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在此前关于《殉教图》的描述中，我们曾提到刑场上有位身着红袍，头戴羽冠、骑在白马上的特殊人物。从弗洛伊斯报告的上述描述看，出现在刑场上的日本官员只有监刑官哈萨普罗，但如果打开视野，从更为广阔的历史视角来看待整个事件的完整经过，那么这一不同寻常形象或许有更为合理的解释，即《殉教图》中的白马红衣者是一个象征，它是指下达死刑命令的日本暴君丰臣秀吉。

关于这一推测，我们或许可以从《殉教图》下方铭文牌内容的解读获得佐证。根据文德泉神父的解释，铭文牌用西班牙语记录日本“户田藩王”的宣判词：

朕判处这些冒充使臣的名义而来的菲律宾的囚犯死刑。因为他们未获朕的许允即在朕的国土上留居并传播基督教，这极大地违背了朕的法令。朕下令在朕的城市长崎将他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注2

注2文德泉（Manuel Teixeira）: 《圣约瑟修道院之藏画》，澳门，《文化杂志》，第三期，第52～53页。另据《文化杂志》（英文版）的同名文章，铭文中的西班牙语判决词如下：Setença do Imperador do Japão Taycozama: Tenho condenado estes prezos a Morte porq vierão das Filipinas ao Japão com o fingido titulo de Embaixads. , e porque tem presisto. nas mas. terras sema. Licença e pregado a Lei dos Christaons contra o meu Decreto. Manuel Teixeira, “The Paintings of the Seminário de S. José”in Review of Culture, No.3,1987, p.55。

由于缺乏更多的证据，我们既不清楚上述铭文是出现在《殉教图》制作的同一时刻，还是由后来的修缮者另行增补；也不能肯定这些文字是否就是画中竖立在殉教者面前的告示牌上的内容。考虑到这一告示意义重大，它实际表明了日本当局对于方济各会士（乃至所有传教士）的官方态度，所以我们不得不对这重要细节做一番考察。

在弗洛伊斯的报告中，这位耶稣会神父多次提到丰臣秀吉就传教士下达的相关命令。其曰：

为了更完整地理解这一新迫害的发端和由来，必须了解以下情况。作为日本国专制君主的太阁，在十年前下令，凡牵涉福音律法传播之条令者，（若不服从命令者）处以死刑。并下令将我们全部逐出日本国全境。

众所周知，这里所说的十年前下达的禁令，是指丰臣秀吉在1587年7月25日发布的传教士驱逐令。作为日本教会史上的第一道类似禁令，丰臣秀吉的这道命令很有名，它开启了此后迫害传教士的先河。然而就禁教令而言，丰臣秀吉只是在禁令中对于传教士排斥破坏日本的传统宗教，所以要将他驱逐出境。但与此同时，秀吉还强调日葡贸易的重要性，并承诺，如果不反对日本的传统文化，任何人都可自由来往。

或许是由于丰臣秀吉的上述态度，第二次巡视日本教区的范礼安神父强化了适应性的传教策略，从而使得耶稣会士留在了日本。对此，弗洛伊斯的报告中记述颇详。其曰：

但（此时）准管区长和其他神父认为这不是可以轻易抛弃基督徒的时候，因此也不应该完全退出该（日本）国，面对国王的震怒，可以做出某种程度的让步，并服从于他的布告。为使得保有其地位的基督教大名远离一切灾难，该准管区长下达了如下命令：在执行宗教仪式时不再穿着外套和长袍，仅穿用按照日本人能够接受的样式制作的长衣，以便通过这一居住方式，能够像以往那样留在我主的葡萄园中。因为我们相信在某种程度上服从他的布告，其他的所有行为就会被忽视。根据相同的理由，我们在这一（驱逐）布告之后，再也没有在有住院的（京）都和大阪建立一座公共教堂，为了秘密地献上神圣的弥撒或执事神圣的秘迹，只是修建了一些个人的小礼拜堂，并在其中附有小小的庭园，供人们相互接触。由于这些规定和良苦用心，我们的潜伏产生了摆脱以往所有危险的结果。在此十年间，信徒人数的增加非常显著，（正如此前送来的年报所判断的那样），有75000多人接受了洗礼，而且还不包括由基督教双亲生的幼儿。

