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国际相互依赖理论的创立

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同样深入探讨了国际相互依赖理论。国际关系学者公认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合著《权力与相互依赖》（1977）一书为开山之作。2012年该书又出版了最新的第四版。这里先引述它的主要理论观点。

（一）复合相互依赖模式

1．相互依赖及其敏感性与脆弱性

按照罗·基欧汉和约·奈的看法，我们生活在一个相互依赖的时代。这种说法意在表明，人们普遍认识到世界政治的性质正在发生变化。相互依赖影响着世界政治和国家行为；而政府行为也影响着相互依赖模式。政府通过创制或接受某些活动的程序、原则或制度来调节和控制跨国关系、国家间关系。这些控制性安排可以称为国际机制。

他们认为，当相互依赖普遍存在时，国际冲突会以新的形式出现，甚至会呈现上升态势。但是，理解世界政治冲突的传统方式无法充分解释相互依赖条件下的国际冲突。用错误的方式和言辞诠释这些问题，将导致漏洞百出的分析和蹩脚的政策。

依赖指的是为外力所支配或受其巨大影响的一种状态。简言之，相互依赖即彼此相依赖。世界政治中的相互依赖，指的是以国家之间或不同国家的行为体之间相互影响为特征的情形。当交往产生需要有关各方付出代价的相互影响时（这些影响并不必然是对等的），相互依赖便出现了。如果交往并没有带来显著的需要各方都付出代价的结果，则它不过是相互联系而已。如果大多数乃至所有参与方都期望现状稳定，则保持势力均衡可以使各方共同获益。反之，即使参与各方可以通过合作获得巨额纯利，经济和生态相互依赖的政治也包含着竞争。

在他们看来，如果要理解权力在相互依赖中的作用，必须区分敏感性与脆弱性二者之间的关系。敏感性指的是某政策框架内作出反应的程度。敏感性相互依赖产生于政策框架内的互动。敏感性相互依赖既表现在经济方面，也表现在社会或政治方面。相互依赖的脆弱性程度取决于各行为体获得替代选择的相对能力及其付出的代价。

就依赖的代价而言，敏感性指的是在试图改变局面而做出变化之前受外部强加代价影响的程度。脆弱性可以定义为行为体因外部事件（甚至是在政策发生变化之后）强加的代价而遭受损失的程度。由于政策往往难以迅速变更，外部变化的直接影响往往表现为敏感性相互依赖。脆弱性相互依赖的衡量标准只能是，在一段时间内，行为体有效适应变化了的环境做出调整应付的代价。

他们强调，就理解相互依赖关系的政治结构而言，脆弱性尤其重要。从某种意义上讲，脆弱性着重表明哪些行为体是“别无其他情况下”的确定者；或哪些行为体能够确定游戏规则。脆弱性既适用于社会政治关系，也适用于政治经济关系。脆弱性相互依赖包含战略意义，而敏感性相互依赖恰恰缺少这一点。敏感性的迅速上升往往导致对相互依赖的抱怨以及改变相互依赖现状的政治努力。

他们得出手结论是，对国际相互依赖进行政治分析，一个颇有用的起点是，将非对称相互依赖视为行为体的权力来源。这种框架可以用于分析跨国行为体之间、政府之间或国家之间的关系。不同类型的相互依赖都产生潜在的政治影响，但它们所承受的限制各不相同。只有现存规则和规范被理所当然地遵守，或心怀不满的国家必须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才有可能迅速改变其政策时，敏感性相互依赖才有可能提供强大的政治影响力。如果某行为体因一系列规则而被迫处于劣势，该行为体有可能试图改变这些规则，如果由此付出的代价可以承受的话。如果一个行为体在基本非对称的脆弱性中处于不利地位，那么它从有利的非对称敏感性中获得的影响力非常有限。同样，如果一个国家因其经济脆弱性而被激怒，它有可能试图利用军事力量来改变不利的情势。

