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如前所述，与日本耶稣会士中关于服装问题的激烈争议和再三反复相比，罗明坚和利玛窦的首次易服算得上风平浪静，他们迅速的形象转换一方面缘于他们拥有可以参照或仿效的先例，但另一方面，亦因为他们所面对的压力远甚于日本同行。

从范礼安“岩石，岩石，你何时才能打开”的著名感叹可知，自沙勿略客死上川岛到罗明坚入居肇庆的近30年间，由于明朝政府严禁外国人入境，耶稣会士一直在为合法进入并定居中国内地而不懈努力，而此前的多次碰壁和失败也早已使他们明白，能否实现梦想的关键不仅在于是否得到中国官员的认可，而且还包括如何消弭他们对于外国人近乎根深蒂固的怀疑与猜忌。因此，好不容易才看到希望的罗明坚等人，当然无法拒绝两广总督和广州都司的建议，他们不得不入乡随俗，以免节外生枝，前功尽弃；另一方面，对于跪拜于案前阶下、唯唯诺诺的传教士们而言，这些“很和气的”老爷（曼达琳）掌握着传教事业的生杀大权，而他们的建议，实际上就如同命令一般，更何况还“赠银一两作为布施”，并且亲自绘图，以作说明。

以现代人的角度看，中国官员傲慢的建议和居高临下的赏赐颇有些指鹿为马、强人所难的意味，但换个角度，这种阴差阳错的误解未必不是耶稣会士瞒天过海、刻意为之的理想结果。根据利玛窦《中国札记》所记，当罗明坚在广州面见中国官员时，他如此表述自己来华的目的。其曰：

他们受到了那位海军将领极友好的接待，他连信都没有打开，就问他们到来的原因。他们的答复就包括在他们的书面请求中，其中解释说，他们是宗教团体的成员，为慕中华帝国之名，离开本土，远涉重洋。它继续说：他们想在这里度过余年，他们只需要有一小块地方，建筑房屋以及一座礼拜天主的教堂。

1583年9月10日，利玛窦在肇庆面见知府王泮时，也以极为谦卑的口吻再次重复了上述谎言。他说：

他们在长官衙门中受到礼遇，长官（王泮）坐在他的官位上，当他们按习惯向他下跪时，他询问他们是谁，来自何方，来此何事。他们通过他们译员大致回答如下：“我们是一个宗教团体的成员，崇奉天主为唯一的真神。我们来自那西方世界的尽头，走了三四年才抵达中国，我们为它的盛名和光辉所吸引。”然后他们解释，他们请求允许他们修建一栋小屋作为住处以及一所敬神的小教堂，多少远离他们在澳门感到恼人的尘嚣以及商人的喧哗买卖。这就是他们的打算，他们想建立一个住所并在那里度过余年。他们极谦卑地恳求他不要拒绝他们的祈祷并说明这样的一项施舍会使他们永远地对他感恩不尽的。

从上述令人动容的恳请之词来看，利玛窦似乎比罗明坚更了解中国官员夜郎自大、自以为是的文化心态，并针对这一点，将自己伪装成为一个清心寡欲，因仰慕中华文明而不惜远渡重洋的异国隐修者。而另一方面，对西方文化和宗教传统一无所知的中国官员，则很容易依据传统的思维习惯，将这些“宗教团体的成员”理解为云游四方的外国和尚，所以才自作聪明、越俎代庖，不仅大剌剌地教导起符合标准的僧侣形象，并且慷慨大方地布施银两，以显示天朝上国之人的乐善好施。

在《札记》随后的记述中，我们甚至还发现知府的赏赐包含着更为荒唐的打算，并因此使得神父们陷入百口莫辩的尴尬境地。

正在此时，肇庆地区向所属的十一个县城征收一笔常税以修建一座塔。……就在建塔的土地上，他们也规划修筑一座宏伟的寺庙。根据民族风俗，他们要在庙内立一尊长官的塑像，他任职以来博得了知识阶级和无知识的群众的颂扬。陪神父们一起来的那个兵士，还有他们居留几个月来结识的其他朋友，都向他们指出，该地是他们修建房屋的理想环境。……次日，他们向长官表明了他们的愿望，长官看来对这事感到高兴超出了他们所能想象。庙和塔以及该地的整个布局，都是在他的批准下进行设计的，是对他作为百姓的恩人一个献礼，而他对它之感兴趣正犹如那是他的私产一般。整个进程对他来说，由于外国教士的合适的家室，只有显得更为体面，更尊贵。……他们还被告知，划给他们的地方仅仅作为居室，以后会再给他们土皮建造宏伟的庙宇。他们由此得到的结论是，长官的印象以为他们渴望主持供奉他本人的那座庙宇所以肯出力；因此他们必须解释，他们不拜偶像，上帝才是唯一的神。这使他有点惶惑，因为他大概认为，除了中国人已知外，再没有别的崇拜方式了。他跟他的随从商量了一阵，最后说：“那没有什么不同，我们修庙，他们可以把他们喜爱的神供进去。”于是，他决定将原来所赐予的面积加以扩大。

