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追梦与现实:中东欧转轨25年研究文集
- 马细谱
- 21642字
- 2021-03-24 22:33:29
第一章 欧盟东扩及其影响
第一节 欧盟东扩政策面临考验
中东欧国家入盟之利弊
欧盟东扩和中东欧入盟是双赢的结果
2004年4月,北约从19个成员国增加到26个;5月,欧盟从15个成员国扩大到25个。再过些年,欧盟将拥有近5亿人口和更多成员,实现“统一的大欧洲”,成为一支超级国际政治经济力量和多极世界中的一极。
欧盟和北约是两个不同的组织,它们的一体化进程是分开进行的,但都是扩大和联合的过程。加入欧盟和北约的新成员,特别是原社会主义国家,都是联合的欧洲大家庭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双扩既是这两个组织的战略需要,也是各申请国的既定目标。
欧盟走过了一条从一个地区组织变成全欧洲共同体的艰难曲折道路。这次欧盟向东扩展,实现了“15+10”,总人口超过4.5亿。这一数字比美国和俄罗斯的人口总和还多。扩大后的欧盟约占世界贸易的19%,占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1/4。它的对外直接投资占全世界的46%,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占全世界的24%。
欧盟早在1994年就作出了吸收中东欧国家入盟的战略性决定。欧盟认为,这一次“扩大是欧洲政治上的需要,也是历史的必然”。也就是说,东欧剧变后,一方面欧盟要抓住机会扩充成员,以实现“大欧洲”思想;另一方面东欧原社会主义国家想搭上西去的列车,以达到“回归欧洲”的目的。所以,十几年来,中东欧国家为了加入欧盟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在政治方面,这些国家的政党一致认同多党竞争是结束过去一党垄断和促进社会发展的“最佳途径”。通过制定新宪法和一系列立法,政治改革的任务比较快地完成了,建立了多党议会民主制和法制。
在经济方面,这些国家无一例外地进行了私有化,即把国有企业通过出售的方式转变为以市场为杠杆的企业。土地私有化已经完成,大部分的企业私有化也基本结束,开始大量引进外国的投资、高新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经验。例如,在匈牙利100个最大的企业中,有70个是外资企业。它们占匈国内生产总值的50%以上。私有经济成分在中东欧国家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一般达到70%—80%。这些国家已基本实现市场经济。经济增长速度为年均3%—5%,这超过了欧盟老成员国的速度。
在社会方面,中东欧国家遇到了最痛苦的改革,至今这一过程尚未结束。诸如社会保险、医疗制度和文教卫生等体制都触及社会各阶层乃至每个人的切身利益,有人得益、有人受损,人群之间和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仍在拉大。所以,这方面的改革任务艰巨,难度较大。
在外交方面,中东欧国家彻底改变了战略伙伴和结盟的关系。它们离开经互会和华约后,进入北约,参加欧盟,把亲美欧大国作为对外政策的基本目标。在摆脱苏联的控制后,与俄罗斯保持一定的距离。
中东欧在加盟入约问题上取得突破,对我国有可能产生某种不利的影响
有识之士指出,无论欧盟还是中东欧的现存制度,都要经受一次带转折性的考验。有人还认为,这是一次“震撼式”挑战。且不说欧盟此次扩张要改变自身的法律和制度,中东欧国家更是要为“欧洲一体化进程”付出包括牺牲部分国家利益在内的代价。
例如,为了融入欧洲,入盟候选国必须政治上全盘西化、经济上全面开放、军事上彻底“北约化”。于是,中东欧各国国民经济的战略部门和关键行业要面向欧盟私有化,由外国资本控制;进出口贸易首先应在欧盟统一市场内进行,变成老成员国的原料基地和产品销售市场;内政外交也要全面倒向西方,从而沦为欧盟的“二等公民”。为了入盟,波兰、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要为北约和美国开放军事基地,斯洛伐克和保加利亚需要关闭能赚取外汇的核电站,塞尔维亚要在科索沃独立问题上作出牺牲,马其顿要向境内的阿尔巴尼亚族妥协,等等。
为此,我们更应加强对策研究,提高危机感。中东欧国家入盟给我们带来的一些不利影响,主要表现为下面几个问题。
1.要防止在对东欧剧变和改制转轨认识问题上出现反弹。回顾15年来中东欧国家改制转轨和入盟的进程,今天越来越有必要对这种社会剧变所产生的结果进行更加冷静的思考。
首先,剧变对原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造成了灾难性后果。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遭到毁灭,经济下滑到了危机的程度。剧变后,中东欧国家民族矛盾不断,社会不稳定,国家出现分裂,人民不团结,70%—80%的人生活贫困,两极分化严重,百姓怨声载道,精神和道德水准倒退。中东欧复辟了资本主义,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其次,十几年来,中东欧国家也取得了一定的进步,社会经济正在稳步发展。特别是最近两三年,这种趋势越来越明显。从现在起,这些国家之所以能够陆续被接纳入盟,说明它们在政治和经济发展方面,履行和达到了欧盟的一些基本要求。这些要求包括政治上拥有稳定的民主机制,法律至上,保障人权和保护少数民族权利;经济上实行有效的市场经济,经得起欧盟内部市场竞争的压力。
因此,面对这种蛊惑,我们除继续“沉着应对”外,还需要高度警惕这种颇具影响力的挑战和心理战。毫无疑问,东欧发生制度变化,是社会主义制度遭受的重大挫折。但绝不能由此得出社会主义运动已彻底失败、社会主义的理论也不正确和社会主义根本没有前途的结论。我们还应该看到,中东欧国家融入欧洲是个漫长的过程,在未来的10—20年里仍是“磨合期”,而真正达到欧盟的平均经济水平恐怕比这个时间还要长得多。
2.要防止在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进行简单类比。前些年开始,中东欧学者普遍认为,政治体制方面的改革优于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值得肯定的成就。所谓政治形势好于经济形势,主要是指东欧国家无一例外地废除了垄断性政治体制,通过了新宪法,基本确立了多党议会民主政治制度;有了思想、信仰和言论自由,有了个人和集体结社的自由;还有了由民主机制产生的总统、议会、政府,等等。与此同时,他们还发表煽动性评论说,中国的经济改革非常成功,堪称东欧学习的榜样,但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这无疑又使我们面临新的压力,增加了加速政党体制和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紧迫感。
