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倒是护士，她过去想尽力帮点儿忙。士兵一看是她，立马晕倒，真不是因为失血过多。珍妮知道面部伤口流起血来很吓人，其实不打紧。他手臂上更深的伤口，才应该马上处理，但是这人并不会因此流血而死。除了珍妮似乎没人懂这一点，毕竟他流了那么多血，而且她洁白的护士制服上还沾了那么多血。他们很快意识到动手的就是她，电影院的杂役不让她碰昏倒的士兵，有人把她的包拿走了。这个疯护士！砍人狂！珍妮·菲尔兹非常冷静。她想只要等真正的执法人员来了就能明白来龙去脉。但警察对她也不太友善。
“你和这家伙谈恋爱很久了？”第一个警察在押她去分局的路上这么问她。
后来另一个问她：“你怎么知道他要攻击你？他说他只是想认识你。”
“宝贝儿，那可是把恶毒的小凶器，”第三个警察对她说，“你不应该随身带着这种玩意儿，这可是给自己找麻烦。”
于是珍妮等着她哥哥们来把事说清楚。他们可是河对岸剑桥大学法学院的人。一个是法学院学生，一个是法学院老师。
“他们都认为，”盖普写道，“当律师有辱斯文，不过学习法律很崇高。”
他们的到来，并没有给珍妮带来太大安慰。
一个说：“母亲可要伤透心了。”
“要是你还在卫斯理读书就好了。”另一个说。
“女孩子一个人出门得保护好自己，”珍妮说，“还有比这更天经地义的事吗？”
但她的一个哥哥问她，是否能证明和这个士兵没有过瓜葛。
“咱们关起门来说，”另一个则小声说，“你和这男人是不是交往很久了？”
终于事情都弄清了，因为警察调查出这名士兵来自纽约，在那里有妻有子。他到波士顿来休假，他比谁都怕这件事传到他妻子耳朵里。所有人都同意要是那样的话就糟了，对谁都不好，因此珍妮被释放，没有被告。珍妮吵着警察没有把手术刀还给她，一个哥哥说：“看在上帝的份上，别闹了，珍妮，你还可以再偷一把不是嘛。”
“不是我偷来的。”
“你应该交一些朋友。”一个哥哥说。“在卫斯理的朋友。”两人一起重复道。
“谢谢你们接了我电话就赶过来。”
一个哥哥说：“家人不就应该这样吗？”
另一个说：“血浓于……”然后他的脸色变得苍白，因为珍妮的护士服满是血污，这个比喻有点儿尴尬。
“我是个好姑娘。”珍妮对他们说。
“珍妮，”年长些的哥哥开了口，他曾是珍妮最早的偶像，她崇拜他的智慧，觉得他做什么都对，他神情严肃，“最好不要和已婚男子纠缠。”
“我们不会告诉母亲的。”另一个说。
年长的哥哥又说：“更不会告诉父亲！”他想示好，对珍妮挤了一下眼。这个怪异的表情让他的脸都扭曲了，有那么一瞬珍妮以为她最早的偶像得了面部痉挛。
在两兄弟旁边是一个贴着山姆大叔招贴的信箱。一个一身褐色的小兵正从山姆大叔的两只大手上爬下来。这个兵正要落脚在一张欧洲地图上。招贴底部写着一行字：“支持我们的小伙子！”珍妮的大哥看见她看着这张招贴。
“也不要和当兵的搅和在一起。”他补了一句，尽管再过几个月他自己也会成为一名士兵，并且会成为一去不回的牺牲者一员，他会伤透母亲的心，他生前说起这种行为来可是带着不齿的口吻。
珍妮仅剩的另一个哥哥，将会在战后很久扬帆出海时死于船难。他会在离犬首湾的住宅几英里[3]处溺水身亡。珍妮的母亲说起他悲痛不已的妻子：“还那么年轻漂亮，孩子也不是很讨人厌。起码还没有开始讨人厌，我肯定她得体地守一阵子寡以后，就能再找到一个人。”珍妮的哥哥溺亡快一年时，寡嫂最终找到珍妮商量。她问珍妮“得体的时间”有没有到，到底可不可以开始“再找一个人”。她害怕得罪珍妮的母亲，她想知道是不是可以不用服丧了。
“如果你不想服丧，又在为谁服丧呢？”珍妮在自传里写道，“可怜的女人，要别人告诉她应该怎么想。”
“我母亲说这是她见过的最蠢的女人，”盖普写道，“而且她还念了卫斯理。”
不过珍妮·菲尔兹和哥哥们道了晚安之后，在波士顿仁慈医院附近的小公寓里，却因为太过困扰而无法好好生气。而且她也浑身酸痛，耳朵被那个兵打得很疼，肩胛骨之间的肌肉也深深抽痛，让她睡不着。她想道，肯定是被剧院杂工抓住时胳膊被扭到背后扭伤的。她想起用热水瓶热敷能缓解肌肉酸痛，于是起床打开壁橱拿出一个母亲送的礼物盒。
