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学术回顾和研究思路

或许是社会经济发展相对滞后，以及远离省级政治经济中心，明清以来，赣闽粤边区似乎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盲点”。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在这里发动农民暴动，掀起苏区革命，创建革命政权，边区一度成为中外关注的“焦点”。时至今日，它自然成为学界尤其是历史学界研究的“热点”之一。

关于该地区的研究，形成了三支各有研究旨趣和学术传统的研究队伍。

一是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研究队伍。进入21世纪以前，这支队伍主要以中国共产党在边区的发生发展史、革命斗争史、土地革命史、革命人物等为主要研究内容；跨入新世纪前后，前述内容在继续为部分学者拓展的同时，中央苏区的经济史、社会史、新闻史、妇女史、思想文化史等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青睐，凸显了学者们研究视野越来越宽广的特点。总体说来，研究者的主要问题意识是：“中央苏区的革命何以发生？”“中央苏区的革命何以成功？”换言之，其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在梳理清楚基本史实的基础上，探求和说明革命的合法性，研究重心自然落在党的发展史、斗争史、建设史和贡献史等上面。

在一段时间内，赣闽边区的国共斗争史或中共发展史，也曾是台湾地区部分学者的关注热点，其问题意识除和大陆相同（“中央苏区的革命何以发生？”）外，更主要的是探讨和说明：“中央苏区的革命何以崩溃或失败？”在基本史实大致相同的情况下（当然也存在屏蔽或忽视相关史实的情况），由于长期受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加之党史姓“党”，海峡两岸革命叙事的风格非常突出，研究结论自然带有明显的政治立场和时代烙印。相对说来，大陆党史学界研究课题陈旧，重复现象普遍；研究视角偏窄，思维相对单一。进入新世纪以来，尽管革命叙事风格和“炒现饭”现象并未根本改变（主流仍是如此），但已有所改观。一些研究者或运用新方法，或采用新思维，对中央苏区进行了多维探究，提出了若干新观点。

二是客家学研究队伍。其开创者为民国时期的罗香林。作为客家主要聚集地的赣闽粤边区，20世纪80年代，出于对地方历史寻根尤其是新形势下“招商引资”的需要，客家学研究蔚然兴起。其主要成员为边区的地方文化人士，以及赣闽粤等省的高校教师。客家学研究以嘉应大学为研究重镇，以其主编的《客家研究集刊》为主要阵地，采用传统史学研究方法，辅之以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等学科的研究理论，注重探讨客家的源流、民俗、民居、族谱、家世、迁移史、方言、俗语、山歌、民谣、名人名作及文化教育等。多年以来，客家学研究虽然有所发展，取得了不少成果，但似乎并未进入学界的“正堂”，这一窘状近年正在改变。

有趣的是，客家学和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研究队伍之间有不少“客串”者，他们或讴歌近代以来反帝反封建的客家志士，或颂扬参与中央苏区革命的客家先驱，或探讨客家文化与苏区革命的相互影响。客家的大名、革命的小酒，抑或是革命的大名、客家的小酒，在学术研究的平台上得以“交相辉映”。这或许是客家学难以真正进入学界“正堂”的原因之一吧。

三是区域社会经济史和区域社会史研究队伍。该研究队伍的开创者为厦门大学的傅衣凌，其研究重心为区域社会经济史。他们以厦门大学主编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为主要阵地，对明清时期福建（闽西）和赣南地区的社会经济展开探讨。20世纪90年代以来，该队伍以厦门大学、中山大学等高校为研究重镇，在坚守传统研究重心的同时，出现了区域社会史研究的新趋势。他们在“国家与社会”的理论框架下，采用跨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对基层社会制度、生态环境、文化资源、乡村权力网络、宗族、地方自治、民间宗教与信仰等课题进行了深入考察，既注重细部研究和比较研究，也注重实地调查和民间文献的使用，形成了以“华南学派”为品牌的颇具特色的研究队伍和新传统。

尽管三支研究队伍出现人员交叉、研究内容重叠的趋势，但是各学科的问题意识、研究旨趣、研究方法和内容还是有明显的差别。当然，无论哪一支研究队伍，其关于赣闽粤边区的研究成果，对于丰富赣闽粤边区的历史，增进人们对于边区的了解，无疑都是有帮助的。

