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第六次口述(1)

2008年10月17日上午10：00～11：00

蔡德贵：董老师的批语是一处节奏，又一处节奏。他布置作文，“随便写来”四个字，不出作文题，是吗？

季羡林：就是他的，不出题。

蔡德贵：您用《随便写来》写过文章？季羡林：对。就是这样子。

蔡德贵：您的文章还记得吗？

季羡林：记不得了，反正写啦，用《随便写来》做题。董秋芳是这样子，我受他的影响很大。我后来从事写作，与他的影响有关。他是北大英文系毕业的，学英文的，翻译了一本叫《争自由的波浪》，从英文翻译成汉文。那时候，有一个习惯，他本来也不是中文系的，后来我自己也当国文教员，也不是中文系的。就是人家只要认为他是作家，就可以教中文的。这就是当时的规律。董秋芳就是作家，其实他也没有什么作品，就是翻译的《争自由的波浪》。

蔡德贵：您自己有创作的。

季羡林：我创作的。

蔡德贵：有散文，也有小说。

季羡林：对。董秋芳[19]那时候，我记得他讲这个《苦闷的象征》，日本那个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是讲文艺理论的。内容大概是，主要就是，文学作品的根本来源就是苦。过去也有这种说法的，中国不是也讲吗，“诗必穷而后工”，你不穷啊，老是做官发财，诗写不好。

蔡德贵：实际上是悲剧更有生命力，是吗？

季羡林：嗯。中国历史上也是这个样子。一个人一生飞黄腾达，写不出好诗。这里边还有一个，也是在中国，还有个说法，“欢愉之辞难工”，欢悦的情绪不能写好（文章）。这话恐怕是对的。因为一个人没有激情，写不出好文章。我一向主张，写科研论文，没有真见解，不要下笔。写抒情的文章，没有真的感情，也不要下笔。下笔也没有好结果。

所以董秋芳他自己也没有创作过，只有《争自由的波浪》一本小书，这样他就成为作家啦，后来就到山东教书。

蔡德贵：他教学水平怎么样？

季羡林：教学水平不怎么样，不怎么样的原因，就是，一个，他北方话说得不行，他是绍兴人。另外一个呢，他确实脑袋里边，也没有什么学问，大家最多给他个60分，作为教员。

蔡德贵：受学生的欢迎吗？

季羡林：60分么，刚及格。评价，也不是什么受欢迎，谈不到。就是也没有想架他，架老师就是赶跑的意思，咱们也没有架走他。就是60分，平平，能接受。

蔡德贵：您是不是特别喜欢他那个“随便写来”？

季羡林：也不是。因为后来这样子，他对我写的几篇文章，最早的，评价极高。他这样子，他就讲，说我的作文水平，还有一个理科的王联榜，理科的，那个王联榜是能写，季羡林和王联榜是全班——后来加了一个引号，“全校之冠”，就是全校的第一名。

他教书总起来就是60分，他自己没有学术研究，也没有什么创作，就是《争自由的波浪》。他大概与鲁迅是老乡加小友。

蔡德贵：他沾鲁迅的光了吗？

季羡林：不能说，不能说沾鲁迅的光。他自己就……反正那时候我不知道什么原因，请一个不是本地的山东人，而且没有什么大成就的，去山东教国文。

蔡德贵：而且是最好的中学。

季羡林：一中当然是最好的啦。中学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胡也频。他晚啦。

蔡德贵：胡也频早，在先。

季羡林：记不清楚了。

蔡德贵：胡也频是济南高中第一个教您的，是教现代文艺，就是普罗文学。

季羡林：胡也频就是那时候，我也不知道他有什么作品，反正当时也是国文教员。丁玲啊，不是他的夫人么，因为胡也频的关系，丁玲到济南去了。到济南去，是这样子，济南那个路，比上海，比不了，不平。特别是那个高中，外边那个下坡，垫着石子，穿着高跟鞋，身体挺胖的，结果胡也频成了她的手杖了。没有胡也频帮她，她走不了路。

所以因此呢，后来就是多少年以后啦，就是，郑振铎、靳以和巴金编那个《文学季刊》，那是后来啦。《文学季刊》，我写的第一篇文章就是评丁玲的《母亲》。[20]

因为我对丁玲就是那么个印象，拿胡也频当手杖，没有好印象。她的《母亲》也是，“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后来我就说，她这个脑袋里边啊，就是不认爹和娘啦，所以写母亲呢，写的，别人写母亲，写母爱，她不写这个，写的一些不是很重要的东西。所以《文学季刊》啊，头一篇我就写评丁玲的《母亲》。

