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抗争之翼(5)

“大家都清楚，现在我们挣了很多钱，简直数不过来。我们还要再捞一段时间。我们个人的日程里面，还有五部电影要制作。这五部中的三部，打算请诸位按照惯常的方式处理，跟之前的其他影片一样。五部中的最后两部，会让各位了解内情，知道为什么如此任性地保守秘密。像凯斯勒说的，这么孩子气。也会让诸位了解我们的另外一个隐藏的行为动机。最后两部影片，将让各位了解动机和方法，两者同等重要。现在，这样说就够了吗？我们能不能在此基础上继续合作？”

对凯斯勒来说，这并不足够，“在我听来，这些全是空话。你把我们当什么人，一群傻瓜？”

约翰逊在考虑他的银行账户收支，“五部新片。两年时间，或许四年。”

马斯对此表示怀疑，“你们觉得谁会被骗那么久？你们的摄影棚在哪里？大明星在哪里？外景是在哪儿拍的？临时演员和戏服由谁提供？你们一次拍摄就能动用四万名群众演员，但手头却一个人都没有！也许你们可以迫使我闭嘴，但是大都会，福克斯，派拉蒙，还有基思奥芬广播电台，这些人都会提出疑问，你怎么应付？那帮人也不是傻子，他们很专业。要是我自己都不了解真相，你觉得我能应付好公关问题吗？”

约翰逊让他安静一会儿，让他想想。麦克和我一点儿都不喜欢这种局面。但我们又能怎么做呢？说出真相，然后前功尽弃，再度流落街头？“我们能否这么办？”他最终提问，“马斯，这两位在苏联政府有内应。他们的工作是在西伯利亚腹地完成的，也许吧。方圆几英里都是禁区。反正也没有知道俄罗斯人整天都在折腾什么——”

“绝对不行！”马斯态度坚决，“任何跟苏联有关的暗示，都会让人把我们看成一帮赤色分子。票房会少一半。”

约翰逊语速开始加快，“那好，我们不提俄罗斯。改说那些小型共和国，就在塞尔维亚，亚美尼亚，或者其他什么偏僻地方。影片跟苏联完全无关。事实上，它们是那些德国人和奥地利人的作品，就是二战以后苏联人强行迁徙的那帮人。现在，战争时期的敌意已经渐渐冷却，人们开始想起德国人偶尔也能干出点漂亮活儿。我们可以求助于古老的善意，人们同情那些战争难民，他们仅凭简陋的设备，在恶劣的气候条件下创造出惊人的视觉奇观，然后在盖世太保或者随便什么邪恶力量鼻子底下，把影片偷运到自由世界——就这样定了！”

马斯迟疑地反问：“如果俄罗斯人告诉全世界：说我们全都在胡扯，他们统治下的德国人都很驯服呢？”

这个也被约翰逊驳倒了，“谁会去读这种末版新闻？谁会关心俄国人说什么？谁会在意？他们甚至可能认为我们说的才是事实，甚至开始在自家后院寻找并不存在的威胁！你们满意吗？”最后一句是问我和麦克。

我看看麦克，麦克看看我。

“我们没问题。”

“其他人也没问题吗？凯斯勒？伯恩斯坦？”他们脸色都不太好看，显然并不开心，但还是同意继续玩这个隐藏真相的游戏，直到我们坦白一切。

我们真诚地感谢大家，“你们一定不会后悔今天的抉择。”

凯斯勒对此持有强烈的保留意见，但约翰逊安抚了所有人，回去工作。又一个障碍被克服，或者说，暂时避过。

电影《罗马》如期发行，得到了同样友善的评价。说“友善”，其实很不准确，这些影评让买票的观众排队排出好几条街。马斯的宣传工作做得极好。甚至包括后来跟我们翻脸，表现特别恶毒的媒体，当时也被马斯的华丽辞藻感动，连篇累牍发表社论，号召大家去看《罗马》。

我们的第三部电影《法兰西战火》，纠正了世人对于法国大革命的若干偏见，并开始戳到某些敏感人士的痛点。不过幸运的是，有个意料之外的巧合，当时是自由主义者在巴黎掌权，他们不遗余力的支持我们在电影中的立场。应我们要求，官方公布了许多历史文件，它们此前一直被遗忘在法国国家档案馆，因为这样对某些人更有利。我已经忘了当时跳出来冒充法国王室后裔的家伙叫什么名字了。但我确信，他一定被马斯手下某位写手的犀利文字伤到；他控告我们，索赔数额足以让我们全部破产，声称电影玷污了波旁家族的声誉。约翰逊给我们找来一位律师，把那条可怜虫拎上了法庭，打得他一败涂地。他连六毛钱赔偿都没拿到。马斯和萨缪尔斯——那位律师，都因此得到了大笔奖金，冒牌王室成员则移民到了洪都拉斯。

