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卓迁都长安之后，更加暴虐。司徒王允思虑再三，终于利用养女貂蝉巧施连环计，激怒吕布杀了董卓。一时天下大快。
王允掌权以后，对董卓旧部大开杀戒。董卓手下的四员猛将李傕郭汜、张济、樊稠一向为非作歹，董卓死后吓得逃到西凉，使人上表长安向王允祈求赦免。但王允坚决不允，这四人狗急跳墙，率兵攻入长安，将王允杀死。李傕郭汜将献帝控制在手中号令天下。长安又陷入混乱之中。
同时，黄巾军在青州再度兴起，他们将兖州牧刘岱杀死后，四处抢掠。李傕郭汜本是一介武夫，虽然把持了朝政，却哪里懂得治理天下？
束手无策之际，太仆朱儁举荐曹操领兵去征讨黄巾军。
朱儁为什么要举荐曹操呢？
人必自重，然后天下重之。对于无背景者（或弱背景者）来说，如果你不能让自己变得重要，别人是不会来重视你的。
曹操在诸侯盟军四散之后，带着自己一手招募起来的部队，先后在濮阳、武阳破贼，在内黄击败匈奴，名声大盛。所以，朱儁才会保举曹操去山东征剿黄巾军。
曹操领命后，再显身手，仅用百余日，就将黄巾扫平。而对曹操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次征剿让他招降了三十万人马。曹操择其精锐，号为“青州兵”，这一支军马成了曹操起家打天下的资本。曹操本就是个资源配置大师，当他手中有了如此强大的军事力量后，他就有了纵横捭阖、笑傲天下的资本。反观另一个枭雄刘备，之所以一直发展不顺，四处寄人篱下，就是因为没能尽早拥有像曹操这样强大的军事力量。
曹操威震山东，大肆招贤纳士。荀彧、荀攸叔侄慕名来投。荀彧又推荐了程昱，程昱又推荐了郭嘉，郭嘉又推荐了刘晔，刘晔又推荐了满宠、吕虔，满宠、吕虔又共同推荐了毛玠。一时间，曹操手下的谋士星聚云集。
曹操集团为什么能逐渐成为汉末乱世最为强大的军政集团？这和曹操的人才引进策略是分不开的。
曹营中人，往往相互引荐其他比自己更为优秀的人才，相互间毫不猜忌嫉妒，而其他军政集团则根本做不到这一点。袁绍集团中虽然也是智囊云集，但田丰、审配、许攸、逢纪等人各不服气，相互倾轧。刘备集团中则一直没有招纳到足够多的人才。徐庶来了之后，却不推荐近在咫尺的诸葛亮。只有在自己被迫离开后，才向刘备说明。诸葛亮掌权之后，也只是轻描淡写地邀请与自己齐名的庞统来共扶刘备，却并不事先告诉刘备，以至于庞统来投后，受到了刘备的冷遇（详见《心理诸葛》）。纵观这些主要的割据力量，其内部氛围的和谐互敬，确实只有曹操集团做得最好，从而也具备了最强的实力。
除了谋士，另有大将于禁、典韦等人来投。加上此前的夏侯兄弟、曹氏兄弟、乐进、李典等人，曹操的军事力量进一步得到了加强。可以说，曹操已经将“刺董”的资源最大化了，再通过矫诏，又给自己赢得了“忠义”的名声。此后曹操又通过不断地征服各地的小割据势力，一步步将自己推向了天下景仰的权威神坛。这个时候，曹操想起了父亲。曹操的父亲曹嵩此时正带着全家老小在陈留避难隐居。曹操想想自己也算是兵强马壮，已经有足够的能力保护好家人了，就派泰山太守应劭前往陈留，准备把父亲接到自己身边来。
曹嵩带着弟弟曹德、一家老小四十余人，仆从一百多人，乘着一百多辆车子，带着一大群驴骡马匹，浩浩荡荡，直往兖州而来。
徐州太守陶谦得知曹嵩路过徐州地界，立即前往迎接，盛情款待。
陶谦为什么要这样做呢？陶谦是一个温厚笃定的谦谦君子。这样的人，在治世当一个太守自然是游刃有余，可以造福一方百姓。但在乱世，陶谦深深感到了力不从心。为了保全徐州，陶谦必须想方设法与那些手握重兵的豪强搞好关系。此时的曹操，威名日盛。陶谦早就想和他搞好关系了，但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曹操父亲路过徐州，陶谦正好借机结交曹操。
陶谦的想法正是基于互惠原理。人类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为了更好地生存下去，逐渐学会了互帮互助。这固然是出于自私的目的，但客观上却也起到了促进合作、营造良好关系的效果。
陶谦大摆宴席，盛情招待，留着曹嵩住了两日。为了进一步表达自己的殷切之意，陶谦还特意在曹嵩离开时派了校尉张闿，带着五百兵马一路护送。世事难料，陶谦怎么也不会想到，就是这个善意之举，却给自己和整个徐州惹来了灾祸。
张闿护送曹嵩行至华费间，时值夏末秋初，大雨骤降，一众人马急切间就在荒郊一座古寺内投宿歇息，寺内只有几个僧人。
就在这个地方，张闿动起了歪脑筋。张闿找来手下的头目说：“我们原来干黄巾军时何等快活？现在在陶谦手下，约束甚多，无处弄钱。你们看，这个老头子带着一伙人，富得流油，我们为什么不干一票呢？今夜三更，就叫喊说山贼来劫，把曹嵩全家都杀了，带着财物，远走高飞！”
