士兵接连倒向工人方面。到2月27日深夜，已有10余万士兵站到革命旗帜下。

2月27日晚上，工人和士兵差不多已经完全控制了彼得格勒。所有的要害地点和部门，如桥梁、车站、军火总库、电报局、邮政总局和一些最主要的机关都已转入工人和士兵手中。2月27日，沙皇宣布解散杜马。当天夜里，起义的民众已经占领玛丽亚宫，政府实际上被驱散，罗曼诺夫王朝濒临崩溃。3月2日，尼古拉二世宣布退位。二月革命成功了。

沙皇俄国国内的阶级对抗、社会矛盾、沙皇政府的反动统治和腐败激发人民起来推翻了专制制度，第一次世界大战加速了这一进程。从当时的社会政治力量对比看，人民起来推翻沙皇的举动带有某种自发性，因为资产阶级并不想推翻沙皇，资产阶级政党想建立的是君主立宪制度。而左翼政党，布尔什维克党由于沙皇政府的迫害和镇压尚不能公开活动，其影响并不像十月革命前那样大。这从二月革命后事态的发展中可以看得出来。但是实际上，基本未流血的二月革命背后却是罗曼诺夫王朝最后一个沙皇的血腥统治史：日俄战争中俄国战败；1905年1月9日的“流血星期日”; 1905～1907年革命时期的冲突；第一次俄国革命后反动时期对革命参加者的残酷镇压；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人员牺牲、经济崩溃、数百万人长期背井离乡；人民的无权状况。在1917年2月，人们把所有这一切都发泄到专制制度及其代表人物身上。人们渴望自由、解放，渴望新生活。俄国左翼力量，尤其是布尔什维克党为推翻专制制度进行了多年的宣传鼓动工作和组织工作。这些工作终于在1917年2月有了结果。但是二月革命是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二 立宪民主党与临时政府

1917年2月27日，正当彼得格勒人民走上城市街头，彼得格勒卫戍部队148的部分人员也同人民站在一起的时候，塔夫利达宫里正在宣告解散杜马的命令，代表们静静地听着。革命之势迅猛异常，杜马领袖们对此的反应是惊慌失措和消极观望。左翼立宪民主党人建议立刻召集杜马会议，讨论局势问题。米留可夫当时说，由于不知道谁是事件的领导者，不能确定自己对当前事件的态度。

革命运动闪电般地发展和壮大，越来越多的部队同起义者站到一起。士兵、工人、大学生挤满了塔夫利达宫，杜马领袖们面临着必须表明自己态度的选择。为了不违背沙皇解散杜马的命令，他们决定私下开会。会上采纳了米留可夫的建议，等事态性质明朗后再建立由国家杜马成员组成的临时委员会，以便恢复秩序和“同有关人士及机构联系”。后来米留可夫解释说，“这个并不精确的说法”的优点在于既满足了当前的任务，又不会给以后带来麻烦。

只是到了2月27日夜，当起义的人民已经占领玛丽亚宫，政府实际上被解散，起义的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团已经开进杜马后，临时委员会成员（其中有2名立宪民主党人：米留可夫和涅克拉索夫）才不得不决定掌握政权。用舒利金的话说，他们这时的指导思想是：“可以有两个出路，一个是一切顺利，君主任命新政府，我们再把权力转交给它，一个是一切都不顺利，这样的话，我们不掌权，别人就会掌权。”这种担心倒是有根据的，因为2月27日，在塔夫利达宫同一栋房子里产生了另一个权力机关——工人和士兵代表苏维埃。

新政府成立之前，临时委员会任命一些国家杜马成员为代表，一点一点地掌握国家管理权。被任命的24名代表中有11名立宪民主党人。为了阻止革命进程的发展，尤其是军队中革命事态的发展，向彼得格勒卫戍部队、皇村、喀琅施塔得，以及彼得保罗要塞都派去了代表，其任务是阻止向工人发放武器。有趣的是，彼得格勒苏维埃的代表陪同和保护着这些代表。2月28日，米留可夫全天都在对彼得格勒卫戍部队演讲。他号召士兵回到营房去，听从军官的指挥。

1917年3月1日，临时委员会决定成立临时政府。格·叶·李沃夫任总理兼内务部部长，立宪民主党成员组成了政府的核心。米留可夫任外交部部长，盛加略夫任农业部部长（这个职位对立宪民主党人来说非常重要，因为可以调整土地改革的进程），涅克拉索夫任交通部部长，《俄罗斯新闻》编辑149亚·阿·曼努伊洛夫教授任教育部部长，弗·德·纳波柯夫任临时政府办公厅主任。

本来，按事先的安排，立宪民主党人还应获得一个职位——司法部部长。在革命事态发展的紧要关头，立宪民主党同意将这一职务交给社会革命党人亚·费·克伦斯基。立宪民主党人清楚，二月革命后在苏维埃和社会主义政党的影响不断扩大的形势下，必须充当“民主的人质”的角色以便获得群众的同情和支持。1917年3月底，米留可夫在立宪民主党代表大会上直截了当地说：“如果我们党自己独掌政权，大概会发生更多的摩擦和更大的困难。”

临时政府的全部立法活动都是由1917年3月成立的立法会议来领导的。立法会议大部分成员是立宪民主党人（马克拉柯夫、阿杰莫夫、拉扎列夫斯基、诺利德、纳波柯夫）。会议主席是立宪民主党人费·费·科科什金。他是世界闻名的法学家，知识渊博。立宪民主党领导人非常重视科科什金的意见和建议，认为他是立宪民主党中最有洞察力的政治家之一。

3月1日夜，临时政府同工人代表苏维埃谈判期间，立宪民主党人在临时政府中的主导作用表现得特别明显。苏维埃代表之一、孟什维克苏汉诺夫指出，正是米留可夫代表整个杜马委员会在谈判，“看得出，米留可夫在这里不仅仅是领袖，而且是主人”。

米留可夫作为临时政府最有威望的代表，3月2日在塔夫利达宫叶卡捷林娜大厅代表刚刚组建的临时政府向水兵、士兵和工人发表演说。他在回答关于未来的管理形式问题时说：“政权将转交给摄政王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公。继承人将是阿列克谢。”米留可夫威胁说，否则的话，将发生内战并恢复已摧毁的制度。这个保存君主制的声明引起强烈不满，米留可夫不得不后退，说这是他个人的观点，国家制度的形式将由立宪会议决定。

立宪民主党中央多数人不同意米留可夫的观点。他们认为，保存君主制是没有前途的。但是米留可夫还是热心地说服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即位。立宪民主党领袖米留可夫维护君主制的立场严重地破坏了其在群众中的威信，也削弱了他在政府中的地位和影响。后来米留可夫的威信再也没有达到二月革命初期那样高的程度。

