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近年来，我国学者对苏共亡党历史原因及教训进行了深入探讨与研究。

学者黄苇町的《苏共亡党十年祭》、肖德甫的《世纪悲歌——苏联共产党执政失败的前前后后》、周新城和张旭的《苏联演变的原因与教训——一颗灿烂红星的陨落》、李慎明的《居安思危——苏共亡党的历史教训》等专著都在论述苏共亡党原因与教训。其中，中国社会科学院李慎明主持完成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成果《居安思危——苏共亡党的历史教训》，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阶级分析方法，深入系统地研究了苏共衰亡、苏联解体的深层次原因和教训，其学术价值影响深刻。

除此之外，还有一批学者如周华玲的《从文化自觉角度看苏共兴亡原因及对中共文化建设的启示》，祝沛章的《民主建设与苏共亡党苏联解体》，张振、刘炜的《苏共丧失政权原因新论》，贾志军的《苏联共产党丧失执政地位的根本原因及其启示》，思源的《苏联亡国的原因》，姜长斌、左凤荣的《应该科学地总结苏共亡党的历史教训》，左凤荣、姜长斌的《电视政论片〈居安思危——苏共亡党的历史教训〉史实质疑》，罗文东的《正确认识苏联解体的原因与教训》，潘正祥、谭晓林的《致命的蜕变：戈尔巴乔夫时期苏共执政能力问题研究》等以论文形式从多种角度关注并分析了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的原因。

学者们的上述研究成果一般是从马列科社、党史党建、政治民主、历史文化等角度对苏共亡党的原因进行了关注。

但是，从新闻传播学角度对苏联晚期新闻事业和苏共亡党原因进行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则比较薄弱。学者吴非和胡逢瑛的《俄罗斯传媒体制创新》、贾乐蓉的《当代俄罗斯大众传媒研究》在相关章节中涉及了苏联晚期新闻事业和戈尔巴乔夫推行新闻自由化运动的内容，但由于这不是其研究命题的核心，没有深入论述。

其他涉及该内容的研究成果还有《俄罗斯大国转型之道》《中俄新闻文体比较研究》《中俄新闻功能比较研究》《中俄现代传媒文体的比较研究》《中俄现代新闻理论比较》等，但都对苏共亡党与新闻自由化命题缺乏系统而深入的研究。

戈尔巴乔夫为什么要推行新闻自由化运动，并极力主张颁布《苏联报刊与其他大众传媒法》，这与苏共亡党之间存在什么关系，苏共在什么情况下放弃了新闻舆论阵地等，这些研究内容对我国新闻事业进一步改革开放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

与我国学界相比，俄罗斯新闻学界在沉默10多年之后，近年来有一批学者开始对苏共亡党的原因进行反思与探讨。本来是有利于苏共建设与发展的改革，怎么在短短的五六年时间内就导致了苏共亡党的结局呢？这个问题至今依然困扰着诸多俄国新闻学者。

К．韦特罗夫（Ветров К.）、А．格拉别利尼科夫（ГрабельниковА.）、Я．扎苏尔斯基（Засурский Я.）、С．科尔科诺先克（Корконосенко С.）、И．库兹涅措夫（Кузнецов И.）、Б．鲁坚科（Руденко. Б.）等教授、学者先后在自己的论著中对苏共亡党原因进行了思考，大致上形成了下面几种观点：

其一，在苏共政治腐败、国民经济严重衰退的大环境中，用“溃坝”方式对新闻舆论解禁，加速了苏共丧失民心的过程。

其二，试图用“公开性”新闻手段，去推动苏共积弊如山的政治体制改革，是愚蠢行为。

其三，苏共亡党纯粹是因为自身的腐败而无力回天的，跟《苏联报刊与其他大众传媒法》的颁布没有直接关系。

其四，苏共晚期的失败是因为只注重对政治体制改革，忽视对经济体制改革造成的，新闻自由化运动只是一件工具而已。

其五，苏共亡党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错误是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在导演政治体制改革的同时，主动放弃了对新闻舆论的操控，使舆论导向权落入了反对派手中。

