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根据已知的材料，最早意识到外在形象的社会效应并刻意加以调整的耶稣会士，应该是在1549年8月15日进入日本传教的沙勿略（Francisco Xavisr）神父。

作为修会的创始人之一、首位抵达葡属东印度领地耶稣会士、1622年被罗马教廷封圣的著名神父，教会中的各种记录与传记可谓汗牛充栋，但关于他在日本传教初期穿着的服装，文献中大多语焉不详，只是含混声称，神父在抵达山口和前往京都的艰苦旅行中，“穿着古老的法衣，上面套着古老的长袍”。然而，参照相关记录中屡见不鲜的街头传教方式以及因此受到的各种侮辱，沙勿略当时应身着传统的黑布修道服无疑。

或许源于一再受挫的现实，决意调整传教策略的沙勿略开始改变修道士传统的衣着习惯，在重返山口时，他特意换上了华丽的祭服去拜访领主，并获得出人意料的效果。“看到他身穿与最初来访时不同的服装，（大内义隆）部下诸将都对他待以上宾。此后也极为慎重地对福者神父弗朗西斯科（沙勿略）表示出更甚以往的尊重。”而“王（大内义隆）看着穿上一身华服的神父，非常激动，他拍着手说：‘这位神父简直就是我们信仰的众神的生动写照’”。根据记载，沙勿略此举取得了巨大成功，仅仅两个月后，大内义隆便颁发了传教许可令，并写下那道赐予一座佛教寺院的著名文件。

关于沙勿略形象改变的缘由与动机，陆若汉神父（Joam Rodriguez, Tcuzu）有这样的记述：

（沙勿略）从最初在山口遭到人们虐待以及京都之旅的经验可以明白，由于他们（传教士）身着粗糙的破衣，对这世上的东西采取完全轻视的态度，所以日本人轻视他们，就像躲避来往乞食的乞丐那样躲避他们。日本人非常讨厌接近或与乞丐交往。视之为不洁之人而忌避他们。……这么说是因为日本人对作为他们教师的僧侣极为崇敬，他们只注意到装饰在外观上的东西，而且被僧侣们举行的仪式和外观所迷惑。……他们不想与神父交际，是因为他们还不知道基督教式的谦让和由于敬爱我主而进行那种有意识的苦行。因为这个原因，神父（沙勿略）决定今后与以往不同，穿着更为合适、清洁的服装，为了对我主的爱，在不至于犯罪的限度内尽可能地依从日本人的习惯。正如使徒为所有人的灵魂为我主获得而让自己顺应他们那样，神父决心为基督获得所有人的心。

平心而论，对比利玛窦等人频繁更衣的大胆举动，沙勿略以华丽祭服示人还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易服，但印证前引利玛窦等人的信件，两地换装的目的却大致类同。正如沙勿略“决定今后与以往不同（的服装）”是“决心为基督获得所有人的心”，罗明坚易换“中国和尚的服装”也是“以便为基督能赚得中国人”。

必须指出的是，沙勿略声称“穿着更为合适、清洁的服装”，以及“在不至于犯罪的限度内尽可能地依从日本人的习惯”，不仅仅意味着一个新的服饰标准，同时也意味着更高层面上的行为原则与理论总结。考虑到沙勿略在修会中的特殊地位和崇高名望，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一策略原则的形成与确立会对其晚辈产生合乎逻辑的深刻影响，并因此成为广受争议的“文化适应政策”的重要源头之一。

还需要看到，服装新标准的确立显然不是源自沙勿略的本意，而是迫于无法改变的文化传统与社会现实，即因为日本人轻视那些“身着粗糙的破衣，对这世上的东西采取完全轻视的态度”，除此之外，他们不仅“对作为他们教师的僧侣极为崇敬”，而且还“只注意到装饰在外观上的东西”, “被僧侣们举行的仪式和外观所迷惑”。