1917年3月25～28日，立宪民主党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会上通过了关于党纲第十三条的修正案，提出俄国将成为一个民主议会制共和国。这样一来，就把所发生的变化用明文规定下来了，倒是社会经济纲领问题更复杂些。二月革命结束后，社会问题立刻非常尖锐地提到日程上来，立宪民主党人必须面对这些问题。

革命的根本问题之一是土地问题。在立宪民主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有人提出必须改变纲领和承认土地国有化，但是这个建议遭到顽强的抵制。A. A.科尔尼洛夫在关于土地问题的报告中和马·莫·维纳维尔在关于策略问题的报告中都强调指出，战争结束前农村居民都在前线，很难实现根本的改革，党的目标是“在不用无政府主义方式摧毁现存制度的情况下”给农民分配土地。

盛加略夫领导的农业部采取的实际措施仅限于没收已经属于国家财产的皇室土地，这个措施没有给农民带来任何好处。1917年3月19日，农业部起草的临时政府宣言禁止夺取地主土地，声明这个问题只能由立宪会议解决，盛加略夫在给地方土地机关的命令中指出，此前必须保证一切不变，并千方百计保证土地所有者的人身和财产不受侵犯。

立宪民主党第八次代表大会（1917年5月）根据中央提出的土地纲领草案认真讨论了土地问题。这时，代表大会参加者中间出现了更严重的分歧。连草案中提出的少数让步措施也遭到地主阶级代表的激烈反对。结果党的纲领中写进如下模棱两可的条款：土地属于所有“劳动的农业居民”。这就是说，不论是资本主义地主，还是富农，都是劳动农民。关于赎买地主土地的条款做了如下明确说明：赎金应“根据土地的正常收入”来确定。

党的第七次和第八次代表大会几乎没有涉及国家工业发展问题。在1917年7月23～28日举行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上，讨论了亚·阿·曼努伊洛夫关于经济状况的专门报告，报告指出：“我们应该公开宣布，国民经济的发展应该建立在个人积极性基础之上。我们应该说，我们不反对在工业领域存在私有财产。”报告提出了制定实际经济纲领的任务。

1917年夏，工商业部代部长B. A．斯捷潘诺夫向内阁提交了临时政府关于经济问题的宣言草案和草案说明书。说明书指出，俄国目前不能用社会主义方151式组织国民经济，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

与此同时，考虑到国内实际局势，立宪民主党人不得不接受国家调节的思想。但是斯捷潘诺夫指出，在经济中贯彻这一思想时应该特别小心谨慎。他说，对整个经济进行调节的想法显然是充满幻想的冒险主义。宣言草案指出，只对主要生产部门进行调节，而且实行国家调节时不应动摇私有制，不应排斥个人的积极性。

说明书主张广泛吸引外国资本，认为没有外资不可能大力发展生产力。立宪民主党人认为俄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在最近的历史时期内不可能实现工业化，因此唯一的发展道路是广泛调动外国专家的积极性。立宪民主党人希望在外国专家的帮助下实现俄国“西化”的思想，即在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方面实现“西方化”。

立宪民主党人的土地纲领和工业纲领受到社会主义政党的激烈批评。立宪民主党在工人问题上的立场（主张根据前线需要取消8小时工作制，反对提高工资和建立工人监督）和在民族问题上的立场（主张民族文化自治，否定民族自决权）也都受到批评。在相当一部分群众眼里，立宪民主党是保守主义的象征，是进行改革的阻力。

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在二月革命后的头几个月，立宪民主党的社会成分发生了变化，一些具有保守主义倾向，甚至具有公开反革命倾向的人加入了立宪民主党，而激进知识分子纷纷离开了立宪民主党，投向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以及布尔什维克。此外，立宪民主党队伍中还有许多官吏。1917年5～6月，全俄兴起要求立刻划分地主土地的农民运动，一些惊恐万状的土地所有者也纷纷加入立宪民主党。他们希望利用人民自由党的招牌保护自己的财产。

二月革命后，许多十月党人和进步党人也加入立宪民主党，甚至一些黑帮也积极参加立宪民主党。于是立宪民主党和广大人民群众之间的隔阂越来越明显。

第一届临时政府是在立宪民主党的招牌下运转的。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印象中，临时政府同人民自由党是联系在一起的。新统治者不能克服日益严重的经济混乱状态，推迟进行迫切的社会变革、推迟召开立宪会议的责任都应该由立152宪民主党承担。

立宪民主党人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局势难以控制，他们所谓的理智改革同群众的要求相差甚远，他们同布尔什维克的冲突也达到顶点。立宪民主党越来越感觉到同人民在心理上已经无法达成一致。

这种心理上的不一致在临时政府对外政策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在公众意识中，临时政府的对外政策是由外交部部长制定的。米留可夫坚持继续进行战争，坚持要夺取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的思想同群众是格格不入的，因此引起了人民的不满和愤怒。1917年4月20日，发表了外交部部长给盟国的照会，表明临时政府完全同意与盟国一道将战争进行到底。群众再也无法忍受了，爆发了政府危机，结果米留可夫被迫下台。

立宪民主党面临艰难的抉择：或者彻底放弃政权，秘密地为建立资产阶级军事专政而斗争；或者在联合政府中同社会主义政党合作并不断地向这些政党施加压力，阻止革命发展。这场危机导致立宪民主党内发生分裂，以米留可夫为首的一部分人同党内右翼结合；以维纳维尔和纳波柯夫为首的另一部分人同左翼结合。两派的战略实质是一样的，只是策略有所不同。但是1917年事态发展错综复杂，要求能够对事态的变化做出迅速而又准确的反应，因此策略问题非常重要，往往成为重大分歧的根源。

立宪民主党人被迫同意自己的领袖退出政府，但是他们仍奉行其政治路线。1917年5月立宪民主党第八次代表大会明显地表明了这一点。代表大会选举新中央（66人）时，米留可夫及其亲信得票最多。代表大会“以沉痛的心情”同意立宪民主党和社会主义者联合执政。1917年5月6日，成立了联合内阁。

在第一届联合政府中，安·伊·盛加略夫任财政部部长、德·伊·沙霍夫斯科伊任国家救济部部长、亚·阿·曼伊努洛夫仍任教育部部长。米留可夫最亲密的战友安·伊·盛加略夫任这些立宪民主党部长们的领袖。因此，同在上届政府中一样，仍然奉行米留可夫路线。而立宪民主党领袖本人在失去部长职位后，集中精力从事扩大和加强同各种社会组织和团体的联系，以便共同抵制苏维埃日益扩大的影响。

