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摘自《安·巴·契诃夫的童年》(7)

然而，唱诗班却没有解散。命运给他安排了“尽力”的新场所——这对安东·巴甫洛维奇来说是最可怕、最艰苦和最令人厌倦的时期。在这个时期里，孩子逐渐成长，自尊心也随之增强，他把每个虚假的行动，每个错误和每个猜疑的目光都看得非同小可，在年轻人的心里引起极大的痛苦。

在塔甘罗格有一所叫作“王宫”的房子。这是一所坐落在街角、只有一层的大房子，里面有花园，据传说，过去属于私人——好像是帕普柯夫将军——所有。亚历山大一世曾在这座房子里生活过，并在这儿逝世。从此以后，它就被人称为“王宫”，而在它的两旁人行道上，日夜都有手持出鞘军刀的哥萨克哨兵在来回巡逻。这所房子里的一间屋子用作沙皇私人的教堂。这个教堂相当朴素、简单，里面的圣障是用麻布做的，那麻布的质地是那么松软，以致当圣障门被打开的时候，它就抖动起来。那圣障把房间分成两部分，一面是祭坛，另一面是祈祷人的席位。地板上铺着用旧的地毯。这个教堂已经关闭很久，门上的钥匙由“王宫”的看守保管。由于偶然的机缘，经人从中斡旋，这所教堂被纳入大教堂的编制，归大教堂的大司祭管辖。于是他就把大教堂里的一个司祭派到那儿去主持祈祷仪式。

每逢大节日和斋戒期举行祈祷仪式。这些仪式在大斋节[34]和受难周[35]特别繁复。以市长（当时，塔甘罗格设市长职）为首的全市显贵都到“王宫”的教堂里来进行斋戒祈祷。参加这项仪式的人都是些头面人物和贵族，巴威尔·叶果罗维奇很想在他们面前炫示一下他的唱诗班和自己的指挥才能，而主要的是想让大家知道他教子有方，孩子们个个都敬畏上帝。因此，他千方百计要使他们出头露面，殊不知他这样做却给他们带来了很大的痛苦。在大斋期的祈祷仪式中，有优美的三重唱《求主垂听我的祈祷》。这首赞美诗通常是站在教堂中央，面对着所有的祈祷者唱的，不用说唱得好听，即使唱得勉强过得去，也得要有副好嗓子才成。巴威尔·叶果罗维奇无法夸耀自己孩子们的嗓子，他明知这一点，但是在这种场合，他却不能克制病态的自尊心和企图在贵族面前露一手的愿望。他迫使他的三个读中学的孩子反复练唱这首歌，硬是领着他们站到教堂中央。

在这种时刻，安东·巴甫洛维奇的心情是不难理解的。对自己的力量缺乏信心，孩子们固有的胆怯心理，担心自己会唱走调、失面子——这一切使他心情沉重。不言自明，在这种心情支配下，弟兄们表演三重唱的时候，声音颤抖，荒腔走板，临了，这首庄重的赞美诗却给唱得糟糕透顶，完全失去了它的庄重性。除此以外，结尾那节诗一定得跪着唱，而那严厉的指挥在提出这个要求的时候，却忘了孩子们脚上的靴子底和后跟都坏了。孩子们很不愿意把他们那满是破洞、肮脏不堪的鞋底展示在众人面前，特别是他们已经是中学生，一心希望别人对自己印象好，很怕同学们笑话他们。

安东·巴甫洛维奇每次都窘得面孔红一阵、白一阵，自尊心受到极大的伤害。三重唱表演失败以后回到家里，这三个歌手还得挨严厉的父亲的训斥，这位怀着美好希望的指挥由于自己的孩子不争气而感到受辱……

大斋节的祈祷仪式拖得很长，使人十分疲劳。光是从开头站到结束已经够累的了，又要加上唱诗，那就使人加倍地疲劳。巴威尔·叶果罗维奇的孩子们和他的唱诗班到教堂比大家早，离开却比大家晚。到了受难周快完的时候，孩子们更加感到吃力，因为经过漫长的祈祷仪式和彻夜祈祷以后，他们还不能休息：唱诗班一离开教堂，就得去练习那些准备在复活节的祈祷仪式上唱的赞歌。在受难周的周末，安东·巴甫洛维奇疲惫已极，简直像个游荡的幽灵了。

复活节的祈祷仪式使人愉快得多。复活节唱的赞美诗的调子也比较欢快，而且祈祷仪式也结束得早。在“王宫”，早弥撒从深夜开始，唱诗班的活动从这时起到清晨三点就结束了。

复活节周[36]的第一天结束，强制性的歌唱也就暂告停顿……“王宫”里的教堂关闭了。不过，在整个复活节周，安东·巴甫洛维奇和他的弟兄们还得天天到别的教堂去——不是去唱诗，而只是去祈祷，或者，按巴威尔·叶果罗维奇的说法，不放过教堂里的宗教仪式。然而这毕竟不那么累人了。他们还是可以休息到……多马周[37]。随后，逢到节日和星期天举行祈祷仪式，他们又得站在唱诗班的席位上参加合唱了。