国王（太阁）当然不是不知道我们仍滞留在日本国中，但是他显然对我们潜伏于此（的行为）感到满足，并不担心我们是不服从其布告的不履行者。这已经是四年前的事了。或许是因为从每年中国（澳门）来航的葡萄牙人的定期商船上获得的利益在很大程度上滋润着日本国全境，或许是认为作为他们（葡萄牙人）的说教者和指导者的神父们对他们拥有很大的权威，所以他认为葡萄牙人和日本人之间相互通商的和平与稳定是由于（神父们的）努力才得以培育与保持，并答应了二年前视察员（范礼安）的请求，并给予他以下权限：即为了上述定期商船，神父中有十人可以滞留于长崎，并且同意重新修建他自己在一年前下令破坏的教堂。除此之外，他为了证明与我们的和解，还允许某些神父前去访问他，并对他做了隆重的接待。根据这一理由和道理，允许他们（神父们）中的十人驻在长崎，而当时我们在日本国的34名（耶稣会）会员也可以相对平稳地生活，宣讲神父的话语，并依我们的圣役，巡回于（日本国的）许多地方，帮助基督徒。……

根据弗洛伊斯的记述，当殉教者巴普蒂斯塔在1593年会见丰臣秀吉时，这位独裁者亦曾向这位方济各会士重申了这一禁令。他说：

有四名被称为跣足者（修道士）的圣方济各会的神父从名为马尼拉的菲律宾的最大城市、正作为使节，由菲律宾的统治者派遣到了日本国王这里。这些神父们受到了与使节相符的亲切接待。但最后他（太阁）要求他们返回自己的菲律宾，并说：“我不希望在本国中弘布汝等之规矩。故按我的命令驱逐了他们（耶稣会）修会之人，只是因为中国的定期商船而让极少数人滞留长崎。”

在报告书中，弗洛伊斯没有解释丰臣秀吉为何向巴普蒂斯塔重申他多年前发布的禁令，但可以确定的是，这些后来的殉教者应当对独裁者的态度心知肚明。但可能是出于与耶稣会竞争的心理驱动，这些托钵修道士们并未理会丰臣秀吉的警告，他们依然按照传统的宣教模式，大张旗鼓地招摇过市，从而迫使丰臣秀吉痛下杀手。对此，弗洛伊斯声称：

但当（方济各会的）神父们谎称为了能回国后广布见闻，希望阁下允许他们参见（京）都城所有外观雄伟的豪华建筑时，虚荣心极强的太阁对他们表示了极大好意，甚至还为在此后的（城市）参观提供了必要费用。于是他们夸大了这一许可，前往（京）都，在异教徒武士宅府中滞留了数月，他们受到另外一人及其伙伴的厚待，因为这二人（长谷川宗仁、原田喜右卫门）正是希望他们（方济各会神父）前来日本的倡议者。过了些日子，神父们感到住宿场所多有不便，于是他们（神父们）便请求赐给他们仅供可建造住宅的土地。就这样，他们被指定给地段极好的场所，但附带条件是不得宣传福音。

但他们在得到了一些基督徒的帮助之后，便毫不犹豫地开始建造教堂。由于他们认为此举将有助于神的更大荣光，所以虽然其中有人提出某些建议，但却未能中止计划。……以上是（迫害）风暴的第一个动机。……

与《殉教图》铭文内容最为接近的告示内容出现在殉教者被削去耳朵后被载在牛车上公开示众之时。对此，弗洛伊斯有如下清晰而完整的明确记载：

车列前头竖着一块细长的板，上面写着囚徒的罪名和处刑的宣告。其语言的文字如下：

这些人作为使节从菲律宾前来，但他们为了传播多年前严禁的基督教律法，并滞留在京都。根据这一理由，我将他们一行人和信奉基督教律法的日本人处以死刑。为此，这二十四人将在长崎被处以磔刑。我下令，在将来禁止这一（基督教）宗门，望众人牢记。我下令执行。众人谨记。如若有人不服从我的布告，将一族全体接受（死罪）处置。庆长元年太阴十一月二十日。

