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摘自《安·巴·契诃夫的童年》(2)

很久以后，安东·巴甫洛维奇还记得一种叫“喜鹊草”的草药，用金色或银色的纸包成小包出售。这究竟是什么样的草药——他始终不知道；只知道把它浸在酒里服用，简直可以治百病，特别是热病。安东·巴甫洛维奇还记得放在圆纸盒里出售的“阿里亚克林斯基医生的万灵膏药”。顺便说说，安托沙还亲眼见到过这膏药的效验呢。当时，有个名叫克里姆卡的傻瓜在塔甘罗格行乞。有一次，他到巴威尔·叶果罗维奇的铺子里要饭，正碰上铺子里的常客——那些闲散的掮客们喝得有了几分醉意。这伙人由于无事可干，便对克里姆卡表示愿意给他一杯伏特加和五戈比铜币，只要他在喝酒的时候把“阿里亚克林斯基的膏药”一起吞下去。这傻瓜同意了，竟然吞下一小盒膏药。在这之后，他依然平安无事，健康如初，人们还是可以看到他常年累月地出现在送殡和喜庆的行列中……

这膏药虽然有如此好的效验，但是买它的人却很少。有个警官为他的一条长疥疮的猎狗买了一盒，但没有付钱，而巴威尔·叶果罗维奇又不敢向他要钱，直到有一次，在集市上碰到他，巴威尔·叶果罗维奇才用谄媚的声调问：

“您的那条狗怎么样？贴了膏药好了吗？”

“死了，”警官阴沉地回答，“它的肚子里长了蛆……”

二

“安托沙，把钥匙拿去，跟安德柳什卡和加夫柳什卡一起去把铺子门打开！我要去望弥撒了。”巴威尔·叶果罗维奇说。

刚喝完茶的孩子愁眉苦脸地从桌子旁边站起来，不敢说个“不”字，就去执行命令，虽然他在昨天就和住在隔壁的同学约好去打球。

“巴威尔·叶果罗维奇，你可怜可怜孩子吧！”安托沙的母亲叶夫格尼娅·亚科夫列夫娜卫护儿子说，“你天刚亮就把他叫醒，要他去望早弥撒，他硬撑着望了早弥撒，又在家里唱了赞美诗……这会儿你连茶也不让他喝痛快……他累了……”

“让他养成习惯，”巴威尔·叶果罗维奇说，“我在操劳，也得叫他干活……孩子们应该帮父亲的忙。”

“他整个星期都在铺子里干活。星期天总该让他休息一下了。”

“你叫他休息，他却跟野孩子们在街上玩……再说，要是我们家的孩子没一个在铺子里，那么，安德柳什卡和加夫柳什卡就会偷吃甜饼和糖果，说不定还会偷钱呢……你自己知道，主人不在，铺子里的货就会遭殃……”

这个论点连叶夫格尼娅·亚科夫列夫娜也无法反驳，于是她那慈母的爱就不由得退居第二位了。她跟巴威尔·叶果罗维奇一样，确信安德柳什卡和加夫柳什卡是可恶的窃贼，对他们应该严加监视，虽说他们之中还没有一个人被当场捉住过。

经营食品杂货生意是件伤脑筋的事：一方是小偷小摸，另一方是疑神疑鬼。老板认为，甜饼、胡桃、糖果和各种各样的吃食对学徒们富有诱惑力，而像鱼子、鲟鱼脊肉之类的美味则为店员所垂涎。因此，他经常提心吊胆。当他不在铺子里的时候，每时每刻都在担心他的财物会被人盗窃。他老是觉得自己的伙计在用最无耻的手段背着他偷吃铺子里的东西，窃取他的财物。在这方面，巴威尔·叶果罗维奇也不例外，有一句话经常挂在他的嘴边：

“主人不在，货物遭殃……一定得有自己人的眼睛看管……”

为此，巴威尔·叶果罗维奇的孩子们都被作为“自己人的眼睛”，担当起坐在铺子里看管的苦役。但是在铺子里待得最久的是两个大孩子——萨沙[21]和安托沙，这两个孩子从小就经常坐在柜台后面。巴威尔·叶果罗维奇胆战心惊，老是害怕店里的东西被窃，当他有事外出而孩子们又在上学的时候，他就吩咐妻子：

“你去坐会儿吧，等我回来……”

安德柳什卡和加夫柳什卡开了铺子的锁，打扫地面，收拾装货物的麻袋和箱子，使它们的样子显得好看一点；这时候，安托沙却心不在焉地瞧着，只是想着自己，想着他此刻不得不放弃的球戏和他那像囚犯似的生活。接着，他又转念想到自己的学校，心惊胆战地忆起他昨天为了照看铺子而得了两分，由于这糟糕的分数，他还得挨父亲的惩罚。巴威尔·叶果罗维奇绝不认为待在铺子里就不能温习那无谓的拉丁语，他把儿子的坏成绩归咎于后者的怠惰和疏懒。

“我能利用收账的空隙读两章《诗篇》，而你却连这点功课都学不会！”他责备负罪的儿子说，“如果下一次再得这样差的分数，我就狠狠地揍你……”

