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安东·契诃夫在暑期里(1)

米·巴·契诃夫

契诃夫一家于1876年迁离塔甘罗格，只有安东·巴甫洛维奇为了读完中学的课程、获得毕业证书而独自留在那儿，直至1879年。当时，在塔甘罗格，谁也没见过什么别墅，如果你没有庄园和田产，那你整个夏天就得在城里受酷暑的煎熬。契诃夫一家人就是这样。他们家有五弟兄和一个姐妹[42]，大考刚结束，契诃夫家的五弟兄就和同班同学以及邻居的男孩们开始过真正的暑期生活了。由于天气炎热而干燥，所有的弟兄都赤脚。房间里根本就不能睡觉，他们只得在院子里或菜园里搭个棚子，在那儿过夜。当时，安东·巴甫洛维奇是个中学五年级学生，他睡在他自己种的野葡萄的棚架下，自称为“无花果下的约伯[43]”。他就躺在那儿作诗，考虑写童话。我只记得一个童话的开头几行：

喂，年轻人，你们在哪儿？

看啊，阿格伊老人来啦。

他要给你们讲故事，

说到伊万和萨夫拉斯卡。

在那个时候，拿诗歌和散文来说，安东·巴甫洛维奇一般比较喜欢前者，其实，像他那样年龄的中学生，大家都如此。

在我们院子里住着一个老大娘，她向我们的父母租了一间小厢房。由于她发音不清[44]，安东·巴甫洛维奇就给她起个“大舌头”的外号。这个“大舌头”有个女儿叫伊拉伊达，她是个中学生，看来，未来的作家很喜欢她。可是安托沙对她表示好感的方式有点特别。有一个星期天，伊拉伊达头戴草帽，打扮得花枝招展，从自己的厢房里走出来，去望弥撒。那当儿，安东·契诃夫正在生茶炊。当女孩子在他身边走过的时候，他挖苦了她几句，惹得她撅起了嘴，叫他“老粗”。于是他就把装木炭的袋子使劲朝她的帽子扔去。木炭灰顿时像乌云似的飘散开来。不知怎么一来，这个伊拉伊达陷入了沉思，在菜园的围墙上写下了几句动人的诗。安东·契诃夫也在围墙上用粉笔写下了下面四行诗作为答复：

啊，穿裙子的墙头诗人，

擦干净你的嘴唇，

你与其在这儿写诗，

还不如玩洋娃娃开心。

睡在这种棚子里的人都起得很早。有时候，我们的母亲叶夫格尼娅·亚科夫列夫娜头天晚上就吩咐安东和伊万哥哥一清早就上市场去买做午饭的菜。我常常跟他们一块儿去，当时我还小，读中学预备班。有一次，安东·契诃夫买了一只活鸭，在我们回家的路上，他老是去揪那只鸭子，尽可能使它叫得响一点。

“让大家都知道我们家也吃鸭子，”他说。

在市场上，安东·巴甫洛维奇细瞧那些鸣禽和鸽子，察看鸽子的羽毛，带着内行的神情把它们评价一番。他指出，这是翻飞鸽，那是野鸽。在鸽子旁边总是可以碰见像叶拉·杜鲍多格洛那样的禽鸟爱好者，同他谈谈如何捕捉金丝雀和黄雀。安东·巴甫洛维奇自己也养鸽子，他每天早晨和我们家的小厮米什卡·切列米索夫——一个酷爱养鸽子的男孩——把它们从鸽舍里放出去。这个米什卡很喜欢听神父布道传福音，每次他望弥撒回来，总是要写一些布道词，而且每个词儿的第一个字母都大写。他写的全是些胡言乱语，可是安东·契诃夫总是鼓励他写，有时候还自己口授，叫他写下来。在我的大哥和二哥（亚历山大和尼古拉）到莫斯科去上学，前者进大学、后者进美术学校之后，米什卡便把传福音的信寄到他们那儿去，我的哥哥们立刻猜到，那是由安东口授的。我记得有一封信是这样开头的：“信徒们，不要一心为善。”

他们每天都去海边游泳，一路上顺便去找熟人，大家结伴而行，因此，到海边的时候总是一大群人。他们通常在班纳依斜坡边游泳，那儿海岸的坡度很小，从岸边到水深齐脖子的地方有半俄里左右。安东·契诃夫的两条黑狗跟着我们。我们经常在水里泡上几个钟头，等到回家的时候就口渴得要命。在路上，在意大利胡同和我们住的那条街的转角上摆着个货摊，那儿有克瓦斯买，——如果哪个孩子口袋里有一个戈比，那就算是福音了；因为一个戈比能买到满满一大勺子克瓦斯，大家见到克瓦斯，就一起把头伸过去。有谁能从海上带着“鲍耳比尔卡”回家，他简直是幸运儿了。所谓“鲍耳比尔卡”，就是从某种树上剥下来的树皮，当地的渔夫们常常用它做渔网上的浮子。我们认为能在岸边找到“鲍耳比尔卡”是运气好。用这种树皮可以毫不费力地刻成各种玩意儿，不论从哪个角度下刀都行；于是那个幸运儿便躲开大伙，独自用它刻成小船儿或小人儿。中学生安托沙曾经不止一次地成了这样的幸运儿。