他们还认为，同时还要注意政治谈判过程中的“转化”。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弱国承担的义务或许大于强国，依赖性强的国家也许（或显得）更愿意承受损失。当代国际相互依赖的其他条件也倾向于限制政治家操纵非对称性相互依赖的能力。特别是小国的国内政治一致性也许强于大国。总体而言，强国的依赖性较小，但其内部也许更为分化，其政府内部协调的困难和利益冲突也将削弱其凝聚力。

2．复合相互依赖的特征

基欧汉和奈又提出了“复合相互依赖”的概念。它具有如下三个基本特征：

其一，各社会之间的多渠道联系，它包括政府精英之间的非正式联系或对外部门的正式安排；非政府精英之间的非正式联系（包括面对面的交流或通过电讯联系）；跨国组织（如多国银行或多国公司）等。这些渠道可以概括为国家间联系、跨国政府联系和跨国联系。

其二，国家间关系的议程包括许多没有明确或固定等级之分问题。问题之间没有等级之分意味着，军事安全并非始终是国家间关系的首要问题。许多问题由通常被视为国内政策的事务引起，而国内问题与对外问题的区别非常模糊。许多政府部门（并非仅仅外交部门）在不同层次上考虑这些问题。如果国家在这些问题上缺乏足够的政策协调，必然会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不同的问题导致不同的各政府内部联盟及跨政府联盟，并导致不同程度的冲突。政治并无明确的界限。

其三，当复合相互依赖普遍存在时，一国政府不在本地区内或在某些问题上对他国政府动用武力。然而，在本地区内或在某些问题上，军事力量在政府间关系中也许起着重要作用。

这里提出的三个基本条件非常符合某些全球经济和生态相互依赖的状况，也接近于勾勒出国家之间全部关系的特征。

3．复合相互依赖下的政治模式

基欧汉和奈指出，复合相互依赖条件下的政治模式不同于以往国际关系理论对世界的认识。因此，传统理论无法解释这种条件下的国际机制变迁。复合相互依赖下的政治模式主要表现为：

在行为体目标上，国家的目标因问题领域而异。跨政府政治的存在，导致目标难以确定。跨国行为体将追求自身的目标。

在政府政策工具上，适用于具体问题领域的权力资源最为相关。相互依赖、国际组织和跨国行为体的管理将是主要的手段。

在议程形成上，它们受到如下因素的影响：各问题领域内权力资源分配的变化；国际机制地位的变化；跨国行为体重要性的变化；与其他问题的联系以及敏感性相互依赖增强而导致的政治化等。

在问题的联系上，由于武力的效用难以发挥，强国实行联系战略将越加困难。弱国通过国际组织推行联系战略将衰落而非增强国际等级区分。

在国际组织作用上，国际组织将设置议程，促动联盟的建立，并为弱国的政治活动提供场所。选择处理某问题的组织论坛并争取支持票的能力将是重要的政治资源。

（二）国际机制的变迁

基欧汉和奈进一步论述了国际机制的变迁。如前所述，对相互依赖关系产生影响的一系列控制性安排称为国际机制。但是，世界政治中的规则和程序从来不像井然有序的国内政治制度那样完整和得以实施，各种制度也不像前者那样强有力或具有自主性。具体而言，他们阐发了国际机制变迁的四种解释模式。

1．经济进程解释模式

经济问题在国际政治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为经济问题的支配权而进行的斗争，是人们越来越关注相互依赖的主要原因。经济学家为了构建精确、完美的经济解释框架，往往有意避开政治问题的探讨。某些特定的活动以非政治行为为特征，但这并不意味着政治权力不重要。政治的影响可能是间接的；政治可能决定某些关系，而日常经济活动就产生于这些关系之中。

经济分析为解释机制变迁提供了重要的洞察力，但经验丰富的观察家都认为，经济分析的解释力是不够的。人们必须将明确的政治假设纳入解释机制变迁的模式中。当然，也必须将经济进程变化纳入分析框架中。