立宪民主党领导人希望通过市杜马和地方自治机关同地方苏维埃政权对153抗。因此立宪民主党对1917年5～6月进行的地方自治机关选举非常重视，这是二月革命后俄国举行的第一次选举。尽管立宪民主党对选举做了充分准备，但是选举结果表明，立宪民主党在政治上输得很惨。在彼得格勒，立宪民主党获得21.9%的选票，在莫斯科只获得16.8%的选票。而在以前，立宪民主党在第一届杜马选举中在莫斯科获得63%的选票，在第二届杜马选举中获得54%的选票，在第三届和第四届杜马选举中分别获得61%和65%的选票；而在彼得格勒，在第一届杜马选举中获61%的选票，在第四届杜马选举中获58%的选票。

立宪民主党从这次失败中得出什么结论呢？他们认为：必须千方百计推迟召开立宪会议；不能迁就事态这样发展下去；不能等待，要行动起来。早在4月初，米留可夫就在彼得格勒同海军上将高尔察克私下进行多次谈判。这期间他还同陆军军官联合会建立了联系，军官联合会主席列·尼·诺沃西尔采夫中校是立宪民主党右派。

与此同时，立宪民主党人加紧在政府中对社会主义政党的执政伙伴施加压力。1917年6月中旬，立宪民主党中央再次认真讨论了联合政府问题。米留可夫声明，由于社会主义者部长们的优柔寡断和他们对苏维埃的依附关系，联合政府不可能是一个“稳固的政权”。他要求立宪民主党部长们退出政府。但是几乎所有中央委员都反对米留可夫的建议。米留可夫在这次会议上明确表述了当前的局势：现在最危险的敌人是布尔什维克。会议决定，立宪民主党继续留在联合政府中，同时对日益严重的“无政府主义”采取强硬措施。

6月，俄国在前线的进攻失败，经济危机加深，食品供应状况恶化，失业人数增加，群众的不满情绪已经不是与日俱增，而是与时俱增。革命危机以迅猛的速度在发展。立宪民主党人清楚，不能再迟疑了。

立宪民主党人选择“乌克兰问题”作为摆脱困境的借口。6月底，临时政府代表团与乌克兰中央拉达在基辅进行谈判，提出批准内阁的宣言，确定由临时政府同中央拉达协商建立的总书记处管理乌克兰边疆区的事务。立宪民主党人反对宣言草案的内容。不仅彼得格勒的领导、《言语报》，而且立宪民主党地方委员会都认为在基辅达成的协议是一个犯罪性质的文件，威胁到俄国的神圣性和不可分割性。

7月2日，立宪民主党部长们退出临时政府。此后发生了“七月危机”事件，彼得格勒街头死伤700多人，使政府危机进一步加深。立宪民主党报刊要求立即逮捕列宁及其同伙，恢复军队中的死刑（二月革命后曾废除死刑）。

“七月危机”期间，立宪民主党在士兵中进行广泛的宣传，旨在破坏布尔什维克的影响，扩大立宪民主党人在军队中的影响。立宪民主党的要求得到满足，许多布尔什维克著名活动家被关进监狱，签署了关于逮捕列宁的命令。7月7日，《言语报》满意地指出：“布尔什维主义已经死亡，而且是突然死亡。”

7月8日，社会革命党人克伦斯基成为临时政府的首脑，他的副手是涅克拉索夫。参加第二届联合内阁的立宪民主党人有：神学教授安·弗·卡尔塔舍夫（正教院总监、宗教部部长）、费·费·科科什金（监察总长）、谢·费·奥登堡院士（教育部部长）。第二届联合政府最主要的特点在于它是独立于苏维埃的。《言语报》指出：“这个解放是所发生的变化的全部政治意义所在。”

二月革命后，立宪民主党掌握了政权，但是它并没有在俄国开创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时期。它迷恋旧的君主制，自己无力掌握国家政权，这充分反映了俄国资产阶级的特点。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发生的条件同西欧各国不同。在欧洲的法、英、德等国，资产阶级开始进行反对封建制度的革命时，无产阶级尚未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资产阶级是最强大的阶级，正因为如此，它利用农民和工人的力量成功地进行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20世纪初的俄国，无产阶级已经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无产阶级有自己的政党，无产阶级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明确提出了自己的经济和政治要求，因此，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能只解决资产阶级的问题，满足资产阶级的要求，它必须考虑到资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利益和要求。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特点和俄国资产阶级的特点，决定了资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二月革命后立宪民主党在临时政府中的表现恰恰说明了这一点。

三 苏维埃的产生及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活动

1917年2月27日夜，革命把彼得格勒的塔夫利达宫分成两半：在大厦的一侧，以罗将柯为首的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很快就要开始在这里办公，它已经决定接管国家权力；而在另一侧，工人代表苏维埃临时执行委员会正在安顿下来，当日彼得格勒苏维埃宣告成立。

孟什维克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中占主导地位，36名执行委员中有14名孟什维克。孟什维克尼·齐赫泽任苏维埃主席，劳动派分子亚·费·克伦斯基和孟什维克马·伊·斯柯别列夫当选为副主席。

为什么孟什维克此时有如此大的影响并能掌握彼得格勒苏维埃的领导权呢？

这主要是因为，孟什维克在整个战争期间能够公开进行活动，尤其是他们有杜马党团这样的重要合法据点，而被迫进行极其秘密的地下工作的布尔什维克则没有这些条件。此外，战争期间彼得格勒无产阶级的成分明显发生了变化。由于军工生产急剧增长，彼得格勒无产阶级的人数增加了1/3以上，其中主要是来自城乡小资产阶级阶层。二月事变前夕，奥布霍夫工厂的1.5万名工人中几乎有一半来自农民以及因害怕被征兵而躲藏到工厂里的小店主、商人子弟、清洁工。成千上万的新工人在战争年代也进了彼得格勒的其他企业。另外，由于经常被动员参军，由于被逮捕和流放，在革命中经过锻炼的彼得格勒无产者减少了。这些变化导致妥协派的社会基础扩大。战争期间，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持护国主义立场，这也迎合了那些具有沙文主义情绪的居民。

苏维埃的成立和开始工作这一事实本身引起了所有民主力量，尤其是士兵群众的注意。听到苏维埃召开会议的消息以后，沃伦斯基团、巴甫洛夫团、立陶宛团和其他团的士兵都向塔夫利达宫派出自己的代表团，各代表团争先恐后发言，表达革命决心。

在群众革命情绪的影响下，彼得格勒苏维埃开始作为革命的政权机关进行活动。2月27日和28日，苏维埃通过了一系列符合起义人民要求的重要决议。当时建立了粮食委员会。粮食委员会授权没收一切官方和公共储备的面粉，负责安排卫戍部队和首都居民的面包和其他食品的供应。苏维埃的委员们156分别下到市内各区去组织基层的人民政权机关。根据布尔什维克的建议，苏维埃采取了武装工人的措施。苏维埃指示在企业中组织有1/10的工人参加的工人民兵队。苏维埃号召工人“武装起来，储备子弹，不要把子弹白白地浪费掉”。苏维埃决定立即中止旧政权对全部国家财政资金的支配，并对这些资金的支出实行监督。苏维埃决定出版自己的机关报《消息报》。尤·米·斯切克洛夫任该报的编辑。

