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可持续发展目标与科学界提出的综合意见

一 联合国对关联性和协同方法的认知

自联合国创立始，世界各国人民一直期望在和平与安全、自由、发展、环境这些大的全球性问题上取得进展。时至今日，这些问题依然很重要。政治领导人和科学家都很早就认识到这些问题之间的紧密关联和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协同方法。高级别专家组和委员会、主要文件、联合国全球性会议和峰会等已经为这种协同方法提供了一个案例。

早在1972年的联合国环境会议（即“斯德哥尔摩会议”）上，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强调协同行动的必要性：“人口爆炸、贫穷、无知和疾病、环境的污染、核武器及杀伤性生化试剂的堆积都是恶性循环的一部分。每一个问题都是重要的、紧急的，然而一个接着一个的处理又是费力的。”至今仍然有许多政治家坚持那时相关的观点。类似地，对和平、发展与环境问题，1987年的布伦特兰报告也强调了需要一种协同方法，而这些问题与自由之间的关联关系则在早期的帕尔梅（Palme）和勃兰特（Brandt）报告中得到强调。

在1992年的“地球峰会”上，这一综合观点是各方就《21世纪议程》和27项里约原则达成一致意见的基础，在2012年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会议（简称为“里约+20”，“Rio+20”）上这一观点得到再次确认。“里约+20”的成果文件《我们期望的未来》，不仅倡导制定可持续发展目标，还包含有关于协同方法的大量文献引用。

二 可持续发展科学和一体化

《全球可持续发展报告（2014）》对可持续发展之辩，从一个政治概念，到一门新的交叉学科“可持续发展科学”的出现，到世纪之交时一致的科学努力，再到科学家在2012年“里约+20”边会上成为最重要的群体之一的演进过程进行了描述。根据谷歌（Google）学术的搜索结果，仅在2014年，就有数以万计的学者撰写了至少165000篇关于可持续发展的学术论文。

“可持续发展”的定义为“发展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削弱后代人满足其自身需求的能力”，对此布伦特兰报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一定义体现了一种协同观点——它指向一般需求（所有的问题、所有的地区）和代内、代际平等。

多年来，受到布伦特兰报告定义的启示，科学家对可持续发展形成了不同的观点和解释。1999年，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对这些定义进行了综述归类；2005年，凯茨（Kates）等人以此为基础对这些定义进行了更细致的描述。这一综述中，科学家指出了“发展”和“可持续”的不同要素，关于分类还给出了六个方面的建议，包括：人、经济、有待发展的社会、自然、生命保障、可持续的社区。协同视角常被用来分析这六个领域的各种组合问题，作用于各种地理和时间尺度。

科学家对“话语体系”的选择也对政治辩论产生了很大影响。例如，关于千年发展目标（MDGs）的辩论主要集中于“人口”问题上。绿色经济的辩论旨在把发展“经济”同保护环境的“生命保障”机制结合起来。“星球边界”论的支持者提出了与地球的“生命保障”和“自然”机制相关的全球目标。“强可持续”论的支持者则强调“自然”问题，认为自然是不能被别的资本所代替的。重要的是，要注意到，六个涉及发展或可持续的领域均在不同程度上兼顾了社会、经济和环境三个方面。

三 可持续发展目标（SDG）

2014年9月，可持续发展目标开放工作组（OWG）——一个联合国政府间组织——提出了需要在2030年达到的17项可持续发展总体目标（SDGs）和169项具体目标。SDGs以MDGs为基础，在目标设置上更加综合，在范围上和《21世纪议程》所包含的目标一样广泛。这些目标也是符合所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政治预期的普适目标。大多数SDGs聚焦某一特定问题或专题，而这些问题或专题又往往与特定的利益群体和科研团体相关。虽然没有可持续发展的总体目标，OWG的许多陈述均强调了协同视角和方法的重要性，并且OWG内有很多提案均建议在SDGs内部和SDGs之间协同考虑可持续发展三大支柱的内容。结果，诸如森林的多重功能（尤其是供水功能）等的问题获得了极大的关注，这与联合国林业论坛提出的协同方法是一致的。