他们常去捕鱼，但是捕鱼是在另一个地方，离港口不远，那儿有一条用粗石子草草堆成的、类似堤岸的道儿。他们捕到的大多是杜父鱼。有一次我记得捉到三百六十五条，这个数目恰好等于一年所包括的天数。后来我们把鱼腌起来，可是结果却变质了，只能把它们扔掉。在捕鱼的间隙，他们就游泳，虽然海底布满了尖石子。就是在这儿的一次游泳中，当安东·契诃夫从岸上跳入水中的时候，额头给尖石子戳破了。这个伤痕在他前额的左边，就在头发下面，直到他去世，它还留在那儿，而且，作为一个特征，写进了他的身份证，他中学毕业后就是带着这张身份证从塔甘罗格到莫斯科来上大学的。

我们很少上市内的花园去玩，当时花园都是官办的；更少到城外去，我记得我小时候到乡下总共只去过一次，那是全家上克林尼契卡村。家里为这次旅行作了长期的准备。大哥亚历山大花了很多时间替自己用白纸粘了一顶带宽边的帽子，他准备用这顶帽子去吓唬马儿：二哥尼古拉，当时是个十五岁的男孩，不知从什么地方弄来一顶折叠式的大礼帽，想戴着它上路。安东不住地耍笑他们。不待说，妈妈叶夫格尼娅·亚科夫列夫娜烘啦、煮啦、烤啦，忙于准备路上的各种吃食。他们雇了一辆普通的大车，也就是马车夫伊万·费奥陀雷奇的运货马车，在车里严严实实地铺上座垫、被子和毡毯，然后七个人（马车夫不算）坐上车出发了。这七个人是妈妈，姐姐玛莎[45]，两个哥哥——头戴纸帽的亚历山大和头戴大礼帽的尼古拉，安东，伊万和我。现在简直没法想象，我们这些人怎么能挤在这辆大车里，来回各走整整七十俄里。在旅途上，尼古拉一直赤着足，戴着那顶大礼帽，眯起眼睛，耐心地听着安东耍笑他，把他叫作“恶魔”。

“恶魔，给支烟抽抽。丑八怪，你有烟吗？”

大车出了城，经过犹太人的墓地，接着，在我们眼前就展现出广阔的米乌斯克海湾，海湾的对岸有几所教堂。母亲虔诚地朝着钟楼上那些闪闪发光的十字架画十字，而我们这些年轻人却对教堂不感兴趣，因为我们在家里已经祈祷得够了。我们深深地感到获得自由的幸福；七月的草原已经被阳光晒枯，可是在我们看来，它不是光秃秃的一片，我们的注意力时而投向那些在市区从未见到过的鸟儿，时而又转向那些从洞里爬出来的黄鼠，它们直起后肢，发出吱吱的叫声，惊奇地目送着我们。然而，伊万哥哥老是胡闹，惹得大家都生气了。

“老鸦，”喜欢对每个人取绰号的安东向他叫道，“你这蠢猪，你还有个完没有？”

可是车夫费奥陀雷奇只是摇摇头，和善地嘟哝着：

“嘿，这小子……回来的时候，我把大家都带上，就是不让他乘车。”

在萨姆别克的一条小溪边，我们第一次停下来休息。大家卸下马，煮好粥，一起坐在毡毯上吃东西。安东和亚历山大生起篝火，戴着大礼帽的尼古拉躺在草地上，眯起眼睛，望着空间沉思默想，而伊万则缩起鼻子，把靴子脱下来又穿上。

随后，我们的大车驶过阿勃罗西莫夫卡、米格林那、楚丁那，到傍晚日落之前就到了克林尼契卡。这是个普通的林子，在那儿的教堂里有一口井，井水冰凉，据说能治病。井边搭了个木棚，人们用桶子从井里汲出水来冲洗身子。安东一路上都在笑尼古拉的大礼帽，到了克林尼契卡，他终于忍不住，把那顶帽子从尼古拉头上掀掉了。大礼帽正好掉在车轮下面，里面的弹簧被压得向两边突出。可是尼古拉却一句怨言也没有，他拾起帽子，不管它的弹簧已经向两边突出，照旧把它戴在头上，继续走自己的路。这时候，亚历山大声嘶力竭地叫了起来：

“喂，姑娘，你去告诉神父，说主教的唱诗班来啦。”

大车还没有驶到目的地、在某个农舍前面停下来，亚历山大和安东已经弄到拖网，到河里去捉鱼了。他们捉到五条小梭鱼和近一百只虾，第二天，妈妈就把它们做成一顿丰美的午餐。

我们在克林尼契卡村待了整整两天两夜，在这期间免不了发生事故：安东和亚历山大用来捕鱼的那张拖网不见了。一个村妇大叫大闹，显然想索取赔偿费。安东感到不好意思，开始向她说明，他们捕完鱼后，仍把拖网放回原处；可是亚历山大却严厉地逼视着她，毫不害羞地说：