20世纪90年代中叶，笔者始叩开史学研究之门，有幸成为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队伍中的一名新兵。在温锐导师的指导下，协助他从事1994年获批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近百年来东南腹地农村劳动力的流动与出路——兼论中国农村市场经济的发育”的攻关。笔者借此开始了对赣闽粤边区的了解和研究。

这个课题其实是温锐老师从中共党史研究转向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的重要标志。他告诉笔者，在研究视角上，我们不再仅仅从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的角度去探讨中央苏区的革命，而应更多地从区域社会经济史的角度去探讨赣闽粤边区的现代变迁与转型。在研究时段上，我们不再仅仅局限于土地革命时期的赣闽粤边区，或1929年至1934年的中央苏区，而应着眼于近代以来至20世纪末赣闽粤边区的长时段发展。循着这一思路，花了几年时间，我们完成了《劳动力的流动与农村社会经济变迁——20世纪赣闽粤三边地区实证研究》这一专著，作为课题的结项成果出版。期间，笔者顺利完成了硕士毕业论文《20世纪上半叶赣闽粤边区交通发展与社会经济变迁》。

最初几年的研究经历，使得笔者不但了解了学界关于赣闽粤边区的研究动态，接触到并积累了众多相关的史料，更为重要的是逐渐认识到，任何一个研究者，都必须从区域的自然环境、区位、交通、人口（劳动力）、产业结构、地方历史文化传统等基本构成入手，才有可能成长为一名合格的区域社会经济史学者。尤其是在阅读毛泽东的《寻乌调查》时，明白了“市场”（包括交易制度、交易场所、运输方式、进出口商品和通道等）对于任何一个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性意义。从某种程度上讲，对于研究者而言，“市场”是打开区域社会经济实况大门的一把钥匙，是研究和理解区域社会经济史的不二法门。细心的读者可以发现，笔者早年研究经历的体悟，犹如一根无形的丝线，贯穿于本书讨论的前前后后。

近10年来，随着个人研习的深入，深感以往的研究，更多是关于赣闽粤边区史实的梳理，以及对历史事件、现象等前因后果的解读（这当然是历史学的基本任务），而少有对史实背后运行规则的思考，以及从宏观的视野和长时段的角度，去探究社会运行规则所体现的社会发展观。基于此，2005年，笔者完成了博士论文《重构与整合——1934—1937年赣南闽西社会重建研究》。该文以中共中央和主力红军长征以后的赣闽边区（原中央苏区）作为研究区域，以赣闽边区的重构与整合为研究主题，从社会发展观的角度，力究其背后所体现的现代化转型动力和长期稳定的社会运行规则。这一研究，不仅从内容上填补了传统党史和革命史研究的某些空白，而且从视角和观点上弥补了以往史学界的某些不足。这样一个有意义的研究，在毕业论文盲审时差点儿被“枪毙”，因为文中的主要观点为送审的福建地方党史专家所难认同。好在时间和后来的事实证明，文中所涉及的内容并不是政治和学术上的禁忌，文中所持主要观点（保护产权）所体现的社会发展观与今天中国的改革开放并不矛盾，国共现代化发展道路可能只是殊途同归而已。这一主题还可以深入探讨，本书继续了对这一主题的思考。

中央苏区革命与国共争战，虽然不是笔者研究的重心，但依然是本书研究的重点和主要内容。笔者将之置于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宏观框架内，放在现代化发展的总体进程中进行审视。众所周知，中国近代社会转型是16世纪以来（明末始）现代化趋势的继续，物质多样化、市场一体化（全球化）、思想与人性解放、政治民主化等都是不可逆转的潮流，尽管其中有逆流（例如康乾盛世的专制主义）和反复（例如17世纪的经济危机、康熙和道光时期的市场萧条、18世纪经世致用启蒙思潮的夭折等）。在这一趋势下，20世纪的国共两党，都面临着现代化发展和重新建构社会发展观的任务。中央苏区革命就是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底层民众演练制度创新和变革传统农村社会的伟大尝试与探索。在当时战时环境下，这一尝试与探索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需要总结的教训。本书的研究，既将之放在当时战时环境下进行考察，也用当前社会转型（现代化发展）的眼光予以评判。对抗战时期赣闽粤边区社会与经济的探讨，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