基于经济进程的机制变迁模式具有若干重要前提。第一个是技术变革与经济相互依赖的增加将使现有国际机制过时。第二个是政府必须对提高生活水平的国内政治要求迅速做出反应。第三个是资本、货物以及某些情况下人员的国际流动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并成为政府修改或重新创立国际机制以恢复其有效性的强大动力。各国政府在利益分配上激烈论争，并抱怨（脆弱性与敏感性并存的）经济相互依赖的增长包含着主权的丧失。但是，它们一般都会发现，更大的经济利益是国内的政治诉求，破坏国际经济关系或漠视国际经济关系陷入混乱所付出的利益代价，往往超过所获得的自主性权益。尽管不情愿，各国政府还是允许经济相互依赖的增长；而且它们更不情愿但身不由己地回应一体化政策要求，从而被纳入建立新型国际机制的合作中。因此，机制变迁是一个逐渐接受跨国经济活动的新规模和新形式的过程。

2．总权力结构解释模式

军事安全领域存在着高度相互依赖，并与彼此的敌对相关联，始终处于传统世界政治分析的核心。安全问题处于支配地位，军事实力的分配（加上支撑军事实力的经济基础）决定着权力结构。这个模式的吸引力在于简明扼要和预测简洁。国家间的权力发生变化（即结构变化），则构成国际机制的规则随即发生变化，以上假设提供了建构理论的根本动力。该动力处于依据总体权力结构而构建的机制变迁模式的核心。

强调总体权力结构的传统观点也可用于解释国际机制的变化。如果规则是由强国制定，则政治—军事权力的变化就会对经济机制产生影响。总体结构模式引导人们关注霸权和领导地位。经济学家认为，稳定的经济机制需要领导，即为维护机制而在谈判中放弃短期获益的意愿；当认识到自己是机制所产生的长期收益的主要受益者时，某行为体最愿意提供这种领导。

现实主义者可能会补充道，这种维持机制的领导最有可能出现在霸权体系中，即某个国家足够强大，有能力维护管理国家间关系的核心原则，并有这样做的意愿。该国还有能力废除既有的规则，阻止实施本国所反对的规则，并在新规则的确立过程中起着主导作用。在霸权体系中，主导国家同时拥有积极和消极权力。如果霸权国只是维护自身的优势地位，而无意征服他国，则他国也将从中受益。霸权国并非常常从经济上盘剥二流国家。

颇具讽刺意义的是，霸权体系的收益以及该收益的分享范围也有可能导致体系本身的崩溃。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二流国家的预期也将改变。它们不再接受单向依赖，因为不管这种依赖如何促进经济繁荣，都会给它们的政府自主权及其政治地位带来负面影响。随着体系的变化，各国预期也发生变化。由此产生的不确定性在所难免，一系列分化瓦解现象随即出现。

3．问题结构解释模式

问题领域模式认为，各个问题领域难以照常、有效地联系起来。权力资源也不可能轻易转化。军事力量在经济领域中不再发挥效力，与某一问题领域相关的经济力量可能与其他问题领域无关。问题结构模式的前提是：当应用于其他问题领域时，某问题领域的权力资源将失去某些或全部效力。作为一种理论，其解释力弱于总体结构模式，因为分析者需要更多的信息。但其区别力却强，由于问题结构模式对问题领域做出区分，它对分析当代世界政治尤其是国际经济关系至关重要。融合了复合相互依赖两种假设之长，它只是牺牲了部分预测能力，但从某些方面讲，其预测却更接近于现实。

在规则规定过程中，不仅规则包含的诸项作用受到了挑战，而且规则本身也受到了挑战。主要参与者质疑机制的性质，是否创立机制、以何种形式创立机制成为政治斗争的焦点。由此，脆弱性相互依赖的概念特别适用于该类情况。

对问题结构解释模式而言，这个区分非常重要，因为对政治活动产生影响的权力资源常常不同于问题的两个方面。规则被视为理所当然者，敏感性相互依赖的不对称可能因此而产生。如果规则受到质疑，或者国际机制为单方面所改变，引导敏感性相互依赖的原则不再赋予原先受益者以任何权益。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开始反映相对于脆弱性（而非敏感性）的不同权力资源，或可视为问题领域的基本权力结构。当某一问题领域结构的权力分配与权力实际运用的分配出现差异时，机制变迁的压力就出现了。

