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现代史

一 光复之初的混乱与南北单独建国

二战接近尾声时，美苏反法西斯同盟关系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在继续反法西斯的同时，二者加紧占领战败国及其所辖殖民地，开始了意识形态阵地的争夺。美国不希望由苏联的军队独占朝鲜半岛，提出美苏以三八线为界接受日本投降。这样，一来可以使美国在不放弃登陆朝鲜半岛的条件下，集中兵力抢先独占日本，二来可以使首都首尔被包括在美军受降的范围之内。出乎美军意料的是，苏联竟然没有任何异议地接受了美军的提议。1945年9月7日，美军太平洋战区总司令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在日本横滨发表告朝鲜人民书。

尽管这个文件是临时草就的，却明确反映了美国对朝鲜半岛的政策企图：奠定自己在三八线以南地区不可动摇的权威，拒绝承认一切可能对其产生威胁的异己力量，包括“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和国内的“人民共和国”。

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主席金九在日本投降后仍然希望通过多方努力得到美国对临时政府的承认，因而并没有能够迅速地回国。为了能够在战后的朝鲜半岛执政，独立党在8月举行了第五次临时代表大会，根据时局发展修改了党义、党纲和党策。9月3日，金九根据会议精神发表《告国内外同胞书》，认为临时政府完全有能力在正式的过渡政府产生之前主持政局。但是，临时政府的多方努力却未被美国官方理睬，美国拒绝以临时政府为交涉对象，坚持临时政府领导人只能以个人身份回国，否则将不为临时政府成员提供归国的交通工具，并拒绝他们入境。最终，在希望得到美国对临时政府的承认失败后，金九一行在不得不承诺解散临时政府后，于1945年11月23日乘坐美国飞机返回朝鲜半岛。

“人民共和国”是朝鲜半岛上另一支比较有影响的政治力量。吕运亨等人于8月15日在建国同盟的基础上成立了“朝鲜建国准备委员会”，在这个政治组织中起主要作用的是左翼力量。9月6日成立了“人民共和国”。美国占领军司令官霍奇（John R. Hodge）中将率领部队在9月8日登陆仁川时，吕运亨派代表前去迎接，表示愿意与美军充分合作。但是，进驻的美军当局不可能承认以左翼力量为主的“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性。

尽管没有得到美国的支持，建国准备委员会仍然继续开展了大量的工作，在各道、郡、面迅速建立起各级地方人民委员会，不仅造成了与尚在重庆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根本对立，更是对美国占领军政府权威的挑衅。1945年10月10日，美军政长官阿诺德（Archibald V. Arnold）发表声明，否认“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性。

1945年12月，美国、英国、苏联三国外长在莫斯科就朝鲜半岛问题达成决议：第一，为在民主主义的原则下建立独立国家，成立朝鲜民主主义临时政府；第二，为帮助建立临时政府，设置美苏联合委员会；第三，实施以美国、英国、苏联、中国等国政府共同管理，最长为5年的托管。这项决议的实质性内容与美国原先的“先托管后建立独立的政府”的主张并不一致，在美国原先的四国托管格局中，以美国、英国、中国为一派，苏联为另一派，美国完全有信心在这样的形势下在朝鲜建立亲美的新政权。而莫斯科外长会议主张的是先建立朝鲜临时政府后实行托管，无疑对于美国目标的实现增加了很大的变数。莫斯科决议传到韩国国内以后，左右翼政治势力最初都予以强烈反对，但左翼阵营很快开始赞成托管，总体上支持三国外长会议决议。右翼力量继续反对托管。1946年10月12日，美军政府公布第118号法令，宣布成立过渡立法议院。李承晚在过渡立法议院选举中的胜利，使美国国务院开始考虑把李承晚作为未来的韩国领导人。美国不顾苏联的反对于1947年9月将朝鲜半岛问题提交联合国。1947年11月14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第112号决议，内容如下：

1．邀请选出的朝鲜半岛代表参加有关建立政府的讨论；

2．为监督选举，建立由9国（澳大利亚、加拿大、中国、法国、印度、菲律宾、萨尔瓦多、叙利亚、乌克兰）组成的“联合国朝鲜临时委员会”，赋予其在朝鲜半岛监督和协商的权力；

3.1948年3月1日前在临时委员会的监督下按照人口比例根据普选和无记名投票的原则选举国民代表；

4．选举产生的代表尽快召集国会、成立政府，并向临时委员会报告；

5．政府从南北朝鲜军政当局接受各种政府权限的移交，尽快组建自己的国防军，与有关国家协商，如有可能则在90天内撤出占领军；

6．临时委员会根据事态的发展，可与联合国分会协商。

“联合国朝鲜临时委员会”于1948年1月抵达朝鲜半岛，朝鲜问题被国际化。苏联禁止该委员会进入三八线以北地区。2月26日，“联合国朝鲜临时委员会”通过决议，决定在三八线以南美国控制区内举行选举，南北分裂的危险性进一步加强。尽管金九、金奎植等民族领袖依然在为南北协商建立统一的政府而努力，但美国和李承晚主导的单独选举已经箭在弦上。

1948年5月10日，在“联合国朝鲜临时委员会”的监督下，南方选举产生了制宪国会代表。7月17日，公布宪法。7月20日，制宪国会选举李承晚为大韩民国首任总统。8月15日，大韩民国政府宣告成立。三八线以北也于9月9日建立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1949年1月1日，美国与韩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成为第一个承认新成立的大韩民国的国家。

