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2)

有一次，我对契诃夫开玩笑说，他本人就像这个简尼斯卡。事实也确实如此，八十年代末，当社会生活好像这片沉寂、倦怠、唱着哀歌的草原之时，契诃夫却乐天、愉快，充满着朝气和力量。不知怎的，他的脑海里时常会出现各式各样的计划，而且很快就考虑成熟，连细节都想好了……有一回，他向我叙述了办杂志的计划，这个杂志要吸收二十五位作家参加，“而且都是年轻的新进作家”。另一次，他用他那对好看的眼睛注视着我，脸上带着若有所思的神情，说：

“听我说，柯罗连科，我日后到下诺夫哥罗德来看您。”

“非常欢迎。不过，您可别失信啊。”

“一定来……我们俩合作写个剧本。有四幕。两个星期完成。”

我笑了起来。他这神气又像简尼斯卡。

“不，安东·巴甫洛维奇。您这样的速度我可赶不上。剧本请您一个人写，可您还得上下诺夫哥罗德来。”

四

他遵守自己的诺言，来到下诺夫哥罗德[102]，当时看到他的人都被他迷住了。到我下一次去莫斯科的时候，我看到他已经在写剧本[103]了，他从自己的书房里出来，我怕打扰他，想走掉，可他却拉住我的手不放。

“我真的在写剧本，而且一定会写成，”他说，“《伊万·伊万诺维奇·伊万诺夫》……明白吗？伊万诺夫有上千上万……是普通人，根本不是英雄人物……而这正是非常困难的事……在创作中，常常会碰到这样的情况：当两个情节清楚地显现在想象中的时候，在这两者之间，却突然出现了空白……”

“在这空白处，”我说，“得建立起桥梁，不是想象的桥梁，而是逻辑的桥梁，对吗？……”

“对，对……”

“是啊，常常会出现这种情况，那时候，我便丢下工作，等待转机。”

“您瞧，在剧本里，没有这些桥梁是不行的……”

他显得有点心不在焉，怏怏不乐，好像十分疲乏。确实，这第一个剧本契诃夫写得很吃力，使他初次经受纯粹文学创作上的严重不安和苦恼。姑且不谈在剧本演出时招来的种种麻烦，作者在看到语言和形象之间、舞台演出和语言之间相去甚远而感到的痛苦，——首先，在这个剧本里，表现了契诃夫情绪的转变。我记得，有许多人谈到和写到伊万诺夫的某些无所顾忌的话，例如，他说：“我的朋友，请听我的忠告：不要跟什么犹太女人，或者心理变态者，或者女学士结婚。”不错，这是伊万诺夫说的，但是俄罗斯生活对某些急待解决的问题敏感到了病态的地步，以致公众不愿把作者和主人公分开；是的，说实话，在《伊万诺夫》一剧中，贯穿在契诃夫以前的作品中的那种自然轻松和平静客观的态度消失了。俄罗斯生活的广阔漩涡把走上生活舞台的作家卷了进去：在他的作品中，不自觉地流露出某种倾向，使人感觉到作者在攻击某种东西，卫护某种东西，大家争论的是，他所卫护的是什么，攻击的又是什么。契诃夫的这第一个剧本曾改过多次，它对那些认真的传记作者来说，可能是一项宝贵的资料，他们力求探索契诃夫从《新时报》的撰稿者（他起初乐意为之写稿，而在他逝世以前几年却未曾提供只字）起到《俄国通讯》[104]、《生活》[105]和《俄国思想》[106]的撰稿者的思想转变过程……他那轻松愉快、天真无虑的情绪不可避免地消失了，同样不可避免的是他开始思考反省，沉重地意识到一个天才的责任感。

继《草原》之后写的短篇《命名日》[107]也登载在《北方导报》上。接着，契诃夫又写了第三篇（《亮光》[108]）。这个短篇所表现的情绪更加复杂了，也许，由于其中带着一些愤世嫉俗的意味和较之更为强烈的感伤、怀疑的调子而显得阴暗，契诃夫在几次改写的过程中都表示对这个短篇很不满意。至于其他情况，俄国读者无疑都记得。在《形形色色的故事》之后，出版了另一本集子，书名很有意思：《在昏暗中》[109]。接着，短篇集《阴郁的人们》[110]问世，随后，在《俄国思想》上发表了《第六病室》[111]——这是一篇激动人心、具有惊人深度的作品，其中反映了契诃夫新的情绪，我姑且称之为第二时期的情绪。这种情绪表现得十分明显，大家都看得出这种出人意料的转变：一个不久以前还是轻松愉快，机智俏皮，以玩笑戏闹的态度对待生活的人，当他进一步往生活深处审视的时候，却突然感到自己是个悲观主义者。我把他生前最后几年写的短篇和戏剧列入第三时期，在这些作品中，可以看出他对美好的未来的向往、信念和希望。希望透过那层有时美妙动人，有时却又刺痛心灵，但始终富有诗意的哀愁的薄雾显现出来，就像远方城市里的教堂圆顶透过艰难的道路上的炽烈尘埃和窒人雾霭隐约可见一样……而一种忧郁的感觉君临一切之上：