在相当程度上，机制变迁的原因在于，现有机制的影响和收益与心怀不满的国家对新规则结果的预期之间存在差距。如果一个国家在现行规则之下的影响力与其改变规则的基本权利资源之间不一致，急剧的（而非渐进的）机制变迁就会发生。

一旦不同问题之间成功地建立了联系，问题结构模式的解释力就会下降，因为特定问题领域的政治后果不能简单地用该领域的政治资源来解释。而且，在某些情况下，采用联系战略是贫弱国家，而非总体力量强大的国家。另一个问题是，它们只注重国家的权力能力，而忽视了国内行为体和跨国行为体。要理解管理国际相互依赖的、处于变化中的国际机制，既需要了解结构，也需要了解进程。除非与政治进程的解释相配合，单单国际结构的解释往往是不充分的。按照较为复杂的结构解释模式，机制产生谈判进程，谈判进程导致结果模式，如果结果模式与总体权力结构不一致，而最为强大的国家对此忍无可忍，减少这种不一致性的机制变迁就会出现。

对结构解释模式的批评，并不意味着人们拒绝接受它们。恰恰相反，其简单性使之成为分析机制变迁的最佳起点。在某些确切说明的情况下，这些模式具有某些解释力。这里的目的是要说明，即使国际结构理论经过仔细修正，它也只能提供部分解释。

4．国际组织解释模式

现有的规范、网络、基本能力等影响着依赖组织的能力，而依赖组织的能力影响后果，其他网络、规范和制度或许介入特定的组织形态，从而影响国际机制的性质。尽管国际组织模式包含基本结构模式所忽略或轻视的重要因素，本身仍然具有重大的局限性。它比基本结构模式更为复杂，故而需要更多的信息。它并没有预测国际机制如何因国际结构等单一变量而改变。实际上，它强调与国际组织相关的政治进程，意味着行为体战略以及实施该战略的聪明才智可以对国际机制的演变产生实质性影响。而且，它不像基本结构模式那样宿命，它给选择、决定和多层次谈判留下了巨大的回旋空间。

相比基本结构模式而言，国际组织模式所赖以建立的因素更为短暂，更有可能发生逆转。如果强国政府决定摧毁现有机制，而且它具有这样做的决心和意愿，这些机制以及与之相关联的组织将不复存在。

国际组织模式可能只适用于复合相互依赖的情景，即便如此，一旦各国政府决心运用其基本权力改变机制，则国际组织模式的预测将会流于无效。国际组织模式建立在如下假设的基础之上：国际机制将是稳定的，即不会出现破坏机制的政策变化。行为体为了自身利益而利用彼此的敏感性相互依赖；它们或许会对政策进行微调，以改善自身的脆弱性地位。但是，它们对脆弱性相互依赖的操纵是有限度的，如果政策变化过大，机制本身就会遭受挑战乃至被摧毁。

（三）全球主义的治理

基欧汉和奈又对权力做了深入的阐述。他们认为，需要区分两种根本不同的权力，即行为权力和资源权力。前者指的是获得你想要获得结果的权力；后者指的是拥有通常同你想获得结果的能力相关的资源。行为权力可以划分为硬权力和软权力。硬权力指的是通过惩罚的威胁或回报的承诺迫使他者去做本来他不想做的事情的能力。非对称相互依赖是硬权力的重要来源。不轻易受到摆布，或在相互依赖关系中以低成本摆脱控制的能力，是一种重要的权力资源。软权力是一种通过让他人做他们自己想做的事情而获得预期结果的能力。这是一种通过吸引而非强迫获得预期目标的能力。它可以通过说服他人遵从或使他们同意那些能够产生预期行为的准则或制度来发挥作用。软权力可依赖某人的观念或文化的吸引力，也可依赖通过塑造他者偏好的标准或制度设置议程的能力。

在他们看来，信息革命的最终影响是，改变政治进程，在软权力和硬权力关系中，软权力比过去更为重要。对政府和非政府组织而言，信任成为核心权力资源，在免费信息方面，更为开放、透明的组织将拥有优势。随着各国变得多元化和易渗透，政府政策的一致性会下降，但就信誉和软权力而言，这些国家将处于更为有利的位置。许多国家的政治进程将更为接近复合相互依赖理想模式。