大韩民国建立后，美国综合考虑了在韩美军的军事价值、美国的亚洲战略、韩国的国内局势、三八线附近的军事形势等各方面的情况，在苏联从朝鲜撤军后，美国军队于1949年6月撤离朝鲜半岛。1949年12月20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了题为《美国在亚洲的立场》的政策报告，基于中国共产党的胜利以及苏联在亚洲的优势地位，将美国在亚洲的基本政策目标确定为遏制共产主义的进一步扩张并确保对美国友好的非共产党国家的稳定和发展。为此，美国重新考虑了日本在亚洲战略中的地位，并把美国在西太平洋的防御线划在日本、琉球群岛和菲律宾一线，而韩国被排除在外。1950年1月12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Dean Acheson）在新闻俱乐部发表演说，进一步阐释美国新的东亚政策，公布了美国新划定的西太平洋防线，并明确表示美国对防线以外的地区不提供安全保护。但是，局势很快发生了变化。美国新的亚洲战略受到朝鲜战争的巨大冲击。

二 朝鲜战争

南北分别建国后，朝鲜半岛成为冷战的前沿阵地，意识形态的斗争日益加剧，且南北都希望以自己的模式实现朝鲜半岛的统一，因此双方在边界线上摩擦不断。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韩国军队节节败退，不得不将首都迁至东南一隅的釜山。

获知战争爆发的消息后，美国政府当即决定参战。这场战争是南北双方奉行武力统一方针的结果。美国的参与使战争国际化、复杂化了。

在苏联代表缺席的情况下，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美国提出的援助韩国的决议。7月1日，美国第24师特遣部队在朝鲜半岛南部登陆并开进大田。随后，大批美军陆续抵达。7月7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组织联合国军的决议。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法国、加拿大、南非、土耳其、泰国、希腊、荷兰、埃塞俄比亚、哥伦比亚、菲律宾、比利时和卢森堡等16个国家的军队组成了联合国军，由美国太平洋战区总司令麦克阿瑟统一指挥。7月15日，李承晚将韩国军队的指挥权也交给了麦克阿瑟。9月15日，美军在仁川登陆，一度将战线推进到鸭绿江边，并不断地轰炸和扫射中朝边界附近的中国领土，严重威胁中国的安全。应朝鲜政府的要求，中国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于10月25日跨过鸭绿江，挺进朝鲜战场，并迅速扭转了战争局势，于1951年1月4日攻陷首尔。联合国军调整部署后于3月12日收复首尔。经过惨烈的拉锯战，战争大致在开始时的三八线地区形成相持。美国政府意识到朝鲜战争是一个无底洞，看不到胜利的希望，杜鲁门（Harry Truman）总统因此授意艾奇逊多方向苏联打探举行谈判的可能性。经过美、苏、中、朝的多方接触，停战谈判被提上议程。

1951年7月，首轮停战谈判在开城举行。双方在是否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是否撤出外国军队等方面没有达成一致，谈判破裂，再度交战。同年10月，双方在板门店重开谈判，取得了一定的进展。1952年5月，克拉克（Mark W. Clark）取代李奇微（Matthew Ridgway）出任联合国军总司令，宣布停战谈判无限期休会，再次以战场上的较量取代谈判桌上的论争，随后集中优势兵力发起“金化攻势”，遭遇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顽强抵抗。1953年1月，以“结束朝鲜战争”赢得了国民支持的艾森豪威尔（John Eisenhower）出任美国总统，他强调“美国人民迫切希望朝鲜和平。但是，他们坚决要求签订一个体面的停战协定”。1953年4月26日，交战双方在板门店再次举行谈判。

在停战问题上，李承晚政权与美国政府之间爆发了公开的正面冲突。美国想要摆脱朝鲜战争的泥沼，而李承晚希望能够得到美国的军事保护。1953年6月初交战双方在停战问题上取得较大的进展，但遭到了李承晚的坚决反对。李承晚下令在美国接受训练的韩国军官回国，又撤回了联合国军谈判代表团的韩国代表。1953年6月18日，李承晚政府单方面释放了25000名战俘，使美国在板门店的谈判陷入尴尬的境地。1953年6月22日，美国政府派专人来韩国说服李承晚，重申美国的立场：只要国会批准就与李承晚签订防卫条约，帮助韩国军队扩大到20个师，以及经济援助等。显然，这样的承诺已经使李承晚基本满意。1953年7月27日，交战双方代表金日成、彭德怀、克拉克签署《朝鲜停战协定》，战争在开始时的三八线附近结束，参战各方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朝鲜战争后韩国在美国亚洲战略中的地位陡然上升，1953年10月1日韩美签署《共同防卫条约》，韩国得到了美国直接的军事保护。

三 第一共和国民主旗帜下的独裁

建立韩美同盟，体现了李承晚高超的外交技巧，这是他对韩国发展最重要的贡献。但是，这位深谙美国与韩国文化的“民主”人士，并没有在韩国推行真正的民主，而是借助冷战的大背景在反共的旗帜下镇压异己，推行独裁统治。

