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前言(2)

毛泽东赞扬商纣王、秦始皇，但并不以“好”而一概论之。他批评纣王滥用职权，为了自己享乐，在修造重重楼阁和金碧辉煌的鹿台中，耗费了劳动人民的大量财富和血汗。对于商朝的灭亡，毛泽东也客观地归结为纣王的暴虐残忍，排拒批评，一意孤行。对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毛泽东虽认为有一定的历史意义，但也批评道：秦始皇怕秀才造反，就焚书坑儒，以为烧了书，杀了秀才，就可以一劳永逸了，可以二世三世地传下去，天下永远姓秦，结果是“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邦、项羽原来不读书，灭亡秦朝的大多是一些文化不高的人。毛泽东实际上是批评秦始皇实行了错误的知识分子政策，埋下了亡国隐患。

对于历史上一些被视为大圣大忠的人物，毛泽东也从不人云亦云，而是有着自己独特的看法。如孔子，几千年来被尊称为“圣人”，受到顶礼膜拜，但毛泽东却明确地表示：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他认为孔子是代表奴隶主、旧贵族。他讽刺孔子的“仁者爱人”是一厢情愿，不可能什么人都爱，孔子只是剥削者的一部分。他还批评孔子不大注意人民的经济生活，是讲空话的。尽管如此，毛泽东并不否认孔子在思想、教育方面的成就，对孔子一些他认为正确的思想和行为也大加推崇和赞赏。他十分欣赏孔子的“每事问”，强调“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他充分肯定孔子的教育思想，提倡要采用孔子的教学方法。对于孔子“再思”“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不耻下问”“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等，毛泽东都不止一次地向人们阐释和提倡过。

仅从以上几例可知，毛泽东品评历史人物不看其一时一事，而看其一生全貌；不以一面定终生，而强调一分为二做评价。毛泽东不是孤立地、静止地、表面地看待历史人物和事件，而是全面地、辩证地、深入地去研究和评价历史上的人和事。这就是一分为二的辩证思维方法。正如毛泽东所说：应当批判地利用封建主义的文化，不能无批判地加以利用。中国古代的历史，既有精华，又有糟粕；既要继承，又要批判分析。

人民至上的唯物主义

毛泽东品评较多的是历史上的英雄人物，但是他反对“英雄史观”。毛泽东通过一生的革命实践深信：“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人民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是唯物史观的根本观点，是毛泽东历史观的核心。

毛泽东的历史人物观中有两个很重要的评价标准：一是统一，二是为民。能够进入毛泽东品评视野的历史人物并非泛泛之辈，其中尤以帝王将相居多。这些人物，由于地位较高、权力较大，其作为和影响远非其他人能够比肩，故总是容易被历史所关注和记载。这些人物，简而论之，有好有坏，有正有邪，有忠有奸。但只要他们为国家统一做出过贡献，毛泽东都充分地加以肯定；只要他们曾代表人民利益、为人民做过一点好事，毛泽东都充分地给予赞扬。这是作为政治家、人民领袖的毛泽东的爱国精神、人民情结的充分表露，是他毕生奋斗目标的充分体现。

毛泽东坚信，人民的阶级斗争是推动阶级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毛泽东认为，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有阶级就存在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历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即他将是否用阶级斗争观点分析历史作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分水岭。毛泽东通过对中国封建社会历史的深入研究，认为在封建社会里，只有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毛泽东说：“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为每一次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正因为如此，他对历史上被统治阶级诬蔑为“盗寇”的农民起义领袖，如陈胜、黄巢、张鲁、李自成、洪秀全等，都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和较多的品评。

古为今用——毛泽东品评历史人物的出发点和着眼点

作为革命家、政治家的毛泽东，研究历史人物不同于一般的书斋里的历史学者，不仅仅是“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而是体现出了更独特的价值取向，即为了现实的斗争和政治的需要，为了改造现实世界，所以其出发点和着眼点在于“古为今用”。

1938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说：“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1939年，他又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加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1956年，在同音乐工作者谈话时，他更是言简意赅地说：“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古为今用”是这一思想的高度概括，无论是在民主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都十分重视借鉴历史的经验和教训。

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过程中，毛泽东通过总结历代农民战争的经验，特别是吸取黄巢、李自成等农民起义因为没有建立根据地而失败的教训，深刻指出：“应当认识历史上黄巢、李闯式的流寇主义，已为今日的环境所不许可。”

