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还给荀子公正的评价

在历史脉络中掌握经典

历史、史学的存在若有意义，最主要应该就是提醒我们：不要把我们所过的现代生活，视为理所当然。

一项简单的事实：目前地球上有七十亿人口，很多，空前的多、空前的拥挤，一个庞大、恐怖的数字，然而放入人类文明与历史经验中看，我们这七十亿人都还是少数。光是从两千多年前，几大文明在轴心时代灿烂开展算起，曾经在地球上活过的人口总数，是七十亿的七到十倍。

死去的人比活着的人，多得多。他们死了，却留下了他们如何过日子、如何看待外在世界、如何处理自我与其他人关系……的种种痕迹。当前的七十亿人不可能过单一、同样的生活，有其多元差异；曾经活过的五六百亿人，他们拥有的人间经验自然更多元、有着更复杂的差异。历史，保留了部分的多元、差异，在我们眼前显示人是多么奇特的动物，从个人到社会，具备了近乎无限的可能性。

面对这些历史材料，尤其面对记录古人智慧的经典，我尽量不做古为今用的解读。不把这些文献读得好像他们是针对我们的时代、我们的处境而写的。古为今用，强调经典现实意义的读法，对我来说，一方面是一种以少数扭曲多数的霸道态度，另一方面更抹杀了从漫长时间中好不容易保存下来的关键讯息——别自大、别太自以为是，你的现实生活方式，不过是人类丰沛多样经验中的一种，在人类可能性中只占据了很小很小一块领域。自满于这种现实视野，只会让你错失了原本存在于你身体里、存在于你可以继承的文明经验里的众多其他可能性。

把古人说的话，改成像是我们自己讲的，好像古人是在我们身边一起搭地铁一起看电视一起和老板开会的人，用我们熟悉、容易接受的词语、观念说话，这种做法既不公平，也不聪明。所以我选择尽量（当然不见得一定做得到）将经典放回历史中，理解经典的作者处于怎样的时代，面对怎样的环境，困扰于怎样的问题，又努力试图要寻求怎样的答案。还有，他的所思所言，又是用怎样的形式记录下来，在时空变化中经历了怎样的变化，才存留显现在我们眼前。

把经典摆放回历史中，于是经典和经典之间就产生了时代性的关联，而不是各自独立存在的。带着时间、历史概念读经典，经典与经典之间就产生了互文关系，读这本会帮助我们理解那本，或让我们用不同眼光来看待那本。

例如说，读过《战国策》，对纵横家的风格与行事有了确切的印象，知道了他们如何靠口舌的雄辩穿梭于各国之间，操弄外交与内政，于是阅读《孟子》或《庄子》时，我们就会恍然大悟发现：虽然分属于儒家和道家，两人的想法、主张天差地别，但他们两人表达想法、主张的方式，却都是雄辩式的。在表达风格上，孟子、庄子和苏秦、张仪有着高度亲近性。

又例如读过《礼记》之后，我们会对于周代的礼有较深入的了解，也就能从礼的角度去看待《孟子》书中关于性善的主张，体察出性善论和周代王官学传统之间的密切关系，更进一步，当我们接触到《荀子》的性恶论时，我们就知道这不单是荀子和孟子两人在人性论上的主观概念差别，后面更有着对于王官学传统的大检讨，法逐渐取代了礼，成为社会组织的核心纽带。

以礼为核心的孔孟哲学

在常识上，在一般话语中，中国文化经常和儒家被等同看待。不论要称赞或批判中国文化，很自然都会拿儒家的主张、信念作为代表。更进一步，儒家往往也就和孔孟画上等号。儒家相信什么、主张什么？一般也就理所当然认为是孔子和孟子所说、所主张的。

这种常识态度，在历史上不只不精确，而且带着许多误会。认真查考那些想当然耳对儒家的种种说法，其实里面来自《荀子》的部分，可能多过来自《孟子》的。孟子名气大，和孔子并称，荀子的名字往往被湮没在背景里，但若从思想内容及表达形式上来看的话，荀子对于后世建立的儒家传统，影响恐怕大过孟子。