根据科学家自己对可持续发展这一概念的界定和用法，表2-1把OWG提出的SDGs分为六个领域。SDGs包含了可持续发展的各方面问题的主要内容。需要注意的是，科学家强调的额外行动在SDGs里没有明确提及。这也可以从情景模型中看出，这些模型常常用于评估SDGs的实现路径（请见第二章第三节）。

四 来自国际科学理事会（ICSU）和国际社会科学理事会（ISSC）的建议

2015年年初，两大非政府组织——国际科学理事会（ICSU）和国际社会科学理事会（ISSC），代表科学界向联合国提交了一份题为《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评论——科学的视角》的报告。

除了对169项SDGs的目标进行评论之外，报告还对SDGs整体框架提出了多项建议，这些建议建立在未来地球、UNU-IAS后2015项目和独立研究论坛的工作基础上。报告指出，从科学的角度看，SDGs提出了“对MDGs的重大改进”，接受了有利于为SDG实施提供共同承诺的框架和方法。然而，报告也指出缺乏系统的技术手段来对情景路径和SDGs进行剥离，此外，“协同水平远低于应有水平”。尽管SDGs由17个独立的方面所展现，“从系统科学角度看，目标领域重叠、许多目标可能对其他目标产生相关性、一些目标之间还存在冲突等都是显而易见的……整体框架可能不是内在一致的——结果将导致不可持续”。有趣的是，该报告强调了森（Sen）所说的包括经济机会和政治自由在内的“核心自由”的重要性。建议以千年宣言中所强调的“自由、平等、团结、宽容、尊重自然以及共同责任”的价值观为基础。

除了规范SDG中的目标和改进目标扎堆或者“打包”情况的具体建议，ICSU/ISSC的报告还提出了促进SDGs的协同性三项建议。下文将对这三项建议进行介绍，这三项建议也将在科学界、联合国系统及其成员国之间通过伙伴关系的形式得以实施，并对开放工作组的SDG提议形成补充和支持。

五ICSU/ISSC建议制定一个总体目标

总体目标的制定有助于在更大范围内向公众宣传SDGs及其整体进展。上述ICSU/ISSC报告提供了一个总体目标的例子——“一个公平、共享、可持续的高品质繁荣生活”——并且强调需要新的综合经济指标来衡量社会进步状况，超越国内生产总值（GDP）、人类发展指数和其他已有的总体指标，这些指标在原《全球可持续发展报告（2014）》已评论过。这个新指标需要反映科学家建议的、尚未被官方统计体系纳入的信息。总体措施，例如全球实际进步指标（GPI），回应了库兹涅茨（Kuznets）在1934年提出的“那些增长目标应明确规定增长了什么和为了什么增长”的要求。

六ICSU/ISSC建议设置协同指标兼顾多元目标

OWG版的SDGs反映了当前的政治和体制现实，并因此为这些目标的实施发挥了不可取代的作用。ICSU/ISSC报告提出了一套框架方案，将跨总体目标的关联的具体目标联系在了一起。例如，效率、污染强度和可获性具体目标可以和大多数总体目标相联系（如，水和能效指标可以和粮食安全目标相联系，能源可获性和工业发展相联系，碳强度和大多数目标相联系，等等）。在SDGs中，一些具体目标必须实现，以便另一个具体目标能够可行；一些具体目标的实现带来了实现其他具体目标的约束；一些具体目标之间相互强化，具体目标间的权衡取舍也时有发生。《全球可持续发展报告（2014）》对发展趋势和可持续发展问题之间的关联进行了概述，时间覆盖1950—2013年。该报告显示，多领域的变化趋势综合影响SDGs之间相互消长的关系，而且这种关系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发生改变。例如，经济增长是增加还是减少污染取决于增长的类型和许多其他因素。ICSU/ISSC报告得出结论：“最终，我们需要采用一个更广泛的系统视角，来更清晰地表达总体目标与具体目标之间如何随着时间的变化而相互消长，这些目标和指标是如何对总体目标产生助力的也需要加以说明。”最终，基于因果关系的“综合指标”将服务于对这些关联指标进展的监测（详见专栏1-8）。

