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国际相互依赖理论再阐释

约瑟夫·奈及大卫·A．韦尔奇合著《理解国际冲突与合作》（第八版）（2007）一书，进一步概括和发挥了自己参与创立的国际相互依赖理论。罗伯特·基欧汉则在其另一部全球闻名的著作《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2005）里，凸显“国际制度”在世界政治经济中所具的重大功能，进而指明它可以促进“无政府状态下的合作”。这里仅作概略的引述。

（一）相互依赖的概念及其根源

根据约瑟夫·奈和大卫·韦尔奇的说法，作为一个分析型的词汇，相互依存指的是在某种情况下，一个系统中的角色或者事件相互影响。简言之，相互依存就是彼此间的依赖。就这种情况自身来说，是没有好坏之分的，但是它是有多与少之分的。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有的会使大家变得富裕，有的则会变得贫穷，有好有坏。卢梭曾说过：“伴随着相互依存的是摩擦和冲突。它的解决方案就是分开、隔离。”但在一个全球化的社会中，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当国家直接试着分离时，随之而来的是巨大的经济损失。

他们认为，军事的相互依存是因为军事竞争而产生的一种依存。然而，洞察能力这个重要因素也影响到相互依存，一个政策或者洞察能力的改变会减少军事相互依存程度。经济的相互依存和军事的相互依存是相似的，它是一种传统的国际化的政见。经济的相互依存涉及关于价值观和成本的政治选择。社会的选择以及先天的短缺会长期影响经济间的相互依存。

（二）相互依赖的收益与成本

他们进一步分析了相互依存的收益与成本。相互依存的好处通常可以阐述为零和或者非零和的博弈。在零和情况下，你的损失就是我的收益，反之亦然。在一个正和博弈下，双方都会获益，在一个负和博弈下，双方都会损失。很多人分一个蛋糕就是零和博弈，很多人去把蛋糕做大就是正和博弈，而把蛋糕扔到地上就是负和博弈。零和与非零和的博弈都会在相互依存中出现。

在他们看来，一些自由学派经济学家趋向于认为相互依存只发生在共同受益情况下。由于没有注意受益的不平等以及相关受益分配不公所引起的冲突，因此这类分析没有从政治层面考虑相互依存。贸易双方都会从中获益，那么两国谁应该收益多一点，而另一个收益少一点呢？其结果是，经济的相互依存中总会有一些政治上的冲突。即使是一个很大的蛋糕，人们也还是因为谁得到那块比较大的蛋糕而大打出手。

一些自由派分析师错误地认为，全球化让世界更加依存，合作会取代竞争。他们的理由是相互依存创造了共同利益，这些共同利益又促进了合作。这样分析是正确的，但是经济依存同样可以被用作一个武器，对塞尔维亚、伊拉克以及利比亚的经济制裁就是一个见证。实际上，经济制裁在某些时候比武力来得更有效，因为它可以分成很多的等级，而且成本要小。在某些情况下，一个国家通常关注自己要获得比对手更多的利益，而不是绝对的收益。

他们指出，一些分析师认为，传统的世界政治都是零和的。但是，这恰恰是对过去的误解。传统的国际贸易通常是正和博弈的，这取决于统治者的意愿。比如一个追求强权政治的政党如希特勒，那样政治就是零和的，这样在力量的平衡中产生的共同收益，一方的收益就是另一方的损失。相反，经济全球化下的政治竞争是零和的，合作则是正和博弈。

相互依存还以另一不同的方式影响着国内的政治。采取促使德国经济增长放缓的政策，对法国没有任何好处。法国和德国之间的经济相互依存意味着，法国经济状况是否良好取决于德国经济是否健康发展。古典的均势理论预测，一个国家为了阻止另外一个国家取得主导地位，一定会采取行动挫败对手。这种观点与当今的德法关系是不吻合的。在经济相互依存的情势下，国家不仅仅关注绝对收益也关注相对收益。