只可惜不论是你和我，

都不能活到这美好的时光……

五

在我和契诃夫认识初期的这些频繁的接触之后，我们见面的次数就越来越少了。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我们在文学界的关系和知交（我指的是在文学界的私人关系和知交）不同，碰面的机会不多，到后来，他虽然和我所接近的那些文学团体有了接触，情况却依然如此。当时（八十年代末），我试图把契诃夫介绍给米哈伊洛夫斯基和乌斯宾斯基。我和他在约定的时间动身到当时米哈伊洛夫斯基的住地帕列罗亚利，在那儿，我们碰到了格列勃·伊万诺维奇·乌斯宾斯基和亚历克山德拉·阿尔卡季耶夫娜·达维多娃（后来是《神的世界》[112]杂志的发行人）。[113]但是这次会晤却没有获得任何结果。格列勃·伊万诺维奇矜持地沉默着（当时他已表现出精神上极度疲劳的迹象，这也许是疾病的预兆）。只有米哈伊洛夫斯基一个人说话，当时，就连亚历克山德拉·阿尔卡季耶夫娜这个平时十分客气和圆通的人也触犯了契诃夫，因为她在谈到他的某个文友之际，说了几句尖锐的话。契诃夫走后，我感到自己的尝试失败了。格列勃·伊万诺维奇平时十分敏感，当他和我一起离开米哈伊洛夫斯基家的时候，他发觉我不大高兴，就说：

“您喜欢契诃夫吗？”

我试图描述我对契诃夫的感觉和印象。他照例十分专注地听着，然后说：

“那很好……”可是他自己仍然保持沉默。现在我才明白，当时的契诃夫，《形形色色的故事》的作者那种轻松愉快的心情使乌斯宾斯基不大高兴，感到格格不入。从前，他本人也富有深刻而独特的幽默感，可是这种敏锐的幽默感很快就变成了悲哀。米哈伊洛夫斯基在他的论乌斯宾斯基的文章中十分正确而中肯地描述了后者那种高雅的矜持，他就是以这种矜持自觉地克制自己对可笑的情况和滑稽的形象的偏爱，他担心这种偏爱会歪曲不幸的俄罗斯现实的悲哀的调子。他这样做到底好不好，我不想在这里评论。不过，我想，如果那些心中生来蕴藏着笑的能量的人，能够在自己身上和周围环境中发掘出足够的力量，以更加有力的笑来战胜俄罗斯生活中深深的哀愁，那就太好了。这样，我们就可能产生具有全世界意义的讽刺杰作。但是……我们的幻想固然可以自由驰骋，但现代俄罗斯的哀愁本身却正在压倒俄罗斯的幽默，而这就像不可避免的规律，反映到了契诃夫身上，遗憾的是这来得太快了。

但当时还是另一种情况，我记得乌斯宾斯基的那对探究、深邃的眼睛怎样带着悲哀的疑惑神情瞅着这个天才人物的开朗、乐观的脸面，这个人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在那儿还可以无忧无虑地幻想。契诃夫也本能地避开已经在乌斯宾斯基的内心酝酿成熟，而在他本人身上也潜伏着的那种情绪，——于是他们分手时态度冷淡，说不定彼此还抱反感。

现在他们俩都已经去世了。乌斯宾斯基先去世，而当我写此文时，契诃夫尚未下葬……但是他们俩退出人生舞台的时候都怀着对未来的希望，同时为当前的现实感到深切的悲哀。

我还记得，有一次我跟契诃夫谈到了迦尔洵。我忘记那次谈话是在迦尔洵逝世之后，还是他那忧郁的生活将近结束之时……[114]当时，我从西伯利亚回来[115]以后不久，西伯利亚那雄伟而又阴郁的大自然和它的居民们在我脑海里留下的深刻印象还十分生动、新鲜。我觉得，如果能让迦尔洵丢开我们的现实在他心中产生的痛苦印象，暂时远离文学和政治，而主要的是使疲惫的心灵不再时时刻刻意识到那种使富有同情的俄罗斯人感到苦恼的共同责任……如果能使他摆脱这一切，而让他只处在原始的大自然和朴素的人们中间，——那么，我想，病态的心灵还是可以恢复健康的。但是，契诃夫以医生断然的口气反驳道：

“不，这是无可挽救的事：脑子里的某些分子分散以后，再也没法使它们聚合在一起了……”

