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岡遺譜》傳說的來源

對《古岡遺譜》出處的傳說，最早是源於廣東琴家談少撫的一席話。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七日，查阜西先生爲徹底瞭解嶺南古琴淵源與《古岡遺譜》的情況，在廣州琴家招學庵（鑒芬）引見下，與曾經親見《古岡遺譜》並熟悉嶺南琴派的談少撫先生會餐。據七十多歲的談少撫報導：

“《古岡遺譜》是嶺南習稱的一個元代刻本琴譜，原名記不清了。幼時曾瀏覽過它的內容，似乎是南宋覆亡時逃到新會一帶的士大夫所輯的東西。友人伍銓荇有一部，另一友人鄭健侯也有一部。全部四冊，共有琴曲二十多首。伍家的那一部下落不明，或者還在國內。鄭健侯的那一冊的確由鄭本人帶到香港去了。……《古岡遺譜》的版毀於明代初年的兵燹，這是有文獻可考的，一時想不出是在那裏。但從《悟雪山房琴譜》黃景星的序文中可以看出“《古岡遺譜》的稱呼和流傳，在清道光時就是那樣了。”

談少撫由於年紀已大，很多記憶都較爲模糊，根據所述，也可以理解到：

一、他說：“《古岡遺譜》是嶺南習稱的一個元代刻本琴譜，原名記不清了。”故《古岡遺譜》衹是另外一個琴譜的俗稱（習稱），本來就沒有一部以“古岡”爲名的琴譜存在。

二、對其來源不能肯定，他衹說“似乎是南宋覆亡時逃到新會一帶的士大夫所輯的東西。”

三、他所說存在的兩本，伍家的一部下落不明，招鑒芬曾到新會尋找過也不得要領。

但鄭建侯是否自己有一部，則值得懷疑。據《宋文》所言：

有人說：楊新倫先生當年師從鄭健侯先生習彈其家傳《古岡遺譜》琴曲，後得容心言所贈《古岡遺譜》, “展卷細鑒，原來就是健侯老師所教《古岡遺譜》五首”, “回家向鄭師反映，並就試彈幾曲，鄭老亦喜該譜與歷代家傳口授的《古岡遺譜》同出一轍”。（李松庵、李涵《楊新倫的琴劍生涯》, 《廣東文史資料第45輯167頁，廣東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楊新倫將容心言所贈《古岡遺譜》給老師鄭健侯看，鄭健侯試彈過容心言的五曲《古岡遺譜》後，認爲該譜與歷代“家傳口授”的《古岡遺譜》同出一徹。這有兩個問題：第一是如果鄭健侯家裏有《古岡遺譜》，就應該拿出來核對，不必試彈了；第二，如果家裏有譜，就不必說是與“歷代家傳口授”的同出一轍了，由此段敘述，可以肯定鄭健侯家裏並沒有《古岡遺譜》此譜。

我們可以看到五十年代招鑒芬模糊其辭的將《古岡遺譜》與流亡廣東的宋室士人連上關係，其實就是轉述談少撫的敘述，也成爲後來研究文章的根據。到八十年代莫尚德開始說明《古岡遺譜》爲宋遺民、遺老留下來的琴譜，九十年代以後，經過陳占標、李瑞與許海帆等不斷演繹，將《古岡遺譜》肯定爲宋王室帶到廣東的秘本琴譜，共有四冊二十四曲，並說收錄有浙譜、徽譜、閩譜與閣譜的部分曲目。這部琴譜就像躍現眼前，眞實存在過的琴譜一樣。由於談少撫言而不詳，引起後人的誤會，所以才有將傳聞慢慢演變爲事實，《古岡遺譜》的出處與規模就幾乎成爲定案。

《古岡遺譜》一名最早見諸清道光十五年（1835）黃景星的《悟雪山房琴譜·自序》：

岡州自白沙先生以理學爲倡，其教人也，惟於靜中養出端倪，以復其性靈，不以言語文字爲工。故後之學者，每於稽古之餘，多藉琴以爲節性和情之具。此《古岡遺譜》所以流傳也。余生也晚，適當老成凋零之秋，竊取先君手鈔《古岡遺譜》一帙，按而習之，而苦於心手不能相應也。

黃景星在序中衹道出因爲陳白沙理學的靜養理論，引出當地以琴爲修養之事實，所以《古岡遺譜》的流行也就是當地琴學興旺的原因。如果由此序言去理解，《古岡遺譜》，非但與宋王室和宋遺民並沒有必然的關聯，也沒有陳白沙編輯《古岡遺譜》的證據。而黃景星彈琴是取其父親“《古岡遺譜》一帙”，沒有說是一部或一本，也沒有說明曲目曲數，就可能是一些流行在新會當地鈔本的琴曲，並沒有成書。王烈對此問題曾解釋道：

“煟南在此僅說明《古岡遺譜》在嶺南一帶得以長期流傳的原因：明代以來，廣東學界深受白沙理學思想的影響，琴乃載道之器，文人仕子亦同時藉琴以正心息慮、修身理性、返其天眞。故嶺南一帶特有的古琴《古岡遺譜》得以重視而流傳下來，不至亡佚淹滅。然煟南並未直接說明《古岡遺譜》傳自陳白沙，或該書由白沙先生輯錄整理而成。”（《王文》）

從黃景星的序中我們可以得到兩個信息：

一是《古岡遺譜》不一定是一本琴譜，有可能是一些琴曲的手鈔本，由於流行在新會當地，所以稱之《古岡遺譜》。至於是否如一九五四年開始傳說是宋王室或遺民留下來琴譜，則不得而知，在此最早的資料完全沒有提及出處，談少撫也承認這是《古岡遺譜》名稱最早的來源。

二是《古岡遺譜》與陳白沙也沒有必然關係，雖然他的詩文中有提過琴，他也藏過琴，但還沒有證據證明陳白沙曾經整理過琴譜。卻由於黃景星序中提過陳白沙，於是引起後來認爲《古岡遺譜》是陳白沙所整理的誤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