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文化自信的前世今生(1)

2016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讲话中将文化自信摆到了同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并列的地位，并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这一论断为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伟大实践高屋建瓴地指明了方向。抚今追昔，鸦片战争以来的近百年间，文化自信对于中华民族而言，有一个逐步从自信满满到丧失自信的过程，令人不胜唏嘘。

传统上中华民族是一个文化非常自信的民族，这不仅体现在五千年的历史中中华民族创造出的光辉灿烂的文化曾经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而且更体现在中华文化在遭遇重大挫折时坚韧不拔的精神上。如果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元朝和清朝也应当算作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然而就当时的情况来说，实际上这两个朝代都是异族的军队占领了中国的土地，中华民族在当时的情况下都遭遇了“亡国”之痛，即便在如此恶劣的形势下，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也没有垮，中华民族的脊梁也没有断。而元朝和清朝的异族统治者为了维护他们的统治，在中国推行的依然是中国传统文化，选拔官吏的科举制度考的依然是儒家经典。不仅如此，中国传统文化在这两个朝代由于民族的交流和融合，都在原来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和完善，成为中华文化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无疑体现了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旺盛生命力。

第一节 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国文化自信近百年的衰落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近百年的历史，却成为了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梦魇。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虽然在战场上连吃败仗，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但丢失的领土远远不及元朝和清朝，比在战场上的失利更令人痛心的是，中国知识分子霍然发现，在中国人一向引以为豪的文化上也吃了大败仗，西方文化的优势成为了他们在战场上获得胜利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当然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华民族在文化上的失败的认识是有一个过程的。在鸦片战争刚刚失利的时候，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自信并没有受到致命的打击。1842年，最早提出要向西方人学习的魏源在《海国图志》中将学习的方向定义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这句话的潜台词就是鸦片战争之所以失败只是由于中国人不重视西方的技术，我们要向西方学习的只是他们的“长技”，而在文化上我国还是天朝大国，西方只是落后的蛮夷。

但随着中华民族打开国门，在派遣各种留学人员向西方学习先进技术的过程中，中国知识分子逐渐感受到了一个蒸蒸日上的西方文明对自己的冲击。1876年，郭嵩焘在英国考察期间，对西洋的政治制度有了更真切的了解。他在日记中写道：“推原其立国本末，所以持久而国势益张者，则在巴力门（Parliament）议政院有维持国有之义，设买阿尔（Mayor即市长）治民有顺从民愿之情。二者相持，是以君与民交相维系，迭盛迭衰，而立国千年终以不敝。人才学问相承以起，而皆有以自效。此其立国之本也。”并说“中国秦汉以来二千余年适得其反”。[1]这表明中国的知识分子已经对西方文化根基上产生的政治制度有了一种羡慕和向往之情，一句“中国秦汉以来二千年适得其反”更说明了对中国的文化自信产生了动摇的心态。与此前后，中国洋务派开展的声势浩大的洋务运动中高举“中体西用”的大旗，这时候的中国文化虽然依然是“体”，但西方的指代名词已经由魏源充满鄙视的“夷”字变为了中性的“西”字。洋务派在政坛上的逐渐崛起，是与自鸦片战争以来，清政府在与西方的“船坚炮利”战场上节节败退的残酷现实分不开的，正是这一残酷现实令洋务派深刻认识到学习西方是加速中国近代化的必要条件。在洋务派的努力和影响下，采西学、制洋器、兴学堂等一系列近代化政策与措施相继出台，并在实践中取得了不小的实绩。但是洋务派中的代表人物，绝大部分都是心存庙堂的忠实于朝廷的大臣，无论在思想上还是道义上，他们也都是将儒家经典奉为万世不变的圭臬，然而面对西方文明的步步紧逼，迫切要求洋务派从文化上去阐明中学与西学的关系，并直面西学的引进会不会对中学造成冲击的问题。为了解决传统文化的主导地位与引进西方文明的冲突，洋务派在解决中学与西学的关系这道难题上，千方百计去证明中学与西学不但不会发生冲突，而且能够相通相容、相辅相成，西学的引进对于中学乃是无害而有益的大好事。在这一大背景下，“西学中源”说应运而生。同治四年（1865），李鸿章为了论证派人去西方学习机器制造并不违背中国传统时指出：“无论中国制度文章，事事非海人所能望见，即彼机器一事，亦以算术为主，而西术之借根方，本于中术之天元，彼西土目为东来法，亦不能昧其所自来。尤异者，中术四元之学，阐明于道光十年前后，而西人代数之新法，近日译出于上海，显然脱胎于四元，竭其智慧不出中国之范围，已可概见。特其制造之巧，得于西方金行之性，又专精推算，发为新奇，遂几于不可及。中国亦务求实用，焉往不学？学成而彼将何所用其骄？是故求遗珠不得不就赤水，寻滥觞不得不度昆仑。后之论者，必以和仲为宅西之鼻祖，《考工》为《周礼》之外篇，较夫入海三千人采黄金不死之药，流沙四万里翻青莲般若之文，岂可同日语耶？事虽创闻，实无遗议。”[2]郑观应也曾在他的《盛世危言》中指出：“今天下竞言洋学矣，其实彼之天算、地舆、数学、化学、重学、光学、汽学、电学、机器、兵法诸学，无一非暗袭中法而成，第中国渐失其传，而西域转存其旧，穷原竟委，未足深奇。若合天下之才智聪明，以穷中外古今之变故，标新领异，日就月将，我中国四万万之华民，必有出于九州万国之上者。”[3]洋务派借“西学中源”说进一步对中西之学有了“道器”“体用”之说，李鸿章在光绪二年（1876年）致友人信中，试图从道器关系上阐明西学具有的效能，他写道：“尝谓自有天地以来，所以弥纶于不敝者，道与器二者而已。……中国所尚者道为重，而西方所精者器为多。……欲求御外之术，唯有力图自治，修明前圣制度，勿使有名无实；而于外人所长，亦勿设藩篱以自隘，斯乃道器兼备，不难合四海为一家。盖中国人民之众，物产之丰，才力聪明，礼义纲常之盛，于地球甲诸国，既为天地精灵所聚，则诸国之络绎而来合者，亦理之然也。”[4]张之洞在他的《劝学篇》中也指出：“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5]“中体西用”口号的提出充分说明了当时的知识分子虽然没有放弃中国的文化自信，但已经不敢小视西方文化，开始在一定程度上对西方文明采取一种借鉴和重视的态度。