作为一个教徒，巴威尔·叶果罗维奇确实养成了每天各读一章《福音书》和《使徒行传》以及两章《诗篇》的习惯；但他只是机械地诵读，并不理解和体会其中的涵义，只是把它们读完而已。他相信这样的传说：草原上的卡尔梅克人能使内部塞满祈祷文的风车转动。风车多转动一次，卡尔梅克人就接近上帝一步……每当巴威尔·叶果罗维奇外出的时候，他总是吩咐萨沙或安托沙说：

“我不在的时候，把两章《诗篇》读完，从我夹着丝带的地方读起……无论如何不要闲坐着……”

这一次，当父亲带着其他几个孩子动身去望晚弥撒时，他对安托沙说的也还是这句话：

“我们在教堂的时候，你读《诗篇》……”

主人一走，安德柳什卡和加夫柳什卡立即高兴起来。他们不像刚才那样卖力地收拾铺子了，甚至和安托沙谈起话来。

“喂，安托沙，”加夫柳什卡神秘地开口说，“我找到了一个麻雀窝。”

“在哪儿？”安托沙精神为之一振。

“在板棚里。我走到棚子角落里，听到顶盖下发出叽叽喳喳的叫声……我爬上去一看，——那儿有个鸟窝和五只很小很小的蛋……”

“你领我去瞧瞧……”

“过些时候领你去瞧……等下一次你爸爸不在家的时候。”

此刻安托沙忘记了一切：两分，球戏和那篇使他十分气恼、极不乐意去读的《使徒行传》。此刻，他的全身心都被加夫柳什卡的发现吸引住了。

安德柳什卡和加夫柳什卡都是他的朋友，当然，他们之间的友谊是在主人的儿子和小学徒们之间的关系容许的范围内，小学徒们都得听从小主人而不能忘乎所以。

安德柳什卡和加夫柳什卡是亲兄弟，他们的母亲，一个农妇，把他们从哈尔科夫省送到巴威尔·叶果罗维奇这儿来“学生意”。他们刚到此地的时候，大的十二岁，小的才九岁。如果他们的母亲，那个一心想“使自己的孩子们成器”的乌克兰女人事先知道这将使他们遭到什么样的厄运，那么，他们就会终生在自己的故乡种地。遗憾的是，这位母亲不了解最艰苦的农村生活也要比这两个乌克兰孩子在城市里所过的生活轻松一百倍。他们每个人在铺子里白白干了五个年头，或者，正确一点说，过了五年奴隶般的生活，没有拿到一个子儿的工钱，主人只管伙食和衣着。直到第六个年头，才给几个工钱，主人高兴给多少就多少。

这个铺子不论冬夏都是早晨五时开门，直到晚上十一时才打烊；如果老主顾们谈得高兴，坐着不走，那就得等到深夜十二点多钟。因此，安德柳什卡和加夫柳什卡始终睡眠不足，昏昏沉沉，白天老是想打瞌睡，不论在何种情况下——坐着或者站着，他们都能睡着。他们一有空，就得站在铺子门口招揽顾客。但是他们却把身子靠在门框上，睡着了。这时候，他们两腿发软，身子蹲了下去，过一会儿又在睡梦中神经质地跳起来，把身子伸直。徒步上市场取货、干屋子里的粗活、到外面跑腿等等的苦差使都压在他们肩上。他们怎么能经得住这样的负荷——那就没法儿说了。而且，由于要干如此繁重的活儿，他们就根本没有时间上澡堂，这使他们好似两头能行走的牲口，可以大胆说一句，世界上恐怕没有一个人比这两个乌克兰孩子更可怜了。

安托沙对这两兄弟很同情，因为他亲眼看到他们挨打。他从小受仁慈的母亲的影响，不能眼看有人对动物施加暴力而无动于衷；当他看到有哪个载货马车的车夫鞭打马匹的时候，他几乎会掉下泪来。如果有人挨揍的话，他就会全身抽搐。对巴威尔·叶果罗维奇来说，打嘴巴，击后脑勺，抽鞭子是最平常的事，他广泛地使用这种办法来管教自己的孩子和两个乌克兰小学徒。在他面前大家都战战兢兢，比见到洪水猛兽还害怕。叶夫格尼娅·亚科夫列夫娜经常出面阻止，但她听到的总是那个老调调：

“我从小就是这样挨训的，到如今，你瞧，总算有了出头日子。挨一次惩，才会长一智。教训蠢货不会有什么害处，只会有好处，他们以后自会感激不尽……”

巴威尔·叶果罗维奇说的是真心话，他对自己的想法深信不疑。按本性说，他一点儿也不恶毒，倒是个好心人；但是，由于他从小在鞭子底下讨生活，这就迫使他相信，不用鞭子就无法教一个人成器。他的这种信念直到他在安东·巴甫洛维奇那里安度晚年的时候才改变，那当儿，安东·巴甫洛维奇已经成为著名的作家，住在莫斯科附近的梅利霍沃村。巴威尔·叶果罗维奇的孩子们都已成家，他们经常从彼得堡或莫斯科来到梅利霍沃聚会。经过白天的劳作之后，他们大半是在吃饭的时光，特别是在吃晚饭的当儿，在安东·巴甫洛维奇主持下，进行极为有趣的谈话。有一次，大家回忆往事，顺便谈起了鞭笞。当时，巴威尔·叶果罗维奇也在场，老头儿面露忧伤的神色。