李承晚在竞选第一届总统时主要依托以亲日派、地主阶级为主体的韩国民主党。韩国民主党的成员在殖民统治时期处于社会的中上层，在朝鲜民众中的支持率很低，韩国民主党非常需要通过各种方法摆脱自己的不利形象，与环绕着“独立运动领袖”光环的李承晚联合就成为重要举措。但双方很快分道扬镳。随后李承晚成立了自己的政党——韩国自由党，并依托军部、警察和民族青年团来维持统治。由于担心以李范奭为首的民族青年团的力量过大而对自己的地位形成威胁，李承晚下令将其解散。1950年5月，韩国举行第二届国会选举，执政党只获得56席，在野党获得26席，无党派获得其余128席，政府和执政党的支持率之低可见一斑。1952年5月第二届总统选举前夕，李承晚意识到难以在支持力量薄弱的国会中赢得间接选举，便在战争时期临时首都釜山掀起政治风波。李承晚宣布釜山等地戒严，组织“白骨团”“马蜂队”等暴力组织，要求解散国会，并借口“反共”逮捕了数十名在野党议员。7月4日，国会通过了以修改总统间接选举为直接选举的《拔萃修宪案》。由于李承晚在民众当中尚有较高的支持率，因而通过改宪他顺利地再次当选总统，得票率为72%。

然而，再次当选总统并不能满足李承晚的政治欲望，终身执政才是其根本目标。在第三届国会中，李承晚要修改宪法，删除其中关于禁止总统三选的条款。在1954年11月27日国会就修改宪法进行表决的过程中，有135票赞成，60票反对，7票弃权，1人缺席，未达到总票数203票的2/3，法案被否决。但李承晚及自由党强词夺理，坚持根据四舍五入原则将203票的2/3（135.3）的小数点后面的数字忽略不计。11月29日，自由党宣布已经被否决的改宪案获得通过。通过四舍五入改宪，李承晚得以当选第三届总统，得票率为55.7%。民主党的张勉战胜自由党的李起鹏当选副总统。

50年代末，由于美国无偿援助的锐减，韩国的经济形势出现了恶化。政治方面，韩国朝野围绕《国家保安法修正案》而展开的斗争使政治局势动荡不安。在1960年的总统选举过程中，李承晚政府宣布在全国实行戒严，出动大批警察对选民进行威胁、恐吓，自由党甚至还指使特务进行暗杀活动。尽管李承晚以88.7%的得票率再次当选，但非法选举所引发的“四一九革命”还是宣告了李承晚政权的终结。

在李承晚当政的12年里，韩国方方面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前所述，韩美同盟是李承晚政府对韩国发展最重要的贡献。在美军政府时期和李承晚政府初期，韩国实行了土地改革，使土地这种重要的生产要素在高速经济增长之前进行了较为平等的分配，地主阶级实现了向资产阶级的转变，为韩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同时，由于政府掌握了日本归属财产和大量美国援助的控制权，政府官员寻租行为极其普遍，官商勾结、行贿受贿盛行。腐败的政府最终失去了对社会的控制力。

李承晚下台后，外务部长许政于1960年4月28日组成了过渡政府，国会于1960年6月15日讨论通过了宪法修正案，主要内容是实行两院制、将总统选举由直接选举改为间接选举、将总统制改为内阁责任制。民主党在接下来的国会选举中轻松获胜，由党内旧派代表尹潽善任总统，由新派代表张勉出任握有实权的国务总理。从本质上来看，“执政党民主党不是一个具有统一思想的、团结的政党。它很大程度上是反对李承晚的各种派别的联合体”。张勉温和的执政风格、民主党内的政治纷争等诸多原因的存在，使新政府没有能力及时有效地控制动荡的社会局势，这为军人干预政治提供了借口。

四 军人威权统治下的韩国

1961年5月16日凌晨，朴正熙发动军事政变，以军官250名、士兵3600名不到4000人的兵力夺取了政权，韩国开始了长达26年的军人威权统治。韩国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发生了军事政变？概括而言，主要有以下3个因素。

第一，军队内部的因素。在李承晚时期，韩国军队内部派别林立，得势的有之，被异化被疏远的亦有之，朴正熙等人就属于后者。由于大量美国军事援助的存在，韩国军队高层腐败严重，与政界关系密切，很多年轻军官对此极为愤慨。况且，在朝鲜战争期间韩国军队迅速膨胀，很多军人得到了较快的升职，而在战争结束以后这种情况被改变，又逢张勉政府承诺将要裁军10万，很多军官前途堪忧。

第二，社会环境的影响。张勉时期的社会政治危机，主要是李承晚政权的“遗产”。在推翻李承晚过程中做出过重要贡献的学生，不满于由无所作为的民主党摘取胜利果实，因而示威游行不断。同时，朝鲜经济发展迅速、社会政治稳定，与南方的萧条和动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青年学生对朝鲜体制的向往以“民族统一”的口号表达出来。1961年5月4日，首尔大学“民族统一学生联盟”发起10万学生代表到板门店举行“南北学生和平统一誓师大会”运动，立刻得到韩国各地学生的积极支持和朝鲜学生组织的赞同。张勉政府无法控制学生们的行动。学生在南北关系上的过激行为，刺激了保守的韩国军队。惨烈的朝鲜战争刚刚结束不久，军队还无法接受学生的大胆行动。同时，由于新职业主义的影响，韩国军人逐渐接受了这样的观念：不仅是外来入侵，在国内政治动荡威胁到国家安全而政府没有能力控制时，军队也要坚决地干预。这是朴正熙一呼而有百应的重要因素。

