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仔细阅读弗洛伊斯的报告，我们仍不难发现殉教事件与《殉教图》描绘之间的明显差异，而其中最大的出入，就在于十字架上殉教者的排列顺序。按照弗洛伊斯的记录：

（殉教者）被挂在十字架上的顺序如下，一个（十字架）和下一个之间有三、四步的间距，脸朝向长崎（市）的方向。方济各会的神父们（6人）在右侧，10名日本并排，包括左侧的3名（耶稣会）的人在内。剩下的10人并排。

对比《殉教图》中的受刑者行列，我们很自然地产生如下疑问：既然弗洛伊斯已经清晰记录了殉教者受刑的依次顺序，而且《殉教图》的作者也应当读过他的报告，那么他又为何不顾事实，自作主张地将这些西班牙神父们挪到了画面的中央。

另外，正如前引文德泉神父批评的那样，《殉教图》与事实的最大出入，是作者将三名耶稣会的受难者排除在外，以致26名殉教者在图中只有23人。

根据弗洛伊斯的记录，这些被绘图者排除在外的殉教者分别是位于十字架行列左侧第一位的木工方济各、第三位的彼得助次郎和第六位的三木。而他们都与耶稣会有关，除了耶稣会士三木保罗之外，另外两人都是被耶稣会士派往照料受难者的日本信徒。

根据文献记录，在全部26名殉教者中，木工方济各和彼得助次郎的加入颇富戏剧性。在最初被逮捕的24人中，只有一位耶稣会士，即著名的日本籍耶稣会士三木保罗，但数日之后，又有两名耶稣会的信徒被稀里糊涂地夹在其中了。结果，在他们到达名护屋时，受难者的数量变成了26人。弗洛伊斯告诉我们说：

为了照料他们，奥尔格蒂诺神父从京都派来了德行高尚、名为佩德罗（助次郎）的一名基督徒，为了我们的三名修道士和他们的同伴，出钱购买应需的必要物品。还有一位名为弗朗西斯科的木工，他也以同样的目的，为帮助方济各会的神父们而一同前来。他们二人非常自由地靠近被捕缚者，始终照料他们。数日后，他们也被作为基督徒被士兵捕缚，跟随前行，结果所有人（26人）被带到了名护屋。

二人对于如此事态不仅没有感到悲哀（因为他们在从京都出发时起，就热切盼望能接受这一幸福的命运），而是充满了非常的喜悦，对就此巨大的礼物而感谢神。

与这些普通信徒相比，日籍耶稣会士三木保罗是一个特殊人物。关于殉教者中唯一的耶稣会士，弗洛伊斯在介绍受刑者时对他有较为详细的记录：

（三木）当年33岁。他在幼年时就被授了洗礼，还不到11岁就加入了耶稣会。他是说教者，正如下面将要说到的那样，他对帮助身边的人充满了热情。他被在大阪监视我们会馆的人跟随已经是10天或20天之前的事了，某个异教徒因犯罪而被官员下令押至刑场所，围观者甚众，三木偶遇此事，便以极大的勇气在民众间开辟一条通道，走近到罪犯身旁，直到被斩首的场合，他还在不停地说教。那个男子接受了真理，被授了洗礼。就这样，三木保罗唱着耶稣和玛利亚的圣名，将那个男子送去了天国。

……（在最后受刑的时刻）我们的三木修道士自己以往没有经验，看到众人皆立于最高的荣誉之中，便向周围的人说道，我是尊敬贵的日本人，而且是耶稣会的人，自己因传播福音而被杀，由于这光荣的恩惠，我要感谢天主。

值得特别留意的是，在殉教者们前往长崎的途中，三木向本修会的上长们发出呼唤。

在我们到达长崎之前，我除了热望在某一天进行告白并拜领圣体之外，对人生已别无所求了。因为从今往后，我不知道还会不会给我这样的机会。这些方济各会的神父还不太熟悉日本语，还不能够充分地传达良心的状态。如果是巴范济神父，会给我们极大的安慰，或许能够完成这一任务。

关于三木放弃身边的方济各会修道士，转而向自己的上长发出呼唤一事，我们或可揣测其中另有隐情，但无论如何，由于三木的请求，耶稣会士在殉教之旅的最后时刻开始介入。根据弗洛伊斯的记录，他们向受难者们提供的宗教服务与慰藉共有二次。

第一次与殉教者的接触是在2月4日午后，当他们抵达彼杵时，副管区长已经派遣耶稣会的巴范济和陆若汉先行等候在此，准备为他们举行告白秘迹的神圣集合和供养的圣弥撒。由于日本官吏的催促，预定的圣务未能执行，但他们还是与这些受难者见面，并与他们拥抱告别。