“现在该把这件事忘掉啦，”他用负疚的口吻说，“往昔形形色色的事都有？！以前的人想法跟现在不一样……”

安托沙送走了去望弥撒的父亲和弟兄们，又听了加夫柳什卡讲述他找到麻雀窝的经过之后，便试着读《诗篇》，但是他没有心思读下去。他稍稍翻了几页，把夹在书里的丝带移到后面的书页中间，就把《诗篇》放到一边去了。父亲还以为这几页已经读过了呢……

真寂寞啊。铺子里还没有顾客。安德柳什卡坐在铺子旁边一间屋子的肥皂箱上，胳膊肘靠在桌子上，睡得正香。加夫柳什卡也两膝着地，跪坐在大门边打盹。由于无事可干，安托沙就开始注意一只捕蝇器，观察那些苍蝇怎样在里面死亡。夏天，铺子里的苍蝇成千成万。为了防蝇，铺子里有一整块绿纱从天花板一直挂到地面上，把全部货物都遮住了。但是铺子里的辛香味和糖果味招引着成群结队的苍蝇。人们想出了一个简单的办法来捕捉它们，但这办法说来令人厌恶。在一只装过果酱的大玻璃瓶里倒进半瓶蜜糖水，上面用一块黑面包皮紧紧盖住；在面包皮中间钻个小孔，苍蝇一旦钻过小孔进入瓶内，就再也无法回头——不知怎么一来就淹死在水里了。过了约摸三个钟头，水已经看不见了，只见一大堆泡胀的死苍蝇……

门口出现了一个老顾客——掮客尼科拉伊·斯塔马季奇，甚至跟他最亲近的人也说，他既不是希腊人，又不是俄罗斯人，也不是亚美尼亚人，天知道他是什么路数……

“安德柳什卡，拿杯伏特加来！……”

来了另一个老顾客——希腊人斯基泽尔里，他也要了一杯伏特加，于是，两个朋友就交谈起来了……

一个手里拿着一只肮脏的煤油瓶的女仆走了进来。

“买一斤[22]‘加兹’。”

很久以来，乌克兰人总是管煤油叫“加兹”。安德柳什卡接下瓶子，把它称了称，然后动手把煤油从一只大铁桶里倒出来。那个乌克兰女人把头往后一仰，张开嘴，眼睛盯着天平上的指针。这种不信任的态度使安德柳什卡很不高兴，于是他便悄悄地把秤盘往上推动了一下。女顾客付了四个戈比，买到的煤油却不到一斤，可她并没有发觉，就走掉了……克扣斤两，少给尺寸——这不足为奇……安德柳什卡和加夫柳什卡甚至互相争论：他们之中哪一个的欺骗手法更加高明、巧妙。

买主们开始陆续光顾，生意忙起来了：

“买两戈比一斤的盐……三戈比青鱼……一戈比胡椒……四分之一斤大米……三戈比茶叶……”

安德柳什卡和加夫柳什卡带着一本正经的神情张罗着，安托沙则急急忙忙收钱、找钱，把卖掉的货物记在一本划有竖线的狭长本子上。但是数目都很小，不过两三戈比的生意，五戈比的生意不常有。有一回，安托沙满心喜悦、得意扬扬地一下子记下了八十戈比的账。商务法庭的一个官员买了半斤头等烟叶……

继两个老主顾之后，又来了第三个，他也坐下，要了杯伏特加，然后开始对先来的那两个谈论他家厨娘的奇遇。三个人都哈哈大笑，而尼科拉伊·斯塔马季奇还添上一句：

“你，安托沙，别听……你听这种事还太早……”

安托沙窘住了，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才好。他很想说：

“你们别讲我不该听到的话。你们总不能把我的耳朵扯掉啊。”

但是他不敢把这些话说出来，因为老主顾们可能会生气，在他父亲面前告他的状，说他得罪了顾客。突然间，他扑哧一声笑了出来，赶忙弯下身子，装出在地上找东西的样子，自个儿笑个不停。原来，在三个人谈得正起劲的时候，希腊人斯基泽尔里倏地跳了起来，迅速朝他坐着的那只箱子弯下身去，动手在箱子上摸来摸去。

“怎么回事？”其余的老主顾们问。

“鬼知道是怎么回事……有个东西咬我，好像针刺似的。刺得很痛……”

“说不定是跳蚤咬吧？”

“不，跳蚤不是这样咬的……”

“那么，可能是你家里的孩子们把大头针插进了你的衣服里，也可能是你自己不小心坐到大头针上了……”

“有可能，有可能，”斯基泽尔里同意说，他定下心来，重又坐了下去。“我老婆经常把大头针和缝衣针掉在沙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