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文化自信的前世今生(2)

戊戌变法失败后，中国精英们的探索还在进行，并导致了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在辛亥革命时期，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空前激化。帝国主义列强已逐步控制了中国政治和经济命脉。而清朝政府“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腐朽统治越来越激起国人的愤怒。在文化方面，中国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也达到了空前的高度，过去对天地鬼神的信仰以及对祖先神灵的崇拜，都被视为违反科学的陋习。一向神圣不可侵犯的君王如今也走下了神坛，人们甚至可以将当朝天子骂为“未辨菽麦”的“小丑”，更有人公开发誓要以张良之铁锥、荆轲之利刃，“直取国中专制魔王之首于百步之外”[7]；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人物孔子，由于教人忠君、服从，也被斥为“致胎中国二千年专制之毒、民族衰弱之祸”的“民贼”[8]。也就是说，居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许多核心理念都开始受到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批判。当时关于中西文化之辨，大致分为三派，一派是欧化派，他们非常重视对西方文化的学习和传播，同时对中国传统文化持激烈的批判态度，主张“不将古来迂谬之学说，摧陷而廓清之，则新世界之文明无自而入”[9]。但即便如此，他们也没有将传统文化彻底否定，而是认为周秦学术、两汉政治、宋明理学等“国粹”“皆可超越一世，极历史之伟观，较诸希腊罗马未或下也”[10]。第二派是国粹派，他们侧重挖掘传统文化的正面价值，有所谓“古学复兴”之说，针对欧化派对本民族优秀传统重视不够的弱点，国粹派有意识地用发扬国粹来“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试图从传统中汲取推进社会进步的精神动力。不同于这两派的是所谓调和派，他们对于顽固保守封建文化，只限于从西方吸收工艺的做法和一切照搬西方，主张否定传统文化核心观念的做法都持批判态度。他们指出：“闻之开新、守旧两派之言矣。开新者曰：欲造新中国，必将中国一切旧学扫而空之，尽取泰西之学一一施于我国。守旧者曰：我欲强我国，行我古代圣王之法而有余，不必外法；或但取其艺学。二家之见，所谓楚则失矣，齐亦未为得也。”他们认为，对于中国文化或西方文化，都不应该不加分析的一概接受或一概排斥，而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夫我国之学，可遵守而保持者固多，然不合于世界大势之所趋者亦不少，故对于外来之学，不可不罗致之。他国之学，固优美于我国，然一国有一国之风俗习惯，夏裘而冬葛，北辙而南辕，不亦为识者所齿冷乎？然则对于我国固有之学，不可一概菲薄，当思有以发明而光辉之。对于外国输入之学，不可一概拒绝，当思开户以欢迎之。”[11]由上可知，辛亥革命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中已经出现了否定传统文化核心观念的倾向，也有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主张全面引进西方文化，只不过这一部分知识分子还不是主流观点，仍然有大部分知识分子没有对传统文化丧失自信，即便是调和派也是主张融合、吸收西方文化中积极的一面，使之成为对一部分不合于世界潮流的传统文化的糟粕做一有益的修正。

辛亥革命虽然建立了中华民国，但由于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软弱性，实际上使中国成为军阀割据的分裂局面。1919年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在法国召开巴黎和会，中国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协约国之一，参加了会议，中国代表在和会上提出废除外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在中国的军队和取消“二十一条”等正义要求，但巴黎和会不顾中国也是战胜国之一，拒绝了中国代表提出的要求，竟然决定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代表中国的北洋政府准备在和约上签字。消息传到中国后，北京学生群情激愤，学生、工商业者、教育界和许多爱国团体纷纷通电，斥责日本的无礼行径，并且要求中国政府坚持国家主权，并最终导致了在中国历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五四运动”。

广义的五四运动是指自1915年中日签订《二十一条》至1926年北伐战争之间，中国知识界和青年学生反思中国传统文化，追随“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探索强国之路的新文化运动的继续和发展。应当说当时的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知识分子在面对国难的情况下的一种爱国主义的表现，是在特定的环境下发生的，虽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它是必然发生的，也是值得肯定的。但假如从今天的观点看，它是存在一定的历史局限性的。在文化上它主张砸烂孔家店，并错误地以为既然是新文化，就不能带有任何民族的色彩，因此就抹杀了一切民族文化的传统，甚至抹杀中国民族生活的特点。将中华民族文化上的民族特性也反对掉了。[12]五四运动的先驱者们虽然具有崇高的革命热情，但在热情之下缺乏冷静分析的能力。他们简单的抹杀了一切封建时代的旧事物，好像那些不过是历史的错误和愚蠢的产物。他们不善于把同一事物中的积极因素与消极因素区分开来看待，不能区别中国历史上带有人民性的东西，更不能看出在旧时代的人民大众的东西中，一方面虽然不可避免地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而行成了某种落后性，另一方面又具有不同程度的进步性和革命性。[13]中国相当多的知识分子的文化自信彻底崩溃了。知识界甚至出现了“全盘西化”的错误思想。这种文化自信的崩溃，直到今天还在深深地影响着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

