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不”的迷宫(1)

{1}罗伯特·瓦尔泽[3]早就知道，写所不能写的，同样也是写作。他曾经做过许多工作，书店店员、律师秘书、银行职员、缝纫机工厂的工人，最后是西里西亚一座城堡的管家。在转换工作期间，他常选择远离尘嚣，避居到苏黎世的“失业者写作协会”（这个协会的名字真是再“瓦尔泽”不过了，但在现实世界里确有其名）。黄昏时分，在那里常可见到瓦尔泽坐在一张老旧的板凳上，顶着头上油灯发出的微弱光线，以他一贯优雅的字迹做着誊写员的工作——做着“巴托比”的工作。

在此，无论是身为一位抄写员所传达出的意象，或是瓦尔泽一辈子的经历，都不由得使我们联想起梅尔维尔笔下那位二十四小时都在办公室度过的抄写员。罗贝托·卡拉索[4]谈起瓦尔泽和巴托比时评论道，这两个外表平凡、行为举止总是谨慎小心的人，心里存在着一种强烈否定这个世界的倾向。这种倾向越是激进绝对，就越难以被察觉。那些认为巴托比们只不过是性格灰暗但忠厚老实的人，常常看不见这种毁灭性力量的爆发。“对许多人来说，瓦尔泽一直是大家熟悉的作家。他创作了《雅各布·冯·贡腾》[5]，又在故事里杜撰了一个‘本亚曼塔学院’。或许可以这么说，他笔下的主人公传达出一种虚无主义，也带有中产阶级色彩，贴切地反映了瑞士一般大众忠厚老实的面貌。但另一方面，这个角色却十分遥远，似乎是与现实中普通人的一个平行对照，但两者之间的边缘难以辨别。瓦尔泽的服从，就像巴托比的叛逆，都预言了他们未来破碎的人生……他们每天抄写那些如透明薄片般掠过脑海的文字。他们没有特别的感受，不作任何的修改和润饰。雅各布·冯·贡腾说：‘我不寻求进步。’而巴托比对此的借口是：‘我不想要改变。’这两种说法的相似之处，恰好展现了沉默与语言的某种装饰性作用间的等价关系。”

在那些选择以“不”响应一切的作家中，可归类为“抄写员性格”的，都是些极为奇特的案例，或许应该说，都是对我造成极大影响的案例。这是因为二十五年前，我亲身体验过作为一个抄写员的滋味，当时我感到痛苦极了。当年，我对于自己年纪轻轻，就出版了一本阐述“爱情之不可能性”的书，感到相当骄傲。我送了一本样书给父亲，但我却怎么也无法预料到，这个决定竟然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就在书送出去的几天之后，我父亲开始感到相当恼火，因为他认为在我的书里有一段冒犯了他第一任妻子的回忆。于是，他强迫我在这本样书里写下一段给他前妻的献辞，内容则由他亲自口述。我极力反抗这个要求。事实上，写作对我而言，就和对卡夫卡一样，是惟一让我觉得能够脱离父亲掌控的一种寄托。因此我发狂似的反对，拒绝一字一句地抄写他说的话。但是，最后我还是放弃反抗了。那一刻，一想到自己就像个抄写员那样僵硬地抄下献辞口述者的字字句句，我着实感到无比惊恐。

那次事件，在我心里留下了极大的创伤，以至于这二十五年来我根本无法重新提笔写作。而就在我无意中听见“巴托比先生正在开会”这句话的几天之前，我读了《皮埃尔·梅纳尔[6]学院》这本小说，是它开导我向自己身为抄写员的这个事实妥协。我想，是我在阅读这本书时体会到的诙谐和娱乐人心的力量，让我渐渐抛开阴霾，重新开始文学创作。

《皮埃尔·梅纳尔学院》这部小说的作者是罗贝托·莫雷提，故事设置于一所教导学生如何对超过一千个提议说“不”的学校里。提议的内容包罗万象，从最荒谬可笑的，到极度诱人、使人难以拒绝的都有。这部小说其实是对罗伯特·瓦尔泽的《雅各布·冯·贡腾》里的那所“本亚曼塔学院”的精彩戏仿，同时可谓笑料十足。事实上，在这所学院的学生之中，不难发现瓦尔泽和巴托比的影子。它的情节并没有什么高潮，除了在故事的最后，学院里的学生全都变成了做事完美又开心的抄写员。

