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机车的发展与苏联专家所倾注的心血分不开。苏联专家巴霍莫夫、别洛乌斯、拉卓姆克夫、西蒙尼、谢苗诺夫等是其中的优秀代表，每当提起这些名字，了解大机车历史的人都对他们充满敬佩之情，他们为大机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开往莫斯科的专列
开国领袖毛泽东坚信，用不了多久，属于中国的东西一定会回到中国人的手里……
1949年12月6日晚9点整，编号为9001/02的“主席专列”从北京火车站启动，毛泽东乘坐这趟专列前往莫斯科。列车经过五十多个小时的运行，安全行驶了2300多公里，于12月9日凌晨1点30分抵达国门满洲里。毛泽东在满洲里没有过多停留，就换乘苏联的宽轨列车，再次踏上远赴莫斯科的行程。12月16日中午，毛泽东乘坐的专列抵达莫斯科，在站台上受到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热烈欢迎。
此次远行，在新中国刚刚建立不久，毛泽东率中国党政代表团首次出访苏联，除了参加斯大林七十诞辰庆祝活动，当然还有更重要的事宜。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作为新中国的开国领袖，毛泽东公务繁忙，日理万机。毛泽东此时专程出访苏联，不仅仅是为斯大林祝寿，更重要的是要让中长铁路和旅顺口等真正回归祖国。要知道，无论是中长铁路还是旅顺口都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旅顺口不回归，就仿佛一个家不完整，中长铁路不回归，就好比没有归家的孩子漂泊在外，毛泽东的心里一天也放不下。此次赴苏，毛泽东要了却这个心愿，让家园完整，让游子回归。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
1950年2月14日，在莫斯科，周恩来代表中国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毛泽东与斯大林出席了签字仪式。根据《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的规定：不迟于1952年年末，苏联军队即自旅顺口海军根据地撤退，并将该地区的设备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苏军撤退及移交上述设备前的时期，中苏两国政府派出同等数目的军事代表组织中苏联合的军事委员会，双方按期轮流担任主席，管理旅顺口地区的军事事宜；现时大连所有的财产凡苏联方面临时代管或者苏联方面租用者，应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接收。中苏两国出现了友好共事的新局面。
2月17日，在外奔波两个多月的毛泽东，乘上专列，离开莫斯科回国。
笔者曾经在一部描写中长铁路的专题片中，看到了当年中苏两国在莫斯科签字时的老照片，在那些历史照片中，特别认真地看了当年参加签字仪式的毛泽东的照片。照片中毛泽东的表情凝重，又有几分释然，要知道，对于年轻的新中国来说，国家的统一在毛泽东心中的分量是何等重要。而同在现场的苏联军方的领导人，他们脸上的表情同样格外凝重。据说参加签字的一位苏联将军曾经号啕大哭，悲痛不已。这位苏联将军，或许是感觉痛失了宝贵的东西，因为这意味着苏联在战后通过《雅尔塔协定》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实现的远东战略目标——太平洋出海口和不冻港，将于1952年付诸东流，那份得而复失的痛心，让他难以自持。而对于新中国，收获的则是失而复得的沉重和欣慰。毛泽东的远东之行，为新中国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开启了大门。
