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前言(4)

正如许多同时代的人所写的那样，《万卡》、《苦闷》、《哀伤》、《农民》以及其他描写农民和城市贫民的小说的作者，是一位人民生活的顽强研究者。1888年契诃夫曾对谢格洛夫说：“一个作家，一定要使自己养成聚精会神、永不休止的观察力。你必须做到把优良品性的培养变成直接习惯，变成天然素质！”他多次建议库普林到第三等级里（工人、农民等被统治阶级）多走走。他对当时刚刚步入文坛的捷列绍夫指出，和人民接触是作家惟一可行的道路。“到远的地方去，”他对捷列绍夫说，“到一千俄里、两千俄里、三千俄里外的地方……你们会了解很多东西，会带回很多的故事！你们会看到人民的生活，在偏远的驿站和木屋里过夜，完全像普希金时代那样……只是一定要沿着铁路到第三等级中去，到普通的民众当中去。否则，任何有意思的事你们都不会听到。如果你想成为一个作家，明天就买张到下诺夫哥罗德的票，从那沿着伏尔加河和卡马河一路走下去……”

从契诃夫对年轻的文学工作者的建议中，从契诃夫对一些作家和他们的创作所表现出的兴趣中，还有从他对戏剧和画家的理解中，都显示出伟大的作家非常关注一个问题，就是让艺术更大程度地触动人民的生活。这一点，苏联著名作家伊·阿·诺维科夫（当时还是一名大学生，刚刚从事写作）的回忆录中的一件小事非常具有代表性。诺维科夫讲述，在莫斯科举行的一个画展上，大家谈论某位将军的肖像画时，契诃夫称赞了画家的技艺后说道：“但是谁需要它，有什么用？”在另一幅画前驻足了许久，他说道：“这就是，这就是我想给你们看的画，它很好。”“那幅画是谁画的，我不记得了，”诺维科夫写道，“但是即使现在，我眼前还会浮现出一个工厂的厂区，傍晚时分，淡淡的紫色暮霭，一个年轻的工人手里抱着一个孩子。他笨拙、小心翼翼地把孩子抱在手里，目光中透出些许的温柔。或许有些害羞，他不太想在人面前表现出那丝温柔。这种混合的情感在某个方面和契诃夫的感觉有相似之处。”正像库普林所写的那样，契诃夫“要求作家写出普通的生活情节、叙事简单、没有刻意制造的东西”。他教导作家要勇于尝试文学的新主题和新人物，描写人民真实生活的现象特征。从这个角度也应该明白契诃夫是多么希望青年作家关注那些他们书房之外的主题。

契诃夫的作品在争取确立艺术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斗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回忆录文集中大量列举了契诃夫关于文艺美学问题的论述，这些论述的实质表现在要毫无保留地谴责契诃夫时代的资本主义文学中的“神秘和所有荒诞无稽的东西”。在表达自己对文学的热爱时，在对青年作家们提出要求和指出艺术应该解决的问题时，契诃夫的表现就是一个“艺术的生活真实”的狂热拥护者。也正由此决定了他对文学的热爱，喜欢和一些作家、画家和演员交往。马明西比里亚克作品中追求的最高的真实让契诃夫激动不已，一位作家在回忆录中讲述了契诃夫对他的喜爱。契诃夫对莫斯科艺术剧院的长期关注同样也是由于他坚定地认为，只有按照真实原则创作出来的戏剧在未来才能生存下来。

戏剧在契诃夫一生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众所周知，契诃夫不仅写剧本，而且亲自参与剧院对剧本的排练。他和剧院的接触最早始于剧院对他早期几个剧本的排练。他与剧院、与当时很多著名演员的友好关系，在他生命的最后一个阶段得到巩固，当时他的剧本在莫斯科艺术剧院排演，他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聂米罗维奇丹钦科以及这个剧院所有的主要演员关系都很亲密。契诃夫的同时代人——一些演员和戏剧活动家们证实，他非常积极地参与了莫斯科艺术剧院的建立。剧院排演最早的几部戏，契诃夫经常出现在排练场，为一些角色的表演和舞台给予指导。他对剧院日常工作的很多细节都很了解。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写道：“他热爱戏剧、了解戏剧、懂得戏剧，当然，是从它最好的方面……他喜欢排练和演出时那种令人紧张的气氛，喜欢艺术家在舞台上的工作，喜欢关注舞台表演和剧院技术问题的一切细节。”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其他演员的回忆录中我们会了解很多契诃夫对他剧本中的一些角色的诠释，以及他对艺术使命的理解。