因此他坚决地提出了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的正确路线。解放战争时期，辽沈、淮海和平津三大战役后，日暮途穷的蒋介石政府在美国的授意下，玩弄新的“和平”阴谋。这时，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是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一条是彻底消灭国民党反动势力，把革命进行到底；一条是接受美蒋的“和平”主张，使革命半途而废。在这个紧要关头，毛泽东果断地告诫全党，要吸取西楚霸王项羽失败的教训，“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不能给敌人以喘息之机，将革命进行到底。

在经济工作中，毛泽东同样喜欢以古人为例来阐明道理，而其中心之点就是一定要重视经济工作，要代表和维护群众利益，要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

他曾就孔子不愿回答学生樊迟如何事农的问题并在背后骂樊迟是“小人”，而批评孔子不大注意人民的经济生活。毛泽东批评只重视和愿意从事政治、军事工作，却轻视和不愿意从事经济工作的错误思想，说这些人是没有懂得经济工作的重要性的缘故；其所以还不懂得，是中了董仲舒们所谓“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这些唯心的骗人的腐话之毒。他强调和警告，应当有更多的人去重视、从事经济工作，否则“食之者众，生之者寡；用之者疾，为之者舒”，是要塌台的。

在教育干部时，毛泽东善于把丰富的历史知识运用于谈话、演讲和报告中，寓庄于谐，潜移默化，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为了防止党内腐败现象的发生，毛泽东引用历史上农民起义先取得胜利，但因首领骄傲腐化和宗派斗争而导致起义最终失败的惨痛教训，告诫全党要时刻警惕腐败现象的滋生。毛泽东还以历史人物为例，勉励党员干部要刻苦学习文化。

如1958年，他向罗瑞卿推荐读《吕蒙传》时说：“吕蒙是行武出身，没有文化，很感不便。后来孙权劝他读书，他接受了劝告，勤学苦读，后来当了东吴的统帅。现在我们的高级军官中，百分之八九十都是行武出身，参加革命后才学文化的，他们不可不读《三国志》和《吕蒙传》。”他赞赏吕蒙虽年长但仍然发奋读书学习的精神，并对当时军队的高级干部提出读书学习的要求。这对于改善军人的文化结构，提高军队素质，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毛泽东讲述《后汉书》中李固与黄琼的事例，提倡党内正直敢言的作风。他举《战国策》中触詟劝说赵太后的例子，要求领导干部严格要求子女。如此等等，举不胜举。

可以说，毛泽东言必谈历史，善于借古喻今，针对现实问题，巧借历史人物的事迹来阐发观点，讲明道理。历史知识渊博深厚，使他能够信手拈来，挥洒自如，也使他的独特的口才艺术，魅力四射。

本书的主要特色

毛泽东对历史人物的品评，散见于他的著作、书信、演讲、讲话、谈话、批注、诗词之中。本书对目前出版的浩如烟海的与毛泽东相关的图书和论文，钩沉索引，广泛搜罗，将毛泽东对历史人物的品评集中化、系统化：将毛泽东对同一历史人物跨度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不同评论，集中于同一章节；对毛泽东重点品评过的历史人物，按照开国帝王、中兴英主、庸主昏君、亡国之君、起义领袖、谋士说客、历代名将、济世能臣、误国奸佞、思想巨擘、文学大家、隐逸高士，进行了科学分类，从而构成了全书严密的逻辑体系。此为本书的主要特色之一。

毛泽东对历史人物的品评，像吉光片羽，似凤毛麟角，如奇珍异宝，大多数是只言片语，然而字字珠玑，画龙点睛，概括性极强，浓缩了丰富的信息和智慧。如果没有深厚的历史知识，没有对历史人物全方位的透视，理解这些品评语言的深刻内涵是非常困难的。本书结合历史人物的言行事迹，夹叙夹议，详细解析毛泽东品评中蕴含的深意。这样，有利于将丰富的历史知识，与毛泽东的史识史观结合起来；有利于将历史人物的事迹和精神，与毛泽东知人论世的智慧结合起来；有利于将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与毛泽东在革命和建设中制定的一系列方略、政策、措施结合起来；有利于从一个独特的视角，洞察毛泽东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高超艺术，以及毛泽东思想形成、发展和成熟的脉络。此为本书的主要特色之二。

毛泽东对历史人物的评说、品鉴和古为今用，是留给后世的一笔独特的精神财富和智慧宝藏。挖掘和整理这笔财富和宝藏，对今日的“读史热”有着多方面的指导意义，对于正确地分析和评价历史人物有着光辉的示范作用，对于现实的资政用人有着独特的借鉴价值。因此，本书是青年学子的历史通识读物，是历史爱好者的研究指针，是企业经营者的管理用人参考，是党政干部们的案头资政宝典，是21世纪数以亿万计的毛泽东“粉丝”们的必读之书！

卢志丹

2017年夏至

于北京大学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