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序

因其在中共党史、革命史乃至中国近现代史上的独特地位与重要意义,20世纪八九十年代来,有关苏区这段历史的研究一直是大陆学界乐道的话题。学术机构和研究部门的成立、林林总总资料的整理出版、不少有影响的论著与论文的问世以及系列纪念性、学术性会议的举办,凸显出这一领域持续备受关注的基本态势与研究的一般进展。

从学术史角度梳理,苏区史研究一度是台湾地区和西方学界关注的焦点。20世纪80年代前,台湾地区和西方学界一直围绕着“国民党为何丢失大陆政权”或“谁丢了大陆政权”而责问不已,苏区时期国共两党的成败之鉴自然而然成为学者们探究的旨趣所在。不同的是,台湾学界一直沉湎于强调中共革命的“阴谋论”和回避国民党自身存在的问题。而西方学界在经历近三十年的高层路线研究之后,开始从社会经济史的路径去追寻中共革命何以能够成功。到80年代后期,当西方与台湾苏区史研究兴盛之风逐渐消退之时,大陆学界的相关研究却是持续升温。不过,从所使用的话语系统、研究路径与研究视角视之,大陆苏区史研究大致历经了由传统革命史范式向社会史与“新革命史”范式转变的发展过程。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期前,与西方学界早期的苏区史研究主要围绕“中共革命何以成功”问题的研究路径和方法不一,大陆的苏区史研究则主要围绕“政策—效应”的模式展开,属于传统的革命史书写范式应该指出的是,20世纪90年代初,已经有部分敏锐的学者着手寻求中共党史研究思维的转换和研究方法的创新方面的思考与实践。张静如先生率先倡导“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1991)。何友良先生所撰《中国苏维埃区域社会变动史》堪称这方面的开篇之作(1996)。,其结果往往致使“分析术语和思维方式与当时的历史文献十分接近”,进而“大大遮蔽了中国革命的复杂、曲折、艰难和痛苦”李金铮:《向“新革命史”转型:中共革命史研究方法反思与突破》,《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1期。,而后,特别是近些年来,对于传统分析模式引发弊端的反思,导致寻求研究思维转换和方法的创新逐渐成为学界的追求,并因此而产生了诸多有价值且令人瞩目的学术性成果。

作为中央苏区史研究与红色文化传承的平台,赣南师范学院中央苏区研究中心适逢其会“预流”入中共党史研究由传统革命史范式向社会史与“新革命史”范式转变的发展过程之中,并从中获得不少研究思维和研究方法上的经验和启迪,出了较好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即将推出的《中央苏区研究系列》,既是中心与国内相关高校、研究机构专家协同创新形成的研究成果,也是作者同仁运用新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的结晶。

游海华博士的著作《市场·革命·战争:近代赣闽粤边区的变动与转型》,从长时段的角度,考察了近代以来历经市场、革命、战争诸变量多重冲击和洗刷下的赣闽粤边区社会经济的变动和转型基本过程与阶段性特征,以及这一变动与转型在中共革命、民族抗战与社会整合中的作用。

钟日兴博士的著作《乡村社会中的革命动员——以中央苏区为例》,考察了中央苏区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乡村社会革命动员机制以及这一机制的运行在乡村民众的革命化、乡村社会资源整合、苏区政权与乡村社会互动中的地位和作用。

张宏卿博士的著作《乡土社会与国家建构——以新中国成立初期原中央苏区的土改为中心的考察》,以江西的土地改革为考察核心,试图从以乡土意识和国家认同的视角,挖掘革命与后革命年代的亲和力和路径依赖及其与国家向乡土社会渗透之关联与作用。新中国成立后的土地改革运动是一场宏大而深刻的社会变革运动。江西曾是中国苏维埃运动的中心区域,又是土地改革的新区,对其土地改革运动的研究极具典型性。

在学术环境日益优越与宽松的当下,运用新的研究思维与研究方法对苏区史的若干问题、史事进行深入探究和客观评价是学界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相信,上述著作的研究视角与方法、相关的观点与见解自有其值得借鉴之处,且也是推进苏区史研究发展的台阶之一。

是为序。

 

编者

2015年10月3日于中央苏区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