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檀山村国家责任与地方发展目标的困境

我们在调研中发现，檀山村村民种粮，意味着——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是“在土吃土”。就是生活在黄土地上，就要依靠黄土地生活。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檀山村的村民深刻地理解这一点，因为他们住在土地上，靠土地吃饭，靠土地生存和发展，檀山村人对土地的感情非常深厚，就算粮食的效益低下，依然不愿荒废土地；就算外面打工比种粮来钱快，他们都要把属于自己的土地种好，在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是看到土地就像看到了黄金，看到土地就看到了希望。当问及一个50多岁的老农为什么不怕累要在檀山村种地时，他说了上面的意思。可以想象，檀山村村民承担国家粮食安全的责任，其自觉性并非那么纯洁、那么高尚、那么自觉，他们承担国家粮食安全的责任，完全是一种历史文化责任——农民就是种田的；完全是出于自身的需要——农民必须依靠土地生存的经验。在中国，以皇权为基础，以土地为根基的社会传统，决定了农民对国家责任承担的主动性。中国农民在粮食安全上，主动承担了国家的责任，这一点，多么难能可贵！

当前，檀山村的国家责任与地方目标还存在如下的困境：

（1）粮食市场化生产与粮食市场政府管制的困惑。市场化就是市场机制在一个经济体系中对资源配置发挥的作用持续地增大，对市场的依赖程度不断加深和增强。市场经济的一个前提就是自由竞争。近年来，农业投入的各种生产要素的成本大幅上升，农业生产本身成本的不断提高，再加上粮食生产的机会成本也大幅度提高，而粮食价格却没有跟上市场的步伐，在政府的严格控制下，使得粮食价格上涨幅度不大，其比较经济效益明显下降。对于檀山村的种粮农民来说，农资投入成本逐年递增，劳动力和机耕、机收价格居高不下，造成了他们种粮比较效益低下。檀山村农户颜祚农，2008年种植水稻5亩，全部种植双季稻，全年纯收入不足4000元，而如今到离家不远的县城打工，夫妇俩1个月就可收入2000元。辛勤种粮不如随便打工，国家粮食市场的管制使粮食的市场程度不高，农民因粮食的价格低而弃农打工。

（2）村级公共需求增长与供给严重不足的困惑。檀山村的农田水利设施绝大部分修建于“土地承包制”以前，有的修建于“大跃进”时期和“文化大革命”时期，是典型的“三边”工程，建设时先天不足，经过几十年的运行，大部分已经严重老化甚至损毁，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随着全球气候变暖，旱涝等自然灾害频频发生。据统计，衡阳县旱灾平均1.7年出现一次，水灾平均1.5年出现一次，风灾平均5年出现一次，冰冻灾害平均3.7年出现一次，极大地增加了农业生产风险。同时，农村电价高、道路不畅通、田间机耕道不配套等都严重影响了机械化作业和农业综合效益的增长。农田水利设施不完善或老化失修、防汛抗旱能力弱的问题在各个地方都不同程度存在，不仅威胁农业生产的发展，还导致农业生产费用大幅度增加。随着经济的发展，村民普遍对农村公共产品非常渴求，要求最为强烈的依次是硬化村组道路、完成农电两改、农田水利设施改善、享受农业科技服务和农村社会保障方面。檀山村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需求全面增长与供给严重不足的矛盾严重影响了其粮食产量的提高。农村社会保障构成农村公共产品的重要部分。尽管国家不仅取消了农业赋税，而且给予农民以各种补贴，包括粮食直补、良种补贴、生猪补贴、农机补助、购买农电补贴，等等，但补贴依然是杯水车薪。几千年来形成的农民弱势地位，造成了农民收入低、积贫积弱的现实。特别是当今读书贵、看病贵，农民看不起病、住不起院，小病拖大病磨、农民子弟上不起学，农民因病返贫、因学返贫、因灾返贫现象突出。对农民子弟读书，有人认为“不读书永远贫穷，读了书穷得更快”。要让农民看得起病，上得起学，老有所养，必须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对于檀山村来说，他们迫切需要的：一是医保。新农村合作医疗的问题主要是医疗保障水平的问题，也就是公共支付水平不高，同时由于定点医疗机构的营利性，药价虚高，致使新农村合作医疗的惠民之利让医院得了大头。二是低保。由于财力有限还没有做到应保尽保。三是五保供养。标准太低。四是养老保险。还尚未启动。这些矛盾影响了种粮的安全感，也影响了檀山村农民的土地流转。