1950年5月1日起，根据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大连铁路工厂开始了中苏合营共管。工厂科室、分厂（车间）主要领导由中苏双方轮流担任，担任重要职务的苏联专家有：厂长西特罗夫，总工程师阿里西果夫和安德列耶夫，总冶金师雷巴果夫，总会计师阿杰耶夫，总机械师斯达洛夫、扎依柴夫，总动力师黑鲁僚夫，设计师甫拉才恩克，总工艺师载柴夫等。生产计划科和技术科、车辆厂、修械厂等技术部门领导仍由苏方担任。直到1951年，厂长才由西特罗夫和董良玉共同担任。
中苏共管期间，苏联专家帮助工厂开展技术革新。安德列耶夫、保格莫洛夫在制造铁路平车、修理机车车辆和其他生产中应用短弧电焊；巴格拉少夫、格道果利耶夫采用了钢壳铜衬轴瓦的办法；雷巴果夫、格鲁申切夫帮助铸钢分厂把碱性电气熔化炉改为酸性熔化炉；阿列夫耶夫帮助制动机分厂施行按指示图表进行生产；安德列耶夫、扎依柴夫、阿列夫耶夫、保达夫采娃等帮助改组台车分厂和施行台车修理新造流水作业法等。其间，苏联专家还为工厂各分厂、各科室领导干部讲授有关生产技术及经济方面的课程。
苏联专家做了大量的技术改进工作，无法一一表述，就如一台机车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像一个人的身体，你不能说哪个地方重要、哪个地方不重要，哪个发明了得、哪个发明无关紧要。机车上每一个细小的部件看似无足轻重，却又都关乎生命。正是这些专家对每项新技术的研发，对技术的改进、推广、使用，以及对一个个零件的革新，才提高了整个机车的运转和奔跑能力。苏联专家的技术推进工作起到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1951年1月，苏方将在大连代管或者租用的25个工厂以及2个发电厂和水电站、大连港以及百货公司、影剧院等财产，全部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但此次大连铁路工厂和大连铁路局、造船厂并没有移交。
1952年8月17日，周恩来总理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再次访问苏联，9月16日双方发表了公报，公布了《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公报》和《关于延长共同使用中国旅顺口海军根据地期限的换文》。《换文》指出：为了保障远东和世界和平，苏联军队自共同使用中国旅顺口海军根据地撤退的期限予以延长。同年12月31日，中苏两国政府发表关于苏联政府将中国长春铁路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公告，并在哈尔滨举行了公告签署仪式。大连铁路工厂和大连铁路局同时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中长铁路的中苏共管当日结束。至此，大连铁路工厂也正式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大连铁路工厂真正成为中国人自己的企业。
中苏合营共管的两年零八个月期间，中国正处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工厂在生产技术管理、基本建设、干部培养等方面，都做了大量工作，为中国独立经营打下了基础。
聘请专家与培养人才
1950年，在大机车工作的苏联管理人员、专家以及技术人员达到86人。苏联专家在中国的指导，为大机车乃至中国机车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而重要的贡献。而培养自己的技术队伍，也成为大机车最早的人才计划……
1953年1月1日起，大机车由我国独立经营，工厂更名为大连机车车辆制造工厂，隶属于铁道部机车车辆制造局。工厂保留了原科室的机构，各分厂改称车间。全厂设有机车、锅炉、新机器、客车、货车、台车、钢铁构造、制动机、铸钢、翻砂、打铁、电焊条等20个车间。同年8月22日，工厂划归第一机械工业部，厂名变更为第一机械工业部大连机车制造工厂。1958年7月，工厂重新划归铁道部，由机车车辆工厂总局领导，改名为铁道部大连机车车辆工厂。工厂的管理人员全部由中方担任。
原来在工厂工作的苏联专家巴格拉少夫和西特罗夫应铁道部聘请，作为技术顾问继续留在工厂，指导修理机车和制造车辆，直到1954年3月期满回国。