后来我常常想起这些话。过了两三年，乌斯宾斯基脑子的“某些分子分散了”，不管他怎样在祖国的那些“能使人恢复健康的辽阔空间”寻求治愈的良方，不管他如何辗转在乌拉尔南部的平原和峡谷、高加索的山岭、伏尔加河和俄罗斯中部“偏僻的河流”之间，——他还是不能摆脱那日益深入他心灵的痛苦，面对生活的真理，他不能不意识到对一切歪曲真理的生活现象所负的“共同责任”。接着，在契诃夫身上也出现了“分子分散”的现象。固然，这是肺部的分子，他的头脑至死保持清醒的状态。但是，谁又知道，这种深刻的、折磨心灵的忧郁对契诃夫肉体上的疾病起了什么样的作用，既然他的全部精神生活和生理过程都受到这种忧郁的影响……

九十年代下半期，我和契诃夫往来的机会不多，只是偶尔见面罢了。在他的疾病已经形成的时期，我们只会过三四次面。有一次是在1897年，在《俄国思想》编辑部。那时候，我也有病。契诃夫以朋友和医生的身份，十分关切地询问我的病情，当我离开编辑部、走到街上的时候，他诚恳地握着我的手说：

“不打紧……您会复原的，我向您保证，您会复原的。”

“您也会复原的，安东·巴甫洛维奇！……”我怀着信心说，而这种信心来自要使自己相信的强烈愿望。

“是啊，是啊，我希望……现在我已经好多啦。”他回答，随后我们就分手了。

我最后一次看到他是在1902年，在雅尔塔，当时，我是为了和他讨论一个共同声明而到那儿去的。[116]契诃夫写信给我说，他想到波尔塔瓦去，我知道这样做对他来说很费力，就预先提醒他。他住在雅尔塔附近自建的别墅里（对艺术家来说，是不上算的）；他的妹妹和妻子跟他住在一起。和我们初次会晤时一样，我在楼下见到契诃夫的妹妹，也跟那时一样，契诃夫从楼上走下来。每当我忆起这情景，心里就感到难受。同一个契诃夫，可是现在，他那信心十足、稳定自若的乐观精神到哪儿去了呢？他的脸瘦得厉害，好像变得严峻了，只是眼睛有时还闪闪发光，显得挺亲切。但是在他的眼睛里也可以看出悲哀、滞重的表情。他的妹妹告诉我，他有时会接连坐上几个钟头，眼睛盯在一个固定的地方……在我们谈话的时候，他拿起一本不久以前由列·尼·托尔斯泰介绍给俄国读者的书。

“波伦茨的《农民》[117]。您读过吗？这是一本好书，”他说，“如果我能再写出这样一本书来……我就会感到满足，死也瞑目了。”

他没活到那时候就逝世了。

六

我又自然而然地把几位作家相提并论：果戈理、乌斯宾斯基、谢德林，现在又加上契诃夫。这些名字几乎包罗了俄罗斯所有那些富有幽默感的优秀作家。其中两位作家死于严重的忧郁症，其余两位则悒悒不乐而终。普希金称果戈理为“快活的忧郁病患者”，而这一中肯的形容语适用于所有上述作家——果戈理、乌斯宾斯基、谢德林和契诃夫……

莫非在俄罗斯的笑声中，真的包含着某种不幸的因素，莫非天生的幽默感对俄罗斯现实的反应——如果使用化学家的术语的话——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有害的沉淀物，足以最剧烈地毁坏这种反应在其中进行的容器，即作家的心灵？……

（倪亮 译）

题解：

符拉基米尔·加拉克季昂诺维奇·柯罗连科（1853—1921），作家。这篇回忆录写于1904年7月，契诃夫逝世后不久。在此以前，1904年6月6日，柯罗连科曾在日记（未发表）中写道：“昨天我接到从诺伏罗西斯克发来的电报：安·巴·契诃夫因肺病在巴登维勒逝世。我从八十年代起就认识契诃夫，对他抱有真诚的好感。我想，他对我也一样。他为人爽直，诚恳，他在对我所说的某些话中流露的正是个人的同情。在文学界，这种感情往往非常复杂化。我对契诃夫的感情也许是最不复杂了（如果不谈那些从私人关系和思想倾向方面来说跟我最亲近的人），我对他的这种感情可以毫不夸张地称为爱……”

柯罗连科在1903年7月15日五十岁生日的那一天曾接到契诃夫的一封贺电，电文中说：“敬爱的朋友，卓越的人，今天我怀着特殊的感情想到您。我对您十分感激。感激之至”；同年7月29日，柯罗连科在给尼·费·安年斯基的信中写道：“这份电报使我特别高兴，因为我早就爱他了……他是一个正直的人……”

契诃夫和柯罗连科之间来往的书信已全部发表（参阅《契诃夫和柯罗连科》，莫斯科，1923年）。

本文根据莫斯科国家文学出版社1948年版《柯罗连科选集》中的原文刊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