这本书让我笑了好几次，我到现在都还想笑。例如，就在此刻，我正一边笑着一边写下这些话，我觉得自己根本就是一个活脱脱从故事里走出来的抄写员。为了更好地体会和想象，我随手翻开一本瓦尔泽的书，开始抄写映入眼帘的第一个句子：“一片已然不再翠绿的草地上走过一个孤寂的身影。”我不但抄下这个句子，还开始用墨西哥口音高声念了出来，念着念着我开始小声地咯咯笑了起来。这让我想起了墨西哥抄写员胡安·鲁尔福和奥古斯都·蒙特罗索[7]这两个人的故事。长年以来，他们一直在一间光线阴暗的办公室里做着抄写的工作。据我所知，他们当时在工作上的表现，完全是巴托比的翻版。而且这两个人非常怕老板，因为老板总是喜欢在每天的工作结束时，和每位员工握手。于是，鲁尔福和蒙特罗索，这两位身在墨西哥城的抄写员，每天到了下班时刻，总是躲在柱子后面，深怕老板迎上前来，不是说“再见”，而是会说“你们被解雇了”。

这种对握手的恐惧，把我的思绪拉到小说《佩德罗·巴拉莫》的创作上。作者胡安·鲁尔福解释自己曾经身为一个抄写员的心路历程时，这样说道：“1954年的5月，我买了一本学生练习本，写下了几年间在我脑海里逐渐成形的小说的第一章……我至今还是不太清楚究竟是从哪儿产生的灵感，让我写下了小说《佩德罗·巴拉莫》。当时，就好似有人在我身旁把这个故事口述给我一般。正走在大街上的我，突然间找到了灵感，于是就顺手把它写在一些蓝蓝绿绿的小纸条上。”

在出版了这本成功的小说之后，鲁尔福却开始过着平凡抄写员的生活。此后三十年，他不曾再写作。他也常被拿来与兰波的例子相比较。兰波在他十九岁那年出版了自己的第二本书后，便彻底抛弃了一切。在接下来将近二十年的时间里，他全心投入冒险旅行，直到死前的最后一刻。

曾经有一段期间，鲁尔福那种害怕被老板握手辞退的惊慌和面对读者靠近他并希望他能再出版一些作品时的恐惧，竟然在他心里并存。每当有人问起他为什么不再写作了，他总是这么回答：“因为我叔叔赛勒瑞诺去世了，而我所写的每一个故事都是他告诉我的。”

鲁尔福的这位叔叔赛勒瑞诺，并不是他信口捏造的，现实世界里的确存在着这样一个人。他是个醉汉，靠着帮孩童施天主教按手礼为生。鲁尔福曾经多次陪伴他行遍各地，听他讲述有关自己所见所闻的精彩故事，但其实大部分都是编造的。《燃烧的原野》这本书差一点就被命名为《赛勒瑞诺叔叔的故事》了。而鲁尔福也的确在他死后不久便放弃了写作。就我所了解的，那些活在“不”的世界里的作家们用来为自己抛弃文学所编造的借口中，“赛勒瑞诺叔叔的死”可算是最具原创性的一个。

“我为什么不写了？”1974年，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有人偶然听见鲁尔福这么自问自答。“那是因为我的叔叔赛勒瑞诺去世了。他就是说故事给我听的那个人，他总是边走边跟我说故事。但他告诉我的，其实都是谎话，所以很理所当然的，我写下的一切也都是纯粹的谎言。他告诉我的某些事情和他自己悲惨的人生遭遇有关。不过，严格说来，赛勒瑞诺叔叔并非那么贫穷。相反，根据当时某位教区主教的说法，他应该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人。他曾经被任命为帮小孩施按手礼的行礼者，必须只身走过一个又一个村庄。但是，那些村庄太危险了，神父们常常因此对这份工作心生恐惧。我曾经陪伴过赛勒瑞诺叔叔好几次。每到一处，他就必须为一个小孩施按手礼，然后收取一些费用。我至今尚未将这段故事写下来，或许在将来的某一天，我会心血来潮地把它记录下来。我们一路上走走停停，为孩童施按手礼，再为他们祈福和祷告，还有其他诸如此类的事情。其实这些经历都相当有趣，不是吗？而且，赛勒瑞诺叔叔根本是位无神论者。”

鲁尔福不只用赛勒瑞诺叔叔的故事来解释为何不再继续写作，有时候，他还会利用吸食大麻者当作借口。“现在啊，”他说，“连吸食大麻的瘾君子都可以出书了。最近不就出了许多奇奇怪怪的书，不是吗？所以啊，我还是保持沉默好了。”

关于胡安·鲁尔福神秘的沉默，他那位同为抄写员的同事兼好友蒙特罗索也以此为题材，写了一篇发人深省的寓言故事《最聪明的狐狸》。故事里有一只狐狸，在写了两本成功的书之后洋洋自得，此后数年，他不再发表任何新作。周围的人开始窃窃私语，私下猜测究竟狐狸发生了什么事。而当他们在鸡尾酒会上遇到狐狸的时候，也总会趋身向前对他说，希望他再多发表一些作品。但是我已经出过两本书了，狐狸总是这样回答，语气透露出疲倦。没错，而且都写得很好，人们还是会这样响应他，所以你应该再多写一本呀！谈话至此，狐狸就不再多做辩解了。他认为，事实上，那些人只不过想等他出版一本失败的作品。但他是“最聪明的狐狸”，聪明的狐狸才不会掉入陷阱哩！