上述诸多观点散见于《Средства массовой информации постсоветскойРоссии: пятнадцать лет спустя》（2008）、《Средства массовой информациипостсоветскойРоссии》（2002）、《Основыжурналистики》（2009）、《История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журналистики（1917～2000）》（2003）、《Введение в теориюжурналистики》（2009）、《Гибельчетвертойвласти》（1995）等文献中。

也就是说，俄国新闻界虽然有一批学者从新闻学角度去关注和思考苏共亡党原因，但至今尚未形成系统的研究论著。

在2010年春季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俄现代新闻理论比较研究”（08BXW001）最终研究成果结项鉴定中，有一位鉴定专家特别强调了研究“戈尔巴乔夫倡导的新闻自由化与苏共亡党的关系”，对我国新闻事业进一步改革开放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于是，在2011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申报中，受这位鉴定专家的启发，课题组根据手中掌握的研究文献，设计并论证了自选项目——“新闻自由化与苏共亡党关系研究”，得到通讯评委和会议评审专家的重视与支持，获批2011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1985年，戈尔巴乔夫入主苏共中央，从上任起他就立志要推行新政，改革苏共过于僵化且脱离国情的政治体制，以重新振兴苏联经济，建设高度文明的现代化社会主义国家。

于是，戈尔巴乔夫在1986年初推行“公开性”政策，提倡新闻界要公开报道情况、公开揭露问题、公开批评、公开讨论问题，还民众信息知情权和社会政治参与权。苏联新闻界从此进入畅所欲言，百家争鸣，谣言泛滥时期。为了规范新闻舆论界的无序状态，使其更好地为国家服务，苏联政府于1990年6月颁布了《苏联报刊与其他大众传媒法》。

该法典颁布的结果与初衷大相径庭，它纵容了反对派媒体的大肆泛滥，不但没有改变新闻界的无序状态，反而使其混乱局面有增无减。那些颠倒黑白的新闻舆论，使人民丧失了是非观念和美丑观念，丧失了社会主义信念，也丧失了民族自尊心。苏联的新闻媒体再也不是党和人民的喉舌，而俨然成了苏共过去历史的“审判者”，并最终彻底瓦解了苏联社会主义新闻事业。

这直接导致了一种错觉，即“苏联搞新闻自由化搞得国家一片混乱”。事实上，戈尔巴乔夫倡导新闻界大鸣大放，放而失控的“公开性”，对苏共亡党和苏联解体起到了一定的推波助澜作用。

但是，能不能因此把苏共亡党原因全都归结于“公开性”政策呢？也不能。因为苏共亡党与苏联解体有着复杂的政治背景、经济环境、民族形态、文化信仰等多方面的原因。针对大众传媒界舆论失控局面，苏联政府紧急颁布《苏联报刊与其他大众传媒法》，只是想起到纠偏作用而已。戈尔巴乔夫想借助媒介力量在短时间内取得政治制度改革的成功，使媒介从长期高度压抑到突然全部放开，必然会出现“溃坝”的严重后果。

本书立足于新闻与传播学角度，研究范围涉及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马列科社、党史党建、民族史学、国际关系等多种学科领域。并在此基础上，对苏共晚期执政生态、媒介生态、新闻自由化内容、推行新闻自由化的动因与构想、新闻自由化演进过程，以及苏共新闻事业在自由化浪潮中沉没等核心问题展开研究。

本书由六章内容组成：

第一章“苏共晚期执政生态”，回顾和归纳20世纪70—80年代苏联所处的世界格局、国情、党情、民情和苏共执政环境。

第二章“苏共晚期媒介生态”，分析苏共晚期媒介政策、媒介资源、媒介技术环境和媒介生存环境。

第三章“苏共晚期的新闻自由化”，分析新闻自由与新闻自由化之间的不同特征，廓清苏共新闻自由化的实质，展示新闻自由化的核心内容：公开性、舆论多元化和《苏联报刊与其他大众传媒法》。