2月28日，《消息报》创刊号出版。这一号的副刊上登载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宣言，还登载了彼得格勒苏维埃号召彼得格勒和俄国的居民为彻底战胜沙皇制度而团结在苏维埃周围的呼吁书。呼吁书中说：“斗争还在继续：应当将斗争进行到底。旧政权应当被彻底推翻并让位于人民来管理。”

列宁认为，彼得格勒苏维埃一开始是“真正人民的代表机关”。它所做出的第一批决定符合革命人民的利益。在起义工人和士兵的推动下，把持苏维埃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不得不在首批文件中反映群众的革命要求，把革命在事实上已经实现的东西明文规定下来。

起义胜利后，争取军队的斗争变得尖锐起来。资产阶级竭力“使士兵俯首听命”，把他们赶回营房。当时颁布了罗将柯的命令，他代表国家杜马命令士兵回到营房，交出武器，对军官要绝对服从。这一命令极大地刺激了士兵群众。士兵要求建立革命组织的愿望更加强烈了。

2月28日，各部队的代表在布尔什维克的支持下迫使苏维埃执委会同意成立士兵部。次日即3月1日，士兵代表们陆续抵达塔夫利达宫。在有近千名工厂和兵营使者出席的情况下，召开了联合的工人和士兵代表苏维埃第一次全体会议。有10名士兵和水兵代表被选进执行委员会，其中有2名布尔什维克。会议确认了士兵部的存在，建议卫戍部队按每连1名代表的原则把选举工作搞完。这样一来，在二月革命战火中形成的无产阶级和士兵群众的革命联盟从组织上得到了巩固。

在3月1日的会议上，来自各部队的代表谈到有人企图解除士兵的武装，恢复兵营的旧制度。他们要求苏维埃发布一项命令，将士兵争取到的革命成果正式肯定下来，并且按照新的原则，即在民主的基础上确定士兵与军官的相互关系。大家拟定了这一文件的基本原则。为起草这一文件，苏维埃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士兵委员会。3月2日晨，《消息报》公布了以苏维埃的名义发出的《给彼得格勒军区卫戍部队的第一号命令》，这是一个具有巨大革命威力的文件。它包含以下内容：（1）在所有的部队直至步兵连和炮兵连都成立由士兵代表组成的选举委员会；（2）凡还未进行苏维埃选举的地方立即进行选举；（3）在一切政治发动中士兵要服从苏维埃和自己的委员会；（4）国家杜马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只有在它不与苏维埃的决定相矛盾的情况才能执行；（5）武器应当置于连营委员会的监督之下，无论如何不得交给军官；（6）在队列中和履行职责时要严格遵守军人纪律，在平常情况下则享有完全平等的公民权利；（7）取消官衔称呼，禁止对士兵说话粗鲁，包括对他们称呼“你”。第一号命令打破了资产阶级想解除革命武装的企图，它对士兵来说是真正的“自由宪章”，在军队中到了广泛的传播，并对军队的进一步革命化起到重要的作用。生活表明，军队不是跟着国家杜马走，而是跟着彼得格勒苏维埃走的，彼得格勒苏维埃是唯一为群众所承认的政权，是得到武装起来的工人和士兵充分信任的机关。起义的群众认为，正是彼得格勒苏维埃将组成临时革命政府，领导国家政权。

但是，虽然二月革命后成立的工兵苏维埃拥有实际力量，把持苏维埃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却宁愿把权力拱手让给资产阶级。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指导思想和行为方式对苏维埃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虽然孟什维克仍然是社会主义者，但他们认为，在可预见的未来，俄国只有一个任务：在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所有进步力量实现广泛联合的基础上巩固和发展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他们根本不想在战争弄得满目疮痍的农民国家里采取走向社会主义的任何步骤，并认为那是空想。所以当时普列汉诺夫指责列宁的《四月提纲》是“一派胡言”。当时流行普列汉诺夫的一句名言：“俄国历史还没有准备好可以烙出社会主义之饼的面粉。”这意味着，工人除了同国家经济的主人——资产阶级寻求可以接受的妥协外，没有别的出路。二月革命胜利后，孟什维克一开始没有提出任何权力要求，只是说要“最大限度地”向临时政府“施加压力”，以便进行民主改革。

由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采取妥协主义立场，政权落在临时政府手里。孟什维克中的护国派主张苏维埃的代表都参加政府，但是，齐赫泽、苏汉诺夫、斯切克洛夫等孟什维克分子则决定谨慎从事。于是执委会主张组织一个将在苏维埃监督之下工作的清一色资产阶级政府。但是临时政府的“四月危机”表明，清一色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不可能再管理国家。尽管1917年4月28日孟什维克组委会通过关于不参加李沃夫公爵内阁的决定，但是5月1日又决定建立联合政府。在彼得格勒苏维埃执委会会议上有44人拥护社会主义者参加政府，19人反对，2人弃权。于是，1917年5月5日，孟什维克米·伊·斯柯别列夫被任命为劳动部部长，伊·格·策列铁里被任命为邮电部部长。

孟什维克参加临时政府的目的是促进国内和解，防止发生内战和维护劳动者的利益，同时对临时政府施加影响。但是，仅仅抱着这种目的或愿望并不能说明参加政府这个决定是正确的。在政府的15个部长职位中，孟什维克只得到2个，而且不是重要职位。孟什维克并没有使资产阶级向人民做出大的让步。诚然，新政府向人民许诺尽快签订和约，建立对食品生产和分配的监督，对资产阶级的超额军事订货利润征税，加快召开立宪会议，等等，但是所有这些不过是漂亮的空话而已。事实表明，孟什维克不可能真正影响临时政府，而他们参加政府的事实却严重破坏了他们在人民心目中的威信。

二月革命后，社会革命党人在苏维埃中也起着很大作用。除克伦斯基担任彼得格勒苏维埃副主席外，当选彼得格勒苏维埃执委会成员的还有亚历山德罗维奇、晋季诺夫和鲁萨诺夫。

在地方新政权机关中，社会革命党人的影响也很大。在尼古拉耶夫斯克，社会革命党人领导社会秩序委员会；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社会革命党人领导社会保安委员会。社会革命党人Π. И．契热夫斯基当选乌法工人代表苏维埃主席。社会革命党人在士兵中特别受欢迎。他们在莫斯科、下诺夫哥罗德、察里津、伊尔库茨克等许多城市当选士兵代表苏维埃主席。

革命根本改变了社会革命党的活动条件和社会地位。它从一个秘密的、经常受到迫害的、对国内政治生活影响很小的政党成了执政党之一。因此党的战略和策略也发生了变化。党员人数、社会成分、组织结构都发生了变化。

