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一
话说中庸
现代的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一代的同学们，大概很少听过《中庸》这本书了，如果是中年以上，五六十岁的人，有些一提到《中庸》，还会拿来当笑料，甚之，还很感慨地说：中国人就是被《中庸》所误，百年来弄得国家民族吃尽了苦头。但你如果向他请教什么是《中庸》，他又说不出具体的道理了，因为他们也没有好好读过《中庸》，更谈不上彻底研究《中庸》了。
一般人们所谓的中庸，大概就是马马虎虎，糊涂敷衍的意思。也正如现代人用湖南话来说，就是和稀泥；用上海话来说，就是捣浆糊，万事得过且过，不必太认真，大概像煞有介事就可以了，那便是中庸之道。比较好一点来说，只要不左不右，应付得过去，自己不做任何确定的主张，但做个随波逐流的滥好人，便是中庸之道了。如果这样地理解《中庸》，这样地用《中庸》，当然就会使人个个成为庸庸碌碌之辈，所谓国将不国，的确是误国之学，实在不值一谈。
其实，《中庸》这本书，只是传统五经《礼记》中的一篇文章，在宋代的时候，被当时的儒家学者们特别抽出来，和《大学》、《论语》、《孟子》合起来，叫作“四书”，从此影响并左右了中国千年来的民族文化。这个历史的故事，我在讲《大学》的时候，已经有比较简略的交代，不必再说了。
《中庸》一书，是孔子的孙子子思所作。子思名伋，他是曾子的学生；曾子就是承继孔子学问心法的弟子。曾子作了一篇《大学》，子思作了一篇《中庸》，都是传承孔子一系儒家学问心法的大作。
子思生在春秋时代的末期（公元前四八三—前四〇二），他比希腊上古大哲学家苏格拉底，早十几年出世。子思在幼年时期，孔子还在世，所以他曾亲受孔子的教养，后来从曾子那里接受学问教育。所以说，子思是曾子的学生；后来的孟子，便是子思的学生（有说是子思门人的学生）。
子思为什么要著《中庸》呢？我们根据孔子后人所著《孔丛子》一书的记载，子思十六岁的时候（后世疑为六十岁之误，考证难详），到了宋国，宋国的大夫乐朔和他谈论学问之道；因话不投机，乐朔对他表示不悦，就叫人去围攻他。事情被宋国的君侯知道了，亲自去救出了子思。因此子思很感慨地说了几句话：“宋君闻之，驾而救子思。子思既免，曰：文王困于羑里，作《周易》。祖君（孔子）屈于陈、蔡，作《春秋》。吾困于宋，可无作乎！于是，撰《中庸》之书四十九篇。”
乐朔和子思的对话
乐朔与子思讨论学术，他们为什么发生歧见呢？按《孔丛子》的记载：“子思年十六，适宋。宋大夫乐朔与之言学焉。朔曰：《尚书·虞》、《夏》数四篇善也，下此以讫于《秦》、《费》，效尧、舜之言耳，殊不如也。”乐朔说，《尚书》所收集的，只有《尧典》、《舜典》等三四篇文章是好的，其他的那些《秦誓》、《费誓》啊，都是模仿尧、舜的话，实在不够格。
“子思答曰：事变有极，正自当耳，假令周公尧舜，更时异处，其书周矣。”子思说，因为时代社会有所改变，所以有些文章，也是针对当时的习惯而写。假使周公和尧、舜，彼此时代互换，那么尧、舜的文告，也就会和周代的文句一样了。
“乐朔曰：凡书之作，欲以喻民也。简易为上，而乃故作难知之辞，不亦繁乎？”乐朔说，写文告，本来是要一般人都看得懂，能知道事情，所以愈简单明白愈好。但那些古书的文章，有些故意用令人读不懂的字句，这不是有意找麻烦吗？
“子思曰：书之意，兼复深奥；训诂成义，古人所以为典雅也。昔鲁巷亦有似君之言者，伋答之曰：道为知者传苟非其人，道不贵矣。今君何似之甚也！”子思说：古书上的记载，固然有时觉得很深奥，其实，只要对文字学的训诂下点功夫就懂了。古人把口说的话变成文字，就要求典雅一些，才使文章有艺术感。从前鲁国也有乡下里巷之人，像你一样提出这个问题问我，我（子思）对他说：学问之道，是传给真有慧智的人，如果不是智者，学问之道，对他又有什么可贵呢？现在你为何也和一般不学无术的人一样见解呢？
子思说罢，乐朔当然是“不悦而退”。回去对他自己的党徒们说：“孺子辱吾”，孔伋这个小子，当面侮辱我。“其徒曰：此虽以宋为旧，然世有仇焉，请攻之。遂围子思。宋君闻之，驾而救子思。”乐朔的党徒们听了便说：孔家的祖先，虽然也是宋国的人，但已隔了很多世代，而且也和我们有旧仇，我们正要找他出气，修理他。于是就来围攻子思。幸而被宋国的君侯听到了，亲自前来，才解救了子思的危难。
《孔丛子》又记载子思“撰《中庸》之书四十九篇”，这正如子思所说，读古书要知道训诂之学了。古文所说的“篇”字，是从竹从扁。换言之，在子思的时代，作书写文章，是把字刻在竹简上的。所以说《中庸》共有四十九篇。后来宋儒朱熹把它割裂分编成三十三章，这就是《大学》、《中庸》朱注章句之学的起源，并非子思的原著。如果要真正对《中庸》原著考证起来，实在也不是容易的事，所以只好各说各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