3.要警惕经贸关系的发展受到欧盟的更大制约和干预。中东欧国家跟欧盟地理上相连,人员交流频繁,物流通畅,运输成本低,有许多经贸合作的优势。从中东欧各国的对外贸易统计资料看,它们60%—70%的进出口贸易是同欧盟成员国进行的。欧盟还是中东欧国家最大的投资国,它基本上控制了入盟国和入盟候选国的银行、大企业、交通、电信、能源等重要经济部门,拥有最多和最大的合资或独资企业。今后几年,随着大多数中东欧国家入盟,西欧大型跨国企业将加速东移,或收购波、捷、匈等国的国营企业,或在那里投资建厂,以加大高新技术的开发和转让。同样,中东欧的企业也将西进,寻找新商机。它们迈向欧洲信息化社会的步伐无疑会进一步加快。显然,这一进程有可能给我国同中东欧的经贸关系造成消极的影响。因为自入盟之日起这些国家将采用欧盟统一的贸易政策面向中国市场。
鉴于目前我国与中东欧国家经济项目规模小、数量少,没有形成强大的生产能力,外贸中我方又存在巨额顺差、双方贸易严重失衡。所以,一旦这些国家受到欧盟特殊限制,抑或采取所谓反倾销措施,这对我国与这些国家的贸易额的进一步扩大会产生一定影响。
另外,我们对其他一些消极因素也要有清醒的认识和充分的思想准备。例如,中东欧新成员国法制不健全,社会上存在一小股右翼反华势力,它们在处理台湾问题、西藏问题和人权问题时可能制造麻烦,同我国出现摩擦。一旦受到美国煽动,它们可能会追随美国的立场。
中东欧国家入盟利大于弊,也给我们带来了进一步加强中欧合作的机遇
对中东欧国家来说,加入欧盟和进一步融入欧洲一体化,将给这些国家带来许多政治、经济方面的好处。首先,政治上将按照欧盟的要求,健全和完善法律制度,巩固民主化成果,在社会制度的各个方面全面融入欧洲。其次,经济上将注入欧盟的活力,利用欧盟的高新技术和资本,逐步缩短跟欧盟老成员国经济发展的差距。据称,入盟国要达到欧盟的平均经济水平原来需要30—50年的时间,入盟后用20—30年的时间即可做到。再次,财政上可以获得欧盟诸如入盟基金、农业基金、结构基金、地区发展基金等补贴;同时,由于实现了人员和劳动力的流动,亦可赚取一定数量的外汇。还有,安全上可以得到北约和欧盟的保护,彻底从东西方“冷战”的夹缝中走出来,抵御俄罗斯的压力。所以,波兰报纸认为,入盟是波兰“几百年来从未有过的机遇”,是“走向繁荣富强的起点”。
欧盟也认为10个新成员国加入欧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欧盟的扩大“将最终消除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东西方对抗和冷战造成的欧洲分裂”。
同样,对于中东欧国家入盟,我们也可以持谨慎的乐观态度。如果说东欧剧变以来,我们奉行的是“韬光养晦”的外交政策,那么随着原东欧国家的入盟,我们的外交策略自然应进入“有所作为”的时代。中东欧国家入盟正好为我们搭起了一个新的平台,也为我们加强和扩大与欧盟的关系创造了新的机会。
目前,中东欧国家的政党都同我国建立了正式联系,同我国关系较好,其领导人大都实现了访华。我国与中东欧之间既无悬而未决的问题,又无根本利害冲突,巩固和加强双方在各个领域的合作,符合各自的利益和愿望。这些国家同我国的贸易额到2003年底已超过76亿美元,预期不久将超过100亿美元。双方经济合作水平还不高,仍有较大的发展余地。
从1998年以来的四五年里,中国对欧盟10个新成员国的出口已经增加两倍以上,即从23.74亿欧元增长到了2003年的76.32亿欧元。下表反映了1998—2003年10个新成员国从中国的进口增长情况(单位:百万欧元):
资料来源:欧洲统计局(又见欧盟驻华代表团编印的手册《更加统一,更加多样》,第29页)。
这样,中东欧国家在入盟前和入盟后,都使我们面临着机遇,可以说有不少有利因素:(1)在政治上,欧盟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反对制造“两个中国”。欧盟对台政策会对新成员国产生一定的影响和约束,在台湾、西藏和人权等问题上新成员国会趋于慎重。(2)在经贸方面,随着欧元坚挺和货币统一,新成员国会规范经贸活动,改善投资环境,提高产品质量,这为我们带来了商机和投资机会。(3)欧盟已几次制定对华关系文件,最近我国也有了对欧盟政策文件,这是加强和发展双方关系的准则。我国与欧盟就人权问题进行着广泛的交流和对话。(4)中东欧国家与我国有过相当长一段时期的友好交往,有进一步扩大合作的经验和基础。
特别是经贸合作方面的机会和潜力不小。入盟后,新成员国的关税也会降低到欧盟的水平。这样,中国企业在与新成员国的贸易将因关税的降低而受益。欧盟的扩大还意味着中国可接受更多国家的普遍优惠制(普惠制)。随着欧盟的扩大,所有新老成员国都将对中国的制成品和半制成品给予普惠制。中国企业将从中受益,因为它们将享受优惠关税,从而增加出口,增加利润。
中东欧国家入盟,会成为促进中国与这些国家进一步合作的有利因素,为双方的经贸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同时,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存在的一些贸易不规范的不利因素将会被逐渐消除。尽管这些国家加入了欧盟,但它们也致力于发展同其他国家和非欧盟成员国的经贸合作。
(原载《欧盟东扩与世界格局》,研讨会文集,2004年)
欧盟为何欲暂停东扩
2004年,欧盟完成自己历史上一次最大规模东扩时曾欣喜若狂,称在“彻底结束社会主义制度”和“实现民主化”方面取得了“历史性的胜利”。然而,时隔两年,欧盟却对2007年1月1日有条件地接纳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表现出烦躁不安,颇有微词。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2006年9月25日公开表示:“1957年以来的第五次扩大可能是很长时间内的最后一次。”这意味着保罗两国加入后,欧盟的大门开始关闭。欧盟为什么不想继续“扩大战果”呢?一句话,欧盟患上了东扩“疲劳症”和“恐惧症”。这些症状集中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1.欧盟经济不景气,失去继续东扩的活力和能力。早在2000年欧盟制定里斯本战略时,就提出欧盟GDP的年均增长率应为3%。但直到今天,大多数老成员国还远远低于这个水平。欧盟的经济增长速度、就业率和创新能力远低于其他洲,尤其是亚洲。受能源和服务价格上涨的影响,人民的实际生活水平在下降。尽管欧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力图改变停滞不前的状况,但各成员国的民族利益常常制约着欧盟内部统一市场的发展。近年来,欧盟日益增长的保护主义、民族主义、虚无主义和东扩的巨额开支延缓了其经济发展。2006年5月,欧盟东扩代表奥里·雷恩在欧洲议会承认,东扩要考虑欧盟的吸纳能力和自身的准备。因此,继续东扩有可能放慢速度。
2.老成员国对东扩心存疑虑,支持率越来越低。目前,欧盟内部对继续扩大持悲观态度的人居多。2005年,围绕欧盟宪法草案的讨论并最后遭到法国、荷兰等国的否决,实际上是对进一步扩大投了反对票。欧盟中的多数公民认为,欧洲既有地理界线,也有政治和文化界线。同样,东扩也应该有个范围,不是越大越好。他们说,如果让土耳其、乌克兰、格鲁吉亚或高加索地区的国家都入盟,那欧盟还有什么共同的政治和经济基础、共同的文化和价值观!据2006年7月英国《金融时报》在《欧盟多数人感到厌倦,希望停止扩大》一文中讲到,“老欧洲”对继续东扩的支持率在不断下降:2003年,15个老成员国的支持率为47%, 10个候选国的支持率为66%;到了2006年,老成员国支持的人为41%,反对的人达46%。如果把10个新成员国计算在内,目前在整个欧盟范围内,支持欧盟进一步扩大的人只有45%,不到一半。而持反对意见的人也达到42%—53%。在德国,支持者仅占28%,反对者却高达66%。欧盟中多数人对“政治东扩”感到厌倦,不愿继续“埋单”,希望停止扩大。