二人都得到了难以想象的安慰，相互亲爱泪流不止。前述陆若汉神父来到他们面前，以副管区长的名义在那时用极亲切的语言和爱情向他们致以问候。给他们光荣战斗的杰出勇气。最后他还说道，他想在自己奉献弥撒圣坛之后，为他们授予基督的圣体。但他们急于出发，已经不可能了。因此，作为补偿，自己将在长崎尽其所能地安慰他们。

保罗修道士拥抱了陆若汉神父，小声地说道，自己相信，由于这次迫害，教会在日本会得到增强，他对神的慈悲极为信赖。作为此事的证据，虽然异教徒极为憎恨基督教信仰，但在这次迫害发生时，自己在大阪的牢房中已收到六名异教徒授予神圣洗礼的强烈要求。

……

最后，陆若汉神父走向日本人（修道士和其他人）那里，简单地告慰他们说，如此死是具有极大价值的。然后陆若汉神父与巴范济神父一起为捕缚者一行授了秘迹，为了与哈萨普罗进行交涉，他们匆忙前往长崎。

第二次是在行刑之前的那一天夜晚。根据弗洛伊斯的记录，但殉教者们乘船抵达时津，哈萨普罗原来准备在长崎寻找临时住处，但考虑到当地均为基督徒，为避免引起骚乱，决定翌日2月5日朝上行刑。不知出于何种考虑，哈萨普罗在行刑前允许耶稣会士为殉教者们进行此前并未实施的宗教仪式。

他（哈萨普罗）随后开始整理十字架和其他所有用品，在很快便整理万全后，（他）在早上给我们传来信息说：“你们到我这里来，马上派遣巴范济神父，自己会派遣手下一人跟随照料，在靠近放置磔刑木的某个场所附近与他同行，捕缚者一行已经在该场所等候。希望师傅听取（耶稣会的）三木等人的告白（其他人就不用了）。”他还说：“我认为圣体拜领没有必要，因为他们是为基督殉教。另外临终前不需要圣体了。”

巴范济神父和陆若汉神父和哈萨普罗的家臣一起，立即赶往施疗院所在的浦上，在那里等候。但陆若汉神父先行一步，来到他们面前，告诉他们殉教的时机已经临近了。听闻此事，他们都笑逐颜开，感谢我们的圣主，就连唱着圣务日课，乘马而来的佩德罗（巴普蒂斯塔）神父也是如此。

巴范济神父和哈萨普罗的家臣赶到等候的场所后，要求护送官员们稍待，三木保罗进入施疗院内，听取他的告白。紧随其后，其他二人（迪亚哥斋，若阿）也做了告白，并按照我们（耶稣会）的习惯发了誓愿，并以副管区长神父的名义，拥抱了（巴范济）神父。

在巴范济神父听取我们三名修道士的告白时，等在广场上的一行人中的几个人跪下来吟唱圣母经，有人坐着，将自己委托给神圣的主，最后还有人为勇赴殉教而相互鼓励。

在他们完成这一激励时，巴范济神父跟在他们后面，随后马上赶到已经抵达刑场的哈萨普罗那里，请求许可激励他们勇敢殉教。他有点讨厌，但还是允许了。……

那以后，巴范济神父提出，不是按国王命令逮捕，而是在中途逮捕的二人（彼德罗助四郎，方济各）应以释放，但哈萨普罗回答说，即使他们不是按国王的命令逮捕的，但由于已从国王的官员那里收到文件，所以自己不能释放他们。

根据上述记录，我们知道巴范济神父和陆若汉神父几乎在殉教之旅的最后时期一直陪伴在殉教者的身边，他们不仅为之提供告解的服务，甚至还来到了行刑现场，目睹了受难者们的最后时光。

参照弗洛伊斯描述的上述细节，我们可以肯定，《殉教图》中景右侧的建筑应当是耶稣会士为殉教者们提供最后服务的那个施疗院，建筑物顶部物体上的圣杯图案或许是象征殉教者们对神的最终奉献；而立于窗前、与主教一起遥望行刑过程的二位耶稣会士，无疑就是弗洛伊斯在报告中一再提到的，陪伴他们走完最后行程的巴范济神父和陆若汉神父。虽然他们在画中的具体位置与弗洛伊斯的描述略有不同，但在这个时候，能够出现在马丁斯主教身边的人，也只能是他们了。

在许多人看来，弗洛伊斯描述的上述场景或许让人感到困惑。在他的笔下，殉教者们的慷慨赴死没有悲哀，他们似乎满怀喜悦地迎接十字架的磔刑和士兵们的枪刺；而另一方面，在针对基督教士和信仰者们的刑场，行刑者居然会同意另外一些传教士为他们提供宗教服务，甚至允许信徒们亲临刑场，目睹殉教者们的最后时光。

