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周丹老师的专著《金融效率、门槛效应与地方金融发展研究》即将出版，要我写些文字。回顾多年以来的交往，彼此由相识、相交，最终到相知，往事历历在目，感慨系之！因而欣然应允，撰有如下文字，以为序。

金融改革的目的是要促进经济发展。金融是资源配置的核心，因此，促转型、调结构、提高技术和社会生产效率，自然是金融发展的目标。然而这些目标能否实现，实际仍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对于转轨金融，我们没有直接的理论和经验可供借鉴。而我国各地金融发展政策，往往为“金融创新”设置量化的考核指标，有些还具体规定了包含“各项贷款增速”“上市企业目标”“信贷支持额度”以及“债市融资目标”等在内的许多短期化、规模化的考核目标。这样的做法是否科学？

事实上，由于缺乏相应的研究，上述金融发展政策的效果往往并不如意，并未给长期的经济增长奠定资源配置的制度基础，反而在短期内，还制造了潜在的金融风险。理论研究表明，金融发展的经济增长效应具有阈值变化，呈现出非线性的变化特征（Rioja & Valev,2004）。其影响因素和形成机制究竟是怎样的？区别于国别研究可能存在的法律制度差异，人们关心的是如果排除了国别差异及可能遗漏的变量影响，金融发展的非线性增长效应将会如何变化？本书即从金融发展的一项综合指标——“金融效率发展”出发，从“质量发展”的渠道实证检验金融发展的门槛经济增长效应。

作为长期的研究热点，金融发展理论呈现出不断演进的研究视角和始终如新的理论生命力。虽然观点存有分歧，但主流观点已经证明，金融发展的正向经济作用依然存在，但需要经济与制度条件的保障。相比已有研究，本书创新之处在于：

（1）理论模式的创新：①从金融发展的质量渠道来测算增长效应的变化；②对发展中的经济体，估计其金融发展增长效应的阈值，结合制度质量和金融结构适应性指标，为经济转型解释其可能遭受的制度质量门槛和金融结构的错配；③对金融结构（市场结构和商业模式）特别是银行业的结构改革进行了有益的理论探索。

（2）实证研究方法的创新：①应用随机前沿模型（Stochastic Frontier Model）计算金融发展的质量渠道指标——金融效率，并从金融效率的视角测算金融—增长效应的变化；②收集二级指标，应用因子分析方法计算各区域经济的制度质量指标；③结合样本选择和计量方法，控制了实证模型的异质性、遗漏变量和内生变量问题，通过变量指标设计，用制度质量和金融结构适应性的差异来解释金融—增长效应的非线性变化。

（3）为金融发展制度设计和监管框架调整提出了对策建议。

全书的研究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其结论对金融发展理论和区域经济增长政策也具有重要的理论借鉴作用。

《金融效率、门槛效应与地方金融发展研究》获得了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浙江财经大学政府管制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课题“金融效率非线性增长效应机制及政府监管政策研究”（项目号：15JDGZ05YB）的资助，并得到出版发行。

科学研究是永无止境的，就金融效率发展和“金融—增长”关联的研究而言，其仍然处于不断地发展创新过程当中，需要用创新的视角来发掘研究主题；要结合金融改革实践来深化理论研究。

“战胜别人未必是强者，战胜自己才是强者”, “能忍受常人所难以忍受的一切，就可能把不可能变成可能；不能忍受常人所能忍受的一切，就可能把可能变成不可能”。我衷心祝愿周丹老师能在浙江财经大学金融学院这一优秀的平台上取得更多、更大的成绩，也非常期待《金融效率、门槛效应与地方金融发展研究》这部即将付梓且新意迭出的学术力作能获得更多的识者与知音。

金雪军

2016年6月

于浙江大学经济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