根据弗洛伊斯的报告，丰臣秀吉的告示牌似乎一直伴随着殉教者们的死亡之旅。在他们最后受刑时，刑场中央也竖立着一块告示牌。弗洛伊斯没有说明刑场上的告示牌是否就是伴随他们一路前往长崎途中的那块牌子，但他报告书的上下文似乎暗示了这一点。

有点出人意料的是，在日本主教马丁斯1597年2月22日于长崎写给罗马教皇的那封信件中，我们也看到主教提到了两块告示牌，但其中内容稍有差异。这位曾亲临行刑现场的主教告诉教皇说：

最初有名为太阁的一位独裁者，在国内种种战乱之后，获得了日本全国的统治，他厌恶在日本各地与日俱增的基督教信仰，下达严厉的命令，在自己统治下的领域，要求所有人放弃外来宗教，信奉祖先的迷信，此事已经过了十年了。但是，这个不幸的风暴不仅没有夺去基督徒心中的神的荣光，而且在他们许多人中间，激发起希望为保护雄辩真理而死的热情。

就在此时，方济各会的某些修道者从菲律宾群岛来到这里，抵达日本首都京都，在那里建造圣堂。尽管形势险恶，他们依然公开说教，少数人还试图公开地将下层阶级的人从恶魔阵营中导向基督旗下。这些流言传到了王的耳朵里，他对于无罪的这些人很生气，于是便下令逮捕了他们当时住在京都的六人，此外还有三位耶稣会的修道士和15名日本的基督徒，并将他们投入牢中。在对他们施以很大的侮辱、割掉他们的左耳之后，装在货车上在城市人群最密集的地方游街示众（这种刑罚是课以该国最重的罪犯和强盗的习惯），随后又在长崎、即每年葡萄牙船载着中国商品入港的地方，怒气冲冲地下令将他们处以磔刑。当时，有一个官员放下长矛，扛着牌子走在前面，上面书写着如下处刑文书：

这些人数年前由菲律宾群岛来本国，违背统治者的法度，建造圣堂，弘扬基督的教义，所以王处罚他们，下令在长崎钉上十字架，将他们处死。

主教在信中还清楚地记录了他在刑场上亲眼所见的公示牌及其内容。他说：

……在同一日里，我去了那里，见到被钉在十字架上，表情各异，但都神态欣然、身负枪伤、刚刚去世的26人。十字架旁立着用日本字写的牌子，其内容译为拉丁文如下：

前些年，虽然禁止神父宣扬基督教宗门，但这些人以使节之名为借口，从菲律宾而来，居住于京都，并建屋居住。虽然有我等禁令，但仍大力弘扬基督教义。为此，我决定将他们以及他们弟子中的本国人处以死刑。其人数合计为24人，他们在长崎被钉于十字架上，以示众人。另为严厉禁基督之法，严行禁令，并使所有人知晓。如有人胆敢违反我的命令与法度，其全家当共处死罪。

他下令将此禁令在其权力和统治下的主要城市发布，立于高牌。因此，城市和地方的几位统治者便以死刑威吓某些基督徒，想让他们抛弃对真正之神的礼拜，但他们的所有努力与其说让人卷掩基督的旗子逃往魔鬼的方向，还不如说让他们觉悟到可以完成光荣的死。我们（耶稣会）的神父们在这个时期依然改换便装，有时还冒着生命危险，四处行走，用上天的营养哺育基督的羔羊。从许多人心里排除诸神的谬说，用真理美味的光芒将他们引导出盲目的偶像黑暗。……

对比于弗洛伊斯与马丁斯主教的不同描述，我们认为，相较于未能亲临现场的弗洛伊斯留下的报告书，与刑场咫尺之遥的主教的描述应当更接近事实，而且他明确指出的告示牌的位置，亦与《殉教图》的图示完全一致（也有可能是《殉教图》的作者读过主教在澳门书写的信件）。