由于报告没有提供更多细节，我们很难揣摩巴范济和陆若汉此时此刻的真实心态（从某种角度揣测，弗洛伊斯例行公事式的粗疏描述，或者说明了他们心中的难言之隐），但可以想象，在面对六位方济各会士及其殉教者的目光时，安然无恙的耶稣会士们肯定会感到尴尬或不自在（保罗三木和另外二位耶稣会信徒的殉难可能缘于他们日本人的身份，而不是他们的修会隶属），而此前不同修会间的种种矛盾亦很容易让人产生这样的猜测与联想：即使耶稣会士不是此次殉教事件的罪魁祸首或官府帮凶，但他们在作品中的袖手旁观或许与托钵修士的竞争有某种难以尽言的隐秘关联。

可以想象，耶稣会士对于此事的态度应当是颇为复杂的，从同为欧洲人的角度而言，方济各会士的殉教难免令人有兔死狐悲之感，但从确保耶稣会在日本传教特权的角度看，丰臣秀吉对于方济各会士大开杀戒毕竟为他们扫除一个障碍。作为这一推断的佐证，我们的确从弗洛伊斯的报告书中觅得如下两条耐人寻味的线索。在报告的最初段落中，弗洛伊斯这样写道：

在这里，全能的天主已经通过锄去毒麦者的上述机会，了解让基督徒陷入混乱的情况，为此，他用全能的手，给了我们下列善的希望。即凭着善意，为报答方济各会神父（11人）的各种辛劳，让居住在京都领国的六名以殉教的荣冠，让他们和其他几个的流血浇灌这个主的新的葡萄园，让剩下的5人从这个（日本）被流放。通过这一帮助，宣说我的意见，即扫除了会给该（日本）国教会带来巨大损害的（耶稣会与方济各会）不和的种子。很显然，神以其巨大的远见，没有下达对我们实施死刑的宣告，因为通过所有基督徒中的大多数都有着为信仰抛弃生命的热望，可以推测出他们对（耶稣会）神父们抱有的情爱。如果国王对我们（耶稣会神父们）下达同样的（死刑宣告），就会在基督徒中间引发所有方面的巨大变化和混乱。……国王希望与葡萄牙人交往通商，他认为这可以为日本带来很大的利益。如果他用同样处刑的枪刺穿我们的所有人，就很容易导致通商的破裂。

仔细分析上述文字，弗洛伊斯至少想表达二层意义：其一，方济各会士的殉教与耶稣会士无关，一切都是天主的旨意，而“全能的天主已经通过锄去毒麦者的上述机会”, “扫除了会给该（日本）国教会带来巨大损害的（耶稣会与方济各会）不和的种子”；其二，耶稣会士们的幸免于难是由于神的恩宠，而另一方面，“国王希望与葡萄牙人交往通商，……如果他用同样处刑的枪刺穿我们的所有人，就很容易导致通商的破裂”。

可能是考虑到欧洲读者可能的猜忌与不满，弗洛伊斯还在报告中用颇为巧妙的方式为自己的修会进行辩白。在描述耶稣会士首次探望殉教者们时，他不无深意地描述道：

此后，陆若汉神父还拥抱了佩德罗（巴普蒂斯塔，方济各会的）修道士（神父），当时，（佩德罗）简要说明了途中的行动，对简单交谈后即将离别的（陆若汉）神父激动地说道：“我们很快就要受刑了，此后可能没有机会了。在此，我以我们（方济各会）同伴的名义，作为他们的上长，在此时衷心向副管区长以及其他（耶稣会）的人们，对我们加诸的种种不愉快请求宽恕。”陆若汉神父对他们的敬虔之心和意向表示赞许，也向佩德罗修道神父提出同样的要求：万一（耶稣会）方面给了他们什么损害，也请求他们宽恕。在进行交谈后，两人拥抱在一起，再次流下激动的泪水。

很明显，弗洛伊斯是想告诉读者，包括殉教者巴普蒂斯塔在内的方济各会士已经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对我们加诸的种种不愉快请求宽恕”，他们已经与耶稣会士达成了和解，而陆若汉也做了相同的表示，并且与他们相拥告别。既然当事者们都已经握手言和，置身事外的局外人就更没有理由说三道四了。

我们不清楚弗洛伊斯等人的努力是否取得了成效，但从《殉教图》作者故意舍去保罗三木等人的画面处理来判断，虽然殉教事件已经过去数十年了，仍有人对耶稣会士的冷漠无情颇为不满，至少作品的特殊安排就表明了他们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