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前言(1)

一代伟人毛泽东具有深沉的历史情怀和浓烈的历史人物情结，这从他的诗词中可略见一斑：

青年时，毛泽东在《沁园春·长沙》中激情勃发：“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

壮年时，毛泽东在《沁园春·雪》中傲睨千古：“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

晚年时，毛泽东在《贺新郎·读史》中感慨无限：“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有多少风流人物？盗跖庄屩流誉后，更陈王奋起挥黄钺。”

“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这是著名国学家高亨先生歌颂毛泽东的词句。十个字，传神地塑造了开国领袖毛泽东将渊博的史才史识，与现实的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豪迈气概和雄浑英姿，不禁让人“心向往之”……

以历史人物为中心——毛泽东读史的显著特色

毛泽东从少年时代到耄耋之年，酷爱读史，坚持读史，下苦功研究历史。无论是在戎马倥偬的战争年代，还是在日理万机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总是挤出时间认真读史书，他说：“觉可以少睡，饭可以少吃，书不可以少读。”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工作繁忙，但经常熬夜苦读或抓住吃饭前后、旅途中片刻时间读史书。70年代，毛泽东体质与视力日渐下降，但他仍以惊人的毅力阅读史书，看不清楚的就用放大镜，实在无法阅读，就让身边工作人员诵读。

毛泽东一生到底阅读了多少史籍，已无法统计，一部四千万字的《二十四史》，他反复阅读，直至逝世。一部三百万字的《资治通鉴》，他竟然阅读了十七遍。除此之外，像《通鉴纪事本末》《续通鉴纪事本末》《宋史纪事本末》《元史纪事本末》《明史纪事本末》《十六国春秋》《战国策》《东观汉纪》等，都是他案头床边常备史籍。另外，毛泽东还广泛阅读了地理、志书，如《读史方舆纪要》《三国志注》《水经注》《华阳国志》以及许多省志、县志。他还研读了郭沫若的《十批判书》《青铜时代》，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等著述。可以说，毛泽东就是以有涯之生去研读史书，“读古书，使他的知识更广更博，更增加他的伟大。”（周恩来语）。丰富的历史知识构筑了毛泽东深厚的国学文化底蕴，成为孕育毛泽东思想的丰厚土壤，为毛泽东卓有成效地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基础。

毛泽东读史书，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以历史人物的传记为中心。

毛泽东为什么选择以历史人物的传记为中心呢？早在青年时代，他就在给好友萧子升的信中说：

“历史者，观往迹制今宜者也，公理公例之求为急。一朝代之久，欲振其纲而挈其目，莫妙觅其巨夫伟人。巨夫伟人为一朝代之代表，将其前后当身之迹，一一求之至彻，于是而观一代，皆此代表人之附属品矣。”

在研读历史人物传记时，毛泽东总会对历史人物进行一番见解独特的品评。他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往往不因袭旧说，而是独具慧眼，透过历史人物的言行，抓住历史人物身上最本质、最突出的东西，放言人之所不敢言，做出新颖独到的评析。这些品评都与现实的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生活密切相关，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和科学价值，在一定程度上还反映了毛泽东的个性特征和政治立场。

毛泽东更擅长引用历史人物的言行事迹，阐明观点，激励下属。在他的文章、报告、诗词、讲话、漫谈中，各类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常被提及和品评。

仅在《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中，涉及的历史人物，既有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哲学家、文学家，如老子、孙武、曹操、司马迁、韩愈、朱熹等，也有奸相佞臣，如李林甫、秦桧、刘瑾、魏忠贤等；既有圣贤如孔子、孟子和历朝各代的帝王如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等，也有被统治者污蔑为“逆党反贼”的农民起义领袖，如陈胜、吴广、李自成、洪秀全……

至于毛泽东在平时的演讲、谈话中，所引用的历史人物的典故、功业、逸事，就更是不胜枚举了。

1958年5月，在中国共产党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曾一口气举出历史上出身卑微而又有所建树的年轻人达三四十人。从佛祖释迦牟尼，到中国的至圣先师孔夫子；从汉朝的政论家贾谊、晋朝的哲学家王弼，到唐朝的诗人王勃、李贺；从战国时期甘罗十二岁当丞相，到晋朝十三岁搬兵救父的女孩荀灌娘，等等。对这些历史人物的生卒年月、家世、言谈、事功、业绩，他都如数家珍，侃侃而谈，品鉴评论，字字珠玑。这令在座的高级党政干部无不对他的博闻强记和真知灼见而叹服不已。