抄着蒙特罗索的寓言故事，我彻底与现实妥协了，因为做个抄写员还是有点好处的。我永远地挥别了父亲留给我的那个心理创伤。做抄写的工作根本一点都不可怕。当一个人抄写文字时，他就变成了“布瓦尔与佩居榭”（小说家福楼拜笔下的人物）[8]，或是“西蒙·坦纳”（连同创造他的瓦尔泽）[9]，或是卡夫卡笔下在法庭工作的那些无名公务员中的一位。

除此之外，身为一个抄写员，就如同隶属于巴托比一族般荣耀。因为感觉到这份了然于心的喜悦，我已经低头沉思了好一会儿，思绪也开始神游到其他的地方。刚开始，我在家中，但入睡之后，我又身处于墨西哥城一间抄写员的办公室里。那儿有办公桌、餐桌、椅子和扶手椅。办公室深处，还有一扇偌大的窗户，向外看去（而不是被外面看），映入眼帘的却是墨西哥另一座城市科玛拉的剪影。往更深处看去，办公室门口站着我的老板，正向我伸出手。他究竟是我那位墨西哥老板，还是我现实生活中的老板？实在是越来越糊涂了。这时，我正削着铅笔，然后发现自己本能地迅速躲到柱子后面。这根柱子，使我想起了巴托比的那扇屏风。当巴托比那间位于华尔街的办公室就要被拆除的时候，他用那扇屏风来隐藏自己。

我突然对自己说，要是有人发现我藏在柱子后面，好奇我究竟在做什么的时候，我会很开心地回答，我就是那个和蒙特罗索一起工作的抄写员，而且他是给那只最聪明的狐狸工作的。

“那么，这位蒙特罗索先生，和鲁尔福一样，也是一位活在‘不’之世界的作家吗？”

我猜想，无论什么时候他们都会这样问我。而关于这个问题，我也已经有了答案：“不，蒙特罗索先生写的是散文。他写牛，写寓言故事，也写苍蝇。虽然作品不多，但他总是在写作。”

在这么回答之后，我就醒了。接着，我忽然有股强烈的冲动，想把神游的内容写在这本笔记里。你看，抄写的工作就是这么令人感到幸福啊！

好了，今天就到此为止吧。明天我再继续笔记页脚的内容。就好像瓦尔泽在《雅各布·冯·贡腾》里写的一样：“今日写得够多了。我已经太过兴奋了，兴奋到文字在我眼前跳舞、燃烧。”

{2}倘若赛勒瑞诺叔叔果真可以成为一个有力的借口，那么菲利佩·阿尔法乌[10]为自己不再写作所做的托辞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位先生，1902年出生于西班牙巴塞罗那，但就在几个月前[11]于纽约皇后区的一家养老院去世了。他生前曾经表示，自己这五十一年来在文学世界里保持沉默，全都因为他是一个“学习英文的拉丁人”。

菲利佩·阿尔法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移民美国。他在1928年出版第一本小说《疯子：一部多姿多彩的喜剧》。第二年，他出版了一本儿童故事集《西班牙的古老传说》。此后，阿尔法乌便像兰波和鲁尔福一样，突然陷入了沉默。直到1948年，他才完成了第二本小说《彩色石印画》[12]。但在此之后，阿尔法乌便陷入令人印象深刻的永恒沉寂了。

阿尔法乌，这位加泰罗尼亚版的塞林格，和塞林格一样晚年隐身在纽约皇后区的养老院里。1980年代末，面对想要采访他的记者们，他以遁世作家最完美的风格回答道：“阿尔法乌先生在迈阿密。”

在《彩色石印画》一书中，阿尔法乌解释了自己为何放弃写作，写作风格很容易让人想起霍夫曼斯塔尔[13]在《钱多斯伯爵的信》中那种标志性的“不”的气息（信中，钱多斯男爵表示自己已经失去理性思考和表达事物的能力，只好停止写作）。阿尔法乌是这样解释自己停止写作的：“当一个人开始学习英文的时候，各种复杂的局面便随之产生。无论如何努力，都无法避免地要面临这种局面。这种情况在所有人身上都会发生，包括英文母语人士，特别是像说西班牙语的这种来自拉丁语系的英文学习者。这种复杂局面的干扰会越发明显，使我们对于过去不曾想过的问题开始感到疑惑，让人身陷一种多管闲事的思维之中。这种局面会发生在所有人身上，对拉丁人而言，则是迫使拉丁人丧失原有的种族特色，忘记自己随遇而安的天性和与生俱来的豁达，开始插手每一件与自己无关的事务，然后开始感到不安，开始在意之前根本不在意的琐事。”