从历史学的角度看，我们自然注意到这一系列公告的内容实际上并无差异，而如此大同小异的告示内容，实际上也从另一角度揭示了殉教事件发生的真正原因，即来自菲律宾的托钵修道士以外交使节的身份来到日本，他们违背当局的禁令，公开地宣讲福音，因此被处以死刑。

关于这一点，我们还可以从另一角度得到印证。据说，在下达处死方济各会士的命令后，丰臣秀吉极为愤怒地对前去说情的人表示说：

我已经说了，如果在日本给予他们宣扬基督教义的余地，那么这将是一个最坏的榜样。……来自菲律宾的神父们不仅宣扬被我禁止的教义，其他神父也在传教。他们中的一个老人（指奥尔格蒂诺）甚至还告诉我说，他们还以治疗几个病人的名义，在政厅中为人们进行授洗。（方济各会、耶稣会）双方（神父）肯定要用自己的血授受处罚。我也许该把在长崎的神父们也钉到十字架上去。

关于上述判断，我们还可以获得其他的有力佐证。据考证，在接到26人殉教消息之后，时任菲律宾总督的古斯芒（Francisco Tello de Guzmán）派遣使节法雅尔多（Fajardo, Luis Navarrete）于1597年7月抵达日本，了解殉教事件的原委，并请求返还圣菲律浦号的没收货物和殉教者的遗骨。有些出人意料的是，丰臣秀吉再次友好接待了他们，并对殉教事件做了如下解释：

抑本朝者自混沌已分以来，以神道为主，日月以神运转春秋，以神变变迁风云，聚散雨露润泽，能飞走者禽兽，能生长者草木，皆莫非神道妙理。在人伦者公侯伯子男，依知神理长幼有序，夫妇有节，克始克终也。往岁伴天连徒徒说异国法，魔魅本邦下贱男女，移风易俗而欲乱人情，以害国政，坚禁之严制之，虽然前度所来之僧侣，入县入邑，为贱土奴隶，蜜（密）说异法，予不忍听之，即诛戮之。窃闻其国以教法为权谋，而欲治外国，若本邦真俗入其地，说神道而惑乱人民则国主可欢悦乎？思之，所思察者其国旧□已退，以为新主，背予法式，欲化本朝者，愤怒有余除。此时本邦土州之海上有漂留之破船，不散舟中货财，合付与之。其国既违法，令故不得保全之，出乎尔者反乎尔也。今也为修旧交，命使介遥凌风波之险，只与本朝欲坚交义则不说异端法，须作商贾往还，他时异日商贾之舟可持予押印之一书，然而海陆不可有小难，虽有本邦往来龙去脉之辈于其地，惑人民不用规绳则缚缧绁，入笼狱，决是非，可加刑罚。去岁之舟不留此地而归国，舟人船子亦不害焉，是犹不忘旧交也。

对比于前引一系列公开告示的内容，丰臣秀吉的态度显然是始终如一的。他明确反对传教士“徒说异国法，魔魅本邦下贱男女”，并认为它会“移风易俗而欲乱人情，以害国政”，所以才“坚禁之，严制之”。就此而言，1597年的殉教事件的实质亦可视为文化冲突的极端形态，它是西方教权与东方封建王权猛烈碰撞的必然结果。

然而，殉教事件的发生或许还与丰臣秀吉个人有莫大关系。由于出身低微，刚刚在名义上统一全国的“天下第一人”的内心实际上极为脆弱而敏感，他会对任何怠慢甚至是轻微的冒犯做出难以预料的激烈反映。在这位目空一切的独裁者看来，托钵修士们不顾其禁令，公然在街头传播福音，诋毁包括佛教神道在内的传统文化，就是在挑战他的权威与底线，因此他别无选择，只能下令将这些犯上作乱的外来者处以极刑。