毛泽东以渊博的历史知识和敏锐的历史洞察力，科学地品评历史人物，把历史同现实、理论有机地结合起来，以精辟独到的见解指导了变革中国社会的一场又一场的伟大实践。在毛泽东历经的重大历史事件中，处处可以看到他借鉴历史人物经验教训的痕迹，如强渡大渡河时以石达开为鉴，横渡长江、解放全中国时以项羽为鉴，进京执政时以李自成为鉴。不一而足。

毛泽东品评历史人物的基本观点和立场

虽然毛泽东生前并没有专门写下一部中国历史专著，但是如果将毛泽东关乎历史人物的论述、谈话、批语、诗词等辑录起来，并按历史年代来排列，就是一部上起先秦、下迄民国的中国大史书。毛泽东所体现出来的卓越不凡的史识，与杰出的历史学家无二，而作为伟大政治家的毛泽东，则赋予历史学以政治生命力的光芒。

整理和梳理毛泽东对历史人物的品评材料，可以看出其中贯穿着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一分为二的辩证方法与人民至上的唯物主义三大基本观点和立场。

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毛泽东历来提倡实事求是，反对仅凭主观臆断，反对盲目下结论。在研究历史和品评历史人物中，他亦是如此。他在历史人物研究中坚持实事求是、独出己见的创新精神。1954年，他说：“要破除迷信，不论古代的也好，现代的也好，正确的就信，不正确的就不信，不仅不信而且还要批评。这才是科学的态度。”毛泽东在品评历史人物时不迷信，不盲从，不唯书，一切从客观历史事实出发，客观、全面、公正地对待历史人物和事件，同时又独立思考，在继承中发展创新。这方面的例子，在毛泽东的读史批注和讲话稿中是非常之多的。曹操历来被描写成盗世奸雄，因“蜀汉正统”的传统思想而招骂名，因古典名著《三国演义》而扬恶名。但在毛泽东心目中，曹操一直是一位了不起的历史人物，他很为曹操鸣不平：“唱戏总是把他扮成个大白脸，其实冤枉。”他认为曹操创立了魏国，改革了东汉的许多劣政，统一了北方，结束了汉末豪强混战的局面，为后来的西晋统一铺平了道路，是个了不起的大政治家、大军事家、大诗人，他大声疾呼要为曹操翻案正名。

毛泽东为历史人物翻案，并不是随意的，而是要根据实际作为。比如秦桧，历来被诘之为大奸臣，应为岳飞之死负主要责任，因此遗臭万年。毛泽东则认为，秦桧固然负有责任，但他实际上是代人承担了全部的过错，宋金议和背后的主谋是宋高宗赵构，秦桧只不过秉承了宋高宗的旨意罢了。实际上主和的责任不全在秦桧，起决定作用的是宋高宗。毛泽东还认为，责任不全在秦桧，但又并不否认秦桧负有责任。毛泽东对宋金议和的本来面貌的揭露，其目的不在于为秦桧开脱，而是为了暴露主和的幕后决策者，分清主要责任与次要责任。这也是毛泽东评价历史人物的重要原则，体现了客观公正地对待历史人物的严谨态度。

一分为二的辩证方法

长期以来，在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中存在着一种片面观点：简单、武断地以忠奸、正邪画线，忠即全正，奸即全邪。这种偏激的历史人物观有违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原则，影响对历史人物的正确研究和评价。在毛泽东的历史人物观中，这种片面性却难以看到，处处显现出对历史人物功过是非、忠奸正邪一分为二的辩证品评。他对历史上一些已“盖棺定论”的大忠大奸式的人物的评价，更是石破天惊，谱写了新篇章。

商纣王、秦始皇为历代史家所不齿。纣王的荒淫暴虐、始皇的“焚书坑儒”，几千年被史书和民间所声讨、唾骂，“暴君”二字已为他们盖棺定论，“坏人”的形象已深印于人们心中。毛泽东则不然。他具体分析了纣王当政时的作为，指出：殷纣王很有本事，是个能文能武的人。他经营东南，把东夷和中原统一巩固了起来。在历史上，对发展文明的区域曾有过贡献，是有功的。纣王那个时候很有名声，商朝的老百姓很拥护他。对于秦始皇，毛泽东更是在各种场合，向党内外、国内外人士多次颂扬其丰功伟绩，指出：秦始皇是第一个把中国统一起来的人物，不但政治上统一了中国，而且统一了中国的文字、中国的各种制度，如度量衡，有些制度后来一直沿用下来。中国过去的封建君主还没有超过他的。对秦始皇实行的中央集权制，毛泽东认为：不搞国中有国，而用集权制，由中央政府派人去各地方，几年一换，不用世袭制度。他毫不掩饰自己对秦始皇的赞赏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