概括起来,欧盟纳税人普遍存在“三怕”:一怕成百上千亿的欧盟基金和补贴让成员国瓜分,减少自己的社会福利。他们说,2004年吸收10个新成员,欧盟将花费1000亿欧元(到2009年);保、罗两国到2009年也将需要450亿欧元。这种代价太高。二怕自己的工作岗位被新成员国廉价的打工者所取代,失去工作机会。据英国政府统计,2004年5月至2006年6月,在英国找到工作的东欧人有60万人,德国也向新成员国工人发放了50万个工作许可证。波兰每年出国谋生的人高达50万人。三怕基督教文明受到冲击,引发教派矛盾。在欧盟25个成员国中,天主教国家最多,只有希腊和塞浦路斯是东正教国家。随着东扩的延伸,新入盟的将主要是东正教国家,还有伊斯兰教国家和地区,如土耳其、阿尔巴尼亚、波黑、科索沃等。届时,欧盟就会跟中东国家共边界,与伊斯兰教派共处,人们确有担心的道理。
3.欧盟领导人也意识到,盲目东扩会失宠于民,并威胁自身的领导地位。欧盟总部的决策者和主要成员国领导人发现,近两年他们的决策效率低下,屡遭失败。欧盟宪法表决近乎流产,英法工人罢工和学生罢课,恐怖威胁加剧,关于欧盟的预算和财政问题争吵不休,这些都是向继续东扩发出的挑战信号。如果他们不正视现实,不尊重民意,不遵守游戏规则,他们就得不到选民的支持,就会失去自己的权力。于是,最近围绕欧盟东扩及其前景问题的讨论异常激烈。有人认为,欧盟一体化的潜力已达到极限。既然内部消化不良、疲惫乏力,那就应该开始“休整”或“暂停”,甚至“刹车”,以利于今后“再战”。尽管这不是理想的一招,但欧盟中的保守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人都同意这种观点。也有人提出,欧洲一体化进程要继续下去,但必须改变观念,选择新的模式。欧洲的历史、政治、经济、民族、文化是多元的,一体化也不可能“一刀切”。有的国家想加入欧盟,有的国家愿意留在外面,还有的国家甚至想出去。但这并不影响各国为建设欧洲大厦作出各自的努力和贡献。所以,欧盟同一部分申请国或候选国建立“特殊的伙伴关系”乃明智之举。或者说,东扩还存在“第三条道路”。这些国家将以最紧密的方式保持与欧盟的伙伴关系,但它们不一定享受欧盟的完全成员国地位,作为欧盟拥有特权的邻居,同样可以参加欧洲的一体化进程。例如,瑞士和挪威等国并不是欧盟成员国,但它们跟欧盟的关系非常密切。欧洲有大小40多个国家,难道都要入盟才是最正确的选择吗?还有人强调,欧盟应该放弃政治野心,转而注意经济效应。1993年欧盟在确定吸收中东欧入盟申请国时,规定了三条标准:一是政治标准,即民主、法制国家、人权、尊重少数民族权利;二是经济标准,即有效的市场经济;三是接受欧洲法则。但是,现在中东欧国家的政党格局和社会制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欧盟不能再把政治标准作为唯一的标准,地缘战略已不再是最主要的东扩因素。因此,欧盟在没有找到新的“接纳机制”和出路、改革其机构使之能提高吸纳新成员的能力之前,应该停止继续东扩的战略和策略。
4.实际上,中东欧国家加入欧盟,是由欧盟掏腰包,由欧盟纳税人“埋单”,而真正获益的是美国。由于入盟之前中东欧申请国必须先进入由美国掌控的北约,所以美国待这些国家入约后,就力挺它们入盟,甚至派专家到候选国帮助它们出具“达标”的证明,把社会经济发展的沉重包袱扔给了欧盟。美国则一方面夸奖这些国家代表“新欧洲”,并向它们出售军火,美其名曰帮助它们加强“国防与安全”,从而获取政治和经济好处;另一方面又加紧为自己寻找合适的军事战略基地,把矛头指向俄罗斯等国。美已与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签署了建立多个军事基地的条约,并将择机在波兰修建反导弹基地,在捷克部署早期预警雷达站,等等。西巴尔干和土耳其等国更是愿意向美提供军事基地,以换取入盟资本。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6年11月7日第3版)
东扩之后欧盟面临新考验
欧盟2004年第一次东扩包括中东欧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等10个国家,迈出了一大步;2007年吸纳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跨出了一小步;下一步看准西巴尔干国家,怎么走还在犹豫不决。欧盟狂热扩大后,内部的贫富差距比它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悬殊。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存在较为发达的西欧和相对落后的中东欧,实际上出现了两个欧盟;而在中东欧,又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批入盟的中欧国家,第二批入盟的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以及候选入盟的西巴尔干国家。这就是说,欧盟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政治经济共同体。所谓欧洲一体化,完全是把地缘政治、西欧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放在首位,至于经济、外交、能源、人民生活水平等都是第二位的问题。所以,从东扩的结果来看,老成员国产生了东扩“疲劳症”和“恐惧症”,而新成员国则出现了东扩“后遗症”。东扩不能取代各国的民族、历史、宗教和文化特征。任何强加于人的做法只会激起欧盟内部的民族主义活跃,使内部出现难以愈合的裂痕。所以,东扩有其积极的一面,同时也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东扩已造成“综合征”,折射出欧盟一些深层问题,欧盟面临新的挑战和考验。
欧盟东扩出现了“疲劳症”
1.欧盟老成员国经济出现衰退。21世纪初,欧盟开始实施它历史上最雄心勃勃的东扩计划。当它由15个成员国变成27个后,它的面积扩大,人口增加,为它未来成为多极世界中的一极奠定了基础。欧盟从东扩中得到了地缘政治上的好处,而加入俱乐部的新成员国也确实利大于弊。但是,欧盟并没有因此在经济和军事上强大起来,新入盟国却从此处于边缘地位。
由于近年来石油价格攀高和受美国次贷危机影响,欧洲经济不稳,欧元持续走低。德国、英国、西班牙等欧盟老成员国的经济出现了2001年以来最明显的低速增长。英国2008年的经济增长速度预计不会超过1.2%。2006年,欧盟的经济增长率曾达3%。欧洲央行曾预测2008年欧洲的经济增长为1.52%—2.17%,现下调至1.1%—1.7%。据经合组织预测,欧元区15国的经济增长率将从2008年6月预计的1.7%调降为1.3%。2008年7月,上述15国的通货膨胀率达4.1%,远远超出欧洲央行预计的2%。同期失业率也高达7.3%。27个成员国中西班牙最高,为10.7%,德国为7.3%。新成员国入盟头两三年经济快速增长,之后也都放慢了发展速度。捷克、波兰和斯洛伐克年增长保持在5%左右,匈牙利近两年为1.5%—3%。欧盟成员国由于物价上涨过快,人民生活水平受到影响。这种情况致使主要经济大国德国等国的企业在中东欧的投资减少、利润降低。前几年,老成员国纷纷在匈牙利、捷克、波兰、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乌克兰和塞尔维亚低价购地买房和其他不动产。在美国次贷危机的冲击下,西欧国家开始抛售在上述国家的不动产,以求低利润或保本。