仔细阅读这段文字，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双重误解的有趣现象：虽然初来乍到的利玛窦已经换上了佛教僧侣的服装，但他尚未理解中国社会的宗教生态，尤其是佛寺与官府之间的复杂关系。从王泮欲言又止的暗示，以及从“要在庙内立一尊长官的塑像”等语推测，这座“在他的批准下进行设计的……私产”，似乎还兼有生祠的私人用途。无独有偶，王泮之所以对教士们的请求感到高兴，是因为他相信这些洋和尚“主持供奉他本人的那座庙宇”，只会使它“显得更为体面，更尊贵”。因此，尽管利玛窦一再阐明“他们不拜偶像，上帝才是唯一的神”，但莫明其妙且心怀鬼胎的王泮还是固执己见，甚至还极为荒谬地宣称：“那没有什么不同，我们修庙，他们可以把他们喜爱的神供进去。”因为他实在难以想象，“除了中国人已知（的修行方式）外”，这些身穿袈裟的外国和尚还能有什么“别的崇拜方式了”。也正是因为如此，傻乎乎的知府后来还为教堂题赠了“仙花寺”和“西来净土”的匾额。

在此后的岁月里，张冠李戴、阴差阳错的戏剧性场面不断呈现，而其中最为典型、亦最为人们津津乐道的戏剧冲突，应当是利玛窦在1589年“挂单”韶州南华寺的奇遇。关于利玛窦在寺中拒绝拒绝参拜六祖神像的故事，学者们多有论述，这里不再重复，但必须留意的是，与此前曲意逢迎的顺从态度不同，虽然利玛窦客随主便地参观了南华寺，却刻意保持与僧侣的距离，甚至拒绝在寺院中居住。

当神父向地方长官进行解释时，双方理念上的隔阂与冲突再一次显现得淋漓尽致。

…利玛窦神父向他（副长官）报告说，寺院似乎根本不适合他们居住。它离城太远，也离知识阶层和官员们太远，而他们习惯于生活在这些人当中，犹如在他们同侪之中一样。他解释说，这些寺里的和尚名声狼藉，跟他们住在一起很不安全，他的教规和有关教规的书籍也和他们的全然不同。然后他补充说：“我们不信奉偶像，我们只信奉天和地的唯一真神。”沉默的惊愕乃是对此的唯一回答，因为副长官深信除了他们自己的教义之外，别无他教。除了中国人知道的文字以外，世上再没有其他文字。他保卫这个信念，坚决到怎么都无法说服他的地步，最后利玛窦神父从袖子里取出祈祷书给他看，说：“这是我们的祷告书，它就是那样印的。”这样一来，他才承认自己服输了。

按照利玛窦自己的记述，虽然中国官员最终不得不在事实面前承认这世上还有其他文字，但面对传教士一再声称“我们不信奉偶像，我们只信奉天和地的唯一真神”时，“沉默的惊愕”就是中国官员“对此的唯一回答”。

在阅读《札记》中的相关记述时，还有两个细节也值得细细品味。

首先，利玛窦在此告诉中国官员，他更习惯于生活在知识阶层和官员们之间，并声称与他们相处“犹如在他们同侪之中一样”。我们不清楚此言是否能够证明他已经在考虑再次易服的可能性，但至少表明，利玛窦在竭力撇清与佛教僧侣的干系。

其次，利玛窦的回忆并未提到他的南华寺之行是否身穿中国官员恩赐的体面服装（事实上，利玛窦再次易服前的所有信件和多年后的回忆录均未提及他在此期间的服装样式），但既然到他在多年后才正式提出易服请求，那么他此时依然身穿僧服是合乎情理的；而如果情况真的如此，那么南华寺住持令人啼笑皆非的误解以及中国官员大惑不解的“沉默的惊愕”，或许就与利玛窦等人的那身行头有某些干系了。

与上述相对正式的官方或半官方场合，行走于民间的耶稣会士似乎更容易遭遇这类不伦不类的场面。曾一再遭到众人围观的麦安冬修士在写给欧洲教友的信中告诉他们说：

元月5日，我们到达高岭城，这里是我们沿这条河航行的终点，我们在这里作了弥撒。有许多人跑来围观，以致我们无法阻挡。有一个偶像崇拜的忠实信徒前来邀请我们。他在家宴请我们，家里还有大祭坛。许多神父，或者不如说是和尚，在那里念经和举行仪式。我们受到友好的欢迎并与和尚一道进餐，和尚们对我们表现得特别友善。我们向主人赠送了一部书和一些祈祷文，所有的人都很容易地被我们说服。

……

我们四周僧侣环坐，对待我们都很友好，他们每晚都前来听有关上帝的事。一直到今天（2月8日），我们无法挡住大批涌来看我们的人。对最重要的人物，我们让他们参观祭坛，他们也向救世主的像致敬。所有的高级官员和文人都来了并表示满意，声称他们不会让我们离去。

麦安冬修士的描述很容易让我们想起沙勿略在日本传教时的类似奇遇，尽管我们还不清楚那些平民和佛教僧侣是否真的像传教士所感觉的那样，“很容易地被我们说服”，并像他们期待的那样“向救世主的像致敬”（也许在孤陋寡闻的中国和尚眼里，那只是一个不知名的外国菩萨，而且画得相当传神而逼真），但可以确定的是，当孤零零的几个传教士在异乡他国“受到友好的欢迎”，并受邀“与和尚一道进餐”时，这种温馨而融洽的情景也会形成难以言表的无形压力，并迫使受宠若惊的外国人不得不就范于强加给他们的误解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