契诃夫是最优秀的修辞大师。他在自己文学界和戏剧界的朋友中一直不懈地宣传语言要质朴，要最大限度地简洁。他对拉扎烈夫·格鲁津斯基说：“写作的技巧，其实不是写的技巧，而是把写得差的地方删去的技巧。”一直以来契诃夫对语言都很关注，这一点从他对青年作家的手稿所作的修改和提出的意见中都看得出。他要使他们毫不迁就陈旧的文学规则和表现手法，要求他们寻找有力的、精准的和富有表现力的词语。和他关系亲密的文学家们都证实了契诃夫一直以来对词语的使用是多么地关注。契诃夫要求青年作家随时随地观察生活，同时还要不断地、敏锐地学习语言。库普林写道：“……他也在不断地提高自己，随时丰富自己的语言，从谈话中、从词典里、从各种目录里、从学术论文、从宗教书籍中，以使自己的语言更优美，更丰富多彩。这个沉默寡言的人的词汇量非常地惊人。”

同时代人爆料的契诃夫没有写完的故事引起了大家浓厚的兴趣。很难判断，以后它们可能采用何种形式出现以及契诃夫为什么当初把它们遗忘了。有可能它们只是即兴作品，契诃夫没有赋予它们任何的文学意义；也可能只是他没有来得及把它们彻底搞完，后来它们显得过时了。在1888年10月27日的一封信里，当说到“憋”在脑子里的其他的故事时，契诃夫顺便提及一部长篇小说的构思。他说，这个构思是他很久以前的，还没来得及写完，一些人物就已经过时了。很明显，谢格洛夫讲述过的轻松喜剧《催眠术的力量》也属于“过时的”构思。契诃夫多次推迟了这部轻松戏剧的创作工作，直到后来完全放弃。艺术家西莫夫说的那个小说情节，正如契诃夫自己定位的那样，是专为“一个狭小、私密的圈子”准备的，所以也没有完成。但不管怎样，这些没有写完的故事表明作家构思的角度多么宽广，它们是研究契诃夫内心创作活动很好的补充材料。

同时代人的回忆录中有关契诃夫行医和他的医学兴趣这部分内容，填补了作家生平的空白。正如著名的神经病学家格·伊·罗索利莫写的那样：“……契诃夫没有脱离医生的实际工作，尽管时间和客观情况都不允许。”罗索利莫证实，契诃夫有一段时间甚至梦想到大学教书和从事科研工作。在谈到契诃夫对医学的兴趣时，奇列诺夫医生说他曾经试图在莫斯科创立一所医生进修学院。和契诃夫结交多年的同时代人列举了大量他勇于自我牺牲和大公无私履行一名医生职责的事例。

当然，这部同时代人回忆录文集中所发表的东西，无论从文学意义上，还是就他们提供的了解契诃夫的资料来说，价值都是远远不相同的。一部分文章仅仅只是作者回忆和契诃夫见面情景的简单介绍，有的是写作家生活中一些小插曲。还有一些文章写得更加详细，更加具体——常常有很多日常生活细节的描写，有时甚至和作家没有直接的关系。在回忆录中常会见到作者对契诃夫的某些作品、他的生活和当时的文学现象所作的一些主观上的、但不完全正确的评价。例如，一位像柯罗连科一样优秀的回忆文章的作者，在文中就完全错误地指出好像契诃夫是继谢德林之后由于“绝望的忧愁”才结束生命的。毫无疑问，这不仅对谢德林是错误的，对契诃夫也是错误的。顺便说一下，相似的论断和柯罗连科写的基本内容完全矛盾。在总结契诃夫最后几部作品的特点时，柯罗连科写道，在这些作品中“表现出对美好事物的追求、信念和期盼”，正是这些真正确定了契诃夫1905年革命事件前所创作作品的特点。回忆录中所引用的契诃夫的个别论述和表达，有时是偶然或信口说出的话，毫无疑问，根据这些话判断契诃夫真正的看法常常会得出错误的结论。

一些回忆录作家无法从精神层面接近契诃夫，不能深入理解时代，而这些却是完整、全面诠释一个作家不可或缺的东西。这些作者的意义只是为契诃夫的生平提供了一些事实资料。只有和契诃夫拥有相同的艺术追求，明白他在俄罗斯文学史中发挥的作用的那些同时代人，才能为大家呈现出一个真实的契诃夫，才能深刻理解他丰富的精神世界。这方面高尔基做得最全面、最深入，他揭示了契诃夫的创作具有最伟大的意义，再现了他完美的人格魅力。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契诃夫的作品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所接受，人们对作家本人的兴趣也日益提高。目前对契诃夫的书信进行了最全面的收集和公开发表，出版了大量有关契诃夫的文集。而这部同时代人的回忆录为我们讲述了一个活生生的契诃夫，使我们领略到这位俄罗斯伟大作家的人格和作品的完美与和谐，其意义就在于此。

（耿海英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