社会革命党组织上的复兴在革命过程中就开始了。二月革命后两个月的时间里，党的领袖纷纷从流放地和国外回来：3月18日，阿·拉·郭茨从伊尔库茨克回到彼得格勒，领导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代表苏维埃社会革命党党团；4月18日，弗·米·切尔诺夫、H. Д．阿夫克森齐耶夫、A. A．阿尔古诺夫、伊·伊·布纳柯夫（丰达明斯基）等人取道英国回到彼得格勒。

在组织活动方面，社会革命党超过了其他社会主义政党。3月2日，在彼得格勒召开社会革命党代表会议，选出了市委员会，行使临时中央的职能；同时决定出版《人民事业报》，其第1期于3月15日问世。

虽然社会革命党人在苏维埃中有很大影响，但是他们对临时政府寄予更大希望。二月革命后，社会革命党人立即声明，他们既拥护临时政府也拥护工兵代表苏维埃。他们号召建立地方苏维埃并积极参加了这项工作，但是社会革命党人不认为苏维埃是政权机关、国家管理机关。他们认为，主要的国家管理机关是临时政府，临时政府是历史赋予的“继续革命和巩固主要自由和民主原则”的工具。而苏维埃的作用是“联结人民和社会主义力量的纽带”，是革命的发动机，推动临时政府沿着改革道路前进，监督政府的活动。因此，在社会革命党人看来，不存在“两个政权并存”的问题。

正因为如此，社会革命党人积极参加各届联合政府。在第一届联合政府中，克伦斯基任陆军部部长，弗·米·切尔诺夫任农业部部长；在第二届联合政府中，克伦斯基任政府首脑，弗·米·切尔诺夫任农业部部长，尼·德·阿夫克森齐耶夫任内务部部长；在第三届联合政府中任职的有克伦斯基和谢·列·马斯洛夫（任农业部部长）。

由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对革命的态度，由于他们在苏维埃问题上所持的立场，二月革命后苏维埃并未发挥出应有的作用，“两个政权并存”的局160面所反映是两种势力的对峙，无论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和农民都不会容忍这种局面长期存在下去。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态度不过是给资产阶级提供了更多的时间，使他们能够从容地对无产阶级及其革命组织采取行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苏维埃中的活动不仅没有为自己赢得威信，反而在工人和士兵面前降低了自己的威信。这对他们的政治前途不无影响。

四 布尔什维克走出地下状态

战争期间，由于沙皇政府的残酷迫害，布尔什维克组织的活动受到很大限制。党的领袖列宁被迫侨居国外，许多著名活动家被监禁或流放，如费·埃·捷尔任斯基、瓦·费·古比雪夫、格·康·奥尔忠尼启泽、雅·米·斯维尔德洛夫、约·维·斯大林，等等。各组织之间的联系及同领导中心的联系经常遭到破坏。中央委员会俄国局进行活动极其困难，它无法同中央委员会国外委员会（国外局）、同党的领袖列宁保持经常的联系。

在二月革命的日子里，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起义工人打开监狱，救出了革命者。捷尔任斯基、扬·厄·鲁祖塔克等一大批革命家都是这时走出彼得格勒或莫斯科监狱大门的。

二月革命后，俄国成了欧洲最自由的国家，沙皇政府的政治犯都获得了自由。布尔什维克从服苦役的地方和流放地纷纷归来。稍后，住在欧洲、美洲、澳洲各国的侨民也开始成批地或单独地返回祖国。这些人大多数都是经过艰苦的革命斗争考验和锻炼的人。

布尔什维克党一走出地下状态，就着手聚集力量，组织和巩固自己的队伍，并在群众中开展政治工作。首先，中央委员会俄国局担负起了中央领导工作。俄国局增加许多成员并选出了一个主席团。主席团成员有：彼·安·扎鲁茨基、马·康·穆拉诺夫、约·维·斯大林、叶·德·斯塔索娃、亚·加·施略普尼柯夫。俄国局很快同各地方党组织建立起十分牢固而经常的联系。

斯大林是1917年3月同加米涅夫一起从西伯利亚流放地回来的。他们回到彼得格勒后，主动担负起领导《真理报》的工作。二月革命后，3月4日，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俄国局就出版《真理报》问题通过了一项专门决议，161还决定发表为《真理报》募集资金的呼吁书。3月5日，即在沙皇政府垮台的第七天，《真理报》出版了。斯大林和加米涅夫到来之前，《真理报》的观点是比较激进的。他们到《真理报》之后，开始实行温和的政策，只是号召对临时政府施加压力。当时列宁写的一些信中谈到必须结束战争、建立苏维埃共和国、从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向社会主义阶段过渡等内容。许多信件是在对内容做了删减之后刊登的。1917年3月底4月初召开了全俄布尔什维克党的工作者代表会议。斯大林在会上竭力主张防止“加快事态的发展”，主张有条件地支持临时政府，甚至主张在温和的反战立场上同孟什维克联合。这种立场遭到工人的强烈反对，当时一些愤怒的工人曾要求将《真理报》编辑开除出党。

这时，列宁结束近10年的流亡生活，在进行了紧张的斗争和探索工作后从国外回到俄国。他是作为公认的领袖、布尔什维主义的理论家和实践家回来的。有人无条件地支持他，有人不同意他的观点，也有人想同他寻求妥协，但是都承认他是一位杰出的人物和无与伦比的理论家，而且国际社会民主党人也都这样认为。列宁回国后，布尔什维克组织开始在列宁的领导下进行工作，布尔什维克组织不断发展壮大。

二月革命前夕，布尔什维克党的人数是比较少的。根据现有的材料，布尔什维克走出地下状态时大约有2.4万人，他们集中在150多个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组织和小组里。其中最大的组织是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组织，分别拥有约2000名和600名党员。许多城市中的布尔什维克小组只有几十个人，甚至几个人。但是他们大都是经受过锻炼和考验、对革命无限忠诚的人，无论是贫困和坐牢还是流放和苦役，都不能摧毁他们的信念。他们是一股中坚力量，是俄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核心。工人党员是党的基本力量，有1.4万人，占党员总数的60%以上，农民党员占7.6%，职员，包括知识分子职业革命家占25.8%。

布尔什维克一走出地下状态，就开始努力抓组织工作。当时需要把各地几乎遭到全面破坏的党委会建立起来，使它们同中央保持经常联系，需要制定合法条件下的工作方式和方法。3月2日，彼得格勒布尔什维克召开第一次公开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各区组织的40名代表。会议的任务是恢复被警察破坏了的彼得堡委员会。当时建立了彼得堡临时委员会。此后，基辅、萨马拉、叶卡捷林堡和许多大城市都建立了布尔什维克的临时委员会。4月，彼得格勒、莫斯科、乌拉尔、北波罗的海地区、西南地区、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等地党组织和其他许多党组织都召开了布尔什维克党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公开代表会议，选出了党的各地方委员会。一些区级组织得到恢复和重建，选举了党的区委会。由于党的工作者不再需要遵守秘密工作的条件，委员会的人数增加了。选进委员会的除了职业革命家以外，还有最有威信的普通党员。

