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章 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1)

符·加·柯罗连科

一

我和契诃夫认识是在1886年或1887年初[82]（确切的日期我记不得了），那当儿，他已经出版了两个短篇集子。第一个集子是我有一次去看契诃夫时在他的台子上看到的，书名为《美利波美娜的故事》[83]，好像是由某个幽默杂志编辑出版的。这个集子的外表本身就带有幽默书刊的特征。封面上印有“安·契洪捷”等字样和一个画架，画架前站着一个留有长发、逗人发笑的画家。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张饰图是由安东·巴甫洛维奇的哥哥画的，他是一位画家，死于八十年代末或九十年代初。[84]据说，这位画家很有才能，但很不走运。契诃夫的这第一本书没有受到公众的重视，现在可能很少人记得它了。但是其中的某些（好像不是全部）短篇收入后来出版的集子里。

随后，我记得是在1887年初，安东·巴甫洛维奇的一本篇幅较大的书问世了，书名为《形形色色的故事》[85]，其中所收的是他发表在《闹钟》、《蜻蜓》[86]和《花絮》等杂志中的某些短篇，这一次作者的署名已经是安·巴·契诃夫了。这本书很快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注意。有人开始谈论它，写到它。虽然对它的看法不尽相同，但是大家谈得很多。总的来说，这本书获得了很大的成就。登载在报刊上的讣文和简讯中提到：仿佛苏沃林首先观察到，在我们那黯淡的俄国“幽默”中，出现了契诃夫的天才的璀璨明珠。我认为，事实并非如此。首先注意到这些明珠的是德·瓦·格里戈罗维奇[87]。看来，还在这些明珠闪现在各幽默杂志和“安·契洪捷”的第一本集子里的时候，格里戈罗维奇就十分欣赏它们那自然的光华。看来，是格里戈罗维奇从中斡旋，使《形形色色的故事》得以出版，而苏沃林则可能是从格里戈罗维奇那儿知道契诃夫，从而请他为《新时报》撰稿的。在我和契诃夫最初的几次会面中，安东·契诃夫曾把格里戈罗维奇的信拿给我看。有一封信是从国外寄来的。[88]格里戈罗维奇写到他在疗养地的苦闷，写到他的病和他对即将来临的死亡的预感。契诃夫把这封信也给我看了，并且接着说：

“瞧，名望、地位和高薪，又有什么用……”

当时，我觉得这种悲观的论调出自一位写轻松的短篇小说的轻松作家之口是偶然的，要知道，生活还刚开始在他面前展现诱人的远景呢。可是我后来常常想起这几句话，而觉得它们不是偶然而发的了。

自从《形形色色的故事》问世以后，安东·巴甫洛维奇立即蜚声文坛，虽然对这位新作家的才能评价不一，引起争论。全书充满了还是年轻人的那种轻松愉快的调子，也可以说是在某种程度上对待生活和文学的漫不经心的态度，其中表现出幽默、欢乐，往往是真正的机智、非凡的简练以及描绘的才能。可是，透过那响亮的、逗人发笑的旋律，却已经能够隐约地听出沉思、抒情和契诃夫所特有的忧郁调子，这种调子更加衬托出那些确实是“形形色色”的故事中的轻松愉快的旋律。

二

当时，《北方导报》[89]在彼得堡发行。它的出版者是阿·米·叶夫烈伊诺娃，最初的编辑委员会由原《祖国纪事》[90]的编辑组成。主编是尼·康·米哈伊洛夫斯基[91]，格·伊·乌斯宾斯基[92]和谢·尼·尤扎科夫[93]经常为该刊撰稿，阿·尼·普列谢耶夫是小说和诗歌栏的编辑……我也被邀参加这个杂志的工作，顺便提一提，我就是为此而去彼得堡的。这时候，我已读过契诃夫的一些短篇小说，很想顺路到莫斯科去跟小说的作者认识一下。

那个时期，契诃夫一家住在萨多伏库德林斯克大街上一所小而舒适的红房子里，这种房子好像只能在莫斯科见到。这所石头房子与一所大房子相连，但是独立成宅，是三层楼房。我在楼下碰到契诃夫的妹妹和弟弟米哈伊尔·巴甫洛维奇，后者当时还是个大学生。过了几分钟，安东·巴甫洛维奇就下楼来了。