奥地利是欧盟东扩的最大获利者。2003年以来它同12个新成员国的贸易顺差增加了3倍。由于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以及波罗的海等国消费高,而经济水平低,通胀加剧,预算赤字指望外部资金,已出现财政危机。奥地利在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斯洛文尼亚的投资高达260亿欧元,有很大的风险,不得不开始撤资。
国际分析人士认为,欧盟扩张越大,贫富差距、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的差距也越大,宗教矛盾也越突出。第一次东扩只有个别成员国是东正教国家,第二次接纳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也是两个东正教国家,第三次东扩到西巴尔干国家大部分是伊斯兰国家和东正教国家。欧盟很难制定行之有效的宗教和文化政策,以缓解民族和国家之间的摩擦。有人讥喻欧盟对外是“纸老虎”,对内是一台“生锈的机器”。我们不能说这都是欧盟东扩的结果,但东扩产生的后果确实令人担忧。
2.《里斯本条约》遭遇拒签危机。2007年10月19日,欧盟成员国签署了《里斯本条约》以取代2005年险些导致欧盟分裂的《欧盟宪法条约》。该条约要求在2009年生效之前各成员国先批准通过。《里斯本条约》提出,要进一步巩固东扩成果,继续和改革一体化进程。首先,实现政治一体化,即把各成员国的主权越来越集中到欧盟的中央机构,如欧洲议会、欧盟委员会、欧洲法院,甚至要设“外交部长”职位;其次,实现经济一体化,即开展自由贸易和使更多的国家进入欧元区;最后,社会一体化,即随着欧盟国家之间边界开放和人员自由流动,使各民族国家的人民变成“欧盟公民”。欧洲向来以出理想家、思想家和创新家闻名,但理想变成现实需要时间,需要智慧。如果欧盟的如此“一体化”成功,那么民族国家的职能将大大削弱,各国公民的权利也无法得到保障。难怪该条约一出笼,爱尔兰和波兰就说“不”。
2008年6月12日,爱尔兰第一个在全民公决中53%的人投票反对这个条约,全国投票率不超过50%。这给了欧盟当头一棒。紧接着,7月2日波兰总统卡钦斯基拒绝批准波兰议会已通过的《里斯本条约》,认为“眼下《里斯本条约》的问题已经毫无意义”。2008年下半年法国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重点放在农业政策、移民和气候等问题上。欧盟政治精英们努力向成员国游说,寻找摆脱欧盟改革危机的出路,挽救该条约。欧盟宪法和《里斯本条约》都是东扩之后出现的新问题,后者的命运是否比前者好,还很难说。但这次条约受挫充分暴露出目前欧盟领导层和民众之间的隔阂,说明欧盟又一次面临民主信任危机。如果《里斯本条约》受阻,那就意味着继续东扩是不可能的。欧盟、北约顽固东扩,威胁世界其他国家的安全与利益,必然与其对应,欧盟、北约将自食其果。
3.中东欧“移民潮”不堪重负。由于西欧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和出生率降低,服务费用上涨,所以劳动力短缺,尤其是建筑业和服务行业尤为突出。在接受移民越来越严格的情况下,西欧老成员国往往通过各种渠道引进临时性打工者。中东欧国家入盟后,前往老成员国谋生的人数明显增多,其侨汇成为这些国家的一个重要收入来源。据国际移民组织的资料,2007年底在德国有90万注册的东欧劳工:波兰人32.4万、斯洛伐克人23万、罗马尼亚人20.2万、保加利亚人8.2万和匈牙利人2.7万。这些劳工都停留3个月以上时间。但实际人数却远远成倍地高于这个数目。据欧盟的官方统计,每年有150万合法打工者和35万—50万非法打工者进入西欧。仅在意大利和西班牙就有150万—200万罗马尼亚工人,波兰有近200万人在西欧工作。2007年波兰人从西欧汇往国内的钱高达41亿欧元,这还不包括银行以外的汇款和携带款。同一年罗马尼亚官方称来自西欧的劳务款有47亿欧元。罗报刊认为,实际劳务收入约5倍高于银行公布的数字。匈牙利工人每天都自由进出奥地利,他们的收入无法统计。另有资料说,劳工收入占波黑国内生产总值的20%,占塞尔维亚和阿尔巴尼亚的15%以上。
西欧对东欧劳动力既需要又担心,主要是担心他们参与犯罪活动,当然也担心他们冲击本国的就业市场。还有,每年成百万的劳动力大军涌入,欧盟怎么解决这些人的人权和法律地位问题,应该制定什么样的移民政策,等等。面对滚滚而来的移民潮,欧盟意识到这是东扩后自东向西的一股洪流,但又不能修筑一堵墙将它挡住。于是,各老成员国各自为政,各显神通,制定了较为严厉的移民政策。西班牙遭遇1993年以来的最高失业率(2008年7月达到约11%),要求100万移民离境;英国境内定期有70万波兰人及50万非法移民,英推出近40年来最严格措施,对雇用非法移民的雇主处以1万英镑的罚款,多数英国人希望限制外来移民;德国本身有300多万失业者,它主张吸引高素质、受过高等教育的专门人才和技术熟练劳动者;法国决心尽量遏制移民潮,对自愿回到中东欧国家去的移民给予奖励金,等等。老成员国希望吸纳中东欧的技术移民,减少普通体力劳动者进入欧盟劳动力市场,而这又造成中东欧国家的智力人才大量外流,损害了新成员国的国家利益。2008年9月17日,德国报刊公开写道:“东欧工人是古老欧洲的现代奴隶。”
4.中东欧反对东扩的声音依然存在。中东欧各国的共产党人纷纷表示,他们不支持或者有条件地支持成为欧盟的正式成员国,坚决反对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他们认为,加入北约和欧盟,违背了民族利益,使自己国家丧失主权,处于半独立地位,沦为美欧的半殖民地。他们主张奉行本国的本民族的和平外交政策。例如,捷克和摩拉维亚共产党承认欧盟存在和东扩的现实,但拒绝欧盟这种组织形式。该党强调国家主权,要求捷克在欧盟内捍卫自己的“民族利益”;斯洛伐克共产党支持融入欧洲一体化进程,但从维护民族利益出发不赞同入盟时签订的条约。又如,南斯拉夫新共产党对加入欧盟和北约均持否定态度。它认为,北约是美国一手操纵的一个“具有全球侵略和反动目的的组织”,是一个反对共产主义的组织,是1999年入侵南斯拉夫的敌人。它发动了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争。同样,欧洲联盟也是北约的一部分,是代表大资本家利益的国家集团。加入欧盟将会丧失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独立和失去民族特性,成为“二等公民”,变成西方的附庸和半殖民地。欧盟东扩的根本目的是“掠夺资源、控制市场和战略空间”。
同时,在中东欧国家反对加入欧盟的不光是共产党。像捷克的极右政党共和党、保加利亚的极端民族主义政党“进攻党”(阿塔卡)和罗马尼亚的“大罗马尼亚党”等都担心欧洲一体化将使国家失去独立和主权,都认为国家为入盟而“牺牲了民族利益”,公开反对自己的国家进入欧盟。
