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狂而不疯的“官二代”(1)

你好，偶像

不管怎样，在花了大把青春年华与科举纠缠后，王阳明总算迎来了生命的柳暗花明：他当官了。

仕途评估，本打算待价而沽，但三次大考、几年坎坷，倒让王阳明看开了很多。虽然区区一个工部见习的小官职根本不是王阳明想要的，但他也不气馁，而是每天认认真真地去上班。每日，在工部，无非是学习一些营造工程的事宜，王阳明这个“小见习生”根本没有插话的权利。所以，失落感多少是有些的。但一想到天天可以和父亲一起上下班，他又幸福感十足。

到弘治十二年（1499年），王阳明已经二十八岁了。他和父亲一样高了，还留了胡子。他结了婚、当了官、吃着皇粮、有了身份，不再是一个小孩子了。父亲王华与他谈话的内容、口气，也都有了微妙的变化。尽管在父亲眼中，他仍然是个孩子，却已经是一个可以聊正事、推心置腹的“大孩子”兼“老朋友”了！

尽管有亲情滋润，但王阳明还是知道：自己的人生路不能就这样蹉跎下去，总要有一个飞跃的机会才好。否则，圣人之志就只能成为画饼！

许是上天听到了当事人的许愿，许是宇宙接到了他的传感信号。没过多久，机会就来了。他接到了这样一份大差事：建威宁伯王越墓。

于别人而言，为过世的伯爷造墓，顶多算是个美差。但对王阳明而言，却是意义非凡，除了这是第一项由他独立主导的实际性工作之外，还因为，这个墓地的主人，是王阳明的偶像之一——王越。

就像是拿到偶像演唱会的入场券，王阳明激动、兴奋、感动，泪流满面。

这王越，能让心高气盛的王阳明膜拜至此，当然不会是什么等闲之辈。传说王越自小就聪明过人、胆识过人。当年，王越在参加廷试时，不知从何处刮来一阵狂风。飞沙走石过后，别人倒是没有大碍，唯独王越一人的考卷被刮得不见踪影。看着一个不错的考生就将这样不明不白地断送前程，在座考生和考官都向他投来同情加惋惜的目光。倒是王越本人，像是没事人儿一样，只见他不慌不忙地和监考老师又要了一张空白考卷，利用剩下很少的时间重新作答，笔走龙蛇。这种淡定气质本已让人敬佩，更让无数人咋舌的是：王越居然还中了进士。神上加神的是，那张卷子其实并没有丢，它随风飘啊飘，就飘到朝鲜国去了，直到朝鲜使臣在当年秋天来进贡时，又恭敬地给带回来了。

在当官后，王越每到一地都能“警慑贪污，激浊扬清，议论风发，见事风生，众皆佩服”，让当地人民的生活提升一个档次。

偏偏这王越又是一个文艺范儿，写得一手好诗好曲。他一面发出“吁嗟我老不足怜，塞上征夫泪成血”这样的激壮之音，一面又性情流露，不须雕饰地写出可爱的曲调：

唱一会啰哩啰，论清闲谁似我！清风明月咱三个，清风是大哥，明月是二哥，论三哥咱也做得过。啰哩啰，清闲处快活，沉醉了待如何？

光这些，就足以让多少世间文人羡慕嫉恨。

但是，王越真正彪炳史册、让王阳明五体投地的可不是这些，而是因为他盖世的军事功绩。

在王阳明还未出生时，王越这位高级文官就临危受命，以武将决策者的身份投入到军事斗争中去。长期戎马军帐，王越缮修器甲、精简兵卒，他所指挥的十余场重要战役，都能出奇制敌，动有成算，也多以胜利告终。王阳明一天天长大，王越却宝刀不老。

王越一生三次出塞，收河套地。他在河套地区抵御蒙古鞑靼部，打得这支铁骨、热血的军队落花流水、闻风丧胆，单这点，他就创造了永乐以来，明军对垒蒙古军最为成功的战争神话。

这样一个英雄故事的男主角，直让有英雄情结的王阳明追慕崇拜得一塌糊涂。但同样是这个英雄，却偏偏是千夫所指的“白脸奸臣”，这让人很难接受。

是的，英雄也会有硬伤，有死角。像希腊战神阿喀琉斯照样有脆弱的脚后跟，王越也有。

王越在战场上临危不乱，英勇无比，他的弱点不在于他哪次战争指挥失利，而在于他和太监汪直的关系堪称莫逆。这让人很受不了！

中国人的传统理论就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偏偏这王越就喜欢和大坏蛋汪直腻在一起，搞在一起，还不避嫌。汪直是什么人啊？一个有野心没人品、有功绩没底线的太监。那是万贵妃的走狗，是在背后拉着“皮偶”皇帝朱见深左右摆动的人。和这样的人做朋友，真是让人难往好的方面联想。虽然最后王越因为军事和汪直闹僵了，但他仍洗不去“勾结奸党、助纣为虐”的骂名。