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个年轻的、外貌显得更年轻的男子，身材比普通人高一点，他那端正、清秀的椭圆形的脸仍旧保持着青少年的轮廓。在这张脸上，流露出某种特征，这种特征我不能一下子说清楚，但是后来，当我妻子也和他认识时，她却能加以说明，而且，我觉得，说得非常中肯。依她看来，在契诃夫的脸上，尽管表现出明显的知识分子的特点，同时也可以看到像朴实的乡下小伙子那样的气质。这种气质特别动人。甚至契诃夫那对深邃、发光的天蓝色眼睛在闪现出思想的同时，也流露出某种几乎是孩子般的天真的神态。他的动作、举止和言语中表现出来的纯朴是他整个人和他的作品的主要特色。总之，和契诃夫初次相见，他在我的脑海里留下这样的印象：他是个热爱生活的人。从他的一对眼睛里仿佛缓缓地流淌出一股源源不绝的机智和天真的欢乐之泉，充溢在他的短篇里的正是这股源泉。同时，他的眼睛又使人感觉到，在他身上有一种潜藏的力量尚待发展，而且是朝好的方向发展。虽然我绝不是对契诃夫的作品全都欣赏，但是它们给我总的印象却是完整而迷人的。在我看来，他当时的“超党派”的态度也有它好的一面。当时，俄罗斯的生活好歹结束了它的一个短暂时期，在那时期照例没有产生什么切合实际的结果，周围的气氛使人感到有必要作一番“检查”，以便开始作进一步的探索和斗争。因此，在我看来，契诃夫这个具有伟大才能而又极其真诚的人，在当时不参加党派是有某种好处的。我想，这种情况反正不会持续很久。在他的小说中有这样一篇（好像篇名是《在路上》）[94]：在某个驿站上，一个不称心的年轻女人偶然碰见了一个也不称心、为生活压倒、在人世间漂泊的俄罗斯美好生活的“探索者”。这个人物只粗具轮廓，但我觉得他和我偶然碰到的一个有名人物惊人地相似。这个乐天的作家，虽然缺乏经验，但能在无意中凭自己天才的猜测，正确无误地触及那种还将长期活在我们中间的罗亭型人物的最隐蔽的心弦，这使我吃惊……在我看来，契诃夫好比一株嫩绿的小橡树，向四面发出幼芽，虽然这样的幼芽暂时还弯弯曲曲，往往没有定型，但是小橡树已经预示，它必将成为一棵茁壮、美丽的大树。

我到了彼得堡，向《北方导报》谈到我访问契诃夫和他给我的印象，——这引起了许多议论。大家都一致承认契诃夫的才能，但是这种才能会把他那潜在的巨大力量引向何方，人们对此还有疑虑。读者们都知道米哈伊洛夫斯基对契诃夫的态度：米哈伊洛夫斯基经常怀着很大的兴趣谈到契诃夫的作品。承认后者具有宽广的才能，但因此，他就更加严格地指出作者在某些地方所表现的对文学及其任务的不正确态度。米哈伊洛夫斯基写过很多论契诃夫的文章，而对他的同时代的其他作家则没有谈得那么多，最近几年来，大家知道，他对契诃夫抱有更大的好感……不管怎样，在我此刻谈到的那个时期，米哈伊洛夫斯基的《北方导报》很希望契诃夫加入他们的圈子，可我这个刚从事编辑工作的新手在拜访他的时候竟没有想到邀请他为杂志撰稿，这就不能不受到大家的指责。

当我第二次访问契诃夫的时候，就对他谈起这件事，但是阿·尼·普列谢耶夫在去高加索途中顺便到莫斯科去看望契诃夫时，已经将此事先对他讲了。契诃夫曾亲口向我谈到过这次会面，说他答应过给普列谢耶夫帮忙，但也表示有些犹豫。照他的说法，他在开始从事文学创作时，几乎是闹着玩的，一方面把它当作享受和娱乐，另一方面则把它作为读完大学课程和养家糊口的手段。[95]

“您可知道，我是怎样写自己的小故事的？您瞧瞧吧。”

他朝桌子望了一眼，拿起第一件看到的东西，“这是只烟灰碟，”他把它放在我面前，说：

“您要是高兴，我明天就可以写出一个短篇……篇名就叫《烟灰碟》。”