东扩产生了“后遗症”
1.新成员国纷纷成为美国军事基地。尽管新成员国组织上加入了欧盟俱乐部,但它们在军事上离不开美国,而经济上又需要俄罗斯。中国有句俗语,叫作“人在曹营心在汉”,借喻新成员国较为合适。
中东欧新成员国面对一系列导致国际局势紧张的事件,不得不屈从美国,寻求美国的“保护伞”,执行一条亲美路线。早在欧盟东扩前夕,中东欧各国政府就追随美国的单边主义政策、支持北约的扩张主义行径。它们纷纷支持以美国为首的北约1999年对主权国家南斯拉夫联盟狂轰滥炸,支持美国出兵阿富汗和入侵伊拉克,把自己国家绑上美国战车,提供陆地和空中走廊,甚至充当美军的牺牲品。
美国为了进一步控制巴尔干国家,2005—2006年在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两国建立了7个军事基地,为美军从德国基地移师中东欧作准备。显然,美国在巴尔干修建军事基地的真实意图不是为了反对恐怖主义活动,也不是为了巴尔干国家的民主化和稳定,而是为了争夺和控制里海和中亚的石油天然气能源,并最大限度地挤压俄罗斯在该地区的空间,缩小其影响。
2008年7月8日,美国国务卿赖斯和捷克外长施瓦岑贝格就在布拉格签署了关于美国在捷克兴建反导雷达预警基地总协定。协议规定,一旦欧洲遭到导弹袭击,美将优先向捷提供保护,承担保证捷免遭弹道导弹袭击的全部责任。美国在捷克和波兰部署反导系统是美全球战略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把矛头指向俄罗斯,为北约下一步东扩做准备。俄媒体称这是“逼向俄战略核力量喉咙的刀子”,俄将作出强烈反应。
2008年8月20日,波兰无视北约伙伴和欧盟成员国的异议以及俄罗斯的愤怒,在华沙同美国签署在波领土上部署美国导弹防御系统。外电纷纷评论说,波兰此举不会得到“更大的安全”,而是在冒“更大的风险”。它同传统的反俄派捷克一起“拥抱”美国,傲视欧盟,挑衅俄罗斯。
其他新入盟国和入盟候选国,也都愿意向美国献媚,把本国领土提供给美国建军事基地和导弹防御系统。一个所谓“统一的、共同的”欧盟到头来众叛亲离,被美军一个一个控制,这恐怕不是欧盟东扩的初衷。
现在“追美”风又从科索沃转到了高加索地区。在2008年8月的格鲁吉亚与俄罗斯冲突中,波兰、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都派军舰同美国和北约的舰艇一起在黑海“军演”,声援格鲁吉亚,抢占俄罗斯的地缘战略空间。俄反对北约东扩至乌克兰和格鲁吉亚,反对美国军事基础设施向它的边界线推进。如果北约一意孤行继续东扩,必然遭到俄罗斯的顽强抵抗。
新成员国同意在自己领土上修建美国军事基地,既违背了欧盟同俄罗斯的双边关系准则,又违背了北约同俄罗斯的协议原则。北约和欧盟都承诺在新成员国领土上不得部署北约的武装力量。否则,这将导致新的军备竞赛,而那些设有美国军事基地的国家首当其冲会成为俄的打击目标。
乌克兰和格鲁吉亚参加北约将使欧盟北约为这种地缘战略付出相应的代价。一旦冷战重新爆发,欧盟北约同俄罗斯对抗,前者可能降低条件,不顾纳税人的反对,加快双东扩的步伐。这样,这两个组织就有可能出现内部分裂,会像历史上任何一个庞大帝国一样由盛到衰,走向灭亡。难道欧盟和北约会为了一个格鲁吉亚而不惜同俄罗斯一搏?也许只有冷战年代蹩脚的政治家才会这么想,这么做。
2.波兰在欧盟谋求大国地位的倾向加剧。波兰入盟后,多次表现出要求摆脱从属地位的强烈愿望,向老成员国伙伴说“不”。华沙希望在对俄罗斯和对美国的双边关系准则上,在批准欧盟重要文件方面拥有自己的独立政策和发言权。波兰是中东欧新入盟国家中唯一一个敢于同时向柏林和莫斯科叫板又不轻易向布鲁塞尔妥协的成员国。波兰的对外政策总是坚持民族利益优先,又掺杂着历史情感。
波兰面积31万多平方公里,人口3800多万,在国外的波侨有2000多万,其中在美国有1060万。波兰是欧盟第六大国,在中欧起着重要的地缘政治作用。波兰成为北约和欧盟的正式成员国,它便纳入了西欧和美国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势力范围。它有1000多公里长的边界变成了欧盟的东部界线,这使它既想成为欧盟东线的“边裁”,又想充当进一步东扩的“发令员”。2007年12月21日,波兰加入申根协定,它同立陶宛、德国、捷克和斯洛伐克长达1880公里的国界线全面开放。2011年下半年波兰将成为欧盟轮值主席国。2012年波兰将和乌克兰一起举办欧洲足球锦标赛。尽管这样,波兰仍认为它处于欧盟的边缘地带,受到西欧大国的歧视。所以,它在欧盟政治舞台上坚定地捍卫“波兰的利益”。2005年波兰右翼政党法律与公正党和公民纲领党上台后,民族主义势力抬头,波兰同布鲁塞尔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唱对台戏,而同美国的“战略伙伴”关系却日益密切。波兰是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中的忠实盟友,到2007年11月已在那里死亡22名军人,但波兰政府对此不以为然。美国利用波兰来抑制法国—德国轴心和牵制俄罗斯,使波兰和英国一起成为自己在欧盟东西方向的“特殊盟友”。欧盟则视波兰为美国在自己内部的“特洛伊木马”,认为波兰的一些做法“太过分”。
3.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未完全兑现入盟承诺。2007年1月1日,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在部分领域还存在诸多问题的情况下加入了欧盟。这是保、罗两国长期努力的结果,也是欧盟地缘政治的需要。入盟近两年,保、罗两国在司法建设、反腐败的监督和农业基金与结构基金的运作管理方面,都没有严格遵守欧盟的纪律约束,以致遭到欧盟的严厉批评、警告和处罚。
2008年7月,欧盟委员会发表监督报告称,罗马尼亚已建立起发挥功能的体制,但其基础很脆弱,其在打击腐败和发挥议会作用方面“难以令人满意”。该报告指出保加利亚打击腐败不力,使用欧盟基金“缺乏监督检查和透明度”。欧盟委员会决定对保加利亚冻结4.86亿欧元的援助,以示惩罚。监督报告还指责保“高层领导人”为黑社会势力提供“政治保护伞”,对惩办诈骗团伙和刑事犯罪“软弱无力”。欧盟有关人士警告说,如果保、罗两国不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和兑现入盟时的承诺,它们加入欧元区和申根协定将变得非常困难。
对此,2008年7月25日英国《经济学家》杂志的文章评论说,如果人们想知道欧盟是怎么以“最腐败的方式挥霍纳税人的钱”,那就请看看新成员国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的例子吧!尽管布鲁塞尔对保罗入盟以来的表现失望和愤怒,但它不敢贸然行动。因为欧盟一旦采取严厉措施,既怕动摇其他巴尔干国家入盟的信心,又怕刺激东南欧民族主义抬头。西欧老成员国的媒体一方面认为保罗滥用欧盟的基金和补贴,越来越成为欧盟的“负担”,另一方面又对欧盟的“宽松”政策不满,认为两个最新成员国的态度使“欧盟的形象受损”,使“欧盟的有关机构失去了信誉”,是“欧盟东扩中一个坏的信号”。如果欧盟委员会再不采取果断行动,这将意味着“东扩进程的结束”。