工厂专门设置了专家工作室。工厂聘请的苏联专家对工厂各项技术工作的推进贡献很大，每年都有主管部、局专家组及兄弟单位的苏联专家临时来厂帮助指导工作。铸造专家协科拉诺夫指导解决了电炉冶炼、冲天炉改装、离心铸造机设计、硬模铸造、铸钢件变形及缩尺控制和铸件补焊等问题；工具专家包格祥讲授了工具管理知识，指导成立工具科；沙洛威依指导解决了工厂改扩建和扩大生产等问题；锻造专家捷哥洽廖夫讲授了热处理技术操作及快速处理方法，指导进行了D轴锻造；机车设计专家阿布拉莫夫指导机车设计工艺和试制生产等，并提出了多项合理化建议。
1957年，国家提出生产内燃机车逐渐替代蒸汽机车，工厂再次向中央提出聘请苏联专家的建议。1958年3月，苏联内燃机车设计制造专家别洛乌斯被聘来厂。第二年，苏联机车制造专家拉卓姆克夫、工夹具设计专家西蒙尼和谢苗诺夫临时来大机车帮助指导技术工作。
据记载，1953年独立经营以后，虽然大部分苏联专家陆续回国，但仍然有中国政府聘请的一定数量的苏联专家在工厂工作，仅1957年到大机车参观、考察、指导工作的苏联客人就有12批之多。1960年，苏联内燃机车设计制造专家别洛乌斯最后一个离开中国。
大机车除聘请苏联专家对建设生产等进行指导外，还开始了自己的人才培养计划，工厂派出工程设计人员和技术工人到苏联学习。从1954年到1960年，大机车共派出20多名技术人员和工人到苏联学习考察。他们是锻冶车间的刘德胜、韩云清、张清方、崔仁祥、王仁玉，铸钢车间的孙建浩、方元佑、于智明，电焊条车间的杜成熙，还有方元佑、张清等。他们分别在苏联伏罗希洛夫格勒（卢甘斯克，1935-1958年和1970-1989年曾称伏罗希洛夫格勒）机车制造厂和莫斯科焊条制造厂学习炼钢、锻造、热处理、电焊条制造等生产技术，掌握了炼钢、锻造、热处理、电焊条制造等科学技术。他们还到科洛姆纳内燃机车制造厂和卢甘斯克内燃机车制造厂学习、考察内燃机车设计、制造等科研新成果。1961年7月，最后一名到苏联学习的人员回到祖国（至此，在以后的近二十年间，大机车再也没有派出一名人员出国学习考察。直到1980年改革开放后，工厂才重新开始派出工程技术人员出国学习）。
这些留学苏联的工人和技术人员学成回国后，对工厂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正是这些到苏联学习考察的大机车的工程设计技术人员组成的班底，用他们的所学刻苦钻研，再加上第一代中国自己培养的机车专业的毕业生的加入，才打造出了中国最早的机车工业的技术力量，使大机车以他们为主力的技术队伍不断地发展壮大，一代代机车人，开始了从无到有、不断成熟，继而走向辉煌的光荣之路。
北七街19号——风雨中的小洋楼
“这是一栋令人震撼的建筑，虽然历经百年风雨，但暗红色楼体外墙仍然棱角分明、线条清晰，木质门窗依旧保存完好。这栋小楼承载着的正是一个企业的过去……”
这是大机车老干部部邢海写的《百年企业，百年建筑》一文的开头，这篇文章详细地介绍了北七街19号楼的建筑结构和历史。北七街19号楼是1911年大机车迁移到沙河口时的首批建筑之一，当时是为沙河口工场的日本厂长所建。日本投降后，苏联红军接管工厂时，厂长是刀罗津斯克运转中校，他是第一个住在此楼的苏联厂长，1954年离开的厂长西特罗夫是在此居住的最后一位苏联厂长。
中方全面接管工厂后，几任厂长董良玉（后调任旅大市建委副主任）、李青（后任旅大市机械工业局局长，沈阳市委书记、市长等职）、王国先（后任国家物资部机电局副局长），都先后在此楼居住生活过。
我曾经多次到过这栋小楼，在这里采访过姚敏之主任，他是新中国第一批进入大机车的大学生之一，1953年毕业来到大机车时，曾经与苏联专家共事过。随着采访的深入，这些苏联专家的故事让人感动，那些往事，如云烟般在我眼前飘浮，挥之不去。
因为特殊的历史原因，在中国工作过的苏联工厂负责人和工程技术人员回国后，有些人受到了各种运动的冲击，人生命运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尤其是最后一位苏联厂长西特罗夫跌宕的命运更是令人感慨。他回国以后，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被当时的苏联当局隔离审查，最后，被撤销领导职务，到一家研究所当了清扫工，天天打扫卫生。