读《荀子》，不能不提《孟子》。荀子晚于孟子，而且他很自觉地凸显自己和孟子之间的差异。虽然都属于儒家，两个人所继承、发展的理念方向，很不一样。

孔子出生于公元前551年，到公元前479年去世，活跃于春秋后期。延续西周封建王官学的传统，孔子特别强调礼的重要性，而且明确地将礼和法看作既相关又对立的两股力量。《论语·为政》：“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用“法”，使用刑罚只能让人民为了害怕而避免犯罪，然而其中心没有羞耻心，也就没有自发的克己行为。相对地，以礼来予以规范，人会发自内心遵从正当的行为法则。显然，礼比法根本，礼比法更重要。

法是外在的威胁、强迫手段，一种纪律、一种规定，背后含藏着让人害怕的惩罚。孔子没有否定这种手段的正当性，甚至必要性，但这毕竟是次要的手段。在这次要手段之上，有礼，依照孔子的看法，礼是一种由内而外，发自内心真实情感而表现出来的合宜的人际对待行为。礼的特殊之处，就在内外的交融，内在情感和外在行为彼此互动配合，彼此加强印证。

一所学校规定学生要有礼貌，看见老师、校长要大声问好，不然就要记警告、罚跑操场，于是每个学生尽管心中不情不愿暗自咒骂，还是违背本心对着老师、校长大声问好。依照孔子的概念，这种情况绝对不合礼，不是礼的实践。

礼貌是外在的，然而礼貌的作用乃是让人在执行外表动作时，体会、认知如此动作的内在道理。由外而内，启发启动了他内在一种尊重长上的天性，于是他明白了礼背后的精神，不再是出于害怕受罚，也不是出于无意识习惯，而是出于一份真实敬长的心意，自然地跟老师、校长问好。这才是礼。

为了不使人误会，以为礼不过就是一些固定的行为规范，经由反复训练植入管辖人的行为，孟子特别提出了一套完整的性善解释。为什么人性本善？因为人内在天生具备如何正确处理人际关系、与人好好互动的直觉，礼不过是将这些直觉系统化的结果。如此，“礼之本”就在我们内心、根源于我们的真实感情，礼也就绝对不是外来强加在我们身上，礼不是一套训练，不是反射动作，礼唤醒我们内在的共通情感，找出给予这些情感秩序的方式。

强调礼，强调礼之本，礼在人的内在感情上有所本，显然就不能不假设性善——礼及秩序从人的本性本能而来。这是孟子学说和孔子思想最密切相关之处。

但荀子反对孟子，尤其反对孟子的性善论，荀子针锋相对提出了性恶论，那么我们就知道：荀子对于礼的看法，礼在他的学说主张中的地位，必定和孔子、孟子，大不相同。

各自诠释孔老师

春秋战国时的诸子百家中，儒家占有特殊、暧昧的地位。从一个角度看，儒家是西周王官学的继承者，其基础信念、尊崇的典籍，乃至于奉行的规约，都来自王官学。从另一个角度看，孔子却将这套王官学教育内容从原来的贵族身份系统中抽离出来，改造成有教无类的普遍教育，去除了其中的贵族性质。再换另一个角度看，东周剧变环境下，旧有的王官学随着封建崩坏快速丧失了原本的权威地位，因而主张保存旧价值、旧秩序的儒家，也就必须和其他许多新兴的学说激烈角力，争取信从。

凭借着个人能力与魅力，凭借着庞大的弟子团体，自公元前5世纪以降，孔子掌握了封建贵族王官学的解释权。原本属于封建贵族的王官学，脱胎换骨变成了儒家的内容。脱胎换骨过程中，有些部分被忽略了，有些部分被强调了。礼就是被特别拿出来强调的部分，尤其是礼之所以为礼，内在精神的探讨，是孔子格外在意的。

正因为礼是孔子思想的核心部分，所以在孔子死后，弟子们对于礼的解释、看法，也就特别容易产生分歧，进而由思想上的分歧发展为不同的门派。《韩非子·显学篇》说孔子之后，儒分为八，有子张氏、子思氏、颜氏、孟氏、漆雕氏、仲良氏、孙氏、乐正氏之儒。