关于这一服装原则及其社会效应，沙勿略之后的耶稣会士们已经深谙其中奥秘，并进而做了更富创造性的大胆发挥。根据弗洛伊斯（Luis Frois）的记述，当费雷拉神父（Gaspar Vilela）于1559年到京都地区传教时，一些年长的本地基督徒明确告诫神父：日本人通常是通过外观和服装来评价他们不熟悉的人，而僧侣们正是以其外表上的华美装饰来显示他们的身份和价值。所以，他们恳请神父们在（正月里）对将军的访问中，尽可能地通过服装来展现传教士的威严。他们还说，那些身处高位的人极为讲究，如果有人以平常服饰出现在他们面前，就被认为是对他的侮辱和无礼。机敏的费雷拉立即接受信徒们的建议，在随后对将军进行的几次礼节性访问中，神父精心设计了几套不同的服装组合。第一次在短白衣上套着“stola”（天主教等圣职人员披的圣带和长巾）。第二次在葡萄牙衣料制成的长修道服外罩上斗篷。第三次登门拜访时，费雷拉披上了用“Chamalote”（一种丝毛织物）制成的“Loba”（前开襟的长袖上衣）和镶着古老霍尔木兹缎子的大斗篷，并戴上一顶庄重的帽子。他的随从弗洛伊斯神父也身着斗篷，脚上套着中国大官或权贵们使用的捻丝制的靴子。为了显示神父的地位，费雷拉故意乘轿前往，并有十五至二十个基督徒伴随而行。

我们不难想象，在沙勿略和费雷拉所处的社会情景中，处于绝对弱势地位的耶稣会士通常没有多少选择余地，面对封建专制统治的巨大压力，努力想获得生存空间的他们就不得不委曲求全，顺势而为。但另一方面，这种外力的重压也必然会导致反弹，在修会内部形成争议与分裂，从而酿成新的危机。

根据记载，关于服装问题的激烈争议爆发于第三任教区上长卡布拉尔（Cabral, Francisco）1570年8月来到日本之后。在当年于志岐召开的全体传教士协议会上，付诸讨论的主要议题之一就是如何解决“在日耶稣会士过于奢侈”的问题。出人意料的是，几乎所有的传教士都对新上长的刻板指责表示反对。或因自己的权威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这位当时日本教区的最高上长一直对此耿耿于怀，在多年（1593年12月15日）后致总会长的信中，卡布拉尔仍对此愤愤不平。

……当时耶稣会士们身着丝绸，装饰华丽。……耶稣会士这样考虑：如果废除丝绸与华美装饰，身穿黑布的修道服，遵循我们的规则在谦逊与清贫中生活，那就会成为推进（改宗）的障碍，不仅无法进行改宗，而且还会使已有的成果减少。领主们也许会不再注意我们。他们顽固地坚信这一点。在我向他们提出反驳、对他们全体以及某些个人进行说教时，虽然在这一生活态度方面，我宣称这是管区长命令我实施的，但结果除了洛佩斯（Lopes, Baltasar）神父之外，全体（修道士）都反对我。……依靠他们对神的信仰与服从精神，我还是努力克服了自己所面临的困难。虽然经历了巨大的困难与不快，我还是完全实施了交给我的命令。……在主的帮助下，神的律法很快恢复信誉，神父们穿上了黑布修道服，他们从日本的王以及领主们那里所获得名誉与尊敬，也远胜于身着丝绸与华美装饰的时候。

据卡布拉尔此信透露的信息，我们注意到当时传教士的新形象，已由当年沙勿略临时拼凑的典礼祭服，演变为大量使用的“丝绸与华美装饰”，尽管我们还不清楚它是指传教士私下穿用的便衣，还是指社交场合的正式服装，但它的性质与目的，应当与沙勿略当年创举的用意如出一辙。再者，卡布拉尔刻板僵硬的保守观点似乎并未获得绝大多数传教士们的认同，虽然他以上长的权威严令修道士重披传统的黑布修道服，但有证据表明，一意孤行的强制命令不仅未能消除修会的内部矛盾，甚至还将争执与分歧扩散到日本信徒之中。