（3）非农产业高效益与种粮低收入的困惑。农民所进行的粮食生产，也是一项经济活动，他们也会考虑生产效益。粮食生产效益的高低，将直接影响到农民种田的积极性。檀山村主要生产粮食，据调查统计，早稻亩产值628元，亩成本费用275元，人工费用300元，净产值353元，纯收入53元；中稻或一季稻亩产值856元，亩成本费用312.8元，人工费用350元，净产值139.5元，纯收入134元；晚稻亩产值451元，亩成本费用280元，人工费用300元，净产值386元，纯收入86元。也就是说，种双季稻主要是赚自己的劳力钱，种一季稻劳动力工钱不多，但还稍有赢利。我们不难看出，种植水稻的收益偏低。这只是一个静态比较，如果考虑到农资成本和农民外出务工工资水平的上涨速度高于粮食价格的上涨速度这个因素，种植水稻的（心理）预期收益还会更低，也就是说种植水稻的机会成本太大。这无疑会严重地挫伤农民种粮的积极性。目前，越来越多的农民把种植双季稻改为单季稻的现象可以看出，由于种粮效益偏低，农民种植双季水稻的意愿较前两年有所减弱。因此，粮食比较效益偏低严重影响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危及国家粮食安全。

（4）想种粮的人没地种，不想种粮的人有地荒的困惑。一是各地城镇化的推进，消耗了一些耕地。二是国家退耕还林政策出台，也减少了不少耕地。三是近几年农村基础设施的大量修建，占用了一些耕地。四是重点工程和工业化进程挤占了不少耕地。五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把新房子盖在村外的耕地上，不愿在村中再翻新旧房子，浪费了一些耕地。总之，耕地资源越来越少。但在耕地减少的情况下，抛荒现象却日益增加。对于檀山村来说，随着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尽管完全抛荒的现象不严重，但是隐性抛荒现象越来越严重，在檀山村，农地流转主要采取农民之间自发无偿、低偿转包或通过集体组织，利用行政力量进行调整这两种非市场机制形式，难以形成有效、健全、合理的农地使用流转机制，不仅流转面积小，而且不规范、不集中。因此，出现想种粮的人没地种，不想种粮的人有地荒的怪相。这种种粮的能人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务工、经商的农民既不愿种地，又不愿转，造成耕地抛荒或季节性抛荒的矛盾。

（5）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与保证粮食总量增加的困惑。随着财政分税制度改革的深化，地方政府逐渐由上级政府的附属机构演变为区域经济发展的理性经济体，成为独立的利益型政府。这种职能的转变，在目前缺乏有效制度约束的转型时期往往导致某些地方政府从自身利益出发对上级政府政策进行有意变通，对粮食安全状况漠不关心。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实施的领导干部选拔和晋升标准的重大改革使地方官员的晋升和地方经济发展绩效直接挂钩。在这种干部选拔机制下，政府官员职位的晋升，需要有明确具体的政绩作为支撑。这种以政绩作为选人、用人、晋升的机制，一方面激发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官员也会受私利的驱动，在追求政绩中出现取向偏差，把更多精力放在城市那些效益快、财政收入增加的工程上。在农业税以及针对农村各种收费取消后，再加上上级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财政投入严重不足，尤其是农业发展上的投入较少，使地方政府对农业生产更加失去了动力。尽管地方政府也十分关注粮食安全，但总是雷声大雨点小，把大部分财力用在发达城市建设上，而大部分地方财政收入相对于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推进需要严重不足，使得地方政府没有多少动力去促进粮食产量的增长，而把大量精力放在卖城镇土地、大搞房地产等能较快增加财政收入和自己政绩的项目上，导致了粮食增长缓慢。对于檀山村来说，要发展村级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最好的出路是鼓励农民外出打工，这样不仅来钱快，还不占本地的资源，赚的是白花花的净票子。农民在家种田要想挣钱就必须搞多种经营，在耕地上种经济作物，然而，国家有政策、有粮食任务，如果既要完成国家任务，又要农民增收，繁荣地方经济，在目前的环境下，靠种粮食致富是基本上不可能的。因此，对于檀山村的村干部来说，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与保证国家粮食安全之间，存在诸多的困惑，在千家万户分散经营的情况下，要实现这双重目标，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