第二节 毛泽东与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全面复苏

毛泽东少年时代接受的就是中国传统教育，从八岁起在韶山读私塾时，主要学习的就是四书、五经。1964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关于哲学问题的讲话》中就曾回忆道：“我那时候是很相信孔夫子的。”[14]

青年时期的毛泽东在还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时候，他的思想混合了中国传统文化和当时各种西方资产阶级思想，但中国传统文化在他的观念中还是占有重要的地位。这除了他自己的主观因素以外，同他的老师杨昌济的影响也有很大关系，作为曾留学日本和英国的中国早期留洋精英，杨昌济与其他主张“全盘西化”的留洋精英有很大不同，他认为，中华文明“义蕴闳深”，之所以“未能大放光明”是对中华文明使用的不得法。对于出国留学，他认为：留学生回国后，更应该对国内的事情有所考察，而且如果一个人志向远大，即使留在国内求学也“未尝不可”。[15]他的这些思想对青年毛泽东影响很深。就在他故去不久，1920年3月14日毛泽东在给周世钊的信中就曾指出：“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个半壁的地位。”而东方文明实际上就是中国文明。作为一个中国人，应先研究中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比较好，而且“出洋”，在好些人来说只是一种“迷”，因此，他本人暂不想出国。[16]毛泽东在湖南省第四师范（后并入省第一师范）求学期间结识的黎锦熙对青年时期的他也有很重要的影响，黎锦熙认为，“观中国史”，应当注意中国边远地区的人，这样才能很好地了解亚洲史；“观西洋史”，应当注意中西比较，这样才能借鉴外国的长处来对中国的问题有所指导。毛泽东对黎锦熙的这种治学方法非常佩服，并因此认为“顾吾人所最急者，国学常识也”[17]。

随着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以及五四运动在中国的蓬勃开展，毛泽东开始接受了以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武器开展革命运动的同时，毛泽东仍然坚持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传统文化相结合。1938年10月14日，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中在号召全党开展一个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竞赛的同时，着重指出：应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对我国的历史遗产予以总结，对于拥有数千年历史的中华民族来说，历史上有很多“珍贵品”，而这些“珍贵品”，对于年轻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应当抱着“小学生”的态度予以总结和学习。这对于指导中国革命有重大的意义。[18]1940年，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的讲话中，再一次强调了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性，他指出：“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中国现实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的，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19]

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中国共产党在革命运动的早期也存在着不顾中国国情，盲目照搬、照抄马克思主义的倾向。1931年至1934年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党内占有统治地位。王明自称是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只看重马克思主义的个别词句和现成结论，“不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革命行动的指南，而是把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看成如同‘四书五经’一样的一条条‘圣训’”[20]，用静止的、停滞的眼光看待马克思主义。他不顾时代和条件的变化，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条件下提出的观点、结论当作一成不变的教条来看待。因此，他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只会写点东西，而且常常写一些连他们自己也不明白的东西”[21]，更不能根据实践的发展创造出新的理论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因此，王明领导时期的革命运动根本不顾中国的国情，唯本本至上，把马列著作中的相对真理绝对化，盲目地照抄照搬，其结果，先是断送了中共在白区的组织机构，接着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国共产党苦心经营多年的红军队伍遭遇重大挫折，被迫走上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艰难道路。与王明不同，毛泽东认为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目的全在于应用，在于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我们的同志必须明白，我们学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为着好看，也不是因为它有什么神秘，只是因为它是领导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走向胜利的科学。”[22]我们“不但应当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他们研究广泛的真实生活和革命经验所得出的关于一般规律的结论，而且应当学习他们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23]为了帮助全党认清王明教条主义的危害，提高结合中国革命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毛泽东与王明的教条主义进行了坚决斗争。[24]他在六届六中全会上的报告中指出：“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如果“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对中国共产党来说，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25]。毛泽东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促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正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通过深入分析和研究中国国情，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及时纠正了王明的错误倾向，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国情相结合，带领中国共产党取得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