中国改革开放后，工厂最后一位苏联厂长西特罗夫的夫人曾经给当时的大机车领导写信，表达了要到中国来工作和生活的愿望，也表示她对大连充满美好的回忆。时任副厂长兼总工程师魏富琳接到信后，内心久久无法平静，虽然半个世纪过去了，但那些如烟往事萦绕心头，久久挥之不去。魏富琳毕业于长春工业大学，于1948年4月到当时的大连铁路工厂工作，是当时大连铁路工厂为数不多的几个大学生之一。1952年至1953年间，魏富琳曾经担任工厂技术科科长，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负责技术工作。他曾经陪伴过西特罗夫厂长和许多苏联专家。在与苏联专家朝夕相处的日子里，他虚心向苏联专家学习，建立了工厂技术工作规章制度，并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成功研究出5吨蒸汽卷扬机的齿轮铣刀技术，制造了45吨铁路吊车，解决了一个又一个生产难题。工厂在恢复生产期间，进行机、客、货车修理的同时，还积极组织开发新产品，先后组织研制了水泵用立式锅炉、A型蒸汽天吊、门式吊车、铁路吊车卷扬机、敞车、棚车、冷藏车、夹板车等产品，并投入批量生产。
自从苏联专家撤走以后，魏富琳也和苏联专家们失去了联系，对他们的情况也知之甚少。当他从西特罗夫夫人的信中得知他们的一些消息后，立即给她回信。1994年5月，得知工厂副总工程师谷春江等三人要到俄罗斯考察机车生产等情况后，魏富琳委托他们，在繁忙的考察间隙，一定要去看望当年的苏联专家西特罗夫的家属。谷春江一行带着魏富琳的叮嘱，专程坐火车前往西特罗夫的家中，看望其家属。
西特罗夫的女儿答应到机场接机，双方约好在莫斯科机场见面，但谷春江一行在机场左等右等不见西特罗夫的家人，他们只好放弃。考察工作完成后，谷春江一行专程赶往西特罗夫的家中，等到了这位昔日厂长的家中，才知道事情的原委。原来，由于某些特殊原因，这一家人非常紧张和小心，西特罗夫的女儿当时已经到了莫斯科机场，也看到了谷春江一行，但当她看到俄罗斯官方的人员当时在场，她犹豫了好久，还是放弃了在机场见面的打算，又坐车返回了家中。
当谷春江一行来到西特罗夫的家中时，还是被眼前的一切震撼了，这个昔日在中国大连沙河口北七街19号居住过的最后一位苏联厂长，曾经的技术权威，如今却家徒四壁，十分贫穷。西特罗夫早已去世，他的夫人看到来自大机车的客人时，就像看到了久别重逢的亲人，拥抱着谷春江等人，激动的泪水止不住地流了下来，泣不成声。多少青春年华已经逝去，多少人间悲欢浓缩在记忆深处。西特罗夫的夫人已经是白发苍苍的老人了，她有些激动，她说她热爱中国，喜欢大连，更喜欢在大机车的那一段生活，在中国大连经历的一切，都让她充满了美好的回忆。她说，那段在中国的时光是她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
她的家境十分困难，儿子每周利用休息日到外地去贩卖土豆补贴家用。虽然生活困难，但西特罗夫夫人依然给谷春江一行精心准备了美食：每人一张油饼，配蔬菜沙拉，配红酒。她说这是她招待客人的最高礼遇。这一餐饭吃得谷春江一行心里很不是滋味，他们三个壮实的汉子都忍不住泪流满面，感慨万端。临走时，三个人只留下回去的车票钱，把身上所有的钱全部都留给了西特罗夫的夫人，留给了这位昔日中国厂长的夫人。
“建议大王”巴霍莫夫
巴霍莫夫说：“我爱中国，我爱大连，我会永远想念你们……”当年，许多像巴霍莫夫这样支援中国的苏联专家，他们远离祖国，怀着一腔共产主义情怀，一心扑在他们热爱的机车事业上……
1957年2月14日，是西方的情人节，这一天也是《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七周年的纪念日。这天早晨，苏联专家巴霍莫夫早早起床，他从住处的窗口往外望去，天气格外晴朗。只是初春的大连还有些寒冷，寒风吹打着窗户，送来阵阵凉意，他不由得想念起远在莫斯科的家人。这一天他在日记中写道：“离开莫斯科来到中国已经两年多的时间了，我亲爱的家人，你们还好吗？时间过得真快，而我还有许多许多工作没有完成……”