后世将孔孟并称，然而孔子和孟子不是同时代的人，两人之间差了将近两百年。孟子出生于公元前372年，距离孔子去世已经超过百年。孟子活跃的时代，儒家早已分为好几派，孟子的师承来自前面列举的子思氏一派。子思是孔子孙子，受业于曾子，所以是沿着“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的系谱传承的。

曾子、子思这派，格外强调人的内在，尤其是修养上的诚意正心。顺着这条思想脉络，到了孟子，就更在意区分礼和法。礼和法不是两套行为规范方式，礼和法不能放在同一个层次上来讨论，礼是根本，法是衍生的、第二序的，只能看作实现礼的一种手段，甚至是一种不得已能少用就尽量少用的手段。

孟子主张每个人都类似、相近的天赋，就是“性”，每个人都“不教而能”，天生就有共同的喜好，喜欢吃的美味一样、喜欢的舒服享受一样、喜欢的人际秩序也一样。看到好的东西，每个人都觉得好；看到危险的现象，每个人都觉得危险；看到对的行为，每个人都觉得对。这种直觉判断能力，既是我们“性”——自然天赋——内的善，也是人能够集合起来建立一个善的社会的基础。

礼不是特别聪明、特别有道德的人发明的，礼不过就是人人共有的善的反映，或者说，人人共有的是非好坏判断累积起来的结果。丧礼、葬礼是怎么来的？依照孟子的解释，丧礼、葬礼不是圣人发明了交给大家来遵守、执行的。而是有人——一般人——父母死了，就将尸体丢在沟里。过了几天经过那里，发现父母的尸体被狐狸啃食了，上面爬满了苍蝇小虫群聚啮咬。突然之间，他额头上冒出汗来，只敢用眼角偷瞄，不敢正视。额头出汗，不是为了给别人看，那就是从中心内在发出的自然感情，直接表现在脸上。于是他就回家拿了锄头等工具将父母的尸体埋了。埋了之后才觉得心安。这就表示埋葬亲人是对的，如此而有了丧礼、葬礼。

礼源自天性、源自本能，进而守礼让人强化、深化天性、本能上的这份善。因而要用对的方式活着，从孟子的观点看，一点都不难，不假外求，相信、听从自己的道德直觉，去除掉遮蔽、阻碍这份直觉的种种干扰，回归了，就是了。

因为性善，所以只要回归本性，就能做个对的人，过对的生活。有时我们迷失了，有时我们缺乏足够的资源转回本性上，那么，孟子主张：我们可以借由观察、体会和我们具备同样本性的其他人的善行，也可以透过遵行依照这份本性而制定的礼，得到协助。礼的作用是如此，重点不在礼本身，而在礼对我们内在真诚原意本心的启发。

法的作用就更有限了。法是针对少数无法回归本性，找不到内在可供依循善良判断的人，才以外在强迫惩罚的方式，逼他们就范，不至于伤害别人、伤害自己。法当然是次级的，照道理说，绝大部分的人只需要礼，可以和法无关。古代封建贵族身份的尊重“刑不上大夫”，在孟子那里就被理解为：有地位、懂得自尊自重的人，依靠礼就能自发地表现善行，不需要法的强迫纪律。

以性善为前提，孟子整理了礼和法的关系，还建立了一整套完整的政治哲学，引诱、教导、督促国君保护人民，提供条件让人民发挥本心形成自主社会秩序，那就是最好、最高明的统治作为。“不夺民时”、“保民而王”，是孟子给国君的基本政治守则。

向“大势底定”的时代转变

孟子的时代，和庄子极为接近。公元前4世纪末到前3世纪初，这是个“处士横议”的时代，没有了标准答案，没有了固定的上下框架，谁都能发表意见，谁也都迷惑迷惘奔走寻找答案的时代。

言论膨胀，相对地，接受这些言论的对象，没有增加得那么快、那么多。这些言论诉求的对象，主要还是拥有权力的人。有权力的人才有办法改变社会，这还是当时的普遍信念。于是不同的言论之间，就产生了愈来愈激烈的竞争。

从春秋到战国，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愈来愈紧张，兼并、亡国的事件发生得愈来愈频繁。作一个国君，也就愈来愈不容易，压力愈来愈大。做错一个决定，就可能丧失好几座城池，甚至可能从此失去了国君的位子。而且必须要做的决定不断增加，能够考虑计划来做决定的时间相反地不断紧缩。

