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肃这个观念在我们现代文学开始发展时是认为很重要的。当时与新文学的创造方面对抗的是鸳鸯蝴蝶派、礼拜六派的小说。他们的态度,不论对文学、对人生,都是消遣的。新文学是严肃的。这严肃与消遣的对立中开始了新文学运动,尤其是新文学的创作方面。
本来在传统的文学里,所谓“文”的地位是不很高的。文章,小道也。在宋朝还有人说作文害道。作文对道学有害,这是一种极端的看法,作文至少是小道。这里面的小说,更是小而又小了,在新文学运动开始时,对人生先有一个严肃的态度。对文学,也有一个新的文学观念,这观念包括文学不是专门只为消遣,茶余酒后的消遣;他们认为文学有重大的使命和意义,这是一层。第二,文学并非小道,有其独立的地位。从前向来是不承认的,就是诗与文在文学中的地位很高,比起道来,仍然很差。五四运动开始时.反对“文以载道”,因为这样一说,文便成为一种无足轻重的东西,主要的是道。道把文压下来,所以要反对。但当时新文学运动如何表现这两个观念呢?这还得和鸳鸯蝴蝶派对比着来看。
鸳鸯蝴蝶派的小说,写的多是恋爱故事,但不是当做一件严肃的事情(有时也有为恋爱而恋爱),总带点把恋爱当游戏的态度。看小说的,也是茶余酒后,躺在床上看看。虽然看到悲哀的时候,也流几滴眼泪,但总不认真似的。他们的文学大部分是文言,就是用白话,也是从旧小说里抄来的,不免油腔滑调。新文学在文字方面的态度很认真。教你不能不认真地看。有的人看惯了旧的,看新的作品觉得太正经,不惯,在内容方面,注重攻击礼教,讽刺社会,发掘中国社会的劣根性而表现出来,在这方面见出认真的态度。
鸳鸯蝴蝶派的小说,倒合乎中国小说的传统,中国小说本来是着重在“奇”的。如唐朝的“传奇”,明朝的短篇集叫“拍案惊奇”。奇就是不正经,小说就要为的奇。我们幼时,看小说还叫看闲书。小说自身就以不正经自居。明朝虽有《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喻世明言》,名称上似乎注重社会的作用。但这三种书被选出编成《今古奇观》,足见仍然也是以“奇”为主。鸳鸯蝴蝶派的小说就在满足好奇的趣味,所以能得到许多读众。新文学却不要奇。奇对生活的关系较少。要正,要正视生活。反礼教,反封建,发掘社会病根,正视社会国家人生,因此他们在写作上是写实的,即如犯人日记,里面虽然是象征意义,但却用写实笔法来写,这种严肃的态度,维持不断。直到后来,社会比较安定些,知识阶级的生活也安定下来,于是严肃的态度改变了,产生言志载道的问题。
新文学初期反对载道,这时候便有人提倡言志。所谓言志,实在是玩世不恭,追求趣味。趣味只是个人的好恶,这也是环境的反映,当时政治上还是混乱,这种态度是躲避。他们喝酒,喝茶,谈窄而又窄的身边琐事。当时许多人如此,连我也在内,但这种情形经过的时间很短,从言志转到了幽默。好像说酒要一口一口地喝,还不成,一直要幽默到没有意义,为幽默而幽默,一面要说话,一面却要没有意义,这也是一种极端。生活的道路,越走越窄,一切都没有意义,变成耍贫嘴,说俏皮话,这明明白白回到了消遣。
人生原是两方面的,时代的压迫稍松,便走到这一边来。但中国的情形不允许许多人消遣。结果,消遣的时间很短,又回过头来,大家认为这种态度要不得。于是更明白地提出严肃的口号,鲁迅先生介绍了一句话:“一方面是严肃的工作,一方面是荒淫与无耻。”这两者相对比严肃和消遣相对更尖锐,这表示时代要求严肃更迫切了。
这里应该补充一点。创造社的浪漫和伤感成为一时的风气,那是那个时代个人求解放的普通趋势。个人生活中灵肉的冲突是生死问题,是严肃的问题,民国十四年五卅以后,反封建、反帝更是迫切。大家常提起鲁迅先生介绍的那句话。并且从工作扩大到行动。于是文学运动又回到严肃。
现在更是严肃的时期。新文学开始时反对文以载道,但反对的是载封建的道。到现在快三十年了,看看大部分作品其实还是在载道,只是载的是新的道罢了。三十年间虽有许多变迁,文学大部分时间是工具,努力达成它的使命和责任,和社会的别的方面是联系着的。
一九四七年五月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