他们强调，相互依存的成本包括短期的敏感性和长期的脆弱性。敏感性是指相互依赖的强度和速度，也就是说，体系中一部分变化在多长时间里可以引起另一部分的变化。然而，高度敏感并不意味着高度脆弱。脆弱性是指改变一个相互依存体系结构的相对成本。它指的是退出体系或者改变游戏规则的成本。说两个国家不太脆弱并不等于说它们不敏感，而是说情势的改变对它们造成的损害比较小。在1973年石油危机中，美国依赖进口的能源大约只占其所需能源的16%。美国对1973年阿拉伯世界石油禁运导致的油价上涨十分敏感，但是并不像日本那么脆弱。

脆弱性有程度大小的问题。1979年伊朗的石油生产一度中断，市场对此极其敏感，但是美国人只需要关闭汽车空调以及匀速55码的时速就可以节约5%的能源消耗。美国可以通过这种简单的方法避免所受到损害，这就表明，虽然美国很敏感，但是它并不脆弱。

但是，脆弱性不仅仅取决于依赖程度，它还取决于一个社会是否能快速反应来应对变革。例如，美国就不如日本那样善于应对石油市场的变化。所以，脆弱性的程度并不是那么简单。脆弱性也取决于原料是否有替代品以及供应渠道是否多样化。

（三）相互依赖的对称性与复合性

约瑟夫·奈和大卫·A．韦尔奇还探讨了相互依存的对称性和复合性。对称性指的是和不平衡依赖相对应的相对平衡的依赖情势。依赖性小可以是权力的一个源泉。如果两个当事方相互依赖，其中一方对另一方的依赖较小，只要双方看重这种相互依存的关系，那么依赖性小的一方就拥有某种权力。在国际政治中，谁能够左右相互依存的对称性，谁就拥有了权力。一些分析家认为，相互依存只产生于对等的依赖之中。这种看法无助于人们理解这种有意思的国际政治行为。不对称是相互依存政治的核心。

两国都需要对方以及都能从相互依存中获益，如美国从中国大量进口，中国则持有美元和美国的债券。然而，中国可以威胁抛售美国的国债来毁坏美国经济，美国经济的不景气同样会减少对中国的进口，美国也会对中国出口的物品设置壁垒。没有一方愿意打破这样的对称性。

他们进一步指出，如果不同领域的相互依存状况是不对称的，那么一个国家可能把这些联系起来或者分开。假设一个问题就是一个单独的纸牌游戏，所有的纸牌游戏都同时进行，一个国家可能在一个牌桌上拥有最多的筹码，另一个国家可能在另一个牌桌上也拥有最多的筹码。一个国家可能根据自己的利益和地位，或者要求各个牌桌的游戏单独进行，或者在所有的纸牌桌之间建立联系。因此，很多国际冲突都是围绕着建立联系或者反对联系而进行的。一国希望在自己占优势的领域左右相互依存的形势，而避免自己处于相对弱势的领域被他人所操控。经济制裁经常就是这种联系的例子。比如在1996年，美国威胁要对在伊朗投资的外国公司实施制裁，但是在欧洲国家提出要把它和其他问题联系起来之后，美国就退出了。

国际制度通过设定议程和确定问题领域，经常制定相互依存关系中的交易规则。一国极力利用国际制度来制定规则，影响牌桌之间筹码的转让。国际制度可以通过把较穷国家占据相对有利地位的一些冲突同强国主导的军事问题分开，使较为弱小的游戏者获益。但是，存在着某些十分强大的游戏者推翻一张或者更多牌桌的危险。有关货币、航运、污染和贸易的制度都是独立的，如果军事十分强大的游戏者遭受太大的打击，那么就存在着他们可能推翻其他牌桌的危险。

他们又认为，最大的国家并不一定总是会在争夺经济的相互依存控制权的争斗中占据上风。如果一个较小的国家或者弱国更关注一个问题，那么这个国家可能占据先机。例如，加拿大在同美国的一系列贸易争端中占得上风。这是因为加拿大威胁采取关税和限制性报复措施，这对美国产生了威慑作用。如果加拿大的行动导致美加之间全面争端的爆发，那么加拿大会受到更大的损害。但是加拿大人认为，偶尔冒险实施报复性措施，比接受那些会使自己总是处于下风的规则要好些。小国往往能够利用强烈的态度和较高的信用，以提高自己在不对称的相互依存情势中的相对脆弱性地位。