七ICSU/ISSC建议创建实现发展的可行路径

ICSU/ISSC提出基于情景的实现SDGs的替代路径。明确目标得以实现的方法，以及如何在目标间进行取舍实现协同增效。这些内容将为我们关于想要一个什么样的未来以及如何实现它的讨论提供支撑。基于情景的模型可以评估不同路径的内在一致性和可行性。《全球可持续发展报告（2014）》涵盖了实现SDGs的全球路径的相关要素，并将其与常规情景进行了对比。然而，需要从国家层面转向区域和全球层面以获取对可持续发展目标更深层次的和定量的认识。大多数行动需要在国家层面实施，而哪些类型的国家行动将计入全球SDGs需要进一步说明。事实上，一个国家的政策行动往往受制于其他国家，并因此形成了对其政策空间的约束。因此，决策者和情景分析专家之间进行定期对话是有用的。可以考虑在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上举办一场联合国SDG建模者研讨会，或者将二者平行举办。这样一场论坛可以促进全国乃至全球范围内所有SDG建模者和决策者之间进行经验交流。这样的论坛还能以合作的态度勾勒出构成SDGs基础的整个体系的现状与动态。

八 科学家对复杂系统的综合观点及全球风险

研究复杂系统的科学家对SDGs有另一种综合观点。我们生活在一个科学家称之为“复杂系统”的世界。一个国家的经济机遇通过贸易、投资、交通和通信系统与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发展联系在一起。许多环境问题都是区域性的（例如，许多类型的空气污染），甚至是全球性的（例如，气候变化）。此外，人类应对挑战的许多手段都离不开全球合作，例如，科学、技术、创新、金融和教育。并且大多数人类愿望是全球一致的。在世界各地对在线调查“我的世界”（My World）的回应中，受访者最看重的是：良好的教育、更好的医疗、更好的就业、一个有公信力且负责任的政府，以及支付得起且有营养的食物。

小的扰动导致大的影响是复杂系统的固有特点。即使具备所有的信息和技能，这种情况也可能发生。由网络组成的网络系统可以表现得非常稳定，然后在没有任何预警的情况下崩溃。新兴的复杂性科学和网络科学带来了大量新知识，然而，这些知识通常不被政策制定者考虑，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知识不容易获取。目前，人工网络已经达到全球规模，这方面的知识已越来越重要：时下的全球网络包括基础设施网络（交通、能源、通信），投资、融资和贸易网络，技术、创新和教育网络，社会和价值观网络（例如非政府组织推动的），以及政府间协定和国际组织网络。网络化是有益的，因为它支持人、货币、商品、信息、思想的全球交流，可它在某些特定情况下能产生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串联效应。联网的基础设施能使灾害传播的路径更广。

特定活动或者事件的固有风险通常可通过一些措施来量化，例如一件事情发生的概率及其发生时带来的影响。系统性风险来自于网络中相互依存的串联故障，潜在的危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系统的大小。电网停电的风险就是系统性风险的一个例子。超级风险来自于由各种网络组成的网络系统，子系统之间是互联的，这时，潜在的危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系统的结构。全球供应链或者能源——食物——水系统的崩溃就是超级风险的例子。尽管这些风险通常随着网络密度和规模的增加而增加，网络收益同样也是如此。例如，以现代物流与供应链管理的形式整合交通、通信和贸易网络，使建立全球生产和分销系统成为可能，这些全球生产和分销系统的确已使全世界数十亿人摆脱了贫困。然而，它也给系统的稳定性增加了重大风险。

可以研究制定适应型脱钩战略以应对由此产生的互联的、全球性风险。最终的想法是进行系统设计——以改进系统，使其更有恢复力、资源有效性和公平性。从新兴学科学习到的经验可以在未来应用于SDG的实施。