我记得，大概就在这个时期，媒体的态度开始转变。在此之前，我们都被看作是剧作家莎士比亚和大马戏创始人巴纳姆的混合体。但后来，我们早年的轶事渐渐被展现在世人面前，有些知名的悲观主义者开始公开发声，质疑我们是不是小人得志。“他们根本就不值一提。”多亏巨额的广告预算，才让他们没有机会说更多。

我想在这里暂停叙事，说说在这些商业活动期间的私人生活。麦克和我通常都低调地隐身幕后，主要是因为他喜欢这样。他让我出来发言，让我出头面对一切公关考验和风险，而他会坐在最舒服的位子上旁观。我大喊大叫，跟人吵闹不休，而他只要静静坐着，板着一张深棕色的大饼脸，很少说话，绝对不会让人看出，在那双礼貌的眉毛后面，其实藏着一副特别睿智的头脑，以及机智和幽默感，他反应极快，挖苦人的杀伤力堪比捕熊夹。哦，我知道我们也曾放浪形骸，有时还搞得动静挺大，但通常来说，我们都太忙碌，心事太重，不会浪费时间。露丝跟我们共事期间，曾是个很好的舞伴兼酒友。她很年轻，是人们通常公认的美女，看似也喜欢陪伴我俩。有段时间，我对她还有些想法，这本来有可能发展成正式关系的。后来相处多了，我发觉我们两个（其实我们三个都这样）对有些问题的立场区别太大。所以，后来她跟大都会影业签约时，我们并没有特别难过。她签那份合约，表明她最看重的还是名气、金钱和世俗的满足，加上她应得的万众瞩目的地位。他们让她出演B级片和系列电影，财务方面，她挣到了做梦都想不到的巨款。情感上，我就说不清了。我们前段时间还听到有关她的消息，说是又快要离婚了。也许这样也好。

但还是别再说露丝的事了。我有些忘乎所以了。一直以来，麦克和我都在共同协作，我们的最终目标曾有些不同。麦克醉心于让整个世界变得更美好，而他的做法就是消除一切爆发战争的可能。“战争，”他常常说，“任何形式的战争，才是让人类历史一直如履薄冰的罪魁祸首。现在，有了原子能武器，人类已经掌握了自我灭绝的手段。所以请你帮我，埃德，我必须尽我所能，阻止人类自取灭亡，否则，我会觉得活着没有任何意义。我真是这么想的。”

他的确是认真的。我们见面第一天，他就用几乎同样的词句表达过他的立场。那时候，我只当他是穷疯了，偶发狂想。我曾经把他的机器看作是实现奢侈生活和个人享乐的工具，也曾认定他早晚会被带到我的路上来。但我错了。

无论是生活，还是工作，如果你身边有个可爱的人，你难免会被他身上的优点感召。另一方面，如果你自己的生活里没有那么多苦难，就会比较容易为全世界的福祉操心。有钱人比较容易有良心。当我有了钱，周围的世界变得光鲜亮丽，我感觉人生目标已经实现了一半；当我想到这世界还可以变得多么美好，就认定要改善她，才能让我的人生完满。那应该就是《法兰西战火》时期，我觉得。实际时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从那时起，我和麦克成了最为亲密无间的战友。从那时开始，我们仅的有分歧就是何时休息，吃份三明治。我们无数不多的休息时间都宅在工作室里，偶尔去移动吧台，打开正好足够的啤酒瓶，改善一下情绪，适当放松。也许，凌晨一两点钟之后，我们会胡乱调节下旋钮，到不同历史时期看看。

我们两人一起，去过无数地方，见识过无数事物。有时可能会夜访弗朗索瓦·维庸，那个骗人精；有时去追寻哈伦·拉希德的生平。或者，如果我们心情不好，状态低迷，就会观赏一下三十年战争[3]；要是真碰上欲火中烧，就去看广播中心的更衣室。对麦克来说，亚特兰蒂斯的崩塌总有一份奇特的吸引力，也许因为现在有了核武器，他一直担心人类重蹈覆辙吧。如果我睡着了，他常常会调回到创世之初，观赏已知世界的起点。（如果强行告诉大家起点之前的事儿，肯定没啥好处。）

现在回想起来，还好我们都没有结婚。我们当然都对未来怀有希望，但目前来说，都对整个人类感到厌烦。受够了那些贪婪的嘴脸和无耻的手段。全世界都在膜拜财富、强权和暴力，也难怪这世上仅存的一点正派，也都源自对现状和未来的恐惧。我们看到了这个世上太多见不得人的行为（你可以说我们在偷窥），以至于开始藐视那些表面化的仁慈和善良。我和麦克只尝试过一次，去偷看我们认识、喜欢、并尊重的某人隐秘的生活。这一次就够了。从那天起，我们就坚持接受人的表面，不再试图去了解更多。