那里面原来不是热水瓶，热水瓶是她母亲用来说她不便直呼其名的东西的代称。包装盒里是一个阴部冲洗袋。珍妮的母亲知道这是用来干吗的，珍妮也知道。珍妮在医院帮助不少病人使用冲洗袋，不过在医院它们大多不是被用来在性交之后防止怀孕的，而是一般被用作妇女保持卫生和治疗性病的工具。对珍妮·菲尔兹来说，冲洗袋就是更大更温和的华伦泰冲洗器。
珍妮拆开母亲送的所有礼物盒，每一个里面都有一只冲洗袋。“求求你用一下吧，亲爱的。”她母亲曾经这么求她。珍妮明白，她母亲认为她的性生活频繁而且不负责任，尽管母亲是为了她好。毫无疑问，就像她母亲说的，“自从离开卫斯理”。自从离开卫斯理，她母亲就认为珍妮的婚前性行为非常频繁（她母亲会用这个说法）。
珍妮·菲尔兹爬回床上，把装满热水的冲洗袋紧贴在肩胛骨之间。她希望冲洗袋上控制不让水流下软管的夹子能一滴不漏，不过保险起见她还是用手提着管子，有点儿像塑料玫瑰念珠，她把袋子的喷嘴放进玻璃水杯。珍妮听了一整晚冲洗袋漏水的声响。
在这个思想污浊的世界上，她想，你要么是哪个人的妻子，要么是哪个人的婊子，要么就快要成为哪个人的妻子或婊子。如果你不属于这两个类别，每个人都会设法让你觉得你不正常。但是，她想，我丝毫没有不正常。
这段话，多年后，当然成了让珍妮一举成名的那本书的开头。无论评论者的说法多粗俗，她的自传据说很好地兼顾了文学价值和人气。尽管盖普声称他母亲的作品的文学价值，只是西尔斯罗巴克百货公司的产品目录水准。
然而到底是谁让珍妮变粗俗的？不是她学法律的哥哥们，不是电影院里血溅她制服的男子，不是她母亲的那些冲洗袋，虽然它们和珍妮最终被赶出原来的住处大有关系。她的房东太太（一个忧心忡忡的女人，不知出于什么个人原因，怀疑每个女人都随时会变成淫娃荡妇）发现珍妮的小屋和浴室里有九个冲洗袋。一定是心虚，在焦虑的房东太太看来，这表明珍妮比她还担心被身边人传染。或者更坏的情况是，那么多冲洗袋代表她真的极度需要冲洗，可以想见的冲洗原因引发了房东太太最糟糕的噩梦。
房东太太对她房间里的12双护士鞋作何感想，就不得而知了。珍妮觉得整件事太荒谬了，以至于懒得抗议。而且她发现，自己对父母给的东西并没有特别的意见。她搬走了。
但是这并没有让她变得粗俗。自从她的父母哥哥还有房东太太都认为她生活放荡，却无视她私底下究竟是怎样的人，珍妮就认定了所有想证明清白的努力都没有用，看起来不过是抵赖。她租了一间小公寓，母亲又因此扔了一堆冲洗袋给她，父亲又给了她一堆护士鞋。珍妮忽然了解了他们的心意，他们盘算着如果她要当放荡的女人，起码要讲卫生、穿好鞋。
多少也由于战争，珍妮不会老想着父母怎么错看她，也没空自怨自艾。珍妮不是对过去总是耿耿于怀的人。她是个好护士，而且越来越忙。很多护士都参了军，但珍妮不想换制服，也不想去别的地方，她喜欢独处，不想跟陌生人见面周旋。而且她觉得，波士顿仁慈医院的等级制度已经够讨人厌了，她猜战地医院的等级制度只会更恶劣。
别的不说，她首先就会想念医院里的那些婴儿们。这才是为什么那么多人走了，而她却留在波士顿仁慈医院的真正原因。护士工作最能让她发挥所长，她要照料这些母亲和她们的孩子，一下子医院里有了很多没有父亲的孩子。父亲们要么不在，要么死了，或是失踪了。珍妮最想做的就是鼓励这些母亲。她其实是嫉妒她们。她觉得最理想的情况大概是：母亲独自一人带着新生儿，孩子的爸爸在法国给炸上了天。年轻的母亲和自己的孩子，两人一起过漫长的人生。珍妮·菲尔兹想，不用和别人纠缠不清就有的孩子，简直像是不需要男人就有了孩子。起码，以后不需要采取“彼得”治疗法。
当然了，这些母亲对自己的遭遇，并不全都像珍妮预想的那样快乐。她们大多都在悼念死去的男人，其他很多人则遭到遗弃，一些人仇恨孩子，其他很多人则希望孩子能有个父亲，自己能有个丈夫。但珍妮鼓励她们，赞美独身，告诉她们独身有多幸运。
她问她们：“你们难道不相信自己是好女人吗？”大多数人都同意。
“你们的孩子漂亮吗？”大多数人都这么觉得。
“那孩子的爸爸呢？他是个怎样的人？”一个浑蛋，很多人说。猪头、粗人、骗子，一无是处、到处乱跑、到处睡的男人！不过他死了呀，一些人啜泣道。
“那么你们一个人更好，不是吗？”珍妮问。