后来惹出了这个麻烦。麻烦从谁那儿来的呢？沈从文，沈从文啊，与丁玲啊，有一段恋爱关系。所以有一次，就是《文学季刊》当时刚发表的时候，轰动全国。我写那个评丁玲的《母亲》，观点就是，“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她这个把她母亲写的，不是写母爱，那个母亲一点也不可爱。所以她脑筋里边的母亲，就是不认爹和娘的，那个母亲。丁玲不是和胡也频已经结婚了？

蔡德贵：有人说那时候没有结婚，只是同居。

季羡林：那个不清楚，反正在一起住。

我跟郑振铎关系比较好，他办《文学季刊》，他请我，这个《文学季刊》第1期，写的那个特约撰稿人，里边有我，林庚，李长之啊。

蔡德贵：很器重您啊。

季羡林：那当然，不过后来一直跟郑振铎关系好。郑振铎那个人哪，没有一点知识分子的酸溜溜的那种味道，也没有架子。到后来不是文化部的副部长么，文物局局长。文物局在团城上面，他当局长的时候，我到团城去看过他。

蔡德贵：就是北海的团城。

季羡林：对。胡也频就是，我对丁玲，就是这么一个印象。她写的那个母亲，挺蠢的。后来我就觉得，“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后来写出来以后，郑振铎有一天见到我，他说，羡林，你那篇文章惹了麻烦，我说什么文章啊？评这个丁玲的《母亲》，我说，谁说呢？沈从文。沈从文原来大概很早的时候，与丁玲一度有恋爱关系，住在西山。大概是很早了，比较年轻的时候。后来我说，第2期那个《文学季刊》，把它撤掉，第2期（应该是再版时）就没有那个评丁玲的《母亲》了。后来我还给沈从文写了封信，因为那时候在中国作家中间，我很崇拜沈从文。

为什么原因呢？因为那时候，这个，鲁迅已经不在了，大概文学家最高权威茅盾，三部曲，或者《子夜》，我对茅盾呢，很不欣赏，他《子夜》出版的时候，那时候我在清华念书，我，吴组缃、林庚、李长之，我们四个，跑到那个水木清华，工字厅后边，很安静，就谈这个《子夜》。吹捧这个书的是吴组缃，他说这个书规模宏大。我就说，从文章来讲的话呢，茅盾哪，那文体啊，文风啊，没有什么特点，我说他笨得很。就用这个词：笨。沈从文是出名的，他的风格写的文章，我喜欢的，有才干。茅盾的就不行，他的《子夜》我是全盘否定的。吴组缃吹捧，说他这个书啊，规模宏大，有点气魄，我们就辩论了一番。当时我们那时候都年轻，反正是不知道天高地厚，口出狂言，不过有什么，说什么，我们倒不隐瞒。大概有这么个……

蔡德贵：你们也不争吵。

季羡林：不争吵。个人说个人的观点，也用不着说服别人，说完就完。

蔡德贵：您有没有写过《母亲》的书评？

季羡林：写《母亲》的文章啊？

蔡德贵：文章。

季羡林：那时候还没有。后来多啦。

蔡德贵：写过《子夜》的书评吗？

季羡林：没写过。

蔡德贵：写过巴金《家》的书评。

季羡林：《家》写过。中国近代作家中，我始终认为巴金是个大作家，原因是什么呢？从文章来讲，茅盾的文章很板，板滞，看不出什么才干来。巴金就不同，巴金的文章有文采，所以后来我说，拿诺贝尔奖，中国唯一有资格的，就是巴金。

诺贝尔奖，这个后来，有一段啊，就是中国解放以后，我就说，大概没有写文章。我就跟中国的出版界，中国的作家啊，我说，不要吹捧诺贝尔奖，诺贝尔奖这个东西啊，本身是代表资产阶级、代表资本主义的东西，它也不会给中国。所以当年哪，鲁迅还活着，1930年以后的，说有一度，想把诺贝尔奖金给鲁迅，鲁迅拒绝了。

蔡德贵：确有其事吗？

季羡林：有其事没有其事，反正都这么传说。

蔡德贵：先生，我插一句，有个作家碧野，说您和臧克家编辑过《文讯》。

季羡林：碧野知道。我不知道有《文讯》这个杂志。

蔡德贵：鲁迅拒绝诺贝尔奖是听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