第四章“苏共推行新闻自由化的动因与构想”，论述苏共推行新闻自由化的政治背景、战略构想、实施目的、预期目标和价值。

第五章“苏共新闻自由化演进过程”，论述新闻自由化在初始阶段、展开阶段、发展阶段、走形阶段所充当角色和所发挥的作用。

第六章“苏共新闻事业在自由化浪潮中沉没”，分析苏共新闻事业在自由化浪潮中沉没的过程，论述苏共丧失对媒体的控制权、苏联大众传媒所有制呈现出多样化和多党制传媒结构形成。

本书运用文献分析法、历史文献比较法、逻辑推理法、统计分析法等手段，对上述提出的各项内容和任务进行研究和论述。

本书的研究价值在于：

通过研究新闻自由化与苏共亡党关系，厘清新闻自由与苏联新闻自由化之间的区别，探索出苏共亡党与之推行的新闻自由化之间的关系，找出苏共亡党的根本原因等，对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体系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目前，我国新闻事业改革处于重要时期。与苏联不同，我国新闻事业改革的初始条件是国家政治体制不变，媒介市场政策放开，媒介性质为“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经过三十多年“增量改革”，媒介经济实力不断壮大，新型媒介不断涌现，新闻传播面临的问题越来越多，现行的新闻法规体系在处理新时期的新闻纠纷、新闻侵权等问题时，居然找不到明确的法律依据。同时，媒介在行使舆论监督职责时，权利往往得不到法律保障。兼具官办与商业化运作的体制使媒介发展遭遇瓶颈。

在这种情况下，研究苏共亡党与新闻事业改革之间的关系，探索其中的成败教训，为我国新闻事业进一步改革提供参照依据，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和社会价值。

我国对新闻事业进一步改革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捍卫国家安全，坚持共产党领导，维护社会稳定，建立新闻传播规则，行使舆论监督，充分享受新闻自由，顺应新闻事业在新时期的发展需要。鉴于此，我们要以苏共对新闻事业改革的失败教训为鉴，既要保障新闻自由，也要完善对新闻事业的管理，明确公民、新闻界、党和政府在新闻活动中的权利和义务。

本书的理论基础立足于近10年来国内外涉及新闻自由、新闻自由化、苏共亡党和苏联解体等话题的新闻史学、媒介生态传播、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马列科社、党史党建、民族史学、国际关系等学科领域的论著、学位论文、期刊论文和相关学术文章。作为理论研究基础，本书主要参考了以下论著：

甘惜分的《新闻理论基础》，郑保卫的《当代新闻理论》，胡正荣的《新闻理论教程》，贾乐蓉的《当代俄罗斯大众传媒研究》，吴非、胡逢瑛的《转型中的俄罗斯传媒》《俄罗斯传媒体制创新》，李玮的《转型时期的俄罗斯大众传媒》，雷日科夫的《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张允若的《外国新闻事业史》，张举玺的《中俄现代传媒文体的比较研究》《俄罗斯大国转型之道》《中俄新闻文体比较研究》《中俄新闻功能比较研究》《中俄现代新闻理论比较》《实用新闻理论教程》《Основытеории журналистики》，С．科尔科诺先克的《Основы журналистики》，Е．普罗霍罗夫（Прохоров Е.）的《Введение в теорию журналистики》，А．格拉别利尼科夫的《Средства массовой информации постсоветскойРоссии: пятнадцать лет спустя》，И．库兹涅措夫的《История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журналистики》，Б．耶辛（Есин Б.）、И．库兹涅措夫的《Триста лет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журналистики（1702-2002）》，В．索格林（Согрин В.）的《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история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России. 1985-2001: от Горбачева до Ельцина》，Г．日尔科夫（Жирков Г.）的《История цензуры в России Ⅺ Ⅹ - Ⅹ Ⅹ вв》，В．沃罗希洛夫（Ворошилов В.）的《Журналистика》，Я．扎苏尔斯基的《Средствамассовой информации постсоветской России》等。

在俄文第一手资料的收集与选择上，得到了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新闻系Т．格丽娜（Т. Галина）教授、Б．维克多尔（Б. Виктор）教授、А．格拉别利尼科夫（А. Грабельников）教授的大力支持。