小国有小国的痛苦，夹在大国之间，武力不足以自保，不小心得罪了大国，兵临城下立即有了亡国的危险。大国也有大国的困扰，不只是大国与大国之间互相虎视眈眈地牵制，而且国中的其他大夫也可能不断坐大，大到足以威胁国君，甚至僭越高位，取而代之。那样的时代，当国君还真不是什么好事，必须接受内外交迫的重重考验。封建宗法规定让你不能不作世子，然而败破倾颓的封建宗法却无法保证你不会被其他觊觎世子之位的人陷害、暗杀。同样，你不能不当国君，当上了却无从知道自家的大夫在后面如何算计你，也无从知道邻国接下来会有怎样对你不利的举措。

国君迫切需要协助，他们没有余裕可以忽视任何好意见、好主张。治理国家的工作，其中很重要一项，就是不错过、不放过任何新兴有效的办法，随时积极掌握这些可能提供好意见、好主张的人才。处士横议，议给谁听？给这些身处内外压力的国君听。就算听到觉得刺耳或荒谬的意见，那个时代的国君也必须学会容忍，因为若是得到了不听、不能兼听的名声，可能提供好意见、好主张的人不愿到他的王廷，会给他带来强烈的不安全感、危机感。

大家都有机会到各国国君前面表达意见，那就看你如何议，如何将自己的主张说得最有利、最有道理，也看你如何把别人的不同意见比下去，让国君从这么多“横议”中，挑选你，按照你的意见行事，同时给你高位，给你权力。

如此而产生了雄辩的风潮。雄辩成了那个时代共同的标示、印记。

不过，也就在孟子、庄子活跃的时代，雄辩风潮有了下一波的重大变化。荀子出生于公元前313年，比孟子、庄子晚了六十年。到荀子去世的公元前238年，已经是战国末年了，再过十多年后，秦始皇就完成了统一，建立起新的帝国。

这六十年的差距，饶富意义。等到荀子崛起时，雄辩风潮已经到了尾声，处士横议的现象也大幅收敛，不再热闹了。这种变化的背景，是这几十年间，国与国之间的争战局面，有了愈来愈明显的强弱分野。

处士横议成立的条件，是列国竞争人人有机会、个个没把握。从春秋到战国，几十个国消失了，只留下战国七雄加上零星几个小国。在孟子的时代，这七雄之间又逐渐分出等级来，韩、赵、魏、燕这几国在实力上和齐、楚有一定差距，而这六国在实力上，又都愈来愈追赶不上西方快速强大的秦国。

到荀子的时代，已经不是七雄的平行竞争了。秦国已经确立了在列国中最强大、最可怕的地位。相应地，也就有了关于秦国崛起愈来愈确定的说法——秦国强大的关键，是秦孝公任用商鞅，进行变法。而商鞅变法的关键意义，不在于制定了怎样的法，而在把法的地位抬高到凌驾封建宗法规范，也就是“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句话所代表的精神。

秦国靠变法，得以由中原大国不看在眼里的西方边陲小国崛起壮大，威胁每一个传统中原大国，不也就验证出如何在战国情境下治国最好的答案了吗？处士横议现象消退了，因为能够议、需要议的空间快速萎缩了。有秦的现实壮大成功在眼前，其他意见、主张能够和法、法家平起平坐来议吗？

从原本雄辩的开放扩张性格，这时候的言论状况，转而朝向以法家为中心的收束合拢。梁惠王当国君见孟子时，他必须听取几十种不同意见，试图从中找出最适合当时梁国的方针；然而等到秦昭襄王即位，他不需要考虑那么多主张，治理国家以便凌驾剩下的其他几国，有了基本的方向，有了大家的共识。

清楚的共识：追求富国强兵，一定得管住人民。把人民管住，首先要让他们尽量附着在土地上，不随便搬迁。和平时期，他们是可靠的生产来源；遇到战争动员，他们是可靠的兵力来源。要可靠，当然就不能迁徙变动，不能今天在你这国，明天就搬到隔壁你的敌国去。

