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造艺之妙，惟诗居首。诗之义大矣哉！凡举委曲含蕴之语，要眇精微之论，穷形尽相之言，皆可目之为诗，非仅韵语之谓也。诗义之广大如此，若谓诗主于情，析理、纪事之职无预焉，斯亦固陋之言也。虽然，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若论丰神情韵，固以唐音为胜；揆之筋骨思理，则宋调无让焉。宋诗之擅于析理，世已熟知；其亦长于叙事，则人所罕言也。章太炎《国故论衡·辨诗》有云：“今宜取近体一切断之。唐以后诗，但以参考史事存之可也，其语则不足诵。”其言虽疏，然所论亦犁然有当也。宋诗之善于叙事，推源其故，在有宋作者身份之特殊性使然。天水一朝之立国，元气乃出于新三统学说。此一学说最重《春秋》，其要义在使有宋士大夫以先圣思想（道统、文统）继承者之身份，获得赵宋王朝（正统）主人翁之地位。昔者范希文“先天下之忧”云者，即服膺新三统学说之士大夫以邦为家、舍身维国之写照也。两宋士大夫秉持《春秋》大义，以本朝主人翁之心态，关切当代史事，故宋诗涉及本朝史事之篇什遂夥矣。自今视之，谓为“诗史”，不亦宜乎。

诗史之名，其来久矣，其说亦纷纭。钱默存《宋诗选注》言拣择标准，论及诗史之义，尝有“押韵文件”之议评，余不敢逃其讥也。虽然，犹有一言可以辩之。窃以为，上古之巫也，无狩猎田耕之能以活数口之家，而先民汲汲尚事之、以为一族之人格象征者，盖因其人能留存部族之史事传说、树立部族之群体价值、抚慰部族之心理情感，即如人身之有首脑以供记忆、判断及情绪宣泄之用也。后之史家、学者、诗人，所谓知识阶层者，执精神形上之事，其功用与古之巫初无以异，特各引一端，崇其所善，异派而同源，实皆为巫之流衍也。人文之学，小而言之，能见智识之超拔，成价值之判断，为情感之依托；大而言之，承前启后，以维系一国家一民族之历史记忆与身份认同。以此揆之，歌诗、历史理一分殊，虽因作者才智禀赋之异，体制有别，其终则皆以促进人类集体记忆之构成为目的也。若谓诗能存史，固适其宜，以史证诗，得其所哉，世当不以吾言为河汉也欤？

昔人云，载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著明。邵博《闻见后录》载：“司马文正公修《通鉴》时，谓其属范淳父曰：‘诸史中有诗赋等，若止为文章，便可删去。’盖公之意，欲士立于天下后世者，不在空言耳。”余性好读诗，而每以斯言为惕。自甲申岁始，通览《全宋诗》七十二册，每得篇什有涉于史事者，随就掇拾，纂为长编。今又删汰繁芜，存三百篇，列为九门，曰：“立国，建都，政事，党争，内患，外交，边防，经济，文化。”以类相从，举其始终。且不揣孤陋，撰为笺证，考其时地人事、沿革背景，籍诸歌哭之音，参互公私史录，以见两宋三百年成败兴衰之大较，成一种《宋史别裁集》暨《宋诗纪事本末》也。注诗者众，然以一朝之诗载一朝之史，似未前闻。司马君实“空言文章”之刊落，冀可免旃？惟兹事体大，余学也浅，其丛脞饾饤、讹误疏忽之处，必所难免，惟望读者有以正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