然而，甲午战争的失败彻底粉碎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自信，“中体西用”的思路遭到了惨重的失败，中国知识分子发出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慨叹。为什么中国知识分子在元朝亡国的情况下没有喊出“大变局”的口号呢？正是因为元朝虽然亡了国，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没有垮，而甲午战争的失败是自中华民族形成以来，第一次感受到自己的文化已经跟不上时代的潮流，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受到了空前的打击。在这种惨痛的领悟中，中国知识分子为了救亡图存，开始了艰难的探索。戊戌变法就是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产生的，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提出了引入西方政治制度——君主立宪的口号，为了能与当时的顽固派达成妥协，并能够广泛地获得中国大众的支持，在戊戌变法的思想武器上使用的是康有为撰写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在这两部书中，康有为宣称自东汉以来统治者独尊为儒学正宗的古文经，实际上是刘歆为王莽篡汉而伪造的新学，这些伪造的新学，湮没了孔子学说的“微言大义”，康有为极力推崇孔子是改制的祖师，在《孔子改制考》的首章就对孔子极尽颂扬：“上古茫昧无稽，夫三代文教之盛，实由孔子推托之故。”而后，康有为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元素附会于孔子，给孔子以崭新的形象：“尧、舜为民主，为太平世，为人道之至，儒者举以为极者也……孔子拨乱升平，托文王以行君主之仁政，尤注意太平，托尧、舜以行民主之太平。”“此条犹可考旧制男女平等，自后世尊阳抑阴，乃广备妾媵以繁子姓，泰西一男一女，犹中国古法也。”“世卿之制，自古为然，盖由封建来者也。孔子患列侯之争，封建可削，世卿安得不讥。读《王制》选士、造士、俊士之法，则世卿之制为孔子所削，而选举之制为孔子所创，昭昭然矣。选举者，孔子之制也。”康有为把资产阶级的民主、平等、选举等都附会到孔子身上，声言为孔子所创，简直把孔子说成是资产阶级的创始者。不仅如此，他还论道：“凡大地教主，无不改制立法也。诸子已然矣，中国义理制度，皆立于孔子，弟子受其道而传其教，以行之天下，移易其旧俗。若冠服、三年丧、亲迎、井田、学校、选举，尤其大而著者。”“孔子为教主，为神明圣王，配天地，育万物，无人、无事、无义不围范于孔子大道中，乃所以为生民未有之大成至圣也。若《诗》《书》《礼》《乐》《易》皆伏羲、夏、商、文王、周公之旧典。于孔子无与，则孔子仅为后进之贤士大夫，比之康成、朱子尚未及也，岂足为生民未有、范围万世之至圣哉！”[6]

也就是说，变法派在引进西方政治制度时不得不高举孔子的大旗，以重新解释孔子的论述来为资产阶级的政治改良张目。这充分说明了当时的知识分子在引进西方文明的时候仍然采取一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态度。即便如此，戊戌变法仍然遭到了顽固派的绞杀，从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算起，戊戌变法只持续了短短一百零三天，史称“百日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