第三，发动军事政变的当事人的因素。朴正熙毕业于“满洲士官学校”，并在1942～1944年就读于日本士官军官学校，1946年毕业于韩国陆军士官学校，经历丰富，但不是主流派系。他曾经在1948年“丽顺叛乱”中被捕，后因朝鲜战争的需要而被重新招入军队。日本的崛起及其军事机器的高效率给朴正熙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曾多次表示韩国需要一场政变。政变的其他核心人物主要是陆军士官学校的第八届毕业生，他们对腐败的军队高层不满，认为只有通过政变的手段才能够实现“净军”。正是这些政治性很强的军官，策划并领导了改变韩国历史的“五一六政变”。

政变当日发表6条公约：（1）以反共为首要目标；（2）遵守联合国宪章，加强与美国等友邦之间的纽带；（3）清除贪污，横扫旧恶，弘扬民族正气；（4）解除民众痛苦，致力于建设独立的国民经济；（5）增强国家力量，以实现统一和反对共产主义；（6）一俟任务完成，即将政权移交给有良心的政界人士等。

1961年5月18日，张勉内阁宣布总辞职。5月19日，军事革命委员会改名为“国家再建最高会议”。1962年3月16日，国家再建最高会议制定了《政治活动净化法》。1962年12月16日，国家再建最高会议公布新宪法，宣布实行总统制，选民直接选举总统，国会实行一院制。1963年1月1日，允许恢复政治活动。为帮助朴正熙角逐民选总统，金钟泌于1963年2月26日组建了民主共和党。朴正熙脱下军装，作为民主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参与了1963年10月15日的总统选举，并以46.6%对45.1%的微弱优势战胜了民主党候选人尹潽善。这次相对公平的选举，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朴正熙政权的合法性问题，也使他有机会放手解决韩国所面临的其他难题。

在60年代，朴正熙政权对韩国发展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

第一，制订经济发展计划，大力发展经济。关于连续的五年经济计划与韩国经济增长的具体情况，见本书第四章经济部分。

第二，顶住国内压力，恢复韩日邦交。进入60年代，由于美国援助的迅速减少，尚未自立的韩国经济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朴正熙政权不得不多方开辟财源，而恢复韩日邦交、获取战争赔偿和发展资金是其重要出路。美国为实现其东亚战略，一直积极敦促日本和韩国这两个亚洲盟国实现和解、恢复邦交，但是这一努力在李承晚政府时期几乎没有取得进展。朴正熙在这一问题上的积极态度和所获赔偿的数额之低引发了韩国民众和在野党的强烈反对。直到今天，韩国国内政治力量仍在围绕这一历史问题展开斗争。1965年6月22日，韩国与日本签订《韩日基本关系条约》。客观地讲，恢复邦交对于韩国的发展是重要的一步，韩国从此获得了美国以外的另一个重要的资金技术来源和产品市场。

第三，参与越南战争。出兵越南，无论是对韩美关系还是对韩国以后的发展，都是具有深远影响的重大事件。而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国内的学者关注很少。同时，由于文献资料所限制，往往简单地认为韩国是应美国的要求而不得不出兵的，或者说，“出兵并非韩国的初衷”。而实际上，从解密档案的情况来看，早在朴正熙发动军事政变以后第一次访问美国时，他就代表韩国向美国不止一次地提出这样的想法，表示韩国愿意为美国出兵越南，这也是肯尼迪接见朴正熙首次来访时所获得的最重要的信息。也就是说，为美国出兵越南，是韩国政府基于对当时的国际和地区形势、韩国与美国之间的双边关系以及韩国的政治经济发展前景等方方面面的因素综合的考虑而主动提出的，是有利于韩国发展的重要举措。在60年代东北亚安全局势逐步稳定的背景下，60万兵力的庞大军队对于韩国的经济发展而言是一个沉重的负担，美国方面出现了裁减驻韩美军和韩国军队的声音。而军人出身的朴正熙深知裁军对于韩国的国家安全所可能产生的影响，而参与越南战争可以使其一箭双雕：既不裁减军队，又可以为经济发展赚取资金。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1965～1972年，先后共有约32万名韩国战斗人员参与了越南战争。而这段时间也正是韩国经济迅速发展的重要时期，这并不仅仅是一种时间上的巧合，而是有着内在关联的。