巴霍莫夫身材高大，相貌英俊，是个崇尚自由浪漫而又热情奔放的人。但是在这样的情人节早晨，他却无暇顾及其他，早早地来到车间，开始了一天繁忙的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制造机车是从仿造开始的。为了适应国家经济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工厂自1953年起停止了修理机车的业务，担负起新造机车车辆的任务。1955年工厂开始设计自己的新型机车，这是一项十分生疏而艰巨的工作。如何改变工厂的面貌使之适应新要求，如何组织机车车辆的生产，都是摆在工厂面前需要解决的问题。1955年年初，巴霍莫夫来到工厂。巴霍莫夫是苏联机车制造专家，他在苏联国内领导过机车制造厂，担任过工程师，试制过好几种新机车，熟知技术理论，积累了实际经验。
大机车的孙长连曾经在苏联专家办公室协助巴霍莫夫工作，他回忆说，苏联专家非常敬业，他们毫无保留地向中国工人传授苏联的新技术和先进经验，注重提高产品质量，督促完成计划。记得1955年，大机车全年的生产任务因刨主车架机床能力薄弱而无法完成，巴霍莫夫几乎天天在车间里研究、琢磨。他提出采用苏联先进刀具强力刨刀提高机床效能的建议。一开始，大家还抱着怀疑的态度，唯恐机床损坏，反而更影响生产。巴霍莫夫亲自指导、操作，结果刨一台主车架由过去的110小时降到28小时，保证了全年任务的顺利完成。工厂还用此项技术帮助齐齐哈尔等地的兄弟工厂加工主车架。巴霍莫夫还推广使用苏联标准刀具，提高生产效率一半以上，其中最突出的是使用摇杆技术，竟提高了生产效率3倍以上。他经过认真调查研究与分析，从编制计划到机车组装，提出许多宝贵的建议，这些建议奠定了大机车新建机车的生产技术秩序，改变了生产面貌。
巴霍莫夫在工厂期间，合理划分劳动组织结构，改进生产管理，建立和健全各种规章制度，改进机车制造和冶金生产工艺等。他还在技术改进、试验、焊接及培养设计和工艺工程技术人员等方面提出建议，帮助处理生产中的薄弱环节。工厂设计人员在巴霍莫夫的直接指导下很快地掌握了从拟定技术规划书到设计施工图的整个设计过程。
巴霍莫夫对金属的利用一向很是重视。他经常说，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需要金属的地方很多，特别是有色金属，应尽量做到不用或用替代金属。机车主动轮均重灌铅这一项，经他研究并节约用量，仅1956年就为国家节省铅40多吨，价值近7万元，这在20世纪50年代可是个不小的数目。
1955年，大机车开始了蒸汽机车的试制。在试制“和平型”新机车过程中，巴霍莫夫解决了从试制到组装、从试运到牵引各个环节碰到的许多陌生又复杂的关键技术问题。在巴霍莫夫的指导下，全体工程设计人员用了一年多的时间，便设计和试制成功了现代化的新型干线“和平型”货运蒸汽机车，还对“咪卡尼1型”“2-4-2型”等机车进行现代化改造设计，试制成功了“建设型”机车。和巴霍莫夫同期在工厂工作的阿布拉莫夫等专家，在设计与制造“和平型”机车过程中废寝忘食，热心指导，帮助我国培养了第一批机车设计人员。工厂在此基础上，陆续设计出了“人民型”“红旗型”等干线货运与客运机车。巴霍莫夫在工厂工作的三年多时间里，提出了各种合理化建议近300项，这些建议绝大部分都得到采用，巴霍莫夫成为苏联专家中的“建议大王”。
1958年5月26日下午2点，大机车在工厂礼堂举行了一场特殊的欢送会，欢送巴霍莫夫回国。那天，参加联欢会的专家除了巴霍莫夫本人，还有苏联内燃机车专家别洛乌斯、机车制造专家拉卓姆克夫、工夹具设计专家西蒙尼和谢苗诺夫等。巴霍莫夫坐在主席台上，心情激动，他在大机车工作了三年多时间，对大机车人和大机车的一草一木都充满了感情，但他离开莫斯科的家已经三年多了，他又特别想家。一边是满满的思念，一边是万般的不舍，他的心里充满了复杂的情感，他的眼里也含着依依惜别的泪花。
副厂长王国先代表工厂致辞，他激动地说：“我们工厂由原来的修理厂改变成为大批制造机车车辆的工厂，这与巴霍莫夫同志的重大贡献是分不开的。巴霍莫夫同志传授给我们先进经验，我们要使它永远开花结果，使中苏友谊在工厂里万古长青。”