本书贯穿始终的核心问题：什么是新闻自由化、苏共中央推行新闻自由化的动因、演进过程和苏联新闻事业垮台的诱因。围绕该核心问题，先后解答下列六个实际问题，并在研究过程中给出结论。

第一，观察研究苏共晚期执政生态，发现20世纪70—80年代苏联与美国“冷战”达到顶峰。美国经济出现下滑，苏联军事工业在争霸中崛起，军事力量开始与美国抗衡。但是，军备竞赛给苏美带来沉重的负担。双方希望转变态度，突破困境，谋求共同发展。

与此同时，苏联国内领导人个人作风滋长，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弊端开始暴露，大量资金用于扩军备战，而忽视发展轻工业和农业，民众日常用品和食品得不到正常供应，生活受到经济不平衡发展的影响。由于民族人数和分布状况存在差别，导致人数最多的民族和人数最少的民族之间有较大差异，人口出生率下降，人口老龄化问题严重，社会矛盾尖锐。

针对这种局面，苏共党内出现改革呼声。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虽然先后提出和主导过不同程度的改革，但由于改革力度不到位，或者稍放即收，导致改革一次次流产。这在一定程度上为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公开性和民主化改革方针的提出，奠定了基础。

第二，观察研究苏共晚期媒介生态，发现20世纪70—80年代，苏联传媒事业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探索与发展，已经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媒介政策与新闻体制：传媒一律国营，管理高度集权，出版审查严格，苏共绝对化领导。大众传媒的核心功能是社会主义的宣传者、鼓动者和组织者。苏共领导下的传媒事业无论在数量上、规模上，还是影响力上，均处在世界媒介格局的前列。

但是，苏联媒介技术与资源的发展，受政治经济环境的影响较大。由于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苏联传媒事业呈现出僵化，传播失灵、媒介功能异化等现象。到苏共晚期，政治力量对媒介系统的过度支配，导致媒介系统不再具有“生命”特征，整体功能发生异位。媒介作为党的喉舌尽管在表面上实现了对社会舆情的驾驭，但在暗地里，民意以反对派的方式在官方范围之外汇聚成河，终于在20世纪80年代末形成了对苏共的瓦解力量。

第三，观察研究苏共晚期的新闻自由化，发现这里的“新闻自由化”与苏共早期主张的新闻自由完全是两回事。

如果说，新闻自由是伴随着苏共新闻体制产生而逐步形成的，它始终是政治权力的组成部分，是个动态概念，是民主手段之一，那么新闻自由化则是苏共晚期由中央主导，在新闻舆论界自上而下推行的新闻自由主义。新闻自由化以公开性、舆论多元化和民主化为基础，主动放弃党性原则，取消新闻审查制度，炒作各种负面新闻，从反思历史到否定现实，媒介成为历史与现实的审判者。

研究结果表明，执政党有效把握新闻自由，有利于社会稳定，有利于社会建设进程，有利于实现阶段性进取目标。但是，执政党如果不注重自身建设和改善民生，而是把希望寄托在大力吸收民主社会主义思想，甚至西方新闻自由主义，来摧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报刊思想，放弃党对新闻媒介的绝对领导地位，搞多元化党派思潮等，是注定要失败的。

第四，观察研究苏共推行新闻自由化的动因与构想，发现苏共推行新闻自由化具有复杂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多方面背景。这些错综复杂背景，促使苏共中央决心开放媒介禁区，赋予其新闻自由化权利，期许借助媒介审判力量，撬动和移除政治经济改革中的各种阻力。

因此，苏共中央对新闻自由化寄予期望，即通过大众传媒呈现各种弊端，以强调改革的必要性；解放思想，以营造改革氛围；争取民心，以获取民众对改革的支持。虽然这种期望具有浓重的政治色彩，决定了它不是真正的新闻自由，但是这在当时的环境下已经是非常大的进步了。