在1967年5月的总统选举中，朴正熙与尹潽善再次进行较量并以100万张票的绝对优势获胜。选举结果表明朴正熙在其执政的4年里赢得了更多国民的支持和信任。但是，为了突破宪法对总统继续连任的限制，1969年9月14日执政党强行通过了新的宪法，这是朴正熙试图终身执政的起点。在1971年的总统选举中，朴正熙以53.2%对45.3%的优势战胜初出茅庐的新民党政治家金大中，第三次当选总统。另外，新政治力量的崛起也使朴正熙感到了明显的威胁。与此同时，美国的亚洲战略出现了调整，韩国所面临的周边国际局势正在发生变化。1972年10月17日，朴正熙突然发布公告，宣布全国实行非常戒严，解散国会，禁止一切政治活动，这就是所谓“十月维新”。11月，韩国再次修改宪法，删除了其中限制总统连任三届以上的条款，总统选举方式也改为由“统一主体国民会议”选举产生。此时，朴正熙政权已经蜕变为一个彻底的军人独裁政权。1979年10月26日，朴正熙被韩国中央情报部长金载圭刺杀，韩国现代发展史上最重要、最有争议的一个政权终结了。此后，国务总理崔圭夏代理总统职务。韩国政治出现解冻，各路政治力量纷纷活跃起来。但是，这一政治活跃现象并没有持续多久，1979年12月12日，以全斗焕、卢泰愚为首的强硬派发动政变，控制了军队，并通过对1980年光州民主抗争的镇压进一步夺取了对政治的控制。1981年2月25日，全斗焕当选为第12届总统，继续推行军人威权统治。

五 1987年以来韩国的政治发展

韩国自建国伊始就全盘接受了西方民主政治的制度框架，但实际政治过程却是威权主义的，其间只有些许短暂的、混乱的民主经历。20世纪80年代重新回到民主的轨道以来，又出现了严重的地域分割现象。近年来，地域分割的特征出现了弱化的迹象，进步与保守成为新的政治分野。

（一）韩国政治中的地域分割

韩国的“政治地图”大致可以划分为首尔圈、湖南圈（包括全罗南北道、光州等地）、岭南圈（包括被称为“TK”的庆尚北道、大邱和被称为“PK”的庆尚南道、釜山和蔚山等地）、忠清圈（包括忠清南北道和大田等地）等几个大的区域。在不同的地域之间，存在明显的政治分歧，这种分歧的产生有多方面的因素，既有经济发展长期不平衡的原因，也有代表性的政治人物或威权或民主的差异而产生的影响。由于3位军人政权时期的总统朴正熙、全斗焕、卢泰愚都是出身于岭南的“TK”地区，这里也被看作威权统治的根据地，是其获得选票的重要来源，也是在威权体制下的资源分享中占据优势的地区；岭南的“PK”地区是长期以来为韩国的民主而奋斗的金泳三的家乡，是他的权力根据地，在民主与威权进行较量的年代，这里与湖南圈属于同一个民主阵营，但是在1992年的总统选举前朝野三党合并又使该地区与岭南的“TK”地区联合，共同对抗湖南圈；湖南圈的经济发展多年来一直落后于岭南圈，在政治权力资源的分配方面也受到一定的制约，因而湖南圈的选民一直是旧的政治经济秩序的重要反抗力量，金大中出生于湖南圈的光州，是反抗威权统治的民主斗士，受到湖南圈选民坚定不移的支持；忠清圈是金钟泌的家乡，也是他的政治支持力量的主要来源。

在民主化以来的三次总统选举中，政治上的地域分割日益清晰，但每次选举又有不同的含义。1987年的总统选举，是韩国民主化进程启动的重要转折。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国内民主力量的发展，此时韩国的军人政权已是强弩之末，很难控制国内的局势。席卷全国的1987年“六月民主抗争”迫使执政党总统候选人卢泰愚发表了“六二九宣言”，韩国的民主化转型正式启动。该宣言包括8项民主化措施：

第一，通过朝野协商尽早修改宪法，实行总统直接选举制；

第二，修改总统选举法，保障自由参加选举和公平竞争；

第三，谋求国民的和解与大团结，赦免金大中，恢复其政治权利；

第四，尊重人的尊严，最大限度地保障国民的基本人权；

第五，改善有关制度，保障言论自由；

第六，保障社会各部门的自治和自律，尽早实现大学自律和教育自治；

第七，保障政党的活动自由，创造对话与妥协的政治风气；

第八，大胆采取社会净化措施。

民主的窗户已经洞开，但是在野势力出现了分裂，金大中和金泳三都不愿放弃参加总统竞选，民主派丧失了在1987年的总统选举中掌握政权的契机，原本有可能成为民主力量对威权势力的压倒性胜利的竞选，变成了主要政治人物明确政治根据地的大演练。4名主要候选人卢泰愚、金泳三、金大中和金钟泌的得票率分别是38.6%、28.0%、27.1%和8.1%，民主派对军人威权派的优势很明显，但民主派却很遗憾地丧失了成功的机会，虽然他们在各自的权力根据地获得了明显高于对手的支持率。结果是军人出身的卢泰愚当选总统，他在许多方面继承了朴正熙和全斗焕时期威权主义的重要特征，但是韩国毕竟实现了从军人独裁向民主的转变，韩国现代史上第一次实现了政权的和平更替。

1992年的总统选举主要是在两位民主斗士金泳三和金大中之间展开。1990年年初卢泰愚的执政党民主正义党与两大在野党（金钟泌的共和党、金泳三的统一民主党）实行合并，组成民主自由党。这样，岭南圈与忠清圈联合起来，共同对抗湖南圈，使金大中的和平民主党的政治地位陡降，为金泳三的当选奠定了基础。具有威权和民主不同背景的三党的联合，表明韩国政治此时的主题已经不再是民主与威权的分野，而是为获得竞选成功而进行的势力范围的分割。在此次选举中，尽管金大中在湖南圈获得了91.0%的绝对支持，依然败给了地域基础更为广泛的金泳三，后者在岭南圈获得了68.8%的选票，在忠清圈获得了36.2%的选票。金泳三的上台是与威权势力联合的结果，但毕竟开辟了韩国政治历史上的文官政治时代，韩国的民主政治体制基本稳定下来。