巴霍莫夫走上讲台，全场立即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巴霍莫夫两眼含泪，他站在话筒前久久说不出话来。过了许久许久，他有些哽咽地说：“再过几天我就要回国了，我永远牢记着你们所给我的良好印象，永远牢记着中国人民在建设自己的新生活中光荣的事业。”他说：“请允许我以俄罗斯人所有的那种心意，祝你们在今后的工作中获得更大成就，并祝福你们生活幸福。”他的讲话使礼堂里掌声不停，一个小女孩上台把鲜花献给巴霍莫夫，眼含热泪的巴霍莫夫激动地把小女孩抱起来，举过头顶，向大家不停地招手致意。
1958年5月31日，巴霍莫夫启程回国，早晨8点40分，火车缓缓启动，巴霍莫夫登上火车，他站在车厢门口，向送行的人们挥手告别。车已经开出很远了，他还在不停地挥着手，他知道，这一别也许永远不会再回来，而他，对这片土地已经难舍难分。他不停地挥着手，站台上送行的人们也都眼含热泪，目送着火车渐渐远去，久久不肯离开。
特殊的“生日派对”
共同的信仰，让大家有了共同的信念，那超越国界的友谊总是让人难忘……
1950年6月30日，天气异常炎热，这一天要进行最后一台车的试运行，已经有过多台新车试车经验的工人王景成早已做好了试车的准备。试车是在正午时分，天气暴热，王景成想到苏联分厂长纳廖道夫已经好几天没有睡一个囫囵觉了，便想让他好好休息休息。根据经验，王景成感觉这台新车不会出什么大问题，试车无论如何不能让专家去了。他和大家悄悄地商量，决定提前一小时发车试车，到时候，等纳廖道夫发现时，新车已经开到了金州车站，纳廖道夫就是想追也追不上了。
11点整，新车提前一小时发车了，火车在炽热的轨道上轰隆隆地行进着，很快就要到达金州站。工人王景成坐在火车的后面，他看看手表，正好12点整。他得意地对身边的徒弟小周说：“纳廖道夫先生这时肯定在新车出车厂处到处找我们呢！”一想到纳廖道夫着急的样子，两人不约而同地哈哈大笑起来。
两人正说着话，火车“咔吱”一声停了下来，还没有到达试车的终点站怎么会停下呢？王景成和徒弟小周一起推开车门往前面看，只见一个穿着工作服的人蹲在机车轴箱旁检查着。他俩以为是火车司机，一齐大声喊道：“司机师傅，火车怎么停下了？”那个人回过头来，竟然是纳廖道夫先生。原来是机车大轴发热，轴油烧了，冒出了烟，被纳廖道夫发现了。幸亏发现及时，他让司机给轴箱多加油后，指挥司机再慢速往工厂开回去。
王景成和小周暗暗地松了口气，幸亏纳廖道夫来了，不然非抓瞎不可。纳廖道夫上车后开玩笑地对他俩说：“你们俩提前一小时发车就能瞒过我吗？试车可不是儿戏，出了问题怎么办？”
机车一路上走走停停，纳廖道夫也一次又一次地下车检查，等回到工厂后，天已经黑透了。看到纳廖道夫并没有要下班的意思，大家也主动跟着忙碌起来。大家几次劝纳廖道夫回去休息休息，他根本不听，拿着工具和大家一起车上车下地干起来。时间不知不觉地过去了，等太阳重新照进车间时，已经是第二天清晨了，他们整整忙碌了一个晚上。机车终于修好了，纳廖道夫擦了擦满脸的污渍和汗水，拍了拍王景成的肩膀，问道：“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王景成疑惑地看了眼小周，两个人恍然大悟，看着纳廖道夫，齐声说道：“今天是‘七一’啊，是党的生日啊！”
纳廖道夫高兴地抹了抹小胡子，开心地大笑道：“对喽，今天是党的生日。如果我们不能按时完成任务，拿什么向党的生日献礼呢？现在好了，我们的生日派对是在工作中进行的，这真是太有意义了。”
难归故里
远离故土，告别亲人，那些曾经动人的身影永远地留在异国他乡的土地上，虽然经过几十年沧桑变迁，他们永远让人怀念……
1950年春天，有着三十多年机车生产经验的老专家安德列夫来到大机车担任总工程师。正是由于他的提议和指导，大机车建立了电焊条厂，开始自行制造电焊条。
记得那是1950年夏天，到工厂没有多久的安德列夫到工厂现场检查工作。他刚跨进一个车间的门口，一眼就看见几个工人正拿着从苏联运来的一批短弧焊条在进行电焊作业。他不由得停住了脚步，自言自语地说：“好小伙子，莫斯科的短弧电焊也学会了。”
“砰砰砰！”突然一阵铁锤击打钢梁的声音引起了安德列夫的注意。他走过去，拾起电焊工人砸下的焊条药皮，有些不解地问正在操作的电焊工人：“这是怎么啦？”
“不好焊。电流一小，焊波就不好而且慢，电流一大又咬肉。我不会焊这玩意儿，如果不要药皮还好焊一些！”正在焊接的工人很难为情地说。
安德列夫心疼地对工人说：“这些电焊条是专门从苏联运来的，砸坏一根就少一根。”他心里有些沉重，难过地搓了搓手，又检讨似的责备自己没尽到责任，没早跟工人说明白。