后面两部电影，我们在很短时间内接连推出。第一部是《自由美国》，拍了美国独立战争，然后是《兄弟与炮火》，讲美国内战。评论炸了！三分之一的政客，好多所谓的教育家，还有全部的职业爱国者，都开始吵着要干掉我们。美国独立战争孤女联盟，老兵子弟会，还有盟邦之女组织，全都气得跳脚。南方各州群情激愤；最南方那些州，加上一个“边境州”，都直接禁止这两部影片放映。第二部片子被禁，是因为它忠于史实；第一部也被禁，因为审查是一种传染病。它们一直被禁到职业政客们开窍。禁令取消，但那些衣冠楚楚的家伙们继续指责两部电影，说他们是对少数人可怕信条和思想的无耻展示。这些人大放厥词的时候应该还很爽，终于有人给了他们发言的机会，开始大张旗鼓宣扬他们的种族仇恨和种族隔离论调。

新英格兰州本想保持风度，但却没能顶住压力。纽约州以北各地，两部电影都被禁止。在纽约州，保守派议员集体投票抵制，禁令被推行到全州。特别请愿列车开到特拉华州，但那里的各种协会都很忙，没空通过新法案。诽谤官司像意大利面一样牵扯不清，但很少有人知道，我们没输掉过任何一场官司。尽管几乎每件案子都要上诉到更高法庭。对有些案子，我们对管辖权提出过异议，但很少成功。一旦有法官（或法官们）查案，历史文献都能证明我们无罪。电影内容本身毫无问题。

在此期间，我们重创了很多人的祖先崇拜，让全世界都看到，并非所有的大人物都品行完美；并非所有英军都专横暴虐——当然也不是天使。然后整个大英帝国成员国，除了南非以外，全都拒绝引进两部电影，还在美国外交部大闹。目睹美国南方各州和新英格兰议员们支持外国大使压制国内言论自由的奇观，让有些人击节赞叹。H.L.门肯在三者之间和稀泥，高调上蹿下跳；报纸也连篇累牍探讨当前困境，既要反外国干涉，又要倡导爱国精神，还要进行貌似合乎逻辑的批评。在底特律，3K党在我们门口焚烧十字架，而圣帕特里克之子、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基督教妇女禁酒联合会等立场友善的组织，则通过了若干赞颂我们的决议，我们把最恶毒低俗的那些邮件（连同一些本来没有写明姓名和地址的），批量转交给律师和邮政总局。但在伊利诺伊州以南，并没有任何人受到处罚。

约翰逊和他的手下们马上展开行动，联合了一批国际发行商，然后迫使马斯雇用了洛基山两麓所有知名的新闻记者。他们干得可真漂亮！转眼之间，公共媒体中就出现了两个壁垒分明的思想阵营。一派认为，我们完全不应该旧事重提，那些历史上的痛点就应该被遗忘，被原谅，历史上并未发生任何悲剧，就算发生过，我们也还是两个骗子。另一派的论点更讨我们欢心。悄悄地、渐渐地，然后突然之间，事实开始变得清晰起来。电影中描述的事真正发生过，也可能会重演，甚至现在也可能正在发生。之前的悲剧源于偏见，因为事实受到歪曲，误解渗透到了国际层面、社会各阶层之间、种族之间。我们感觉很满意，很多人开始跟我们一样看问题，过去的痛苦和仇恨当然应该忘记，但更重要的，是要用宽容、客观的态度理解和对待历史。这正是我们想要达到的效果。

多州禁止上映的状况，对最终票房的收入仅有些许影响，这也让约翰逊对我们刮目相看。之前他曾做出悲观预测，认定我们会损失掉全国票房的一半。因为，“在电影里说实话，肯定是要倒霉的。观众人数超过三百，麻烦就会来。”难道连在荧幕上都不能说实话吗？“这年头，除了电影，还有人看别的吗？”

迄今为止，事态大致是沿着我们计划的方向发展。我们已经挣到了钱，也得到了公众的关注，有正面，也有负面，但知名度肯定超过了所有在世的人。主要原因，是我们的事迹有新闻价值。当然，有些只是小报急需的博眼球的热点。我们一直很小心，尽量不去招惹那些有能力反击的势力。记得那句老话吗？观其敌，知其人。好吧，知名度就是我们手中的利斧。下面就是如何使用它了。

我给好莱坞的约翰逊打电话。他很高兴。“好久不见。啥事啊，埃德？”

“我想找一批能读懂唇语的人。要依我，这事儿早该完工了，像你对手下说的那样。”

“能读懂唇语的人？你疯了吗？你要这些人干什么？”

“这个你不用管。我就是想要能读懂唇语的人。你能找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