有些人开始转过念头来像她一样想，但珍妮在医院的名声却因为她的善行受到了影响。医院的政策总体来说并不鼓励未婚妈妈。
“老圣母玛丽·珍妮，”其他护士说，“不想轻松要个孩子，怎么不跟上帝要一个？”
珍妮在自传里写道：“我想要一份工作，我想一个人住。因为这，我被怀疑是性生活有问题的人。后来我想要个孩子，但不想为此和别人分享我的身体或人生。这也让我被怀疑是性生活有问题的人。”
这也是让她变粗俗的原因（她也因此得到灵感，给后来著名的自传取名为《珍妮·菲尔兹自传：性生活有问题的人》）。
珍妮·菲尔兹发现，比起努力带着些隐私生活，让别人震惊，更容易受人尊重。珍妮告诉其他护士，有天她要找个男人让自己怀孕，只是这样，没别的。她不会考虑这男人要试几次才会成功，她对她们说。当然了，她们迫不及待地讲给了所有认识的人听。很快就有几个人来珍妮这里毛遂自荐。她得赶快作决定：她可以退缩，羞耻于自己的秘密被捅了出去，或者她也可以厚起脸皮来。
一个年轻的医学院学生说他愿意，条件是在三天周末里起码可以试上六回。珍妮对他说，他明显缺乏自信，她想要一个更有掌控力的孩子。
一个麻醉师对珍妮说，他甚至肯出钱让孩子读完大学。但珍妮对他说，他的两眼离得太近，牙齿又不齐，她是不会让未来的孩子继承这些缺陷的。
有个护士的男朋友对她最坏，他在医院食堂忽然递给她一牛奶杯的黏稠物，吓了她一跳。
“是精液，”他对着杯子点点头说，“一次的量，我不乱射。如果一个人只有一次机会，我就是你要找的男人。”珍妮举起这恶心的杯子，冷静地观察杯中物。天晓得里面盛的到底是什么。那护士的男朋友笑着补充道，“这只是让你有个概念，让你知道我的能耐。这可是很多种子。”珍妮把这杯东西倒进了盆栽。
“我想要个孩子，”她说，“不是要开精子农场。”
珍妮知道这心愿不容易达成。她学着接受别人的嘲笑，学着好声好气地应对。
于是人们认定珍妮·菲尔兹粗俗、太过离谱。这不过是个笑话，不过看起来珍妮铁了心要这么干。要么是因为她固执己见，为坚持而坚持，要么更糟的情况是她真心想这样做。她医院的同事不能逗她笑，也不能把她搞上床。正如盖普描述的那样，她母亲的两难在于“她的同事觉得她自视清高。没有谁的同事会喜欢这一点”。
因此他们想出一种强硬手段来对付珍妮·菲尔兹。这是员工集体的决定，当然是“为了她好”。他们决定不让珍妮接触婴儿和母亲。她满脑子都是小孩儿，他们说，不准她靠近妇产科，不准她靠近育婴房，因为她心太软、脑筋有问题。
就这样，他们不准珍妮·菲尔兹再接触母亲们和她们的婴儿。他们都说她是个好护士，让她去重症病房试试。他们凭经验知道，任何在波士顿仁慈医院负责重症病患的护士，都会很快忘记自己的麻烦。珍妮当然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把自己和婴儿隔离开，她只恨他们低估了自己的自控力。只不过因为他们不能理解她想要的，就认定她的自控力一定很差。人们真是毫无逻辑，珍妮想到。她知道，还有大把机会可以怀孕。她不着急。这只是最终计划的一部分。
这会儿正好打着仗。在重症病房她看到的病人比别人更多一些。部队医院把特殊病人转送给他们，大多是没救的病人。他们当中有普通的年老病人、普通的命悬一线，有普通的工伤意外、车祸伤员，还有遭遇可怕的意外事故的儿童。但主要是士兵，发生在他们身上的，可不是意外。
珍妮把这些经历了非意外的士兵和其他病人区分开，给他们归了类。
第一类：烧伤的人。大部分是在军舰上被烧伤（其中最复杂的病患来自切尔西海军医院），但也有在飞机和陆地上出事的。珍妮管他们叫“外伤”。
第二类：致命部位中弹的人。外表看不出，可是里面一塌糊涂，珍妮叫他们“重要器官”。
第三类：在珍妮看来伤得神秘的人。他们已经不在“人世”了——头部或脊柱受损。他们有的瘫痪，有的只是意识模糊。珍妮叫他们“不在场的人”。偶尔“不在场的人”也是“外伤”和“重要器官”，所有医院对这类人都有个专门的称呼。
第四类：“死定了的人”。
“我父亲，”盖普写道，“是个‘死定了的人’。在我母亲眼里，一定很有吸引力。没有羁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