要打胜仗，那就必须有严格的军事组织与纪律，纪律的基础，是整齐划一，减少差异，每个人都一样，听从命令做一样的动作。

处士横议时代，面对身上可能带有治国、救国秘方的游士，国君相对谦虚，因为没有把握哪个主张真正有用、最有用，就不愿也不敢错过任何一个。到了荀子形成其学说的时代，这种状态不存在了。对于富国强兵的国政，国君心底有了基本方案，不再是惶然的无头苍蝇。他们没打算听那么多意见，他们需要的，只是在主要方向上的仔细规划、调整。

王权不断升高，不只对应于游士，而是在每个面向上，国君和其他人之间的权力差距都快速增加。事实上，这也成了富国强兵方案中的一部分。国君的权力愈大、愈集中，就愈能够有效动员进行生产和战斗，愈能够提升国力打败、进而并吞邻国。现实的教训看起来是：权力分散带来组织松散，组织松散的国不论在生产或战斗上，都抵不过组织严密的国。

王权升高，像苏秦、张仪或孟子那样直接在国君面前侃侃而谈，运用雄辩技巧惊吓甚至激怒国君，来让国君留下深刻印象的做法，也就不可能了。于是直接面对面的口语雄辩风格没落了，取而代之的是间接的文章表达，对文理、逻辑和修辞的讲究。问答对话不再流行，取而代之的是小心谨慎的严密说理。

重新思考“礼”与“法”的关系

荀子所处的时代，大不同于孟子的时代。那是大一统的前夕，那是大一统的思想与文化气氛开始笼罩的时代。

荀子的中心意识，和孔、孟大不相同的，他主张礼是人为的，不是出于自然、共通天性。孟子的圣人的智慧在于整理、统合了人人皆有的内在礼的精神秩序，使其外在制度化。荀子的圣人，和一般人之间有不可跨越的差距，是靠他们的圣性、超越的智慧将礼创造出来。圣人见到了一般人见不到的，想到了一般人想不到的，尤其是见到、想到了如何才能让大家有秩序地一起过团体、社会生活。

依照荀子的看法，圣人创造的礼，非但不是从一般人的天性而来，反而是为了对治、矫正一般人的天性才设计的。礼是违背一般人的天性的，因为一般人的天性，在没有受到礼的约束、训练情况下，是恶的，只有违背、限制这份性恶，才有可能创建好的、有秩序的、礼的环境。礼是圣人造出来的，一般人则是透过学而变得有礼，接近圣人，成为合格的社会成员。

荀子和孟子很不一样，而且是出于学说理论的根本差异，无法调和、无法并容。孟子的思想中，礼和法分属两个不同层次的范畴，礼是源自人性的根本道理，法却是不得已才设计采用的额外、补助手段。相对地，在荀子思想中，礼和法就没有这样的绝然差别。礼和法同样都是人为设计的外来秩序，与人的内在本性无关。礼是用教的，是学来的；法则是用逼迫的，出于避免惩罚而遵从的。换句话说，礼和法的区分，不是本质性的，而是程度上的。礼管辖范围广些，相对强制性没那么强；法范围较窄，相对强制性比较强。

人若是受教，那就学会了礼，遵守礼成为合格公民。但要是不受教，那就由法予以强迫就范，仍然要回到行为框架上不得逾越。礼和法成了连续性的，最严格的礼，就进入了法的领域；最宽松的法，也就和礼的范围重叠了。两者之间没有一条明确的界线。

由学的过程中，内化了规矩，以至于不再意识到规矩条文，那就是礼；没有彻底内化，而让我们感觉到应该遵守，若不遵守就会受到有形或无形惩罚压力的，那就是法。也就是说，对一些人来说是礼的行为，对另外一些人却可能是法，因人而异，因学的成果而异，两者之间，仍然没有一条明确的界线。

礼与法都是外铄的。只是礼的外铄作用较深入，到达内心；法的外铄作用较浅，维持着恐惧威胁的因素。

有时代的变化因素，也有个性与信仰倾向影响，孟子思想带有高度的理想主义色彩。还有，相信礼来自性，相信每个人身体中都具备构成礼的基本善性，孟子思想也就对个人有较高的信任，主张每个人可以靠发掘自我内在善性，就符合礼的要求，也就提升了自己的人格地位。孟子看重个人自我觉醒、自我意志，相对不那么喜欢外来的强迫力量。外铄力量只是让人更有效找回内在善性的协助而已。说得最简单、当然也是最理想，孟子要我们了解：只要成为原来的、真实的自我，你就能同时成为好人，成为道德人格高尚的人。