据说，他们这份友情不但为百姓、百官所不容，还惊动了当时的天子。

在汪直当权期间，很多人都是心里有恨、敢怒不敢言，因为言了也是“白言”。但是，若这世界总是偏向失道者，那也会破坏了有机平稳。将汪直的友情生活升级为敏感政治问题的人是一个小太监。当时，明宪宗朱见深身边有个受宠小太监叫“阿丑”。阿丑生动地为宪宗表演过一出戏：小太监喝多了撒酒疯，周边的人提醒他“皇帝来了”，他却根本不当回事。直到有人说“汪公公来了”，小太监的酒当时就醒了，屁滚尿流地跑开了。别人问小太监：“皇上来你都不怕，汪公公来你却跑那么快，这是为什么呀？”只听小太监边跑边嘀咕道：“皇帝算什么啊，姓甚名谁啊？谁不知道，天下只识汪公公。”

阿丑接着又演汪直，只见“汪直”很得意地操着两柄大钺（武器），笑得很开心也很夸张放肆。有人问：“你的钺是什么钺呀？”“汪直”也大笑着答道：“我的钺法宝就是王越、陈钺两位将军啊。”

对于前一幕，朱见深只是单纯地看了个乐呵，并未言语。而后一幕，朱见深又是一笑，笑过之后却陷入了深思。的确，他冒天下之大不韪宠信一个太监，那是因为他认为太监闹不出什么大动静，他甚至可以重用这个太监为监军。但是如果这个太监与当代最优秀的军事将领勾结，那后果会怎样？

朱见深虽然没有原则，却不傻。更何况他其实也是有原则的，他的原则就在于旁人可以玩弄他的皇权、甚至亵渎他的皇权，却万不能威胁到他的皇权。

一场大戏过后，汪直连同他与两位“钺哥”的友情，便刺伤了皇帝的龙眼。

再回顾王越一生中遭到的六次弹劾，这其中有实的，也有虚的，有的是说他和汪直关系非凡，也有的是说他太贪功，这些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他的政治生涯。

弘治十一年（1498年），王阳明还在苦读的年头，王越在甘州前线不甘心地去世了，死前头上仍扣着一顶不知从哪冒出的反叛帽子。

世人说王越是攀附汪直，可谁又能说汪直就没有结交朋友的权利，谁又能说王越就没有自己交朋友的选择权？世人都说王越贪功，可他之后的大明王朝，却少有人再能有他一样的功绩。而我们，也能从他的诗情中触摸到他内心深处的一份平静：战乱别离，生死权且不畏惧！聚散别离，恩怨对错，总是空。君不闻他《浪淘沙》：

远水接天浮。渺渺扁舟。去时花雨送春愁。今日归来黄叶闹，又是深秋。

聚散两悠悠。白了人头。片帆飞影下中流。载得古今多少恨，都付沙鸥。

好在这时的皇帝朱祐樘给了王越一个相对公平的认可，“辍视朝一日，以示悼念。赠太傅，谥号襄敏”。

王越的确是明朝历史上难得的军事将领。对于王越和他特立独行的一生，王阳明和皇帝的看法是高度统一的，那就是：去其糟粕、敬其精华，给予其超越世俗的谅解与尊重！

天赐良机，让王阳明可以奉旨建王越墓，他觉得光荣而神圣。在王越的老家河南浚县，大伾山西面。王阳明要以自己的方式祭奠这位心中的大英雄，他要竭尽全力地送心中偶像最后一程。

具体方法就是：以一颗无上虔诚之心，将兵法贯彻运用到整个建墓工程中去。

在还没开工之前，王阳明就先做了整体规划。他根据统计建墓民工的人数，又结合民工们的身体素质，将民工进行军队式的编制。工程操作中，王阳明还要求全员执行“什五法”的工作计划，即该干活时干活、该吃饭时吃饭、该休息时也不加班，注重劳逸结合。

执行“什五法”，不压榨工人、也不强行赶进度，这是王阳明的一片苦心：第一，王阳明心中有仁，他把民工当人看、不当工作机器；第二，王阳明认为，王越本就是一个充满争议性的人物，如果死后还要民工加班加点地为其建墓，定会引起公愤，这无疑是抹黑了死者；第三，正如王阳明多年所悟：急有什么用？急不来进度，只会带来错、乱，搞不好还要返工，倒不如慢下来，有序进行就是了。

另外，王阳明还积极组织守墓者进行守墓操练。其标准更是霸气到以诸葛亮的“八阵图”为基准：吸收井田制和道家八卦的精华式组合，集天文地理优势于一身的作战阵法，为的就是保王越墓的长久安宁。