那天，他把所有电焊工人召集在一起，戴上电焊护罩，亲自操作给工人看。那天的天气炎热，车间里更是热得透不过气来，他戴着护罩，手拿焊机，边焊边比画，一会儿就累得满头大汗，但他仍然不停歇地教工人们如何掌握电流、电压和电焊条的角度。站在旁边的电焊工人虚心地跟着安德列夫学，他们看着满地的焊条药皮，又瞅着专家，心里十分难过。安德列夫走了后，他们都非常自责，有的工人说：“以后再也不能砸电焊条药皮了，这电焊条是从莫斯科运来的。莫斯科工人为制造电焊条也是流过不少汗的，我们应该好好学习安德列夫同志教给我们的短弧电焊技术。”很快，电焊工人在安德列夫的指导下掌握了短弧电焊的技术，安德列夫感到很满意。
提起电焊条，凡在工厂工作过的人都知道，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我国工业机械化程度不高，电焊条在工业上的用处非常大，生产什么产品都离不开电焊。
不久，因为清河发大水，铁路被冲断停运了一个时期，工厂从苏联订购的电焊条不能及时运来，当时工厂正在制造抗美援朝急需的油槽车，时间不等人。工厂领导多次召开会议研究，认为治本的办法就是要建立电焊条生产车间。
当时，安德列夫看到工厂的生产因为电焊条的问题受到了影响，他想：中国工人掌握了短弧电焊技术，如果再能制造电焊条，岂不是两全其美吗？于是，在一次工厂生产研究会议上，他提出要建设电焊条厂的建议，他说：“短弧电焊条是我们每天生产不可缺少的东西，过去，是从苏联运来，虽然成本不高，但是，加上运费，数字也是相当庞大的。我想，从今年起，建设一座电焊条分厂自己制造焊条，省下一笔钱来，好用在其他更重要的建设上。”
不久，安德列夫负责拟订的建设电焊条分厂的方案获得了中央铁道部的批准，这个方案他考虑了半年之久，方案的具体实施由他负责。他根据厂务会上提出的因陋就简的原则，决定亲自设计现代化的电焊条车间。车间的厂房就选在工厂的南头。日本殖民统治时期，那里曾经是冶金研究所。日本投降后，那里的机器全部被破坏了，除了剩下的几幢破旧的有门少窗的铁皮墙壁长满黄色铁锈的破厂房外，其余什么也没有。院子里枯草过膝，浊水成潭，安德列夫领着工程技术人员来看厂址时，指着荒地上稀疏的厂房幽默地说：“好地方，好地方。那个房子可以安电炉，后面可以做轧钢厂房，旁边是拔丝车间，这边是办公室，还有洗澡间……”经他一番描绘，大家仿佛看到了滚轮纷飞的轧钢厂和钢花飞溅的情景。
安德列夫时时刻刻操心工厂建设，对工作充满热情和干劲，似乎永远不知疲倦，全然不顾自己有严重的胃病。自电焊条车间开始建设以后，安德列夫事必躬亲，最多一次连着十几个晚上没有好好睡觉。在连续好几个月忘我工作后，大家感觉他明显瘦了许多，眼窝也开始陷下去了，有时工作时脸上现出一阵阵痛苦的表情。当时陪伴安德列夫的张工程师觉得不对劲，多次劝他休息。有一天，他从安德列夫的夫人那里得知，安德列夫晚上常常胃疼得睡不着觉。
安德列夫是个工作狂，他每天都在现场工作到很晚才回去。随着电焊条车间建设的加快，安德列夫的病情也越来越严重，工厂请示铁道部让安德列夫回国治疗。不久，铁道部的命令下来了，但安德列夫再三打报告，要求把归国期限延后到年底。他的病情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也有了好转，厂里便批准了他的要求。
当时，正是建设电焊条分厂的关键时候，厂房和机器还没有安装好，还要东拼西凑制造电焊条的熟练技术工人。安德列夫把所有的苏联专家组织起来，轮流加班给中国工人讲课。他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还要每天坚持讲两个小时的课。他还注重女工的培养，在短短的半个月里，就有30多名女工学会了压延、熔化等技术。
在建设电焊条分厂的日子里，安德列夫的胃病已经很厉害了。大家劝他好好休息，他就笑着说：“肚子疼一点儿，没什么要紧的。”有一次改进科科长张祥明劝他说：“安德列夫同志，你的病那么严重，为什么还不休息？”他说：“我休息？这是哪儿来的话？我到这里不过是几年的工夫，我要在这几年内，把技术力量全部贡献给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建设电焊条分厂，今天不干，等多久干呢？要早日制造出短弧电焊条来。”