他们还指出，“全球化”反映了相互依赖深度和广度，即其“强度”的增强。与20世纪70年代相比，全球主义强度，即相互依赖的网络密度的增加并非仅仅存在程度上的区别。“强全球主义”意味着，不同的相互依赖关系会在更多的环节上进一步地交织在一起。因此，某一地方发生的某方面事件也许会对其他地方的其他方面造成重大影响。全球化不仅影响治理，还将受到治理的影响。对于大多数人而言，追求更高水平的繁荣不能以导致混乱的不确定性为代价，因为这个代价太高了。除非全球化的某些方面得到有效的治理，否则目前的形势可能会难以为继。

基欧汉和奈特别强调，复合相互依赖并非现实世界的描述，而是从现实中提炼出来的“理想模式”。当然，这种理想模式正越来越与世界许多地区的现实相契合。在较长的时期里，新的“世界宪章”都不大可能被接受，因为世界的政治和文化多样化使得这种前景分外渺茫。然而，只要全球化继续深化下去，国家或其他行为体就会发现，它们的价值观越来越受到他者行为的影响。因此，它们将寻求管理相互依赖的影响，即管理全球化。换言之，“复合相互依赖”这种理想模式将会用于管理全球化。

按照他们的说法，这种治理至少可以采用五种形式：（1）在领土疆界内采取单边国家行为，降低脆弱性，或接受外在标准，增强竞争力；（2）强国或国家集团采取单边行动，以影响领土之外的国家、企业、非政府组织等行为体；（3）区域合作，增强政策的有效性；（4）全球层次的多边合作，建立管理全球化的国际机制；（5）跨国和跨政府合作（包括“公民社会”）以管理全球性化，其方式不涉及一致性的国家行为。

前两种形式的治理实践加强了这样相对明显的趋势：即未来全球治理的核心制度仍然是民族国家。民族国家消亡的条件远未成熟。然而，面对全球化，单边行动往往是不够的，它往往导致失败或引起对抗性反应。第四种形式的合作包括，进行多边合作，以建立全球性的国际机制。大多数国家发现，要想自己的利益得到实现，就必须进行合作。合作并不意味着和谐。相反，合作缘起于冲突，所以双方都认识到相互调整是必要的。国际机制以多种形式出现，有多种规则、争端解决程序和各种漏洞。有的机制经过一段时间后有所加强，确立了更具有强制性和更精确的规则，以及争端解决安排。例如，如果裁定失败的被告方未能履行裁决，世界贸易组织授权其他国家在自己选定的领域实行报复行动以获得补偿，而又不侵犯被告方的国家主权。这种安排有助于协调总体原则与民主政体存在国内压力集团的现实之间的关系，时间证明，它像电力系统的保险丝盒一样有效。

基欧汉和奈还指出，既不假定全球化必将持续下去，也不就全球化的最终影响做出价值判断。就全球化做出价值判断，必须依照个人对因果关系的理解（迄今的理解不尽如人意）和个人的价值观而定。由于全球化包含着变革、不确定性和风险，关于全球化的意见也应该反映不同程度的乐观、悲观和风险规避。然而，认为全球化毫无瑕疵或一无是处都是没有道理的。

必须指出，《权力与相互依赖》一书所阐述的有关理论，不仅对国际相互依赖这个国际经济协调的根本前提有着十分深入的阐发，而且直接向国际协调运作提供着不少可资借鉴的分析思路。其把国际相互依赖区分为敏感性与脆弱性的思想和提出复合相互依赖学说，具有深刻的理论内涵和相当的启示意义。它对国际机制变迁的不少诠释亦有益于人们对于当今国际经济体制的认识和变革。至于该书阐发的有些重要思想或论点，如国际相互依赖包含着竞争和各自付出代价、大国特别是强国的内部可能更为分化和凝聚力相对不够、权力拥有行为权力与资源权力两大类以及前者又有硬权力与软权力之分、全球治理方式的若干分析等，更是国际经济协调直接可以借鉴的运作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