他们直接指明，相互依存发展的自然结果就是贸易条款的增多。在这些条约中，有关欧盟的协定是最为复杂的，像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可能会增强相互依存的程度和减轻相互依存关系的不对称性。随着相互依存的加深，即便强大的国家也会发现自己对国外经济事态的发展日益敏感。1997年东南亚发生金融危机之后，美国不像在墨西哥危机中那么脆弱，它主要通过多边制度加以应付。尽管如此，由于担心一些发展中经济体的崩溃所产生的经济多米诺骨牌效应，可能会损害其他国家的信心，美国和其他发达经济体不能继续采取观望态度。

国际经济规则体现了那些最大的国家的政策。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以及后来的世界贸易组织负责制定自由贸易规则，也是一系列关于降低贸易壁垒的多边谈判的场所。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是30多个最发达国家协商经济政策的场所。自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7个最大的经济体（它们占据世界经济总量的2/3）的领导人每年举行一次经济会晤（俄罗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加入）讨论世界经济的形势。这些制度是对各国政策的补充，促进了跨国民间交往的迅速发展，其结果是经济依存的程度快速提高。

有人指出，成员国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内所商议的协定，让富裕国家保护农业与纺织业等领域，使之应付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竞争，因而对穷国来说是不公平的。这样的批评是对的，保护主义政策的确损害穷国。但是，保护主义的根源在于富裕国家的国内政治，如果世界贸易组织不发挥作用的话，国内政治的影响就更大。制度的作用很小，但还是起作用。

即便是在富裕和强大的国家之间，也同样存在着如何在一个独立国家组成的世界中管理跨国经济的问题。总之，今天的全球政治经济体系要比过去复杂得多。将来会有更多的领域、国家、问题和个人被纳入复合的相互依存关系之中。那种把世界政治仅仅描述为几个大国如同坚硬的台球在均势体系中相互碰撞的看法，越来越脱离现实了。

他们解释了复合相互依赖模式的形成。现实主义认为，国家是唯一重要的行为体系；武力是支配性的手段；安全是压倒一切的目标。如果推翻这三个假设，则是一幅不太一样的世界政治图景：国家不是唯一重要的行为体，武力不是唯一重要的手段，而福利成为压倒一切的目标。我们可以把这样一个反现实主义的世界称为“复合式相互依存”。复合式相互依存是一个思维试验，让我们想象出一个不同类型的世界政治。

他们特别指出，现实主义和复合式相互依存都是简化的模型或者理想的模型，真实的世界介于两者之间。在现实世界中最经典的相互依存的案例就是中美关系。美国从中国进口的东西远远超过出口。很明显的结果就是贸易逆差。虽然中美双边贸易是不对称的和对中国有利，但是中国的贸易行为不会使美国处于很脆弱的地位，因为美国可以从其他地方采购产品，从而对中国造成损失，而且中国也极其需要向美国出口商品。另一个方面，中国是美国商品的潜在大市场，美国国内市场对中国商品的需求量很大，这使得美国政府受跨国行为体（包括美国的跨国公司）的制约，难以对中国采取制裁措施。同时，中国经济和军事实力的迅速增长，极大影响了美国对东亚均势局势的认识，促使1995年美日安全同盟的强化。

（四）合作与国际机制

罗伯特·基欧汉后来又对国际机制（国际制度）进行了深入的阐发。他指出，可以把国际合作界定为一个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因为政策协调的结果，各国政府实际奉行的政策，被其他政府视为能够促进自己目标的实现。合作涉及相互的调整，而且，合作也只有在冲突或者潜在的冲突状态中才能得以出现。纷争是与和谐相对的，它会刺激政策调整的需求，它既可能导致合作，也可能导致持续的也许是剧烈的纷争。