构成SDGs基础的系统非常复杂，因此，规划的方法对其并不适用。地球动力系统的复杂性已经以“星球边界”的形式广为政策制定者所知，科学家对“星球边界”的安全水平进行了量化，超出这些水平，不可逆的损害将不可避免。对于人类可以做什么以控制或者改造地球系统是有明确限制的。对重新设计人工子系统也有限制。虽然改变基础设施和体制的可能性很大，要改变人类行为建设理想社会是有生态限制的。即便如此，假使有足够的可用信息，也应为人工系统研究制定适应型脱钩战略。然而，正如本章后文的说明，至今，科学家还没能勾勒出一张SDGs基础系统的全面“地图”，也未能很好地了解系统的动态进展。

恢复力、度量风险的指标和最小化风险的方法的确未在SDGs中引起高度重视。然而，这种风险管理方法在实现SDGs的各个层面都很有必要。第四章说明了如何把减少灾害风险作为一系列跨目标的交叉问题来分析。还应当注意到，诸如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等国家集团在联合国的特征是它们对自然和人为冲击的低恢复力水平，甚至以此为其定义。未来几年，由于要对各种实现SDGs的行动进行讨论，所以，要对作为一个系统的SDGs的复杂动态有更好的了解。

九 政治及科学领域对包含互联目标和指标的SDG网络的综合观点

鉴于以上分析，采用一种SDGs整体观是很重要的，并且为了保障实施，对作为一个系统的SDG要有全面的了解，这点也非常重要。OWG的建议形成了一份政治文件，也是一份由各成员国在17个总体目标及其相关具体目标基础上进行延伸思考形成的文件。OWG明确强调了目标与目标之间的交叉联系——169项具体目标中，有一些目标明显不仅与其所处的领域有关，而且还与其他领域有关。实际上，关于“实施方法”（金融、贸易、技术转让和能力建设）的第17项SDG在这方面有特殊的作用。在几乎所有其他的目标中，都有和第17项目标（SDG17）中某项方法有联系的指标。然而，其他目标有些相互联系得不那么紧密，有些却通过其指标与其他目标有多重联系。例如，关于陆地生态系统的第15项目标（SDG15）和关于粮食安全的第2项目标（SDG2）、关于水与环境卫生的第6项目标（SDG6）、关于经济增长与就业的第8项目标（SDG8）紧密相连，起到相互关联作用的指标涵盖森林、土地以及生态系统等方面。除了SDG17之外，和其他目标有最多联系的目标还有关于可持续消费和生产（SCP）的第12项目标（SDG12）、关于不平等的第10项目标（SDG10），于此贫困与不平等、性别和教育方面的指标之间的联系是最强烈的。此外，虽然能源是一种用以维持生活、生产和加工的“核心资源”，关于能源的第7项目标（SDG7）似乎和其他目标没有联系。

把整体观和反映在前述ICSU/ISSC报告中的科学观相比较，是很有趣的。在报告里，科学家通过在17个总体目标和169个具体目标中识别出更多的互联关系，对SDG系统的复杂性进行了说明。科学家对OWG的成果报告中关于目标间网络的表述进行了分析，认为SDG网络是一个比预期更密集的网络。任何总体目标或具体目标带来的行动都会引起对其他总体目标或具体目标的多重协同效应或消长机制。因此，在科学家看来，一个目标接着一个目标的基础上追求可持续发展的实现是不合理的。这个观点也被参与起草SDG草案的政策制定者和负责方案实施的人认同。

图2-1展示了ISCU/ISSC报告中的目标网络。每两项总体目标之间的联系指相应SDG具体目标之间的关联数量。由于每个总体目标下具体目标的数量差别很大，求取两组目标之间的联系程度时要将其具体目标关联数量除以具体目标数量之和。将SDG17（与所有目标都有联系）排除后，关于贫困的第1项目标（SDG1）就成为SDGs系统最核心的节点。换言之，在科学家看来，不仅“实施方法”是必要的，在消除贫困上取得进展也是所有其他目标得以实现的关键所在。要注意的是，ISCU/ISSC没有依据诸如强弱、直接或者间接对关联的准确性质作出界定也没有考虑其动态趋势和覆盖范围。一份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DESA）为本章准备的文件更详细地介绍和勾勒了SDG网络的政治观和科学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