当然，丰臣秀吉也决非简单冲动的鲁莽武夫，人们很容易注意到如下事实，在1597年的疯狂杀戮中，丰臣秀吉有意网开一面，并未将耶稣会士包括其中，受刑者中与之相关者也只限于日籍耶稣会士三木保罗和另外两名无辜的日本信徒。丰臣秀吉此举绝非出于仁慈或者疏忽，而是深谋远虑后的理性抉择。面对耶稣会士与葡萄牙商人的坚强同盟以及属下大名中多有信奉天主教者，丰臣秀吉不希望丧失对外贸易的丰厚利益，或者因此激起巨变。此外，选择势单力薄的托钵修士下手亦有杀鸡儆猴的作用。他是在警告耶稣会士和日本天主教信徒：你们不得轻举妄动。否则，我将大开杀戒，将所有的挑战者斩尽杀绝。

在完成了殉教事件和有关背景的分析之后，我们可以对《殉教图》本身的图像表现做一个概括：作品表现1597年2月5日发生在日本长崎西坂的殉教事件。包括未在图中出现的三位耶稣会成员，共有26人殉难。画面中那艘寂静无人的船只，象征着前一年抵达日本的西班牙船只圣菲律浦号。画面另一侧的奇特欧式建筑应当是耶稣会士的某处往院，在窗前见证受刑经过的是马丁斯主教以及巴范济神父与陆若汉神父。刑场上白马红袍、头戴羽饰的监刑官应当是象征下达处刑命令的日本独裁者丰臣秀吉。

从图像学的角度而言，《殉教图》的作者及其委托人有着极度鲜明的制图意向，除了表现殉教者的奉献之外，他们还想告诉所有的观像者，虽然方济各会士的殉难是由于上述政治原因，但耶稣会士们在这一事件中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即便他们不是帮凶，也无法摆脱冷漠旁观者的非议与指控。从这一意义上说，《殉教图》再明显不过的这一图示含义，亦可视为“保教权”和“传教权”之后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在上面的讨论中，我们实际上看到一个双重矛盾的张力结构，即天主教修会与日本统治者的冲突以及天主教各修会间的摩擦，双重矛盾的张力具有不同的时效和重点。如果说殉教事件的发生是前者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那么托钵修士们进入日本以及他们过于激进的传教方式就更多的源于后者，而且，在事发多年后的澳门，《殉教图》的绘制及其特殊的图像处理，亦同样突现出它的深远影响。

在经过了漫长的调查过程后，教宗庇护九世（Pope Pius XI）在1862年6月8日于罗马宣布将这26人列圣。两年后的1864年，法国神父福尔诺和费雷在殉教事件的发生地、长崎的西坂之丘建立大浦天主堂（Catholic Oura Church），又名二十六殉道圣人教堂（The Church of the 26 Martyrs）。在列圣百年之后的1962年，日本建筑家今井兼次设计的日本二十六圣人纪念馆与雕刻家舟越保武设计的纪念碑也在长崎市西坂的山丘上建立起来，现在，它们与那座日本现存最古老的哥特式教堂一起成为长崎的著名观光景点。

1597年的殉教事件是日本教会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仿佛是翻过历史一页的悠悠回声，数月之后，65岁的路易斯·弗洛伊斯神父走完了在日本传教34年的历程，于1597年8月去世，本文一再引用的殉教事件报告，就是他生前完成的最后一份年度报告。1598年2月18日，黯然离去的马丁斯主教从澳门返回果阿，途中在马六甲因病去世。同年9月18日，一代枭雄丰臣秀吉也在大阪城中离开了人间，他临终前最后会晤并话别的耶稣会士，就是接替弗洛伊斯位置、担任教会“通辞”要职的年轻的陆若汉神父。而随同范礼安神父一起来到日本的巴范济神父此后亦屡任要职，先后担任耶稣会日本传副省的最高上长和日本及中国教区的视察员一职。

1603年8月，德川家康在江户设立幕府，日本进入了江户时代。在此后的岁月里，无论是天主教修会之间的“保教权”和“传教权”之争，还是他们与江户幕府的复杂关系即教权与王权的斗争，也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使是在1639年日葡关系中断，所有天主教的传教士都被逐出日本之后，传统的保教权与传教权之争仍以新的形式和内容在中国和其他地方继续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