按照罗·基欧汉的看法，既然国际机制反映了一段时间内合作和纷争的模式，那么对它们的重视会使人们注意到长期的行为模式，而不会把合作行动视为孤立的事件。国际机制是由各个层次上的禁制内容组成的，这些禁制内容从原则到规范到具有高度专门性的规则和决策程序不等。

从理论角度讲，国际机制可以被看作世界政治的基本特征（例如国际权力配置和国家与非国家行为者的行为）中间的调解性因素，或者是“干扰性的变量”。国际机制这个概念有助于解释合作和纷争问题。机制中的规范和规则能够对行为施加一种影响，即使它们并不体现共同的理想，但是它们被那些关心自身利益的国家和公司不断用于相互的政策调整过程中。

他进一步认为，如果利己主义者监管着相互之间的行为，以及它们中间足够多的人愿意在其他人合作的条件下也愿意合作，那么它们就可能会调整彼此的行为，以减少纷争。它们甚至还会创设和维持被称为机制的制度之类的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这些机制通过为行为者行为提供指南，来促进未经谈判而达成的调整行为的发生。被设计出来的和合适的制度，能够帮助利己主义者即使在没有霸权国家存在的情况下也能够进行合作。这意味着，利己的政府能够在共享利益的基础上，理性地去建立国际机制。政府会遵守机制中的规则，即使这样做可能不符合它们的短视利益。在多事的世界中，这种明显的自我抑制恰恰反映了理性的利己主义。

他具体阐述了国际机制的实际作用。在他看来，国际机制执行的功能是有价值的，它们降低合法交易的成本，增加非法交易的代价，减少行为的不确定性。国际机制并不否定讨价还价，相反，它们认可那些为某些目标而进行的讨价还价行为。它们最重要的功能在于推进政府之间的谈判，以达成互相有益的协议。机制还通过对各个议题的联系以及自身同这些议题的联系，影响遵守所必需的激励因素，这是因为在某一问题上的行为必然影响其他人在其他问题上的行为。

罗·基欧汉还指出，国际机制会受到未来许多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包括世界权力关系的变动，新的相互依赖模式可能导致利益的变化，新成员的加入引起国际机制成员的变动等。接受国际机制原则和规则的各国政府承担着未来的义务，而这种成本是它们现在所不能准确估算的。另外，对国际机制的承诺减少了各国政府行事的灵活性，并且限制了它们以自身短视利益为基础的行动能力。这不仅仅对机制自身，而且对国家的声誉来说可能都是代价昂贵的。同时，国际机制对于那些具有有限理性特征的组织，对于那些试图约束其继任者的领导者，以及对于那些彼此之间具有移情情感的国家，可能具有更高的价值。

他又解释了国际机制改变的根本原因。国际机制之所以改变，不是因为国家宣称的客观利益发生了转移，或是由于权力分配的更动，亦非因为政府面临的制度化条件发生了改变，而是由于人们利益观念的改变。

毋庸置疑，约瑟夫·奈等阐发的一些重要思想或论断，如一国不仅仅关注绝对收益也关注相对收益、相互依存的成本包括短期的敏感性和长期的脆弱性、不对称性是相互依存政治的核心、一国的脆弱性还取决于一个社会是否能快速反应来应对变革等，都不乏深刻的理论底蕴和有用的实践作用。同时，他们的有些论述还对国际经济协调运作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例如，多边贸易组织能够使得较为弱小的游戏者获益，不过存在着某些十分强大的游戏者推翻一些国际规则的危险；如果它不发挥作用的话，国内政治的影响就更大等。同样，罗·基欧汉对于国际机制（制度）的有关分析和重要论点，如国际机制被看作是世界政治的基本特征中间的调解性因素、它们被那些关心自身利益的国家和公司不断用于相互的政策调整过程中、它们会受到未来许多因素的影响、国际机制的改变是由于人们利益观念的改变等，都对国际经济协调运作有着直接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