党委会都在积累合法工作的经验，并不断根据新的情况改善组织形式。为了同党的工厂组织和基层保持经常的联系，需要把一些城市的区划分为若干个分区，并建立相应的党委会。在各个党委会的领导下，布尔什维克支部在各工厂和各部队纷纷建立起来并不断扩大。

二月革命胜利后的最初时期，许多党委会号召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者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建立布尔什维克组织和创办刊物。但是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不同，布尔什维克接收党员有严格的标准和组织手续。1917年3月18日，中央委员会俄国局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章程通过了关于入党手续的决定，决定说：“凡承认党纲并参加一个组织的人才能被接收为党员，接收党员要有两名党员介绍。”中央委员会俄国局还制定了标准式样的党证。

到4月底，布尔什维克党拥有10多万名党员。党组织也从走出地下状态时的150个增加到600个。布尔什维克开始成为群众性的工人政党。

布尔什维克还在军队中扩大自己的组织。走出地下状态前，党在军队中只有很少一些小组，而到5月，彼得格勒的军队里已拥有6000名布尔什维克党员。

当时，在绝大多数工兵代表苏维埃里，布尔什维克都占少数，苏维埃大都是由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控制的。但是布尔什维克经过努力工作，很快开始在一些苏维埃中发挥作用。3月，已有一部分布尔什维克当选为苏维埃主席：巴库是斯·格·邵武勉，萨马拉是瓦·弗·古比雪夫，里加是尔·恩德鲁普。此外，在其他一些地方苏维埃中也有布尔什维克在工作，如莫斯科工兵代表苏维埃中有维·巴·诺根和彼·格·斯米多维奇，在明斯克苏维埃中有米·瓦·伏龙芝和亚·费·米雅斯尼柯夫（米雅斯克扬），在萨拉托夫苏维埃中有米·瓦·瓦西里耶夫（尤任）和弗·巴·米柳亭，在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苏维埃中工作的是安·谢·布勃诺夫，在基辅苏维埃中工作的是马·亚·萨韦利耶夫，等等。

与此同时，布尔什维克还在工会、士兵、青年工人中开展工作，不断扩大自己的影响。在青年工人中的工作成效极为显著。4月，在彼得格勒一些区和企业以及其他城市中都建立了青年工人的组织。4月5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叶卡捷琳堡委员会建立了一个属于全国第一批的青年共产主义组织。参加这个组织的是14～18岁的男女青年，其中主要是工人。

二月革命后，在不少地方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同处于一个组织之中。孟什维克认为，推翻沙皇政府以后他们与布尔什维克之间在策略上的基本分歧消除了，因而实行联合的障碍也就不存在了。这种情绪也影响了一部分布尔什维克。到4月底，已经出现150多个联合组织，当时全国有440多个独立的布尔什维克组织。

布尔什维克对这个问题非常重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全俄代表会议（1912年）曾将孟什维克取消派开除出党，主要原因是他们主张取消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建立合法的政党。1914年春天，当某些孟什维克活动家号召布尔什维克“在共同的策略的基础上”同孟什维克取消派联合起来的时候，列宁写道：“统一，这是伟大的事业和伟大的口号！但是，工人事业所需要的是马克思主义者的统一，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同反对和歪曲马克思主义的人的统一。我们必须问每一个谈论统一的人：同谁统一？同取消派吗？那我们没有必要在一起。”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孟什维克采取了护国主义和同资产阶级公开妥协的立场。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的原则分歧更加严重。正因为如此，二月革命胜利后，列宁立即坚决地警告党不要同孟什维克实行联合，就此他曾于3月6日电告那些从中立国启程回国的布尔什维克。

在已出现的联合组织中，随着阶级斗争的尖锐化和革命形势的发展，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分歧，尤其是在战略和策略问题上的分歧越来越大，列宁的《四月提纲》的发表，尤其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七次全俄（四月）代表会议，对于克服联合情绪和从组织上解决联合问题起了决定性作用。正是从这个时候起，各联合组织开始急剧地分崩离析。

推翻专制制度后，布尔什维克党所面临的最重要任务是，根据变化了的新形势和现有的阶级力量对比，制定出党的政治路线和策略。首先必须明确对工兵代表苏维埃和临时政府的态度。

列宁在国外得知二月革命胜利的消息后，从3月7～12日给俄国写去了四封“远方来信”:《第一次革命的第一阶段》《新政府和无产阶级》《论无产阶级的民警》《如何争取缔结和约》。3月20日，即列宁动身回国的前夕开始写作第五封信——《革命的无产阶级国家制度的任务》，但是没有写完。

列宁所得出的主要结论就是革命第一阶段已经结束。当时形势的特点就是要从革命的第一阶段过渡到第二阶段，第一阶段相当出色地解决了国家的政权问题，第二阶段则应当把政权转交到工人和贫苦农民手中。列宁号召：“工人们，你们在反对沙皇制度的国内战争中，显示了无产阶级的人民的英雄主义的奇迹，现在你们应该显示出无产阶级和全体人民组织的奇迹，以便为革命第二阶段的胜利作好准备。”

列宁认为，在革命过程中即将诞生的新政府，应当按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的样式来组织。这样的政府已经有了，这就是“非正式的、还没有发展成熟的、比较弱的工人政府，它代表着无产阶级和城乡全体贫苦居民的利益。这就是彼得格勒工人代表苏维埃，它正在努力联系士兵和农民以及农业工人……”

关于对临时政府的态度，列宁在3月初给回国的布尔什维克的电报中就已经扼要地提出来了，他说：“我们的策略是：完全不信任新政府，不给新政府任何支持；特别要怀疑克伦斯基；把无产阶级武装起来——这是唯一的保证；立即举行彼得格勒杜马的选举；决不同其他党派接近。”

但是在列宁回国前，中央委员会俄国局和地方党组织对临时政府采取了较温和的甚至妥协的立场。例如，彼得堡委员会在3月3日的决议中说，“只要临时政府的行动符合无产阶级和广大民主的人民群众的利益”，它就不反对临时政府这个政权，同时又宣称，它决心进行最无情的斗争，反对临时政府以任何形式来恢复君主制管理形式的任何企图。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莫斯科委员会区域局和莫斯科委员会都采取了这样的立场，他们主张对临时政府施加压力。这种状况直到列宁回国后才有了转变。

总而言之，二月革命以后，布尔什维克走出地下状态，获得了合法活动的机会，可以直接走向人民，走向工人、士兵和农民，宣传自己的纲领和策略，发展和壮大自己的组织。可以说，在这个方面布尔什维克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是布尔什维克几乎同所有政党都存在分歧，它走出地下状态后，还面临着为自己的理想而斗争的艰巨任务，而这个理想就是建立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五 战争和土地问题