就这样，在“包工头”王阳明的部署与督导下，民工们的工作效率极大提升，墓地也如期完美地竣工了！墓地安全也有了长期保障。

跪拜在英雄墓前，敬一杯清酒，无需什么奉承的言语。王阳明的苦心、敬重之心，苍天可表！

临回京时，王阳明拒绝了王越后人感恩戴德送来的金银财宝。但他收下了他们所赠与他的那把咸宁宝剑。那是随王越出塞征战的佩剑。那把王阳明曾经在梦中接受过的王越的宝剑。

接过它，有朝一日挥剑沙场，谱驰骋之壮歌。

刑部里来了个王青天

弘治十三年（1500年），三十一岁的皇帝朱祐樘因为没忘记在宦海中望见王阳明的两眼，特意为他指派了一份在基层锻炼的工作——刑部云南清吏司主事（监管全国总监狱中的云南分监狱）。这一年，王阳明二十九岁，跪在大殿上“谢主隆恩”。

这里，先有一个疑问：两岁之差，怎么人和人的差别，要比人和龙的差别还大呢？两岁之差，不知道才学相差多大，皇帝朱祐樘已是日理万机，掌管天下生杀和朝代走向数年，而王阳明却还要在基层跑腿、监工，这合理么？

或许，这是一个历史都难以满分作答的题目。

王阳明虽贵为状元郎的儿子，是个官二代，但还是得凭自己的实力参加科举考试、博取功名，碰到打压和意外，还要留级几年。各种原因，他考上的又不是状元，入仕后，就得从基础做起。

朱祐樘不同，尽管他的生母是个普通到卑贱的宫女，但他的生父是皇帝。他就是“龙子”。在他高层人生的字典里，关于自己，永远没有“基层”二字。若说有，上面密密麻麻标注的也都是别人的名字。

在小朱祐樘还没有丝毫准备时，他就被藏匿在了深宫；同样在他没有准备好时，他又被推去认了父皇，再之后成了太子、失去母亲，失去父亲……之后，他就莫名其妙、又顺理成章地成了皇帝，被推到龙椅上去，决断国家大事。因为他是皇二代，愿不愿意都得跳级。

或者，王阳明算是正常进度，搭公交前进，只是赶上了几个红灯，几个地段堵车，略耽误了些。而朱祐樘是跑得太快了，他乘坐的交通工具是火箭，把众人都甩得远远的。

所以，虽只两岁之差，王阳明还只是个仕途新人，朱祐樘却已经是一位从政十多年的老前辈了。但说起朱祐樘会从茫茫官员中发现王阳明，也算是王阳明自己争取来的“荣幸”。

这还要追溯回弘治十二年发生的两件大事。第一，弘治十二年，王阳明负责修了王越墓，过程有条有理，结果像模像样，为朝廷长了脸，也去了弘治皇帝朱祐樘一桩心腹大事。第二，在当年一场流星引发的社会风暴中，王阳表现得不错。

原来，就在王阳明修王越墓的同年，北京上空划过一颗美丽又长尾巴的彗星。

没人会去夸赞这样一颗星星的长相，因为在人们的传统观念里，那可是扫把星啊，会让人走霉运的！一时，北京的街头巷尾议论纷纷：“该不会国家要出什么乱子吧？”“该不会吧，当班皇帝如此圣明。”“那可不一定，天威难测呢。天灾这种东西，还不是老天爷说了算。”“祈祷国泰民安！”

或许，有一种叫“墨黑定律”的诅咒真的无处不在。有时候，还真是好的不灵，坏的灵。

就在这个人心惶惶的敏感节骨眼儿上，大明的一块“旧疾、顽疾”复发了：蒙古人又开始在边塞闹腾了，虽说闹得不是很欢实，却也总是让人悬心。

这一下，从朝廷到百姓又炸开锅了。人们的想象力变得出奇的丰富：扫把星出现、边疆告急……几天下来，摆在皇帝朱祐樘面前的上疏已经堆成了小山，有官员从天文、地理、星象方面告诉他“此事必有蹊跷，二者必有关联”，也有人从人文治理方面提醒皇帝要如何作秀安抚动荡民心。奏折无数，好话废话亦是无数。

在这众多的奏折中，朱祐樘翻来看去，觉得有亮点且有点用的也就那么几篇，在找重臣商量之后，便派人边关传旨去了。这其中，包含一篇几千字的奏折，那便是王阳明所上的《陈言边务疏》。上疏中，王阳明发表了针对国家弊病和军事训练等问题的见解，这倒是深深触动了皇帝朱祐樘。且不说它的实际作用到底多大，这样一个小官能不像多数文官一样东扯西扯，说些具体建议，单是将“良苦用心用在刀刃上”这一点，朱祐樘就是欣赏的。

皇帝相对认可王阳明的理论，甚至也将他的建议结合到了国防工作中去。但是，就王阳明这个人来讲，皇帝还是决定继续考察的。国家建设从来不缺少理论，而谁又能保证，一个叫王阳明的新科进士就一定不是眼高手低的空想家呢？

毕竟，这是一个缺少有效执行者和有效执行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