4.俄罗斯欲控制东南欧的能源资源。2008年初,俄天然气工业公司和意大利石油天然气公司(“埃尼”)经过近两年的策划,正式成立了叫作“南溪”的天然气管线共同公司。所谓“南溪”是指将由俄控制的中亚天然气从俄海岸穿过黑海海底,途经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和匈牙利输往意大利、中欧和西欧。为了实施该方案,俄于2008年1月18日、1月25日和2月28日分别同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和匈牙利签署了关于修建和使用“南溪”天然气管道合作协议。俄通过能源资源重新塑造自己在东南欧国家的形象,并基本实现了借助控制该地区能源市场以保留其影响力的目的。
保加利亚是俄在东南欧的传统盟友。近20年来,尽管保在政治上、外交上和军事上已完全倒向西方,但保的经济和文化领域深受俄影响,尤其是石油和天然气完全依赖俄。2006年保俄贸易额达41多亿美元,俄是保第一大进口国,居保外贸的第二位。其中石油、天然气和核燃料以及煤就占37亿美元。在外国对保直接投资方面,俄也居第二位。俄保不仅签订了“南溪”天然气管道协议,而且俄保还在2006年签署了电力协议,由俄承担建造保“贝列内”核电站。俄已在保的能源政策中起着主导作用。塞尔维亚急于以优惠的条件让俄收购其石油工业公司51%的股份,既有自己的政治和经济需要,又符合俄的地缘战略利益。俄是塞的主要贸易伙伴和投资国。俄还帮助塞建地下天然气储存库和天然气分配中心,以及改造塞电力系统,使塞能源系统现代化。匈牙利顶住来自欧盟方面的压力,作为第一批欧盟东扩的成员国第一个站出来参加了“南溪”方案。近年来,匈俄经贸合作关系发展顺利,俄是匈的最大贸易伙伴,其中天然气和石油占有很大的比重。
俄同保、塞、匈三国成功地签订了“南溪”管道协议,美国和欧盟认为这是对已经存在的“纳布科”管线的公开对抗,在同美欧“争天然气、争市场”。这个项目不利于欧盟的共同能源政策,将在各成员国之间制造天然气供应困难和加剧能源竞争。这是往欧盟背后插了一刀。实际上,我们可以认为,俄的这张“能源牌”也是对欧盟东扩的一种报复,使俄在东南欧的地缘政治影响得到某种程度的恢复和加强。
欧盟东扩的“恐惧症”
欧盟东扩的最大“瓶颈”是西巴尔干国家的入盟问题。早在2003年底,欧盟和西巴尔干国家在希腊的萨洛尼卡举行了高级领导人会晤。在共同声明中明确指出:“巴尔干的未来是加入欧盟。”但至今欧盟并没有就西巴尔干国家入盟规定一个明确的期限,只是从理论上和策略上讲西巴尔干属于欧洲的一部分,肯定要参与欧洲一体化进程。这样,西巴尔干国家的入盟问题便成为欧盟东扩的最大难题。欧盟东扩在这里又面临新的考验。
克罗地亚独立后,始终把加入北约和欧盟定为基本国策。2001年10月,克罗地亚与欧盟正式缔结了“稳定与联系协议”。2005年3月,欧盟开始同克罗地亚就入盟标准问题进行谈判。但是,欧盟因不满克罗地亚在同海牙法庭合作问题上“护短”和行动迟缓,而暂时中止了谈判,后又恢复。2006年11月欧盟委员会发表的入盟谈判年度评估报告充分肯定了克罗地亚的入盟谈判进程,同时指出了克在司法改革、反腐败及经济改革等方面的不足。2008年7月克罗地亚同阿尔巴尼亚一起在布鲁塞尔北约总部签署了两国加入北约的议定书,使两国的入约进程迈出了重要一步。
加入欧盟和北约是马其顿政府的既定国策和朝野共识。为了加入北约,8年前马其顿与阿尔巴尼亚和克罗地亚共同签署了《北大西洋—亚得里亚宪章》,试图借助美国的支持以捆绑式三国同时加入北约。但由于希腊在2008年的布加勒斯特北约峰会上一票否决,马未能如愿。尽管如此,马政府决心继续加快加盟入约进程。欧盟近期关于马其顿的报告认为:马其顿在经济、反腐、协调立法以及推动和完善司法改革方面的努力得到肯定,但地方分权第二阶段行动延迟、行政效率低下。同时,在承认科索沃独立问题上马其顿处于两难之中;马其顿与希腊关于马其顿国名的矛盾迄今没有解决,构成马“加盟入约”的一大障碍。
塞尔维亚加盟入约比其他中东欧国家要困难得多。它除了要解决政治体制和发展经济等许多问题外,还有对待科索沃问题的态度和同海牙国际法庭合作等问题。塞尔维亚议会在2008年9月同时批准了与欧盟签订的稳定与联系协议和同俄罗斯签署的能源合作协议,据称,有望2009年获得入盟候选国地位。它特别盼望同土耳其、克罗地亚和马其顿一起于2014年前后成为欧盟的正式成员国。
土耳其的入盟问题令欧盟头痛。土耳其的地缘战略和地缘政治地位十分重要,它作为北约老成员国和美国军事基地,若成为欧盟的最大成员国,有利于牵制和包围俄罗斯。土还扼守里海和中亚石油天然气的通道,是欧盟的重要能源生命线。所以早在1999年土就获得入盟候选国地位。欧盟同土的入盟谈判已在2005年10月启动。但欧盟中以法国、德国和荷兰为代表的一些老成员国和社会舆论反对东扩到土耳其。2008年9月土耳其领导人批评欧盟“不按规则办事”,一再拖延谈判,在35个谈判章节中目前只启动了6个。欧盟则要求土加速改革,解决有关言论自由、军队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妇女儿童的权利、工人结社、修改宪法和司法改革等问题。欧盟同土耳其的谈判由于塞浦路斯问题而经常中断。
2008年4月欧盟在斯洛文尼亚召开题为“2008:西巴尔干国家决定性年”会议。欧盟和西巴尔干国家的与会代表认为,欧盟决定东扩到西巴尔干地区是“明智的和建设性的”,西巴尔干地区的人民和政府参与欧洲一体化,将给他们的“政治和经济生活创造美好的前景”。近20年来,欧盟对该地区重视不够,没有合理解决巴尔干危机,没有平息民族之间的冲突,致使本地区的安全局势动荡不定。与会者还指出,由于联合国安理会无法作出西巴尔干人民所期待的决议,所以“欧盟需要勇敢地承担起处理欧洲大陆问题的责任”。
尽管西巴尔干国家在加入欧盟和北约的道路上加强了民主和法制,经济有了发展,但该地区仍面临许多问题,如国家之间缺乏理解与合作、政局不稳定、法制不健全、巴尔干伊斯兰激进主义组织问题、科索沃单方面宣布独立、塞尔维亚选择欧洲前景步履艰难、波黑需要建立行之有效的国家机构、马其顿仍面临内忧外患等。总之,西巴尔干地区民族矛盾复杂,安全形势脆弱。它们的入盟道路漫长而曲折。
欧盟一再放话,西巴尔干国家入盟“不能按时间表”,而取决于“它们的改革”。法国表示,西巴尔干国家入盟不搞“捆绑式”,要分期分批,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是应该优先考虑的关键国家,但不会是2012年。到2020年全部解决西巴尔干国家的入盟问题才是现实的。
从上可以看出,西巴尔干国家入盟将巩固和扩大欧盟的东扩成果,将进一步提升欧盟在本大陆的形象,确保巴尔干地区的稳定与安全。然而,欧盟要迈出这一步确实不容易。第一,西巴尔干入盟候选国政局不稳,经济政策改革不到位,还存在国内的少数民族问题和同邻国的关系问题;第二,本地区还存在悬而未决的地区问题甚至国际热点问题;第三,由于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的入盟表现不理想,没有起到“示范作用”,反而致使欧盟暂时关闭了东扩的大门;第四,欧盟各成员国内部对西巴尔干国家入盟无法达成共识和执行共同的外交与经济政策,继续东扩的阻力较大;第五,欧盟同美国和俄罗斯在该地区的利益冲突一时难以克服和解决。
(原载《欧亚社会发展研究2008》)
2009年欧洲议会选举的特点及其改革的迫切性