二月革命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后，人民渴望迅速结束战争，实现和平。但是掌握政权的资产阶级及其临时政府不想结束战争，立宪民主党人、外交部部长米留可夫甚至公开声明继续履行对盟国的义务，将战争进行到底。这种态度是符合资产阶级利益的，因为战争的负担是落在劳动者和普通平民身上。立宪民主党对战争的这种态度使他们遭到越来越多人的反对。

应该说，二月革命后决定俄国事态发展和影响各政党立场的主要因素之一是仍在进行的战争。除上面提到的立宪民主党人的立场外，其他各政党也都明确表明了自己对战争，确切地说是对结束战争的态度。社会革命党人很清楚，如果革命不能结束战争，那么战争就会扼杀革命。因此，他们提出了“让全世界实现民主和平”的口号。社会革命党理论家认为，革命的俄国是肩负结束战争使命的“第三种力量”的前哨和支柱。这决定了社会革命党的主要活动方针：在对外政策中，同交战国帝国主义斗争，恢复国际；在对内政策方面，保卫和努力巩固革命的成果。社会革命党第三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对战争的态度》的决议，号召各交战国人民迫使本国政府放弃掠夺性要求，开始和解的事业；同时声明，俄国民主派过去和现在都没有掠夺性要求。代表大会提出的最近任务是：促进尽快恢复革命国际和召开社会党国际代表大会，恢复劳动者的团结，制定和解的条件和实施这些条件的措施；要求临时政府采取措施重新考虑和废除沙皇政府和盟国签订的秘密条约。与此同时，决议指出，只有所有交战国全体劳动人民联合起来才能实现这些任务。决议坚决反对单独媾和及休战。只要战争还在继续，必须保证“与盟国战线的战略统一，使军队做好充分的作战准备”，把军队变成能够为实现俄国革命和俄国对外政策任务而积极战斗的力量。因此决议指出，不允许在军队中进行不服从革命政府命令的“蛊惑性宣传”。由此可以看出，虽然社会革命党在战争问题上的立场同立宪民主党人有所不同，或者说有分歧，但仍然是从护国主义立场出发来看待这一问题的。

孟什维克在二月革命后基本上是按所谓“革命护国主义”精神解决战争问题的。其明显的例子是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代表苏维埃执委会3月14日发表的《告世界人民书》。《告世界人民书》中指出，俄国民主派反对本国统治阶级的掠夺政策，号召欧洲各国人民为了世界和平的利益共同采取坚决的行动。与此同时，《告世界人民书》作者声明，俄国革命绝不会在占领者的刺刀面前退却，不会容忍外国军事力量压迫自己。

布尔什维克对战争问题的态度在二月革命胜利后仍然没有改变。斯大林在《真理报》上发表文章指出，即使在推翻沙皇政府之后，俄国所进行的战争也不是正义战争，而是帝国主义战争。中央委员会俄国局3月22日通过的《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决议指出：“不仅要迫使俄国临时政府放弃任何侵略计划，而且要迫使它立即公开表达俄国各族人民的意志，向各交战国提议在解放所有167被压迫、被压制和没有充分权利的人民（自决权）的条件下缔结和约。”列宁也明确地指出，党要详细地、坚持不懈地、耐心地向受“革命护国主义”影响的劳动人民说明，即使在沙皇政府垮台以后，俄国资产阶级进行的战争也仍然是非正义的、掠夺性的帝国主义战争；只有以有利于无产阶级的方式解决了政权问题，才能着手解决战争与和平问题。当时唯一能够摆脱世界性大屠杀灾难的道路，就是使全部政权转归工兵代表苏维埃。只有对掠夺其他民族和保护资本家利益不感兴趣的工人和贫苦农民，才能真正立刻采取有效措施来停止战争和缔结民主的和约。在这里，列宁把结束战争同建立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政权问题联系起来，实际上也表明了列宁对临时政府的态度。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对战争和和平问题的态度充分反映了广大人民的要求和心声。与此同时，这种态度也使布尔什维克赢得了广大群众的支持。

此外，土地问题也是二月革命后各政党必须回答的基本问题之一。土地问题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主要问题。上面谈到过二月革命后立宪民主党对土地问题的态度。他们显然是从大地主和资产阶级的立场出发来解决土地问题，所要维护的是大土地占有者和资产阶级的利益。正因为如此，立宪民主党人逐渐失去了人民的支持。

对于社会革命党人来说，土地问题是至关重要的问题。纲领中关于土地问题的提法使他们赢得了人民的欢迎。社会革命党关于土地问题的观点乃是社会革命党社会主义的特点。社会革命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指出，党仍然坚持自己的要求：消灭土地私有制，把土地变成全民财富，取消赎金，由劳动者平均使用土地。代表大会还指出，立宪会议应该通过包括这些原则的土地法。立宪会议通过有关法律之前，必须将全部土地转交土地委员会管辖，土地委员会应该关心使农业生产保持在应有的水平之上，发展土地共耕制，尽可能平均地和正确地在各农户中分配土地；对牲畜和农具进行登记以便更好地加以利用；按民主原则改造土地委员会，等等。社会革命党人在土地问题上的态度在俄国有很大影响。以往的史学研究作品曾不公正地把社会革命党人在土地问题上的策略同临时政府的土地政策混为一谈，说社会革命党人的策略是等待立宪会议解决农民和土地问题。事实上，社会革命党人在召开立宪会议之前已经采取一系列措施，比如，他们积极参加组建农民委员会和土地委员会。社会革命党人、农业部部长切尔诺夫和马斯洛夫在1917年6月和10月两次向临时政府提出法案，但是法案没有被接受。

社会民主党人，尤其是布尔什维克在土地问题上的态度最鲜明。列宁是从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盟和解决政权的角度来谈土地问题的。列宁指出，首先做到使绝大多数农民在没收地主土地和把全部土地收归国有的斗争中得到工人阶级的支持，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俄国无产阶级才有可能在最近的将来获得胜利。列宁在二月革命胜利后指出：“只有兵农代表苏维埃自己，才能够不顾地主的利益，不用官僚的方式来解决重大的土地问题。”掌握全部政权的苏维埃应该没收地主的土地，把全国的土地收归国有。这些土地将由各地的雇农和农民代表苏维埃实际支配。在这些苏维埃的监督下，由公家出资经营，把地主的大庄园建成模范农场。

二月革命后，俄国出现了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战争仍在继续，土地问题仍未解决，工人还在挨饿，农民还在受无地或少地之苦。但是二月革命胜利后，俄国尚无一种力量可以控制国内局势、可以在政治舞台上占据绝对优势。因此，任何一个政党都不能从容地贯彻自己的纲领和路线。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战争与和平，还是土地与面包的问题，都很难立刻解决。事实上，随着事态的发展，各种政治力量不断重新组合、发展和变化，解决这些问题的前景也在逐渐明朗。历史将把机会赐予那些最强大、最能代表历史发展潮流的力量。