张闿手下的这伙人，本来就是臭味相投的，当然是一呼百应。是夜，风大雨急，曹嵩在睡梦中，忽听得喊声大振，张闿等假扮贼人，冲将进来，将曹氏满门，全部杀掉，一个不留。张闿等人取了财物，逃奔淮南落草去了。而应劭见势不妙，想想自己承担不起这么重大的责任，带着几个心腹投奔袁绍去了。
在曹操身上，似乎总是出现因果报应的镜像效果。此前，他骑了董卓赏赐的马背叛逃离了董卓，后来，关羽也骑着他赏赐的赤兔马离开他去找刘备；此前，他一错再错地杀害了吕伯奢全家，这一次，他自己的满门老小也被张闿莫名其妙地杀害。后来，他从汉献帝手上夺来的江山，也被司马氏如法炮制，夺了过去。
张闿这伙人为什么会做出如此胆大包天的事情来呢？这主要是“社会助长效应”发生了作用。在一个群体性的环境下，人们往往会一起去做一些个体单独不敢做，或不会做的事情。在某些群体化的情境中，人们往往会更容易抛弃道德准则的约束，甚至忘记个人的身份，去做一些事后令自己也匪夷所思的事情。
比如在伊拉克战争中，美军攻陷巴格达后，从萨达姆的高压统治下“解脱”的人，顿时蜂拥而出，一反往日的谨小慎微，成群结队，冲进了医院、图书馆、博物馆等，将值钱的东西一抢而空。仅巴格达国家博物馆在四十八小时内就被抢走了几千件珍品。《科学》杂志甚至对此评论道：“自从西班牙征服者的劫掠之后，阿兹台克和印加文明还从没有遭遇这么严重的劫难。”
为什么这些人一下子从良好市民变成了道德败坏的暴徒？很大一个原因就是群体的激发作用。所谓法不责众，就是这个道理。这种现象也可以在足球比赛期间经常看到。大量聚集在一起的球迷，在群体气氛的渲染下，往往会做出破坏公物、袭击对方球迷，甚至与警察对抗的行为。那么，为什么人在群体中会迷失自己，放弃自己原先的道德准则，突破社会行为规范的约束呢？
这是因为在群体中，个体因着他人的掩护，会感觉一种身体匿名性。而当一个人的身体处于匿名状态的时候，人就会觉得自己的行为可能不会（或不容易）受到社会行为规范的关注，放纵就此产生。心理学家埃利森、戈文等人曾经做过一个实验。他们找来一位女司机，让她在红灯转绿时，故意多停十二秒钟再启动。女司机要记录的是，停在她车后是一辆敞篷车或其他封闭式的车子两种情况下，后车司机鸣按喇叭的情况对比。结果表明，相对于敞篷车司机，那些封闭式车子的司机按喇叭的速度要快三分之一，频率则是前者的两倍，而持续的时间也几乎是前者的两倍。
这足以说明，封闭式车子给司机带来的某种身体匿名性，让他们更富有攻击性。另外，某些环境可以赋予人们短暂的匿名性。心理学家津巴多曾经将两辆实验用的车辆，分别弃置于纽约上城布朗斯克区靠近纽约大学校园的地方，以及加州帕洛阿尔托市的斯坦福校园附近。这两辆车摘除了车牌，顶篷也被掀开，让人一看就是废弃的车辆。布朗斯克区是一个相对混乱的地区，这个环境给了人一定的匿名性，在四十八小时内就有好几十个衣冠楚楚的过路人在光天化日之下从车上拆走了各种零部件，或仅仅是对车辆加以破坏。而另一辆放在秩序井井有条的斯坦福校园附近的车，一个星期过去了，也没有任何一个路人对其动歪脑筋。甚至在实验结束后，津巴多把车子开走时，还有三个路人向警察汇报说“一个小偷开走了这辆车”。
当张闿一行人马行至这个只有三五僧人的荒郊野寺时，这个环境就为张闿等人提供了某种程度的匿名性。而且随行的应劭也不过带着几十个人，根本不能与他们对抗。情境随之出现了重大变化，无论是陶谦，还是曹操，其影响力在这个地方都相对失效了，社会规范以及组织权威的影响的作用也大大降低了。这样，张闿等人就在群体相互激发中，放纵了自己卑劣的需求。而且，张闿认为，自己得手之后，可以很好地逃到山中隐蔽起来，这样，即便是陶谦和曹操事后追究，也很难找到自己，这等于是确保了身体的匿名性来逃避惩罚。既然如此，为什么还不赶快下手呢？
曹嵩也许至死都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丧命于这荒郊野寺之中。
曹嵩的死，某种程度上应该归咎于曹操。
曹操手下兵马甚多，为什么只派一个应劭去迎老父，却没有派一两员大将，带着精锐人马去接曹嵩呢？纵观曹操这一生，越是艰难险绝的时候，他越是不会犯错误。而在他春风得意的时候，却总是犯下重大错误。
曹操此时威震山东，在潜意识中充满了骄傲自大，也就放松了警惕。要知道，在这个乱世中，什么事情都是可能发生的。只要你稍微疏忽大意，就会付出惨重的代价。
心理感悟：人无时无刻不想摆脱社会的约束，但却不一定能获得预期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