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本书是在2011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闻自由化与苏共亡党关系研究”（11BXW002）的最终研究报告基础上编写而成，以《苏联晚期媒介生态与体制》为名出版。

项目于2011年6月立项后，课题组立即梳理了既有的俄文研究文献，初步编制了拟选用范围，并于8月初向俄罗斯国家图书馆递交了课题研究资料检索申请。2011年10月中旬，在河南大学召开了“新闻自由化与苏共亡党关系”专题研讨会，邀请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代表团前来参会。2011年11月底，课题组收到了俄罗斯国家图书馆提供的与课题研究内容相关的1986—2011年资料检索清单。随后，课题组马上通过各种途径，购买或复制了检索单上的文献资料。

为了保证项目进度，主持人积极制订科研计划，认真编制了研究提纲。经课题组会议多次研讨完善后，于2012年4月底开题，到2014年5月底，课题任务全面完成，10月份顺利通过结项。

本书对苏联晚期执政生态、媒介生态、公开性、舆论多元化、苏联报刊与大众传媒法的制定与颁布等核心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本书结构由前言、目录、导论、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结论与启示、参考文献、附录和后记组成。

第一章分析研究了苏共晚期执政生态。从外部环境看，由于苏美陷入激烈的军事竞备，其经济从发展到停滞。从内部环境看，苏共领袖大搞个人崇拜，专断独行，政治体制僵化。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片面重视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导致民族发展不平衡，人口出生率下降，干部队伍老化，以权谋私之风盛行，党内出现改革的呼声。

第二章分析研究了苏共晚期媒介生态。苏联建立了独具社会主义特色的媒介政策与新闻体制，无论从规模上还是影响力上，都称得上世界传媒资源大国。苏联历任领导人都特别重视发展媒介技术，并通过控制媒介，制造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拟态环境。政治力量对媒介系统的过度支配，直接导致媒介系统功能异位，进入自闭状态。

第三章分析研究了苏共晚期的新闻自由化。苏共新闻自由是伴随着苏共新闻体制产生而逐步形成的，但是苏共晚期推行的新闻自由化与此前的新闻自由性质根本不同。为了全盘开放舆论阵地，新闻自由化改革从提倡公开性，到发展舆论多元化，最后不得不颁布大众传媒法来约束媒介行为。就是在这“三级跳”的过程中，苏共丧失了对媒介的控制权。

第四章分析研究了苏共推行新闻自由化的动因与构想。苏共之所以要推行新闻自由化改革，有其复杂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期望借大众传媒的公开性手段，改变僵化体制，撬动经济格局，为改革营造氛围，实现社会主义内部的自我修复和完善。表面看，推行新闻自由化是摆脱困境的一场主动性改革，但事实上却被当成了推行政治经济改革的工具。

第五章分析研究了苏共新闻自由化演进过程。在新闻自由化改革初期，大众传媒呈现出积极向上的良好局面，成效显著。由于媒介过度公开还处于保密期内的事实和揭露社会负面新闻，引起民众对现实不满。为了规范和约束大众传媒的行为，形同虚设的《苏联报刊与其他大众传媒法》出台。苏联大众传媒活动从此无所禁忌，完全进入无政府主义状态。

第六章分析研究了苏共新闻事业在自由化浪潮中的沉没过程。苏共丧失媒介舆论阵地，不是从《苏联报刊与其他大众传媒法》颁布之日开始的，而是从戈尔巴乔夫主导政治体制改革之初就开始了。大众传媒在改革初期由单纯的改革宣传工具，逐步演变成了怀疑社会主义，否定共产党的舆论阵地。苏共最后无力应对，只好主动偃旗息鼓，退出媒介舆论阵地。

本书的突出特色和主要建树在于，从新闻传播学角度，系统研究了新闻自由化与苏共亡党关系，厘清了新闻自由与苏联新闻自由化之间的区别，论述了苏共亡党与之推行的新闻自由化之间的关系，分析了苏共亡党的根本原因等。

因篇幅所限，本书没有涉及新闻自由化对后苏联时代俄罗斯传媒业的影响。好在《中俄现代新闻理论比较研究》（2008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曾对该内容进行过系统翔实的论述，且研究成果已经于2011年6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两著作内容可直接对接，形成互补与佐证。

《苏联晚期媒介生态与体制》编委会

2015年8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