2009年6月4—7日,欧洲议会选举在欧盟各成员国先后进行。7日由欧盟集中公布了选举结果。27个成员国的3.75亿人有权参加选举投票,但该届选举却出现创纪录的低选举率。中右翼人民党获得39.5%的支持率,比2004年高出3%;中左翼社会党获得26%选票,居第二位,比上次的27.6%支持率稍低;民族主义政党和极右翼政党也进入了议会。在本届欧洲议会736个议席中,主要议会党团欧洲人民党占据264个席位,社会党183席,自由民主党84席,绿党集团52席。议会中半数议员是第一次当选,女议员占35.3%。年龄最小的议员仅25岁,最大的81岁。这种力量对比的改变既反映了本届议会选举的特点,也凸显出这个机构改革的必要性。
本届选举的投票率创下新低
欧洲议会是代表欧盟各成员国人民的一个机构。欧洲议会的办公地点在卢森堡,每月定期在斯特拉斯堡举行一次会议,其他非常会议在布鲁塞尔举行。它作为世界上唯一一个直选的超国家议会,已拥有30年的历史。它的主要职能是制定法律、提出倡议和监督欧盟各个机构的预算。尽管它的作用不像欧盟委员会和欧洲理事会,但它的影响在不断增长,从调控金融市场到保护消费者权益和限制碳排放量等,它对欧盟委员会、欧洲理事会和成员国政府70%以上的立法拥有发言权。如果《里斯本条约》获得通过和生效,欧洲议会的立法权还会扩大到移民法、刑法以及能源政策、贸易政策、农业、渔业等领域。它通过的有关决议,越来越影响着5亿欧盟成员国人民的日常生活。
本次选举前夕,欧盟投入大量资金,以动员和鼓励各成员国的选民参加2009年的欧洲议会选举,但还是未能扭转大选低投票率的现实。1979年该机构成立时选举率高达63%,而2004年为45.47%,出现历史最低记录。2009年只有43%,则创30年来新低。英国2004年的参选率为38%, 2009年只有28%。
不仅英国、葡萄牙和意大利等老成员国的投票率很低,而且以波兰等国为代表的新成员国选民的热情也不高。斯洛伐克选举的支持率特别低,仅为19%。捷克作为欧盟轮值主席国选民的积极性只有28%,是27个成员国中最低的国家之一。保加利亚的选举率为37.49%,这对一个2007年1月刚入盟的国家来说也是相当低的。
选民积极性不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人们认为,当前欧洲选民关心的问题是如何制止经济衰退和高失业率,早日克服金融和经济危机。他们对欧盟应对金融危机的措施不满,对欧盟的盲目东扩也心存疑虑。新老成员国中反对欧盟政策的人在增多,认为一切错误均“来自布鲁塞尔”,所以参选率不高。另外,欧洲议会是个高高在上、脱离普通群众的机构;议员拥有很多的特权,开支很大且不透明,议会也没有知名的领导人,公众对议会的活动不甚了解;还有,多数欧洲人重视各自国家的议会选举,对欧洲议会选举则比较冷漠。
欧洲左翼几乎在全欧洲受挫
自柏林墙倒塌20年来,欧洲中左翼力量一直在逐渐削弱。10年前,代表欧洲中左翼的社会党或社会民主党一度在欧盟13—15个成员国中占据优势,而今天在27个成员国里只在6个国家占有一定的优势——西班牙、葡萄牙、英国、塞浦路斯、斯洛文尼亚和斯洛伐克。在德国、奥地利和荷兰,左翼作为少数派参加了联合政府。
这次欧盟成员国政府中的中左翼力量在选举中明显不如右翼力量。在2004年组成的欧洲议会7个党团中,欧洲社会党和欧洲人民党的席位最多,两个议会党团都超过200个席位。这次,英国、西班牙、捷克、拉脱维亚、匈牙利、爱尔兰、保加利亚、爱沙尼亚、葡萄牙、瑞典、希腊和斯洛文尼亚等国的中左翼执政党遭到失败。选民们因为经济危机或者国内问题(如英国工党的议会报销丑闻)不投执政党的票。西班牙反对派人民党赢得了50个席位中的23席,社会党只得到21席。据称,这跟西班牙经济危机加深、失业率高达17%有关。荷兰工党这次的支持率减少了10%,降至13.4%。
斯洛伐克社会民主党仅获得全国13个席位中的5个。保加利亚有6个党的17名代表进入欧洲议会,其中以执政的保加利亚社会党为首的三党联盟只获得4个席位。在2009年7月初进行的议会选举中,保加利亚社会党惨败,失去了执政地位。捷克公民民主党得到31.41%的支持票,居第一位;社会民主党位居第二(22.41%),捷摩共处于第三(14.20%)。斯洛文尼亚要选出7名代表,反对派民主党的选票也高于执政的社会民主党(20%对17%)。
中左翼失败主要是因为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它们不仅没有争取到人心,反而被右翼利用危机发难。右翼指责左翼在危机面前措施不力,想把银行国有化和重新调控市场,它们号召在危机面前“团结”起来反对左翼解决危机的政策。中左翼在支持社会弱势群体,关心就业方面确实存在失误。欧洲议会社会党党团主席马丁·舒尔茨承认,选票流失“这对欧洲社会民主党来说,是沉重的打击”,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左翼内部的问题,跟左翼党派在欧洲议会的活动没有什么关联”。
欧洲右翼在选举中全面得势
中右翼的支持率不仅在法国、德国、意大利和波兰这样的大国较高,而且在一些中小国家也处于领先地位。在德国,默克尔领导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的保守联盟得到38.5%的选票,而社会民主党得票仅为21%。在法国,萨科齐的人民运动联盟得票率为28%,超过社会党的16.8%;在意大利,贝卢斯科尼领导的右翼政党“自由人民党”在丑闻不断的情况下仍得到35.5%的选票,左翼民主党只得到26%的选票。在荷兰,极右翼反穆斯林议员海尔特·维尔德斯领导的自由党的支持率位列第二,赢得4个席位,仅次于执政的基督教民主联盟。维尔德斯多次散布排外理念,宣扬关闭清真寺并在欧洲人口稠密的国家禁止移民。他曾经反对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加入欧盟,现在又说“土耳其作为一个伊斯兰国家永远都不应该加入欧盟”。在奥地利,执政的保守党人民党获得第一(29.7%),而汉斯·马丁领导的欧洲悲观论政党也获得17.8%的选票。爱尔兰反对派的选票也超过执政党10%,这对2009年10月即将就《里斯本条约》举行第二轮全民公决的爱尔兰来说情况非常微妙。
中右势力在欧洲的崛起,使一些极右和偏激政党在选举中露头,并获得了进入本届议会的机会,如瑞典的盗版党、法国的国家阵线、英国的国家党、匈牙利的“尤比克”党、比利时佛兰德利益党、保加利亚“阿塔卡”党、丹麦人民党和荷兰自由党等。意大利分裂主义者以及爱尔兰反《里斯本条约》政党也都在竭力争取欧洲议会的席位。而且,选举后,英国保守党、捷克公民民主党和波兰“法律与公正党”等声称,它们将在新议会里结成新的中右集团,主张使欧盟成为各民族国家统一的欧盟,而不是一个统一的欧洲合众国;它们还说,《里斯本条约》不符合21世纪各民族国家和欧洲的利益。极右翼党派像荷兰、奥地利、丹麦、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捷克、法国、英国、瑞士的反对欧洲一体化和反对移民以及反对伊斯兰的政党都在新一届议会拥有自己的代表。它们在选举的过程中,利用选举的机会,煽动选民们向执政当局表示强烈不满和抗议,如在拉脱维亚、希腊、爱尔兰、英国、西班牙和匈牙利等国组织游行示威。