根据考证，当卡布拉尔巡视京都教区时，一位老资格的日本基督徒曾劝诫他说：“传教士应当穿着上等服装，虽然一开始看起来有些别扭，但不久就会习惯了。”而河内的另一位教督徒武士却表示了不同看法，他对卡布拉尔说：“应该让人们知道，神父们放弃了丝绸（衣服）而改穿朴素的棉布服装，这不会引起异教徒的嘲笑。”他甚至鼓励卡布拉尔说：“您是我们的榜样。神父们不应该拒绝穿着特别的服装，它可以让神父们显得与众不同。不必担心脱下丝绸衣服而丧失人们的尊敬，或者妨碍神的教义的传播。”

因篇幅所限，这里不再详论这场争议，但需要留意的是，就在利玛窦初抵澳门的相同时期，因上述争执而引发的混乱局面已经由于巡视员神父范礼安（Valareggio, Alwssandro）对于日本教区的首次巡视而告一段落，并呈现新的局面。

从许多方面看，范礼安对于日本教区的首次巡视以及在此期间做出的众多决定，都对日本乃至整个远东教区产生了深刻影响。依据惯例，范礼安将耶稣会士应当穿用的服装以及相关争议再次提交至全体耶稣会士协议会进行讨论，在听取了各方的意见后，擅长行政协调的巡视员神父采取了堪称绝妙的以下裁定。他在1582年写给总会长的报告中声称：

日本人如此爱好清洁，而佛教僧侣又尤其重视这一点，所以关于清洁的问题决不可疏忽大意。因此，为了与日本人亲近，我们最初穿用丝绸衣服。但后来全部停止，现在是穿用长修道服和斗篷，即一种罩衫。这种服装与日本的风俗相同，是全黑的、带袖子的上衣，所以完全不用丝绸。所有这些服装都必须是清洁而得体的。……

关于范礼安上述报告的良苦用心以及掩盖于巧妙修辞下的变通余地，我们或可做进一步的探讨。尽管巡视员神父表面上维护了修会的传统，让修道士们重新“穿用长修道服和斗篷”，并且“完全不用丝绸”，但对照前引沙勿略关于耶稣会士服装标准的认知，两者一脉相承的内在联系是极为明显的。他在写给总会长的报告中声称“所有这些服装都必须是清洁而得体”的表白，不仅是在重申沙勿略的决定，即“穿着更为合适、清洁的服装”，而且意味着由耶稣会远东教区最高上长再次确定的服饰原则。

无论从形式还是内容上讲，日本耶稣会士易换的服装与利玛窦等人改换的“和尚服”有着明显差异，虽然沙勿略所说的“合适、清洁的服装”，以及范礼安裁定的“清洁而得体”服装都不讳言受到日本佛教僧侣的启发或影响，但它们毕竟不是僧衣；而成为争议焦点的所谓“丝绸衣服”，充其量也只是模仿日本僧侣（或许还包括高级武士和贵族）等社会上流人士的生活习惯，将修道服的质地由粗糙麻布改为更时尚、舒适的丝绸而已。

然而，那些“合适、清洁”“得体”的衣着标准，毕竟给了传教士们随机应变的巨大空间，它不仅宣示着传教士的服饰原则，而且意味着更具普遍意义的行为与策略原则。无论是沙勿略“在不至犯罪的限度内尽可能地依从日本人的习惯”的要求，还是范礼安“为了与日本人亲近”辩解，其根本目的都是为了融入当地社会，努力获得人们尤其是社会上层人士的认可或认同，从而为福音传播铺平道路。而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先驱者的实践和教区最高上长的首肯，利玛窦等人才敢于无所顾忌，并一而再，再而三地迅速易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