于是，他的眼睛便因欢乐而发亮。看来，某些尚未定型但具有幽默味的不明确的形象、情景、故事已经开始在烟灰碟上面涌现……

现在，当我忆起那次谈话，那个小客厅，坐在客厅里茶炊旁边的老母亲，兄弟姐妹们亲切的微笑，以这个富有魅力、有才气、看来对生活非常乐观的年轻人为中心的和睦家庭的整个气氛——我觉得这是他全家生活中最幸福，也是最后一个幸福的时期，在这愉快的田园诗之后，悲欢离合的戏剧就开始了……我记得在契诃夫当时的面容和举止中表现出两重性：一方面，他仍然是乐天的安托沙·契洪捷，愉快、幸运，一会儿讥讽那个劝厨娘读书的“聪明的扫院人”，一会儿又嘲笑那个正在替顾客理发，忽然听到自己所爱的姑娘即将跟别人结婚而气得中断理发、让顾客留着半边头发的理发师。[96]许多形象愉快而轻松地成群结队向他涌来，他们惹人发笑，但是很少使人激动……他们挤满了那所舒适的小房子，仿佛一下子都到这个家庭里来做客似的。安东·巴甫洛维奇的妹妹曾告诉我：她的房间跟她哥哥的房间只隔着一层薄薄的板壁，哥哥常常在夜间敲敲板壁，把他无意间想到的题材，有时候是已经想好的故事讲给她听。于是两人对那突然形成的构思感到惊奇和欢欣……但是现在，这种轻松愉快的情绪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不论安东·巴甫洛维奇本人或他的家庭都不能不注意到，安托沙所掌握的不是简单地逗人笑乐、同时对全家不无好处的小玩意儿，而是无价之宝，这宝物的拥有者可能肩负着重任。当时他的特写《复活节的夜晚》[97]好像已经在《新时报》上发表，这篇作品优美的画面充满着紧紧抓住人心、使人着迷的哀愁，语气依然健康而平和，但与《形形色色的故事》中大多数短篇的那种仅仅逗人发笑的调子已有天壤之别。在契诃夫这个不久以前还是《花絮》的轻松愉快的撰稿人的脸上现出了某种特殊的表情，这在古时称为“荣誉最初的反光”……我记得，在他那由于儿子的成就而感到幸福和自豪的母亲的话语中已经可以听出忧愁的调子。当我和安东·巴甫洛维奇谈到我们的彼得堡之行、谈到我们准备在什么地方相会的时候，契诃娃老太太叹着气说：

“我现在感到安托沙已经不属于我了。”

母亲的预感往往是正确的……

我们说定在彼得堡《花絮》杂志编辑部会面，到了约定的日子，我真的在该杂志主编列依金[98]的办公室里见到了契诃夫。[99]写到这儿，我顺便提一提在那儿偶然碰到的一件小事：前一天，列依金曾在契诃夫面前吹嘘，说《花絮》杂志收到一个绝妙的短篇，作者是个尚不出名的新手，好像是皇村学校的。主编非常高兴，请作者本人去商谈，有意吸收他为杂志工作。契诃夫要求读一读原稿。原来，这个短篇是契诃夫本人的作品，曾发表在刊物上，现在的这份原稿是从刊物上抄袭来的。剽窃品说明了新天才的价值，它就像寄生物似的依附在天才身上……

三

过了一些时候，契诃夫为杂志写的第一篇作品完成了，它的标题是：《草原》[100]。在我逗留彼得堡期间，阿·尼·普列谢耶夫收到发自莫斯科的一封信[101]，契诃夫在信中写到，他的工作进展得很快。“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只感到我周围散发着草原上花草的香味，”契诃夫大概这样（我是凭记忆引用的）描述他在写这个作品时的情绪，毫无疑义，读者读这个作品时也会有同样的感觉。固然，在契诃夫的这第一篇“大型”短篇中还保留着他惯用的形式的痕迹。某些评论家指出，《草原》好像是装进一个大框子里的几幅小图。不过，毋庸置疑，在这个大框子里自始至终充满着同一种气氛。读者仿佛亲身感受到草原上那股浸透了花香的自由、强劲的风向他吹来，亲眼看到草原上的蝴蝶在空中闪现，孤独的猛禽沉重地往高空飞翔，而所有在这背景上显现的形象也渗透了草原上特有的色彩。这个短篇在《北方导报》上发表后不久，契诃夫的弟弟米哈伊尔·巴甫洛维奇告诉我，小说中有很多作者个人的经历和回忆。

顺便说说，我认为在这个短篇中，有一个细节表现了当时契诃夫的特点。小说里写到了简尼斯卡，一个年轻的农村小伙子。他是个马车夫。载着旅客的马车在炎热、窒闷的中午停在草原上休息。炽热的阳光烤着人们的脑袋，不知什么地方传来了歌声，“歌声低沉、冗长、悲凉，宛如哀歌，勉强听得清……仿佛有个看不见的精灵在草原上空飞翔，歌唱”；或者是草原本身在歌唱，它“被阳光烧灼得半死不活，已经枯萎，它的歌声中没有歌词，但哀怨而真诚地向人诉说，说它没有罪过，而太阳却无缘无故地烧灼它……它没有罪，可它又求人原谅，发誓说它疼痛难熬，苦恼不堪，可怜自己……”这时候，在休息着的旅人中间，简尼斯卡第一个醒过来。他走到溪边，喝了水，欢畅地洗着脸，往脸上泼水，嗤嗤地喷着鼻息。尽管天气酷热，景色凄凉，不知从什么地方又传来更加凄凉的歌声，诉说着莫名的罪过；简尼斯卡却感到精神振奋，浑身是力。

“来，看我们谁先跑到香蒲那儿！”他对短篇的主人公叶果鲁希卡说，不仅赶过了热得困倦不堪的叶果鲁希卡，而且，还不因此满足，向后者提议，立即用一条腿跳回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