在原东欧地区,反对派政党亦获得全面的胜利。匈牙利右翼政党“费德斯”以56%对17%大胜执政的社会民主党,在匈牙利22个欧洲议会议席中“费德斯”得到14个,社民党仅得到4个席位。分析人士认为,匈牙利执政党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严重的经济危机影响了选民的投票倒向。斯洛文尼亚、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8个席位)的执政党也遭到沉重打击。拉脱维亚中右翼政党公民联盟只比执政的“和谐中心”少1个百分点(19%对20%)。立陶宛的保守派联盟得到全国12个欧洲议会席位中的4个。罗马尼亚拥有33个议员席位,执政的社会民主党联盟和在野的自由民主党联盟各得30%选票。波兰的议会名额为50人,波兰的公民纲领党赢得45.3%的选票,保守党法律与公正党也得到29.5%的选票。塞浦路斯反对派保守党的选票也超过了执政的共产党人的选票。
6月中旬,以捷克前总理托波拉内克为首的捷克公民民主党宣布,同以波兰前总理雅罗斯拉夫·卡钦斯基为首的“法律与公正党”在欧盟各成员国的家庭价值观和主权的基础上成立一个集团,叫作欧洲保守派和改革派集团。“法律与公正党”在波兰国内是一个反俄罗斯和反德国的政党,是欧洲悲观论者。以这两个政党为代表组成的新右翼派别包括55名欧洲议员,即英国保守党26名,波兰“法律与公正党”15名,捷克公民民主论坛9名,比利时、芬兰、匈牙利、拉脱维亚和荷兰各1名。他们已超过绿党,成为欧洲议会的第四大党团。该议会党团的秘书长是英国保守派弗兰克·巴雷特。7月14日,该集团在斯特拉斯堡举行了欧洲保守派和改革派第一次会议。
极右翼政党进入欧洲议会使欧盟感到担忧,会对欧盟的移民政策和对伊斯兰国家的态度产生消极影响。他们在欧洲议会增加席位,将使欧盟的决策和行动更加迟缓。民意调查表示,支持率下降最多的政党就是支持欧盟东扩的政党,而支持率增加的政党正好是持“欧洲怀疑论”的政党。右翼政党纷纷登台使欧盟面临严峻考验。7月中旬,欧洲议会人民党的代表波兰前总理布泽克当选为本届欧洲议会主席。尔后,中左翼推举英国前首相布莱尔为欧盟委员会主席候选人失败,巴罗佐则宣布将在9月欧盟峰会上再次竞选欧盟委员会主席,他有可能连任。分析人士认为,如果巴罗佐连任,这也是欧盟中保守势力得势的表现。
欧洲议会正遭遇“形象危机”
欧洲议会的议员来自欧盟成员国的近200个政党。各国不同政党的利益和纲领与另一个成员国的政党利益和纲领往往有相似之处,于是,它们的共同语言就多一些,在议会结成了不同的议员党团。最大的有欧洲社会党和人民党议员党团,但欧洲议会没有权力监督各政党的活动。欧洲议会内部矛盾重重,常常争吵不休。上届议会拥有781名议员,任期5年。
德国拥有99个席位,是27个成员国之最。它往往指使其议员代表制定和通过对德国有利的法令,其他国家则难以做到。英国在议会只拥有72个席位,荷兰有25个席位,丹麦有15个席位。丹麦的欧洲议员认为,保加利亚(17名)和罗马尼亚(33名)在欧洲议会的议员代表不能多于丹麦、瑞典和芬兰。他们称,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有更多的公开性、民主和社会福利,理应拥有较多的议员。保加利亚在欧洲议会的议员指出,丹麦代表的意见是“民族歧视”,不利于欧洲的统一。罗马尼亚的欧洲议员也强调,丹麦议员的发言是“幼稚可笑的”。所以,欧洲议会通过的法律是各国讨价还价的结果,满足不了任何人的要求。
不少分析人士认为,欧洲议会是一个有名的腐败机构,正遭遇“形象危机”。据法新社2009年5月20日的报道称,欧洲议会已成为“退休高官、闲散政客和名人集散地”。议员们出勤率低,工作不透明,却享受高额补贴。在这次选举前夕,欧洲媒体揭露了一些议员拿高薪,但从不干活。最近,欧洲议会公布的一份内部审计报告称,欧洲议会2004年有785名议员,每人每月最多可领取1.55万欧元人事费用补贴,仅这笔支出就占欧洲议会每年预算的10%。一些议员将公务补贴用于个人用途,一些议员同有关公司勾结,参与伪造账目和洗钱活动。英国在上届欧洲议会共有78位议员,他们中有人将自己的亲属安排在自己的办公室工作,每人每年可挣约5万欧元。有的意大利议员在欧洲议会一年可捞取15万欧元。他们的收入和支出从来不透明。议员们每个月要分别在斯特拉斯堡和布鲁塞尔召开两次会议,开会期间每人每天的补助是298欧元。一位英国议员一年就报销了6万欧元议会补贴。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该届议会规定,每位议员每月工作人员的工薪和办公室的租金为25800欧元,不得超过;不得将自己的夫人和子女安排在身边工作;还规定所有欧洲议员的工资平等,每月为7665欧元。到目前为止,欧洲议员的工资跟他们所在国家议员的工薪是一致的。新规定对新成员国的议员特别有利,而对老成员国不利。例如,意大利的上届欧洲议员每月拿12000欧元,是西班牙欧洲议员的4倍,是波罗的海三国立陶宛、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的10倍,是保加利亚的12倍。
这些议员高官厚禄,无所事事,有时就对跟他们毫不相干的国家和问题指手画脚,发表所谓报告、声明,通过什么决议。西欧人士也认为,这个机构仅仅是欧盟的一个“不负责任的工具”,是一个“毫无意义的争吵俱乐部”。欧洲议会常常与欧盟步调不一,成为欧盟改革的最大阻力之一。
在中国人眼中,欧洲议会对华不甚友好。例如,2008年3月,它不顾中国政府的反对执意通过了西藏问题反华决议。不过,今天我们也应该看到,新一届欧洲议会正处在一个重要的经济危机时刻,亟须改革。一是欧盟新成员国数量近5年来增加了10个,新成员国不同党派的欧洲议员占到欧洲议会总数的1/3,会出现不同的声音。二是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巨大冲击,欧洲议员再也不能狂妄自大,一意孤行。欧洲人向来傲慢自大,好教训别人。他们从来不认为他们自己的国家需要改革,而认为他们国家的制度完美无瑕。这次金融和经济危机使他们认识到,他们也必须改革。三是由于欧洲中左翼和极右翼都进入欧洲议会,这一保守机构的运转和权力今后将受到一定的制约,不能为所欲为。欧洲议会既是一个官僚主义者的大杂烩,也是一个既得利益集团。其成员有过去的模特、电视主持人、王室成员、部长、西欧的前国家和政党领导人、苏联时期的领导人等等,持什么观点和立场的人都有。所以,我们同欧洲打交道时,需要了解欧洲人的心理状态。我们处理同欧盟关系需要慎重,因为它有27个成员国,中欧关系不是双边关系,而是多边关系。
欧洲议会到了抛弃保守的、片面的欧洲价值观的时候了。参选率走低呼唤欧洲议会改革。欧洲议会到了不得不改革的时候,它今后肯定会发生某种变化,并调整包括对华政策在内的各种政策。在2009年7月中国新疆乌鲁木齐“7·5”恐怖暴力犯罪事件发生后,欧洲议会中的右派势力又想像2008年的拉萨事件一样,欲出台反华决议,为“东突”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张目。但这次议会中主持正义和公正的议员纷纷站出来指责右派在搞双重标准,干涉中国内政。他们指出,欧盟新老成员国也是多民族国家,也面临反对民族分裂和维护国家统一的任务。
人们看到,这次右翼虽然赢得了欧洲议会选举,但他们推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却接连失败。他们在欧洲政治上居主导地位,但不得不接受左翼的经济政策。这也是欧洲政坛的一种反常现象。欧洲议会面临摆脱经济危机、同气候变化作斗争、预防俄罗斯在冬季减少天然气供应等一系列棘手问题。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年7月16日第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