“按照欧洲人的做法，您这样造我的谣，我可以把您告到法院去。请您别忘了我是个十四品文官。”

说也奇怪，在那个纯朴的时代，这几句话足以使渔网立即出现，而事情终于圆满地解决了。

我们从克林尼契卡动身到二十俄里外的克尼雅扎亚去看祖父。当时，我们的祖父叶果尔·米哈伊洛维奇在著名的哥萨克长官、1812年的英雄普拉托夫伯爵家做总管。克尼雅扎亚是个荒芜的地主庄园，其中有个临河的大果园。祖父和祖母住在一间普通的农舍里，这小屋是他们特意为自己造的，就在正宅旁边，我们一到那里，他们就把我们这些孩子安顿在正宅里，这儿虽然几十年来一直空着，但是跳蚤却多得出奇，我们怎么也没法睡着。那个果园，特别是广阔的天地和完全自由、不受父母管束的生活使我们逗留在克尼雅扎亚期间感到幸福。安东老是戏弄尼古拉，针对他的大礼帽开玩笑。而这顶倒霉的帽子就在这儿找到了自己的归宿。尼古拉一直戴着它，连游泳的时候也不肯脱下来。他头戴大礼帽，光着身子在河里手划脚踹，这时候，安东便从他后面游过去，把大礼帽一下打落了。帽子从尼古拉的头上滚下来，掉到河里，大家都惊奇地瞧着它吸进了一口水，然后……沉没了。

这一年，安东·巴甫洛维奇得了重病，差一点送命。我们家有一个名叫加夫里耳·帕尔奋季耶维奇的房客，他是商务法院的小官员，在我们那儿连续住了好几年。他白天在法院当差，晚上在俱乐部赌牌，赌注很大；过了十年左右，他竟然有了自己的马匹、地产和资金。他的弟弟伊万·帕尔奋季耶维奇本来是个穷光蛋，后来交上运，娶了个上了年纪的有钱的寡妇，她在塔甘罗格附近有所很大的庄园。后来，安东·巴甫洛维奇曾经不止一次地在自己的作品里描绘过这位费多西娅·瓦西里耶夫娜，她是他的剧作《伊万诺夫》中那个整天用醋栗果酱款待客人的淑淑什卡的原型。就是这个伊万·帕尔奋季耶维奇邀请安东到他家里去做客。在去他的庄园的路上，浑身出汗的安托沙在冰凉的河水里洗了个澡，就此得了腹膜炎，病得很重。

“安托沙在我那儿害病了，”二十年以后，伊万·帕尔奋季耶维奇偶然在我婶母玛尔法·伊万诺夫娜家里碰到我的时候说，“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搞的。我把他送到一家犹太人的旅店里，我和一个犹太女人安置他在那儿过夜。”

安托沙被人送回来的时候病得很重。我清清楚楚地记得他面孔苍白、消瘦的模样，仿佛我此刻看到他似的。他身旁站着中学校医什列姆普夫，此人说每句话都带着德国腔：

“安托沙，如果你要身体健康……”

忧心忡忡的妈妈把亚麻籽放在锅子里炒好，供热敷用，还把扁桃仁捣碎后煎汁，而我则跑到亚历山大一世像对面的麦利赫尔药房里去买药丸，使我惊奇的是，在这种药丸上，每粒都印有发明者的名字“科万，巴黎”。当安东·巴甫洛维奇当了医生以后，他曾说过，广告里把这种药丸吹得神乎其神，其实却毫无疗效。

这次病在安东·巴甫洛维奇的记忆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是他一生中害过的第一次重病，他认为，他从大学时代起就得了严重的痔疮，就是这次病种下的根。在他的作品《草原》中，他写到了伊万·帕尔奋季耶维奇带他去的那个旅店，并通过莫伊塞·莫伊塞耶维奇、他的妻子和他的兄弟所罗门的形象，描绘了旅店里那些亲切的犹太人。

我上面已经提到过，1876年7月，契诃夫一家从塔甘罗格移居莫斯科。只有安东·巴甫洛维奇一个人留在塔甘罗格，以便读完中学六、七、八年级，关于他这三年的生活情况，我就不清楚了。在这三年里，他只到莫斯科来看过我们一次，那是在圣诞节，他住了几天就走了。据我所知，在这一段时期里，他是在下列三个地方度过暑假的：在上文提到的伊万·帕尔奋季耶维奇家里，跟着后者在草原上转来转去，经办像《草原》中向瓦尔拉莫夫销售羊毛那样的事务；或者在伊万·帕尔奋季耶维奇的内侄彼佳·克拉夫佐夫家里；要不，就是在他的中学同学瓦·伊·泽姆布拉托夫家里——这位同学后来成了莫斯科库尔斯克铁路上的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