1997年的总统选举，主要在执政党的候选人李会昌和在野党的候选人金大中之间展开，影响此次选举结果的主要因素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地域主义。金大中在湖南圈再次赢得了选民对他的绝对支持，得票率高达92.9%；李会昌在岭南圈也获得了58.1%的选票。第二，政策主张的差异。在此次选举中，双方进步与保守的分歧已经出现。早在1997年1月，韩国政府推出新的劳动法，对工人罢工、组织工会等进行了限制，赋予雇主更自由的解雇工人的权利，以刺激投资者的信心，这是比较典型的新保守主义的经济政策。作为执政党的候选人，李会昌继承了这样一些保守的政策主张；而金大中则着力于提高财阀企业的经营透明度、改革财阀的家族体制等。大国家党认为金大中的财阀改革可能破坏韩国的经济基础。在支持力量方面，在进步力量中金大中的支持率高出对手22.9个百分点，在保守力量中李会昌有13个百分点的优势。尽管进步与保守的竞争初露端倪，但是与占主导地位的地域主义比较起来，还明显处于从属的地位。第三，在金泳三政府末期，韩国经济受到了迅猛的亚洲金融危机的重创，政治领域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民众认为执政党对韩国1997年的金融危机负有责任，这也为在野党掌握政权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在韩国的政治史上，在此之前还没有一个在野党能够赢得总统选举，最终，金大中以1.6%的微弱优势战胜李会昌。

韩国国内没有民族和宗教的冲突，因而地缘成为一种重要的认同方式，并在政治发展中得到了最为突出的表达。地域主义的存在主要是经济和政治资源分配不平衡所造成的，尽管它对韩国政治发展的影响时间较长，但是相对于发展中国家政治民主化所面临的民族问题、宗教问题等重要障碍而言，地域主义的克服是比较容易的。韩国的政治发展正在逐步跨越和消融这一障碍。

（二）韩国政坛进步与保守的分野

在告别了“三金政治时代”以后，韩国的政治真正迎来了平民政治时代。在民主制度基本巩固的情况下，政治力量之间根据执政基本政策的进步或保守的差异展开了竞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2002年的总统选举，是韩国政治所经历的一个重要转折，标志着一个新的政治时代正在拉开序幕。

首先，二者的政策主张表现出明显的“进步”与“保守”的差异。在如何处理对朝鲜关系方面，双方在基本的政策目标即通过积极的接触与交流、维护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敦促朝鲜放弃核开发计划等方面基本一致，分歧主要体现在具体的策略上。比如，在如何评价金大中政府的“阳光政策”问题上，卢武铉认为“阳光政策”的推行是南北和解的重要一步，因而不仅继承了前任政府的“阳光政策”，还进一步发展为“和平繁荣政策”。而李会昌则认为，“阳光政策”实行已久，朝鲜并没有向和平的方向发生变化，而是继续与韩国发生了军事冲突，并蓄意开发核武器，这说明“阳光政策”是失败的。在对朝鲜进行资金援助方面，卢武铉并不反对给予朝鲜资金援助，而李会昌则坚决认为，在朝鲜半岛的和平和韩国人民的安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必须暂停对朝鲜的援助，特别是不能给朝鲜现金援助，以此作为对朝鲜挑衅行为的反应，这是大国家党奉行的对朝强硬政策的重要方面。在如何对待朝鲜的政治体制的问题上，卢武铉奉行的是承认现实、维持现状的原则，正视双方的政治制度的差异，搁置政治制度的差异，双方都放弃武力吞并和进攻对方的企图，谋求经济交流与合作，实现和平共存与共同繁荣。而李会昌所代表的大国家党的政策显然要激进得多，强调自由民主与市场经济，强调战略互惠，实质上是要通过各种途径诱导、引发朝鲜内部的转变，要在共同的体制下实现统一。在对朝关系中如何协调与美国的立场方面，卢武铉主张建立新型的韩美关系，要在对待朝鲜的问题上发挥主导作用，大国家党则强调协调与韩国最重要的盟国——美国的立场，表现出强烈的亲美倾向。

在经济政策方面，李会昌信奉的是新保守主义，崇尚市场竞争，认为曾经给韩国带来巨大成功的国家支配的经济发展模式现在正在侵蚀着国家的效率和竞争力，要结束国家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建立真正的自由市场经济，刺激创新，重塑投资者信心，提高韩国公司的透明度，谋求韩国经济的长期增长。在对待劳工问题上，李会昌承诺要保护普遍的劳工权益，同时强调不放任管理者和工会的非法行为。李会昌希望能够在稳定的前提下推进政治经济改革，提高政治的透明度，纠正政府与大企业的关系。卢武铉更多地考虑经济的公平和下层民众的利益，他的主要政策是缩小地区差距实现均衡发展，缩小贫富差距实现阶层融合和社会平等，主张构建和睦的劳资关系，等等。