两千年儒学真正的主流

由孟荀差异还原了孟子的思想大纲大本，我们就能看清楚，孟子这种强调个人内在自主觉醒力量的看法，在中国传统中，从来都不曾真正是主流。宋明理学中有程朱和陆王之争，程颐、程灏和朱熹强调的是格物致知、是学，陆九渊和王阳明主张的则是“明心见性”。取径上，程朱接近荀子，陆王接近孟子，两派相持，势力较大的，明显是程朱一派，而且程朱还攻击陆王“流于狂禅”，不是中国孔孟的正统，是受到佛教尤其是禅宗影响的产物。

事实上，理学运动就是在佛教的刺激下产生的，程朱一派说性、说理、说气，何尝不是从禅宗那里得了许多启发。程朱攻击陆王的理由，与其说显示了儒和佛的差异，还不如说反映了长期以来不了解孟子、不能接受孟子理论的态度。

从政治上看，孟子更是边缘。我们几乎找不到哪个皇帝是真正相信孟子学说，遵从、实践孟子政治理论的。虽然语言文字上都说孔孟、孔孟，然而若细究其内容，我们找到最明确的，往往是荀子的主张、教导。性善的启发，明显没有外铄教诲、训诫来得重要。对必须统治庞大帝国的皇帝来说，当然也是借由学，让人民行为统一乖顺，要比保护人民、让人民回归自我本心，来得既容易又有利得多了。

许多被视为中国文化的长处，语言文字上归于孔孟，实际上功劳应该追溯到荀子才对。同样的，许多中国文化中被强烈批判攻击的缺点，语言文字上也习惯怪罪于孔孟，其实往往孔孟是替荀子背了黑锅的。

明明来自荀子的思想、学说，为什么后来都不提荀子的名字呢？一个重要的理由，历史上的理由，是：荀子去除了礼和法之间的绝然划分，同时也就去除了原本儒家和法家之间最清楚的区别。孔子、孟子的思想绝对不可能和法家有所混同。荀子的性恶论实质上将礼往法的方向推了一大步，也就使自己的立场朝向当时日益壮大的法家靠近了一大步。

荀子教出了一个有名的学生，就是后来在秦始皇统一六国时发挥极大作用的李斯。荀子思想强烈影响了一位同时代的论著者，那是韩非。李斯、韩非都不是儒家，都和儒家沾不上一点关系，他们都是不折不扣的法家。从秦王政到秦始皇，从秦国到秦朝，荀子的声望、地位一直很高。但也因为如此，到了秦灭亡之后，荀子的声望、地位也就随着秦及法家，快速崩落。

汉朝成立之后，花了六十年的时间，不断摸索统治的方式。这六十年，可以用太史公司马迁的一句话统括：“汉承秦弊”。六十年，唯一不变的政治价值是：秦朝是个鲜明的错误示范，如果秦朝不是那么糟，不是错得那么厉害，那也轮不到沛下无赖刘邦取得天下。汉朝新立，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检讨秦的错误，无论如何不能重蹈秦的覆辙。

汉文帝时形成的与民休息原则，就是检讨中产生的初步答案。秦之所以灭亡，就是使民过度，让人民受不了，纷纷揭竿而起。反其道而行，那就尽量不要扰动，尽量安静，尽量少做。

汉武帝时汉朝终于建立起了自身的帝国统治法则，那是一套名为儒术实质上掺杂了许多阴阳概念的天人感应论，但既然名义上独尊儒术，那当然还是把孔子抬了出来。孔子一时间几乎都被神化了，然而相对地，曾经和秦朝、和法家有过密切关系的荀子，在这种气氛下就不可能沾边得到什么好名声、好地位。

汉朝以降，虽然荀子思想的影响极大极深，却因为和法家的历史纠缠，使得他无法在儒家传统中得到太多的肯定。荀子的影响作用和名声地位之间，一直有着很大的落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