安德列夫每天早晨6点上班，晚上10点下班，没有节假日。经过两个月紧张的工作，一座崭新的设备现代化的电焊条分厂终于建成了。当工人们运用流水作业法制造出第一根焊条时，全厂职工高兴极了。安德列夫也高兴地举着电焊条喊道：“和莫斯科的一样！和莫斯科的一样！”
当时，他还对工厂的领导们说：“中国一定很快会有自己独立强大的工业，昨天我们没有的今天有了，今天没有的明天也一定会有。”
第一批短弧电焊条试制成功的消息，就像一股暖流一样流入全厂职工的心中，工人们的脸上呈现着灿烂的笑容。安德列夫每天早上都怀着兴奋的心情来到电焊条分厂的车间，仔细地观察着每个工人的生产情况。看到工人不扎袖口，干起活儿会有危险，他就连忙叫工人停下机器，亲手给工人扎上；看到有的女工工作时披散头发不戴工作帽，他就提醒说：“姑娘，不戴工作帽危险。”
电焊条分厂建成后，安德列夫又转入了推行潮模铸造的工作，而他的胃病也越来越严重。有时安德列夫在现场正工作着，突然疼得眼泪直往下掉，后来，他开始一点点吃不下饭。但他一天也没休息，到医院看病也趁着午休时间去，工人们经常看到他捂着肚子、弯着腰坚持工作的情景。直到医师诊断他患了胃癌，决定非手术不可，他才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工厂住进了医院。临走之前，他还再三嘱咐：“翻砂潮模铸造法，一定要按计划推行，我还要回来检查！”
安德列夫虽然身在医院，但是他的心却一分钟也没有离开工厂，没有忘掉潮模铸造。每逢有人到医院探望他，他就详细地询问工厂内的生产情况。直到动手术后，直到停止呼吸，他还念念不忘工厂……
1951年11月4日早晨，安德列夫与世长辞了。听到安德列夫逝世的消息，工人们非常悲痛。在安葬那天，工人们自发地去送他，把深深的怀念送给这位把生命留在异乡的国际友人。
电焊条车间正式投产后，除供应本厂生产需要的电焊条外，当年外销1000多吨焊条，满足了全国各地厂矿的生产需要。20世纪50年代，大机车还先后试制成功自动电焊条、自动焊剂和各种高级合金焊条。这些成就的取得，浸透着苏联专家安德列夫的心血与汗水。
安德列夫，将生命留在中国大地上的苏联专家，大机车人永远怀念你……
阿盖耶夫首推计件工资制
对于百废待兴的新中国，一点一滴的进步都来之不易……
新中国成立初期，要管理上万人的庞大企业，实现劳动力平衡，掌管各类人员的工资标准，开展计件工资制和实施各种奖励办法，对当时的管理者来说，都是非常复杂生疏、困难重重的工作。大机车聘请了劳动工资方面的苏联专家阿盖耶夫、牙阿尼、尤费里科夫、什毫林等人，正是他们的全面指导，帮助工厂建立了一系列完善的工资制度等规章。
今天看来，实行计件工资制不算是什么问题，但对刚解放不久的工厂来说，却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当时大连没有这样的先例，就是在全国来说亦不多，工厂既缺乏实行计件工资制的经验，又没有熟悉定额工作的专业干部。当时有些人不了解计件工资制的优越性，工人怕实行计件“赔了本”——因达不到定额而拿不到基本工资，有一些干部也怕麻烦，使这项管理制度的推行遇到不少阻力。
阿盖耶夫是在中国工厂推行计件工资制的第一人，他亲自给定额工作人员和管理人员讲课，耐心地讲解苏联在这方面的成功经验，反复交代工作方法并亲自指导以增强管理者的信心。遇到某些干部认为“人多好办事”并要求增加人员的情况时，阿盖耶夫等苏联专家就严肃地给工人们算大账，要求干部、工人艰苦奋斗，体谅国家的困难，全面提高工作效率，减少非生产开支。
阿盖耶夫等苏联专家在工厂期间，培养了许多劳动工资工作方面的专业干部。20世纪50年代，工厂已有工人出身的定额师10多人，还有30多名定额技术员和10多名劳动统计员，在全国处于领先水平。当时锻工车间的工人蒋本智就是阿盖耶夫、尤费里科夫等苏联专家一手培养起来的工资经济师，还有工人出身的刘大年、吴连奎、张世恭等先后被任命为工厂劳动工资的负责人。
在与苏联专家共同管理工厂的时期，因为贯彻按劳付酬原则，管理人员指标又控制在最低限度，实行了计件工资制度后，劳动生产力大大提高了。定额管理制度的实施，对提高当时的企业管理水平、推动生产起到了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