六 俄国形成了多党制吗？

二月革命推翻了君主制，各政党都获得了合法存在的权利。在二月革命前，虽然一些政党也在杜马中活动，但那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政党，它们的存在只不过是对沙皇制度的一点装饰。这些政党没有任何权力，沙皇政府可以随时取缔它们，这些政党的存在只不过是一种现象而已，俄国不曾存在过政党制度。

那么二月革命以后俄国形成了多党制吗？最近，俄国有些研究著作认为，二月革命后俄国形成了多党联合政府，建立了多党制。如果不是布尔什维克后来夺取政权，俄国就会沿着资产阶级共和制、议会制、多党制的道路走下去。

如上所述，政党是随着资产阶级制度的建立而出现和发展起来的。英国资本主义发展得最早，因此最早的政党产生于英国。政党反映社会上的阶级划分，政党制度是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产物。在政党活动的基础上形成的资产阶级政党制度，是资产阶级国家政治制度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是资产阶级统治的重要手段。在现代资本主义国家里，政党在形式上并不是国家机关，也不是国家组织，许多国家的宪法甚至对政党地位没有做任何规定，但是实际上，资产阶级对整个国家政权和全国政治生活的控制，通常都是通过政党来进行的，由于各国政治、经济和历史发展的具体情况不同，各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制度又有不同的形式，有一党制、多党制和两党制几种形式。所谓一党制，就是由一个资产阶级政党控制国家政权和政治生活，不允许其他政党活动。多党制条件下一般有多个政党参加资产阶级议会，而由一个取得多数议席或普选胜利的政党或政党联盟组织政府。两党制则是有两个大的资产阶级政党参加议会，由其中一个政党负责组织或主持政府。两党制的显著特点是，资产阶级让其两个主要政党轮流上台，操纵国家政权，控制国家机关的各个环节。在这两个政党以外，虽然还可能有其他政党的活动，但是这些政党根本不可能掌握国家机关的权力，有的即使在议会中占有少数席位，其作用和影响也是微不足道的。

由此看出，在资本主义国家，政党制度、一党制、多党制、两党制，都是资产阶级实行统治的手段。1858年，马克思在评论英国的议会斗争时曾经指出，英国资产阶级的寡头政体“不是靠把政权经常保存在同样一些人手中而使自己永存下去，而是采用这样的办法：它轮流地使政权从一只手中放下，又立刻被另一只手抓住”。这段话形象地向我们说明，两大政党是资产阶级有意识地轮流使用两只手来统治人民的方法。马克思还指出议会斗争的技巧恰好在于“在短兵相接的格斗中打击的不是职位，而仅仅是当时占据职位的人，并且在进行打击的时候，要这个人在作为大臣下台以后，马上又能作为大臣的候选人而上台”。这进一步向我们指明，在两党制中，两大资产阶级政党表面扮演着互相反对的角色，但就反对党来说，它反对的并不是政府亦即资产阶级政权本身，而是当时在这个政权中执行权力的党，同时自己也随时准备去执行权力。这样一来，两大政党之间的关系是：在台上的党是现职政府，在台下的党是预备政府，两者随时准备互相替换。

从马克思的分析中我们了解到，两党制（原则上讲，多党制亦然）中的两大政党都是属于资产阶级的而不是属于无产阶级的，如果它们分别代表不同的阶级，那就不可能协调一致、有条不紊地轮流掌握国家权力了。此外，两党制或多党制中的各个政党，除轮流上台执政外，还起着互相竞争、互相监督、互相制约的作用。

综上所述，政党制度是资产阶级确立自己的统治后实施统治的工具。它是直接为资产阶级及其阶级利益服务的。其他阶级即使在议会中拥有若干席位，仍然不会妨碍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换句话说，其他阶级政党的存在以不损害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为限度。

那么二月革命后的俄国如何呢？

俄国的情况与欧洲发达国家不同，欧洲发达国家发生资产阶级革命时，城市工人尚未形成一个独立的阶级。资产阶级是最强大的阶级，所以它能利用工人和农民起来反对封建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的统治。在俄国则不同，20世纪初，俄国无产阶级已经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已经拥有自己的政党。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仅要解决土地问题，而且要解决雇佣劳动问题；不仅要满足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且要解决无产阶级的问题。俄国资产阶级既是强大的，又是软弱的。所谓强大，是因为资产阶级，尤其是垄断资产阶级控制了全国的经济命脉；所谓软弱，是因为资产阶级在政治上一直依赖于沙皇政府。资本迅速集中和垄断的发展历史使俄国资产阶级在人数上处于绝对少数，俄国始终未形成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阶层。另外，俄国广大劳动居民，在社会心理上不仅是反对专制制度的，也是反对资产阶级的。正因为如此，二月革命后资产阶级虽然形式上掌握了政府，但是并没有掌握实际的权力。俄国出现的是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资产阶级的临时政府和工兵代表苏维埃所代表的是不同的阶级和利益，所追求的是不同的社会发展前景和社会制度。

所谓政党制度，如上所述，是阶级统治的工具。这就是说，只有当一个阶级确立了自己的统治地位之后，才能谈到建立为自己统治服务的政党的问题。在谁战胜谁的问题没有解决之前，管理形式问题尚提不到日程上来。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表明，资产阶级没有能力取得统治地位，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尚没有准备好夺取政权，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思想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1917年3月至10月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俄国有过四届政府，其中有三届联合临时政府，分别成立于1917年3月2日（15日）、5月5日（18日）、7月24日（8月6日）、9月25日（10月8日）。在后三届联合政府中，除资产阶级政党立宪民主党外，参政的还有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等政党的代表。

但是，这种联合执政并不表明俄国已经建立了多党制。阶级斗争问题尚未解决，国体的问题尚未解决。在这种情况下，任何政府，清一色的资产阶级政府也好，联合政府也罢，都不过是一种过渡形式而已。政体问题的解决取决于国体问题解决的结果。事实上，当时俄国立宪会议的前途尚不明朗。

“两个政权并存局面”中，临时政府掌握着形式上的权力，而工兵代表苏维埃则掌握着事实上的权力。“毫无疑问，这种‘交织’是不能长久保持下去的。一国之内决不能有两个政权。其中必有一个要化为乌有。……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只是反映了革命发展中的一个过渡时刻，这时革命已超出了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围，但是还没有到达‘纯粹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

列宁的这段话准确地指出了俄国当时形势的实质。正因为如此，二月革命后，阶级斗争更加激烈，俄国的整个资产阶级在各地拼命用各种办法排除、削弱和消灭工兵代表苏维埃，以求建立资产阶级的单一政权，无产阶级和广大农民也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积极地为建立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政权而斗争。总而言之，政权问题将由阶级大搏斗的最终结局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