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研究地域的典型性与普遍性

赣闽粤边区是指江西、福建、广东三省毗邻的广大区域，包括江西省的赣东南、福建省的闽西、广东省的粤东北地区。其中，赣东南主要指广昌、石城、宁都、瑞金、会昌、寻乌、于都、兴国、赣县、赣州、安远、信丰、定南等十余县市；闽西主要包括长汀、上杭、武平、永定、龙岩、连城、宁化等数县市；粤东北则主要包括平远、蕉岭、梅县、兴宁、大埔、丰顺等数县市。这是从行政区划来定位的。

从地理区位看，赣闽粤边区的中心地带是南北斜贯的武夷山脉南端余脉和东西横亘的九连山脉的相交处，其所属的上述众多县市行政中心散落于山脉的河谷地带或盆地中央。正是由于这一山地环境（崇山峻岭、沟壑纵横、山体宽厚等），决定了边区地处三省边陲，交通不便，不仅远离三省的政治经济中心（南昌、福州、广州），而且社会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在传统统治者的眼中，这是一个贼渊盗薮、鞭长莫及的化外之地。边区诸多县份的初始冠名，如安远、宁都、长宁（寻乌县原名）、定南、镇平（蕉岭县原名）、平远、武平、永定、宁化等，无不折射着传统统治者的忧思，及其所寄予的长治久安、永享太平的愿望。

然而，从市场的角度看，赣闽粤边区绝不是孤岛，隔绝于国内外经济文化圈之外。首先，尽管关山阻隔、交通不便，然而边区自有顺山势而成的贡江、汀江—韩江、梅江—东江等天然河流，这些河流及其支流将三边地区紧紧相连，是20世纪50年代以前边区与外界沟通的主要进出口通道。这一水运网络和边区纵横交错的古道网络，不仅通达赣州、南昌、广州、汕头、厦门、福州等三省区域中心，而且连通武汉、上海、天津、香港和日本、东南亚等国内外市场。清末民国时期，邮电、铁路、公路等交通通信系统的构建，以及电报、电话、轮船、火车、汽车等新式通信和运输方式的兴起，进一步完善了边区的进出口网络。

其次，尽管明中期以前，三边地区还是一个人口甚稀的边蛮之地，但是此后该地区山长谷荒的原始景观渐渐得以改观，地方市场星罗棋布，内部互动与交流日趋增多，社会经济呈现一定程度的发展。依赖上述传统的进出口网络（水运网络和古道网络），边区和外界的交流频繁而密切。19世纪中叶以来，凭借东南沿海开放口岸尤其是汕头的地利之便，边区地方市场日趋勃兴，内部各县市的交流与互动更为频繁，其与国内外的人流、物流、信息流也更为密切。

当然，选定这样一个区域作为研究区域，除了其他因素以外，更重要的是因为近代赣闽粤边区具有几个鲜明的特色，能够从区域典型性中较好地反映出中国的普遍性。

其一，赣闽粤边区是中国典型的传统农村社会的丘陵山区。粮食作物种植是边区农民谋生的主业，造纸业、榨糖业、刨烟业、织染业等各种传统手工业盛行，以农为主、副业为辅的农民兼业行为普遍，家庭经营是最基本的生产单元；距离省级中心市场较远，地处国内外市场网络的终端，近至民国前期绝大多数县城仍然保持着“日中而市”的逢圩办法。这是“前近代社会”或“传统社会”中“标准化”的所谓“自然经济”状况。这一具有丘陵山区特色的典型传统农村经济，在近代以来的历史巨变中辗转前行，展现了其逐步走出传统经济束缚的全部过程，从而为我们观察与研究传统农村经济的变迁和转型进程，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标本。

其二，赣闽粤边区有较早的近代“资本主义”冲击的经历。近代以来，广州、厦门、汕头、福州相继成为中国沿海最早开放的口岸之一。作为这些通商口岸的腹地，赣闽粤边区因有与出海口相呼应的便利交通网络，其地方区域市场日益成为国内国际市场的一部分。西方商品、科技、文化、生产方式等源源不断地输入并潜移默化地影响边区。伴随而来的，是近代“资本主义”赤裸裸的野蛮掠夺性，以及与中国传统专制体制完全不同的现代性和进步性。这为我们观察“市场经济”影响下的近代中国区域变动与转型，提供了一个绝好的窗口。

其三，赣闽粤边区历经革命与战争洪流的洗礼。它不但是大革命失败以后农民暴动的频发地，而且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土地革命斗争的中心地区，是全国土地革命斗争的指挥所。中国共产党在这里创建了中央苏区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南京国民政府则对之发动了多次“围剿”，三年游击战争时期，对当地游击队又展开了多次“清剿”。这里，也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东南抗战的大本营，不仅赣闽粤浙四省党政军机构纷迁至武夷山脉山麓坚持抗战，沿海和东南沦陷区的难民、工厂、学校、银行、医院等也纷迁至以赣闽粤边区为中心的国统区安身立命。革命与战争的洪流，一度涤荡了边区的角角落落。革命与战争，带给了边区怎样的洗礼和影响？边区人民又是怎样顺应并展开创造？

纵观之，早在西汉时期，赣闽粤边区就被纳入中原统治者的视野，有了于都、赣县两个最早的县治。历经朝代更迭，到明末清初，边区最终完成了县治分设的工作，奠定了县治行政区划的基本格局。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作为中国统治版图基本组成区域之一的赣闽粤边区，是中国的缩影，具有其他区域所共有的一般性暨普遍性。与此同时，赣闽粤边区独特的地理区位、自然条件、社会经济和历史文化传统，也使得其在中国众多的区域中具有显著的地方特色，从而增强了研究该地区所具有的典型性。发掘其普遍性，可以总结出近代中国区域变迁与转型中的“同”；研究其典型性，可以归纳出近代中国区域变迁与转型中的“异”。条缕史实，求同析异，知古鉴今，展望未来，是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研究者的基本任务，也是笔者的兴趣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