其次，双方的支持力量出现了明显的分化。卢武铉主要的支持力量来自湖南圈、年青一族和工人民众，这是韩国的“进步的”、要求变革的主体力量。根据韩国社会科学数据中心的调查，在保守的选民中，李会昌有28个百分点的优势，在中间派的选民中，卢武铉的优势为12个百分点，而在进步力量中，卢武铉的优势是决定性的，比对手高出近50个百分点。与1997年的总统选举相比，保守力量与进步力量之间的分化更加明显。

尽管湖南圈与岭南圈继续对抗，但表现出某种新的内涵。卢武铉的支持力量首先来自湖南圈。湖南圈的经济相对落后，具有反以往发展模式的取向，代表的是下层要求激进改革的力量。尽管卢武铉不是出生于此，但是作为执政党新千年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在政治理念以及经济政策等方面与该区具有一致性，该区选民给予他大力的支持，这也使地域主义有了进步对抗保守的新内涵。在全罗南道、全罗北道和光州选区，卢武铉的得票率分别为93.4%、91.2%和95.2%，单单是在以上3个选区，卢武铉净胜李会昌260余万票，而全国的最终结果显示，卢武铉只领先其主要对手57万票。可以说，卢武铉在湖南圈的绝对优势是其最后赢得大选的根本因素。湖南圈选民的投票率也明显高于岭南圈，表明该区选民的政治参与热情较高。李会昌在岭南圈的优势也很明显，获得了69.1%的支持率。相比之下，卢武铉在岭南圈的得票率（25.5%）明显高于当年的金大中（13.2%），这与该区的部分年轻选民把选票投给了卢武铉密切相关。根据韩国社会科学数据中心的报告，在岭南圈20～29岁的年轻选民中，卢武铉以46.4%的支持率超过李会昌45.2%的得票率。

本次总统选举投票中的代际差异明显，40岁以下年轻人对卢武铉的支持是卢获胜的决定性因素。韩国社会快速发展所带来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等各方面的代际差异，集中体现在2002年的总统选举中，“进步的”年轻选民把选票投给了以“改革者”的形象出现的卢武铉，“保守的”年龄较大的选民则支持李会昌。卢武铉能够赢得年轻人的支持，主要原因在于，其一，卢武铉在参加竞选时56岁，比李会昌小11岁，只担任过两届国会议员和一任海洋渔业部长官，政治资历浅，而这些劣势在求新求变的青年人看来却是优势，因为他们早已厌倦了旧政治，渴望打破旧体制，建立新的更现代的政治体制，渴望在政治舞台上出现新的面孔，卢武铉的竞选口号“让我们改变”是吸引青年人支持的重要武器。其二，卢武铉与青年人在对美关系问题上立场基本一致。随着国家的日益富强、民族主义的兴起和民主化的进一步深入，韩国民众比以往更多地、更加自由地表达反美情绪，特别是青年人，他们没有经历过朝鲜战争，对于韩美之间的同盟关系的看法与上一代人存在明显的差异。卢武铉鲜明的抗美立场显然迎合了广大青年人的政治口味。其三，反美与青年渴望民族统一的热情密切相关，在一部分青年人看来，韩国已经成为美国武器的重要销售市场，与其说美国是韩国抵御朝鲜进攻的安全保证，不如说美国是民族统一的障碍，因此，主张在朝鲜半岛统一问题上韩国应该发挥主导性作用的卢武铉，在青年中赢得支持是很自然的。其四，网络、手机短信等新兴媒体在政治上的首次大规模运用。随着经济的发展，韩国社会的信息化程度越来越高，网络、手机等在年轻人当中相当普及，而他们也因此而获得了某种政治上的认同感。网络已经成为韩国社会特别是年轻人的一种组织方式，政治要吸引年轻人的参与就不得不通过网络这一重要的媒体。在利用网络这一新兴的、廉价的媒体方面，卢武铉比李会昌略胜一筹。众多支持卢武铉的选民通过网络组织起来，在网上成立“卢爱会”，号召更多的人支持卢武铉。

工人是卢武铉的重要支持力量。卢武铉在竞选中走的是下层路线，其竞选口号、政策主张更多地迎合了下层民众反抗、叛逆、打破旧政治等诸多极端的要求。卢武铉曾经是国会劳动委员会中的一员，一直保持着“工人利益的代言人”的形象，也一直被一些保守人士称为“左派”，工人对他的期望值很高，在竞选过程中他也靠这一形象来赢得工人们的支持。

自卢武铉政府2003年2月25日上台以来，韩国政局一直动荡不安，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包括国际形势的变化引发的国内矛盾冲突，比如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而带来的韩国是否派兵等问题，朝鲜核危机的升级带来的国内对朝政策的分歧等；其次，卢武铉个人执政风格和能力的问题，在协调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关系、勾画韩国发展的全盘战略等大政方针上，缺乏准备的卢武铉面临许多困难；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因素，以大国家党为主的保守势力在国会中占据重要地位，对卢武铉政府形成了有力的牵制。

