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言

第一节 问题与思考

但凡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的学者，都免不了思考这样一些问题，诸如：近代中国的土地占有是越来越集中，还是越来越分散？农民租种地主的土地，地租率是高了，还是低了？进而可能追问：什么比例的地租率才是合理的？农业生产方式，是小农经济即农民家庭经营的生产效率高，还是规模经营的大农场效率高？民间借贷是好还是坏，为什么盛行？什么是高利贷，什么比例的借贷利率才是合理的？中国农民是道义小农，还是理性小农；是保守主义者，还是现实主义者？近代中国经济是发展了，还是倒退了，抑或是停滞了？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到底在哪里，是内因占主导，还是外因起决定性作用？……

跨入20世纪以后，以上问题引起了中国社会精英的关注和思考，并引发了他们挽救农村、复兴农村的实际行动。例如知识分子的乡村建设运动、中国国民党主持的农村改进（二五减租、农村合作、扶持自耕农尝试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革命，等等。

对于以上问题，传统的革命史观叙事，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已经有了标准答案。这些标准答案是革命的思想基础和革命合法性的依据。毋庸置疑，革命发动者当然就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救国救民于倒悬。依照标准答案，当然的逻辑推论无疑是：革命成功之后，大多数问题将迎刃而解，乃至不复存在。

事实证明，革命功成乃至历经长期的建设之后，原来面临的诸多问题并未得到消解，有的问题（如民间借贷、贫富分化、城乡和地区差别等）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其间还冒出了许多新问题（如城市病、生态问题、社会保障问题等）。显然，革命史观叙事的标准答案，似有简单化之嫌，不是一个学术思考的结果。

当然，即使从学术的角度，要解答上述问题也属不易。

首先，要从总体史的角度，对近代中国的自然环境、人口、交通、农业、工业、金融、财政、贸易、消费等经济领域内进行分门别类的考察，还要对影响经济发展的至关重要的政治、军事（战争）、外交、思想、文化、社会心态等诸因素做深入的研究。很明显，这不是单个学者所能完成的事业，而要依靠学术团队的协同攻关；这也不是短时期内可以完成的任务，而要依靠长期细致的科学研究。

其次，中国国土辽阔，地形地貌多样，气象水文不同，不同区域历史传统和人文环境迥异，所谓“东南西北中、各个不相同”。我们年复一年见诸的事实是，北方闹旱防旱，同时空的南方却苦雨防涝；东南沿海台风肆虐、雨水绵绵，西北内陆却艳阳高照、天高云淡。所谓“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我国著名经济史学家吴承明对此有充分的认识，他说：“以中国之大，除非划定区域，进行这种整体研究是非常困难的。”因此，要对这样一个复杂、多样情形国家的近代经济状况作全面的、整体的描述，其困难程度不亚于攀登学术的珠穆朗玛峰。

正因为如此，学界关于中国近代经济问题的看法，从问题提出以来就各说各理，纷争不已，贯穿了整个20世纪，延续到了21世纪仍然少有共识和定论。除其他原因以外，其主要根源之一，就在于论争者将区域典型性的观点当作中国普遍化的结论，即论争者将某时某地的研究结论，当作中国整体的解释。

那么，如何走出这种困境呢？比较好的办法就是采用区域研究的方法，即“只有首先对各个局部进行深入研究并总结出各个局部的具体特征之后，才能从中归纳得出整体的特征”。除此之外，区域研究方法还能较好地兼顾社会经济各方面的内在关联，避免有意无意地过分强调或渲染某一方面的作用，有利于从总体上提升对中国经济史的认识，这样可以接近“总体史”的目标。

基于此，对于“单干”的经济史研究者来说，与其他的研究方法相比，采用区域研究的方法相对为优，也更为可靠。本书即采用这种研究方法，考察的区域则是近代的赣闽粤边区，讨论的主题是：在市场、革命、战争等因素作用下，近代赣闽粤边区经历了怎样的变动与转型？这些变动与转型给我们今天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了哪些可资借鉴的经验和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