研究结果表明，苏共中央希望通过推行新闻自由化达到的目标是：在新闻自由化的推动下，促使苏联僵化的政治、经济格局全面松动，给改革营造氛围，实现社会主义内部的自我修复和完善。然而，推行新闻自由化触动了一大批权贵的切身利益，他们害怕把特权放到阳光下，拒绝接受新闻媒体的监督，对改革多加抵制，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新闻自由化的推行和发展。

尽管如此，在改革初期，随着新闻自由化步步深入，确实发挥了积极作用。它使媒体的舆论监督功能得到加强，刺激到僵化体制，提高了政府和媒体的反腐能力，有力促进了苏共的政治改革。

第五，观察研究苏共新闻自由化演进过程，发现苏共新闻自由化初始阶段的主要任务是：提高决策透明度，形成舆论监督；追求真实新闻，反对旧有报道模式；冲击旧新闻制度，立言论自由之氛围。在任务实施过程中，兴起一股揭露社会弊端的热潮，媒介成为加强党与群众对话的平台。从此，新闻自由化打破高度集权和高度封闭的新闻壁垒，追求公开与透明。全国上下呈现积极向上的良好局面，改革取得显著成效。

随着新闻自由化步步推进，大众传媒公开通报情况，就历史疑点和现实热点问题，积极组织公开讨论。大量从前被禁止的话题突然在报刊中出现，大量闻所未闻的信息使传媒成了万众瞩目的焦点，发挥着上通下达的作用。新闻自由化扮演着“舆论一律”的突围者，历史和现实的批判者，意识形态多元化的推动者等多种角色。

但是，“舆论”是把双刃剑，具有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双重属性。由于舆论多元化，加速了苏共与社会的矛盾，直接导致意识形态多样化，党内派别多元化和利益多元化。随着《苏联报刊与其他大众传媒法》颁布与实施，新闻自由化受到法律保护。在法律的保护之下，大众传媒的传播方针发生根本转变，从积极正面转向消极负面。苏共形象遭到严重丑化，党的历史被肆意歪曲，党内错误被无限放大。

接踵而来的是，媒介进入失控状态。在“无条件民主化”、“无限制公开性”以及“宣传报道无禁区”的思想指导下，媒介滥用新闻自由，发表各种反共反社、否定苏联、攻击马列主义的言论等，导致轰轰烈烈的新闻自由改革全面走向失败。具体表现在苏共丧失了对媒介的控制能力，新闻自由化被媒介滥用，媒介传播秩序混乱。新闻自由化在这个阶段放大为“反对派”反共反苏的利器，抹杀苏共历史的工具和瓦解苏共的动力源。

第六，观察研究苏共新闻事业在自由化浪潮中的沉没过程，发现苏共丧失舆论阵地首先是从政治体制改革开始的。由于媒介人事制度异常变更，导致了苏共媒介阵营自乱。《苏联报刊与其他大众传媒法》颁布实施后，打破了苏共对媒介的垄断，人人都可以兴业办报，媒介经营实现自治。

大众传媒所有制从单主体转向多主体，从依靠事业拨款向市场化转变，行政管理从垂直模式转向自主化。所有制的转变引发大众传媒功能发生转变，从“万人一刊”到“人人办报”，从“国家中心”转向“受众中心”，从以新闻宣传为主走向以信息传播为主。由舆论多元化而引发的政治多元化，导致苏共四分五裂，形成多个派别。苏共二十八大以后，苏联正式宣布“结束政治垄断”，实行多党制。多个党派纷纷创办传媒机构，多党制传媒结构由此形成。

研究结果表明，戈尔巴乔夫在推动政治经济改革的初期，就把传媒当作了改革工具，多次强调传媒首先要服务于经济和政治改革，其次才是自身的变革。苏共传媒深陷政治改革的旋涡，受苏共政治派别党内斗争的深刻影响，并随着苏共力量的分解而四分五裂。在多党派传媒激烈竞争中，苏共传媒在反共舆论浪潮中逐渐迷失。可以说，大搞新闻自由化，是导致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之一。

上述问题共同组成本书的研究内容与逻辑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