卢武铉政府上台时，执政党新千年民主党在国会内已经是少数党，其内部长期以来存在改革派和保守派之间的对立，在竞选总统的共同目标完成之后，双方的矛盾更加突出。加之其核心人物金大中退出了政治舞台，该政党的凝聚力锐减。2003年9月，新千年民主党新派议员和大国家党脱党议员组成“国民参与统合新党”，并在国会登记注册为交涉团体。不久该党宣布成立“开放国民党”，由于其支持卢武铉，所以号称“精神执政党”。卢武铉在新党成立后不久退出新千年民主党，但并没有立即加入新党。韩国出现了没有执政党的非常规状态。在没有强大的执政党支持的情况下，卢武铉政府面临严峻的局势。2004年3月9日，韩国国会159名反对党议员提出了对总统的弹劾起诉。3月12日，国会以193票赞成、2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对总统卢武铉的弹劾案。弹劾起诉书随后被提交宪法法院。

根据国会的弹劾起诉书，弹劾总统的理由主要有3条。第一，卢武铉总统违反宪法和法律，导致国法秩序紊乱。起诉书认为，总统在多种不同场合发言支持特定政党，违反了公务员的政治中立义务，并无视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的警告，存在轻视宪法机关的行为。第二，总统阵营收取非法政治资金，违反了《政治资金法》之规定，且总统的多名亲信涉嫌腐败。第三，国政破败。起诉书认为，卢武铉政府政策方向不明，发展理念混杂，加重了经济的不安，总统的不当发言以及提出再信任投票、政界引退等轻率的国政运营，造成国民分裂、经济衰败等，违反了宪法的相关规定。概括而言，弹劾的第一条理由，即总统支持特定政党的行为，是问题的核心。弹劾的关键还是这两个主要反对党与总统之间的矛盾，而总统支持开放国民党的行为是弹劾的导火索。

5月14日，韩国宪法法院对总统弹劾案进行了宣判。宪法法院首先认可了弹劾过程的合法性。宪法法院认为，总统不是代表政党而是作为国家机关的总统身份进行选举相关发言时，应当受到选举中政治中立义务的约束。总统在记者招待会上支持特定政党，违反了政治中立义务。青瓦台（总统府）发言人贬低选举法的发言可视为总统对法律的合法性和正当性的公开质疑，与总统守护宪法和法律的义务相悖。关于总统亲信腐败问题，从时间范围来看，在当选后就职前这一段时间里发生的事不能作为弹劾起诉的事由。对于总统亲信在总统就职后发生的腐败行为，不能认定总统有指使、帮助其收取非法政治资金的行为，因此不能作为弹劾理由。基于此，宪法法院驳回了国会提出的弹劾起诉。

弹劾案的发生，直接影响了4月15日国会选举的结果，从而彻底改变了韩国的政治格局。由于弹劾引发了普通民众之间明显的分化和对立，支持和反对弹劾的力量不仅通过声势浩大的示威活动来表明自己的态度，还把弹劾案审理期间的国会选举变成了赞成或反对弹劾的国民舆论大调查。结果，反对弹劾的开放国民党大获全胜，议席数由47席一跃而达到152席，超过国会议席总数的一半，成为国会第一大党。而支持弹劾的3个反对党遭遇滑铁卢。大国家党的力量明显削弱，议席数陡降至121席。新千年民主党只获得了9席，对韩国政局的影响力一落千丈。自由民主联合只拿到了4个席位。无疑，开放国民党成了弹劾案中最大的赢家。卢武铉总统复职后不久即正式加入该党，使开放国民党成为真正的执政党。韩国国会中出现了久违的“朝大野小”的政治格局。

2008年2月李明博总统的上任，结束了韩国十年的“进步”政权。成为执政党的大国家党也在2008年4月9日的国会议员选举中获得了299个席位中的153个，超过半数，随后通过吸收无党派及“亲朴（槿惠）联盟”的议员，席位增至172个。在当年的地方选举中，保守派在16个市长、道知事选举中占据了12个。由此，可以说李明博政府完全占据了行政、国会、地方三大权力。

进步与保守之间的激烈斗争成为李明博政府时期的基本特征。在上任两个月后，李明博政府就遭遇了因“牛肉风波”爆发的接连不断的烛光示威和游行，韩国国会也因此陷入执政党和反对党之间无休止的争斗。2009年，随着前总统卢武铉在接受调查中意外自杀、前总统金大中的去世，进步阵营遭到重创，这样进一步激化了双方的矛盾。在世宗市修正案、四大江河整治工程、媒体法等重大决策上，进步与保守之间论争激烈。2010年爆发“天安舰事件”和“炮击延坪岛事件”，数个政治势力围绕李明博政府的对朝政策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执政党在堪称中期考核的“6·2”地方选举中惨败，而在此后进行的国会议员再补选中，执政党再次取得压倒性胜利。2011年，李明博政府不顾民主统合党和民主劳动党的反对，分别与欧盟及美国正式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此举遭到在野政治势力和部分市民团体的激烈反对，韩国国会再次上演“武斗”。

在朝野党派争斗的同时，主张社会公正、呼吁社会深刻变革的安哲秀及其支持者组成的“第三方势力”脱颖而出，成为韩国政坛的新现象。安哲秀在首尔市市长的补选中得到广泛支持，其支持率远远超过大国家党和民主统合党候选人。安哲秀也曾一度成为下届总统热门人选。

2012年是韩国国会和总统同时进行换届的双选举年。在4月和12月举行的第19届国会议员选举和第18届总统大选中，以新国家党（“大国家党”于2012年2月改名为“新国家党”）为首的保守派势力胜出，朴槿惠以微弱的优势战胜民主统合联合候选人文在寅，成为韩国宪政史上首位女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