大斋节的合唱还给安东·巴甫洛维奇招来另一种麻烦。中学教师们布置了许多家庭作业，要学生们在节日里完成；但是在这种生活条件下是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完成的。为此，他又得受到训斥。真是到处遭罪啊。

但是，唱诗班终于解散了。这时候，安东·巴甫洛维奇大概已经升到中学四年级。巴威尔·叶果罗维奇为生活所迫，搬到莫斯科去住了，于是唱诗也就中止，只是在已故的作家心里留下了凄凉的回忆，怪不得他到成年时，曾不止一次地说：“我小时候没有童年生活……”

（倪亮 译）

题解：

亚历山大·巴甫洛维奇·契诃夫（1855—1913），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的大哥，大学理科毕业生。他起初为幽默杂志撰稿。从1886年开始，在《新时报》[38]发表特写和短篇小说。自1875年起和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通信，直至逝世。

亚·巴·契诃夫的下述回忆录为读者所熟悉：《契诃夫在希腊学校里》（《欧洲导报》[39]，1907年，第四卷），《在祖父母那里做客》（《幼苗丛书》，圣彼得堡，1912年），《安东·巴甫洛维奇的童年》（圣彼得堡，1912年），《安东·巴甫洛维奇最初的身份证》（《俄国财富》[40]，1911年第3期），《在梅利霍沃》（《田地》[41]，1911年第26期）。

亚·巴·契诃夫的弟弟米哈伊尔·巴甫洛维奇对他的哥哥在回忆录中的描述提出了异议。他在他写的传记中表示，哥哥写的回忆录过分渲染了他们童年时代的阴暗色彩。但是，亚·巴·契诃夫的回忆录却与安东·巴甫洛维奇本人在书信或对他的同时代人的谈话中所发表的言论完全相符。

契诃夫在1889年1月2日给亚·巴·契诃夫的信中写道：“专制和虚伪毁掉了你母亲的青春。专制和虚伪又把我们的童年摧残到如此地步，以致使人回想起来就感到厌恶和可怕”；还有，当他收到列昂季耶夫（谢格洛夫）的一封热烈赞扬那位主张对孩子们实行宗教教育的拉钦斯基教授所办的学校时，在1892年3月9日的回信中写道：“我在童年时代接受了宗教教育，唱赞美诗，在教堂里读《使徒行传》和《诗篇》，按时去做晨祷，站在祭坛上听候使唤，到钟楼上敲钟。可是，那又怎么样呢？现在，每当想起自己的童年，我就觉得当时的情景十分阴暗；我现在已经没有宗教信仰了。您知道，当我和我的两个哥哥在教堂里表演三重唱《弃恶从善》或《天使长的声音》，大家感动地望着我们、羡慕我的双亲之际，我们却觉得自己好比是小苦役犯。正是这样，亲爱的！我了解拉钦斯基，可是我不认识在他那儿求学的孩子们。我对他们的心灵一无所知。如果他们心里感到快活，那他们就比我和我的弟兄们幸福，在我们的童年，只有苦难”（参阅契诃夫1892年3月17日给阿·谢·苏沃林的信）；又如，契诃夫在1893年4月4日给亚·巴·契诃夫的信中写道：“恐惧毒害了我们的童年……”

亚·谢·拉扎烈夫格鲁津斯基在1887年1月11日至12日给尼·米·叶若夫的信中写到契诃夫曾经向他谈到过“他所经历的严峻的生活道路”：“当过教堂唱诗班的歌手，做过店员，在严寒中挨冻，等等，等等。”（苏联中央国家文学艺术档案馆）

显然，兄长们对家境艰难的体验比较深切，等到米·巴·契诃夫懂事的时候，他家的情况已有所改善。还在1898年，亚·巴·契诃夫在给米哈伊尔·巴甫洛维奇的信中写到他们在塔甘罗格时期的生活：“这真是见鬼。完全处在像鞑靼人那样的压制下，生活没有一线希望，整日里和商务代表们打交道，一心追求的是奖章。奖章！它在我们家里起着多么重要的作用！没有头脑，只有强烈的虚荣心。为了那些奖章，我们的童年给毁了……当我回顾童年的时候，内心感到压抑和痛苦。”（国立列宁图书馆手稿部）

本文根据分别发表在《欧洲导报》1908年第二卷和1907年第十卷的《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店员》（稍有删节）和《安·巴·契诃夫——唱诗人》两文刊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